书城哲学如果我们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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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简要论证一下为何这本书无可救药(简要论证一下为何可能不是如此)

大概率来讲,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

谈谈这些定律:

奥卡姆剃刀定律、克洛斯特曼剃刀定律等。

我上六年级时教室里有个图书角,其中大多数书都没人翻看。但是有一本书却在所有孩子的手中传了个遍。这本书名为《目录之书》(The Book of Lists)出版于1977年,篇幅长达521页,是本人类年鉴,由三名作家。大卫·沃利金斯基(David Wallechinsky)和其姐姐艾米(Amy)、爸爸欧文——编辑而成。这本书本身并不是供你阅读的,你只需随意翻阅,试着记住点在真相核查过程中未受阻碍的桃色消息。我仍然记得书中列举了一些著名的同性恋,其中包括三名摇滚乐手——珍妮丝·贾普林(Janis Joplin)、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大卫·鲍伊(David Bowie),最后这位男士娶了老婆,他的婚姻竟然维系了20多年。该书续篇分别于1980年和1983年出版发行。然而,那时我并未意识到,《目录之书》的作者也在1980年出版了一本类似的作品,书名为《预言之书》(The Book of Predictions)。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一位友人的客厅里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我这位朋友喜欢在喝醉时买一些奇奇怪怪的绝版书来细细品味。和之前那本更为著名的《目录之书》一样,《预言之书》对自身介绍如下:未来学家和科学家(以及有些发狂的通灵者)对地球未来50年的生命做了非系统性的预测。

如今,人们鲜少提及《预言之书》,即使提到这本书,嘲弄的意味无法避免——最吸睛的预言往往愚蠢至极。事实证明,忌妒的宇航员在外太空行凶杀人这件事子虚乌有。F.李·贝利(F.Lee Bailey)曾预言这起凶杀案会发生于1990年(这要比贝利曾为一位心存忌妒的名人开脱时所说的话听起来更令人信服些,他曾表示这位名人跑回地球是为了一桩1994年的地球杀人案)。按照一位人口专家保罗·埃尔利希博士(Dr.Paul Ehrlich)所言,如今我们是无法体验到反乌托邦式的梦境。在此梦境中,“幸存者羡慕已死之人”,只有在我浏览推特(Twitter)时才会觉得这种说法似乎的确不假。然而,这本书中的一些预言却很美好:一些观测者精准地预算出世界人口在2010年将达到约70亿。一小部分技术专家针对即将到来的全球计算机网络所做的预测恰到好处。一位英国音乐学者查理·吉列(Charlie Gillett)以创作出第一本摇滚乐通史——《城市之声:1970》(1970's The Sound of the City)而广为人知,他以某种方式细致地刻画出音乐产业衰败细节(当时他还不知道将来会出现MP3和文件共享)。[4]考虑到推测一年后发生的事情都很困难,对50年后发生的事情做任何沾点边的预测都可以算得上成功。

但是,《预言之书》最富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并非是那些被证明是正确的事情,而是那些原来被推测错、在出版之时却显得无可非议的事情(有些甚至还极富建设性)。这些合理的失败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即缺乏认知现状只是暂时的能力。《预言之书》发行于1980年,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预测到这样的世界,即美国和苏联并未处在战争的风口浪尖。实际上,每个涉及全球政治未来走势的看法要么关注(1)两国间咄咄逼人的核冲突事件,(2)要么则侧重苏联和别国之间的结盟。美国和俄国间的摩擦在不用引爆核武器的前提下便可化解,这点没有人在《预言之书》中推测到。任何一个来自1980年的人在思考未来的人际沟通时都会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手机会大量普及(日本早在1979年就已经拥有手机网络),人们也无法想象手机将取代传统固定电话。一切关乎人类交际手段的设想都受到局限,即认为固定电话会一直是最好的沟通工具。在书的第29页,越来越多的人推测美国人拨打长途电话的年均数量,这种问题在免费通话时代已经无关紧要。但是,近20年来,该问题却仍旧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就知道几对异地恋就是因为双方去了不同学校无法负担起长途电话费而泡汤。1994年,人们无法想象,从密歇根到得克萨斯,一小时的通话时长所需要的电话费比寄一封信的价格还要低。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在1980年提到这点的原因所在。

对往昔的洞察使另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我的论证需要一名“成功的”未来主义者去预测一下那些无法被预测到的事情。这无异于要求一个人按指令自发行动。然而,这里仍有一节实践课程,或者说至少有一个实际想法:即使不可预知之事无法预测,但也可能对未来现实(在未来现实中最富逻辑的结论与正发生的事情并不相关)进行规划。这样去想有些尴尬,因为这种想法默认非理性存在。当然,非理性轨迹总是发生。这里摘录了1948年《科学文摘》(Science Digest)中的一句话:“环绕并登陆月球给人类带来许多严重问题,这使得人类不得不再花上个200年的时间用科学去解决这些问题。”该预测随后便破灭了。但是,《科学文摘》错误之因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动机。1948年,探月之旅仅是一种科学抱负,登月的愿望类似于攀爬一座海拔未知的高山。《科学文摘》认为,该目标可以通过传统科学探索方式得以实现——对理论制定和假说检测进行不断打磨。然而,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时,该事业的意义已发生改变。美国人开始恐慌起来,忽然意识到赫鲁晓夫会从月球表面发射武器。大家原本想先到达月球的愿望沦为了现在的军事担忧(开始担心社会文化的潜在含义,即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哪个国家更胜一筹)。这促使人们加速进程。到1969年夏,我们便在月球上插上国旗,采集石头,制造出全新一轮阴谋论。因此,并非1948年《科学文摘》的编辑逻辑混乱,而是逻辑,尤其在将其运用于未来之时,无法行得通。

任何时候,只要你向警察(律师或者记者)提及某种根本无法解决的谜团之时,你免不了会陷入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这一概念之中:

这是一种哲学论辩,该论辩认为,最好的假说涉及的假定最少。

(例如,)如果你正在讨论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遇刺一事,奥卡姆则支持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独自行动的观点——这是最简单、最清晰的结论,所涉及的不定因素最少。这就是一位严肃之人如何运用奥卡姆剃刀定律来思考过去,但是该定律无法适用于对未来的预估。当你凝视笼罩在阴霾之下的遥远明天时,一切皆是假设。诚然,其中一些互相矛盾的假设似乎(或者看起来)比另一些更有道理。但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世界之中。在思想的长河中,失败多于成功。溯及既往,我们都会承认这一事实。因此,为了继续前行,我们被迫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由于还没找到更合适的词语,我们暂且称之克洛斯特曼剃刀定律:

这种哲学信仰认为,最佳的假设是以反射性地接受潜在错误为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