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招工入矿
1969年，是农历己酉年，这年我17岁。就在这一年，新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珍宝岛事件，一件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参加了工作，成为潞安矿务局王庄煤矿的一名正式工人。
要说参加工作，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我参加工作，既不离乡也不离土，单位就在家门口，所以，也就成了件很平常的事。
进入十二月，已近小年，北方的天气特别冷，正在家家户户迎接小年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矿上要招工，我有机会当煤矿工人。我出身在矿工家庭，在矿区长大，从小跑遍了整个矿山，对矿山羡慕，想当一名矿工。有机会当矿工是天遂人愿，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那时当煤矿工人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确切地说是件喜忧参半的事。喜的是终于告别了农村，吃上了商品粮，成了正式工。忧的是当时煤矿不仅苦重，而且事故多，都怕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尤其是我们家，父亲、二叔都在石圪节煤矿干过，他们对井下的情况太熟悉、太了解了，一个下井十个愁，就盼个平安无事。因此在招工的问题上，我家有三种意见，三叔赞同，奶奶反对，父亲母亲是犹豫不决。
要说三叔赞同，并不是因为他不疼我，而是因为三叔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他从晋东南工业技术学校毕业，不但见多识广，而且在生产队担任队长，处事公平。三叔有两句顺口溜是“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有理没理，先管自己”。在我招工的问题上，三叔说：“吃苦怕什么，哪个年轻人不吃苦？危险怕什么，黑压压的那么多人，哪个不是娘生的？”三叔的话话粗理不粗，听了三叔的话，我的心里有了“定盘星”。
奶奶反对，是因为矿上的大情小事她都知道，家里已有两个煤矿工人，她再不想为孙子担惊受怕了。
父亲、母亲犹豫不决，一方面，他们知道井下苦重、危险。另一方面，又怕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再加上当时家里人口多，生计难，确实需要个帮手。他们虽然嘴上说在招工的事上，只负责跑跑腿、引引路，主意自己拿，其实他们心中最作难，心里那面鼓确实不知该怎么敲。
那些日子家里的气氛异常凝重、沉闷，父亲经常冷不丁地问：“煤矿可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可别后悔。”他似乎总盼着某个早晨忽然醒来我会反悔，心里也好有些释然，可我连半个“悔”字也没说，我说：“路是我自己选的，我愿意。”
奶奶则每天早晨拄着拐棍在院里转，像在寻找什么，又像在数落什么。她絮絮叨叨说：“好男不下坑，好铁不打钉，种田比下井好。”我拿定主意：“下井比种田好。”在招工这件事上，意见无法统一，最后还是父亲说，路是自己走，主意自己拿。
可这个主意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如何拿？如何定？何尝不是一道难题？
父亲、母亲还好说，他们毕竟是我最亲最近的人，我明白他们既不想让儿子受罪，又怕耽误孩子前程的心理，只要我坚持，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关键是如何说服奶奶。
再退一步说，父母这关也好过，再不行，搬出三叔，毕竟他们是同辈，容易沟通。可奶奶呢？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只知道一味地爱子疼孙。如何做她的工作呢？
想到这里，我知道我是长孙，奶奶最疼我，就决定亲自做奶奶的工作。
“隔辈亲、连着筋。”从我记事起和奶奶相处的日子最多，在我的记忆中，奶奶从没说过我的不是，即便是我的错，也圆得没事似的。一次奶奶带我下地，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奶奶怕我淋了雨，让我钻到牛车下避雨，她自己却淋得像个落汤鸡，回家后一连高烧了好几天，我至今想起心里都非常难受。
我知道和奶奶说招工的事不能直说，就天天往奶奶屋里跑，给奶奶调煤捅火，端水端饭。
这样一连做了几天，奶奶终于说话了，她说：“你这孩子这么大了，也不去外面耍，天天围着我这个老婆子转有啥用？”
我说：“奶奶，我真有事……”
奶奶这才说：“我说你小子咋这么殷勤，原来是有心事。你是不是也想和你爹一样上窑去，别憋屈了，就明着说吧。”
我把我的想法一五一十说了，奶奶竟不落忍的含着泪应允了，她说：“孩儿呀，不是奶奶不让你去，而是奶奶怕……千万注意安全呀。”
奶奶的工作做通以后，父母的工作自然不在话下。两人的工作都做通之后，我激动得一夜睡不着，耳边响着矿上翻矸捣罐的声音，偶尔还夹杂着工人们几嗓子吼叫，我想这一定是工人们升井了、下班了……
奶奶、母亲知道我的倔脾气，只得含着泪望着我走进矿山……
王庄矿虽然与我家仅隔一条马路，但就这条马路成了农村与厂矿之间的一条分界线。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矿上一片萧条，道路坑坑洼洼，房子破破烂烂，地面建筑除了有单身楼、斜井绞车房、铁路专用线、选矸楼、职工澡堂、食堂和两架锈蚀的井架外，几乎没有什么建筑，就连党政机关办公场所都是煤炭部第十工程处（以下简称十处）留下的小平房。当时学习外地经验，革委会机构实行了改革，由三处一室改为三组一室，即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和办公室。基层单位按解放军编制为连队，墙壁上到处贴着大字报和标语口号，矿区到处走着穿军装的人，连供应和服务单位都改为供应连和服务连。
到矿后，先是为期半个月的培训，教员们讲些政治形势，水、火、瓦斯等知识，强调井下注意事项，展望矿上的前景，接着就开始分配。分配时在矿区南面的篮球场集合，300多名新工人黑压压的一片，几个劳资人员来回跑，有个叫张金成的人管点名，广播里一遍一遍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子，场面很嘈杂，人们很精神。
一会儿张金成开始点名，先分采煤队，再分掘进队，最后分辅助线，我生怕漏掉自己的名字，争先恐后地往前挤。不想刚挤到前面，就点到了我的名字，我被分到了掘进队。
当时，全矿就一个掘进队，220多名工人，分12个班和1个组，即12个掘进班，1个掘进预备组，队长是刘群林，书记是王存兴，副队长是张福林，机电队长是王海昌，技术员是李春富，负责全矿的掘进任务。同时参加工作的还有同村的王新明、王来福和陈满囤，他们长我几岁，被分到了别的队。
1969年12月1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也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天。这天我正式成为王庄煤矿在编的一名正式工人，工资43.12元，吃粮58斤，入坑费0.8元，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2.挖地道
刚分配工作，我分到了预备组。说起刚分配工作还真有点笑料。
报到第一天，我们十几个新工人刚到队部还有点好奇，看看这，看看那，老工人们用不屑的目光看着我们，不时地还有几句风凉话，可是队长一拍桌子说“开会了”，大家就静了下来，整个队部鸦雀无声。
尽管未分配工作时就听说，全矿采掘严重失调，每工进尺只有0.054米，用手量还不到一拃，掘进队是全矿最苦的单位，没有受过罪的，还真吃不了这个苦。可是，因为我们谁都没有下过井，对井下的那份好奇还是难以遏制，总想早一天下到井下，见见这个未知的世界。因此队长讲话时，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想听听，今天跟谁下井？怎么下井？第一个班干什么？
不承想，队长讲来讲去却说：“当前挖地道是项硬任务，现在来了新工人，老工人就不用挖了，现在采掘衔接紧张，老工人回队掘进，新工人挖地道。”
听了这话，我的情绪低落不少。
我心里想：“我们是来当工人的，当的是掘进工，怎么让我挖地道去？”
在我的意识里，和钢梁铁柱打交道才是工人，和土坷垃打交道就不是工人。可是我们是刚来的新工人，谁都不敢问，只得跟着老工人接受任务。因此，我当掘进工人是从挖地道开始的。
当时全矿响应“深挖洞、广积粮”号召，开了许多口子，地道挖成后，不仅要有庇护洞室、瞭望哨、指挥所，还要有救护所、储备室等，形成上下贯通、纵横成网的防御工事。我们是接着掘进队队部那个口子往下打，掘进队那个口子在我们接手之前，老工人已经把立井挖好，平巷已走了十几米，我们接着老工人的进度往前走，具体要求是高2.2米、宽1.8米，分四点、八点班掘进，每天任务是1.2米。
记得我们组共五六个人，有刘晓正、李反胜等。刘晓正是组长，比我们早来几个月。有经验的说，走巷道关键是“三点一线”，技术人员给我们送了线，定了中，我们就干了起来。据说我们的出口在8000米处，要挖1000多米，我们就不惜力地干，盼望早日打通。
进入正轨后，为了鼓励我们的干劲，班前班后会就要讲国家形势和挖地道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要挖地道？就是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主席继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之后，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深挖洞能避免苏修的核打击，广积粮能积极做好备战工作。
在了解了国家形势后，又讲解矿上的形势一派大好，1969年原煤产量77万吨、掘进总进尺5988米、开拓进尺813米，员工效率1.49吨，圆满完成国家下达计划。当时矿上的一把手是军代表杨志强，任矿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聂志兰、许录川、李旺所等人，单国丰任总工程师。整个班子高度重视深挖洞工作，一把手亲自挂帅抓备战工作，生产备战两不误，人武部门、各生产队都不怠慢，把挖地道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队部的墙上贴着一张施工进度表，上面用大头针别着用塑料布剪的小红旗，哪个班组插的红旗多，就表示那个班组进度快。矿上经常组织“学习班”“讲用会”“积代会”（即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个班组都争先恐后较着劲往前冲，生怕自己落了后，成了反面典型。
当时对挖地道的意义虽然不甚明了，但对挖地道的活计却一点也不陌生。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使用家伙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老工人逊色。
工人们问：“以前你是干啥的？”
我说：“农村的。”
刚开始我们班挖地道进度很快，月月夺红旗，到地道进了二三百米后，开始朝不同的水平方向分岔时，进度就慢下来了。分析原因是沙、土、灰等砌碹材料多，土石方量大，提升有困难。我们先是尝试用滑轮代替辘轳提升，然后用绞车代替滑轮提升，一步一步解决了制约进度的瓶颈问题。
在地道作业，虽然有鼓风机，还是特别热，每天穿一件小汗衫都能拧出水来。尤其是地下、巷壁，停一个班不作业，就湿润润的挂着水珠，拉车经常摔倒，每天都是泥一身水一身的，但没一个叫苦。
挖地道尽管辛苦，但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两处地道贯通时。只要听到断面有“咚咚”声，大伙就呼喊“快通了，快通了”。手中的工具越发加快了速度，直到忽然晃来一束光，地道完全贯通，两边的人扔掉工具，发疯似的抱在一起，以示庆贺。
地道挖了半年，经过紧张施工，我们组终于第一个完成任务，受到矿领导和人武部门的表扬。
挖地道结束后，心里既是欢喜，又难以割舍，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奔赴新的岗位……
现在回顾挖地道那段经历，既幸福，又难忘。幸福的是见证了当时那段特殊的历史。难忘的是，那时的人干劲足、肯吃苦，班与班之间、人与人之间为了一寸进尺、一分荣誉都争得不可开交。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挖地道成了我永生的记忆，也是我当煤矿工人的一个小小插曲。
3.第一次下井
挖地道结束后，队里正式把我安排到预备组上班，原来挖地道只是个简单的“序幕”，煤矿工人的角色才真正开始。
预备组叫组，其实不是个小组，是个班级建制，18个人，班长叫路锦绣，副班长赵文胜、徐守全。预备组负责掘进的准备工作，像搬家倒面、拉底、清巷、接水管、安装煤溜等。
从挖地道转入预备组后，正常的队组生活就开始了。先是给我们两三天准备和熟悉时间，戴眼镜的技术员李春富给我们讲下井注意事项，核算员领着我们领灯、领工作服、认更衣柜。
终于到了下井的日子，既欣喜又紧张。欣喜的是，终于可以看到那个未知的世界。紧张的是，那个未知的世界毕竟有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煤矿生产条件极其艰苦，机械化程度极低，劳动强度极大，安全保障极其薄弱，当时王庄矿原煤产量只有70多万吨，2000多名职工，出勤率只有50%左右。记得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蹲凳”问题。什么是“蹲凳”？就是职工食堂的地上污浊不堪，凳子脏的不能坐（当时是水泥凳），职工们像老鹰似的蹲在上面吃饭，可想而知井下的条件。
记得第一天下井，在烟雾和嘈杂声中开完会后，老工人赵盈富把我们新工人留下，再次强调了入坑基本知识，就带我们更衣领灯来到了井口。井口墙上写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一口一通到底的斜井呈现在面前。在井坡上拉出印迹的两根明晃晃的钢丝绳忽上忽下，看得人眼花缭乱。
我惊讶：“就这样下井！”但还没等我再多看一眼，只听“哗啦、哗啦”一阵响，钢丝绳牵着几节人车，从井筒里蹿上来，在眼前掠过。人多，车少，还没等车停稳，人们就呼唤着，争抢成了一片。赵盈富怕我们被车撞着，急得喊“车停稳再上，车停稳再上”。待车停稳，新工人谁都没有抢到座，只能蜷曲着身子窝在车上。车一开，“咣当”一声，我们几乎被惯性倾倒，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井壁徐徐从眼前滑过……
来到井下，灯光通明，豁然开朗，忽然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但一走进大巷，视线就暗了，耳边是隆隆的机车声，眼前是斑驳的浇筑墙。
赵盈富边走边给我们讲，这是躲避洞室，那是变向轮，下井后要走人行道，遇到有车要进躲避洞室，有弯道要走外道，钢丝绳脱轮打伤人的事经常发生。一会儿就走到了一个风门口，人们推开厚重的风门，风呼呼地吹在脸上，人们风风火火往工作面走，新工人紧紧跟在师傅的后面，生怕走错巷道。到了一个岔口处，中间打着一排柱，人从两边走，不时地有碎石落下，冷不丁吓人一跳。
走进工作面，又成了另一番景象——巷道变窄了，煤墙变毛了，在或明或暗的巷道里，有的抬设备，有的搬东西，班组长和几个“愣头青”在黑暗中呼唤。
真正到了掌子面，那里的环境更恶劣。当时的支护材料是木料，每个人出出进进都要捎一根木柱，新工人也不例外。老工人一弯腰，夹着一根木柱就走了。我却怎么也不得法，扛不能扛，抱不能抱，只得拖着走，很狼狈。
更为糟糕的是掌子面的粉尘太大，棚梁上、木柱上、刹杆上到处都是，咚咚的炮声震得人耳聋，工人们顶着烟雾跑进跑出，鼻梁上的煤粉都能掉下来，呛得人咳嗽。
接下来是分配当班的工作，抬刮板运输机（工人习惯地称它为“煤溜”）溜槽。我和郭乃红一组，当班任务抬12节溜槽。一节溜槽一百多斤，要从巷头抬到巷尾，中间要过五部煤溜，两个杂物堆放处，遇到浮水还得“跋山涉水”，抬了几趟就大汗淋淋。
另外，抬的过程中还不断放炮，咚咚的炮声震得人胆战心惊，浓烈的烟雾顺着巷道冒出来。见炮烟大，我想等放炮结束后再抬，老工人笑笑说：“别做梦了，一个班要停不了放炮，那你就不抬了？”
甚至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人家吃58斤粮，你也吃58斤粮，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58斤粮”是当时的一个固定说语。
这话看似无情，但在井下那种特殊条件下，也有它的合理性。当时由于国家实行粮食供应制，井下一线职工劳动强度大，国家供应粮食每人每月58斤，其中细粮63%，36斤，比其他行业都高，因此工人们都爱用粮食标准标榜工种的特殊性。
一般机头都浮煤高，抬溜槽，过机头时，往往很难走，必须蜷着身子过。一不小心，头就撞到棚梁上，两眼直冒火星，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来。
我爬在漆黑的溜槽上暗暗想，是不是地面的东西一到井下就重了呢？要不为什么这么沉？可一看老工人那干活的劲头，又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
到了后半班，口干舌燥，力气越发不支了。尤其是看见老工人已经完成任务走了，心里越发着急。真想甩手不干了，可想想自己刚下井第一天，又怕别人瞧不起，又鼓起勇气干起来。
一节溜槽压在肩上像背了一座小山，每走一步都摇摇晃晃，我暗暗倒数着完成任务的数字，还剩五节，还剩四节……
肩膀磨出了血，一挨杠子疼得厉害，像刀割似的，就垫上衣服抬。过水坑摔倒了，爬起来再抬，滚得像个泥猴……
一个班尽管我用尽了力气、使尽了办法，但当班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到了澡堂，血痂和衣服粘在一起，衣服都脱不下来，泪水暗暗往肚里流……
我第一次尝到了井下的艰辛。
第二天，早晨鸡叫三遍，又到了上班时间。外面呼呼地刮着北风，窗棂上结着霜花，摸摸肩膀还刀割似的疼痛，几次翻身都不想起床，直到父亲摸摸索索在家里走动，我才猛一翻身下了床。
我忽然想起了父亲、二叔……
父亲曾也是石圪节煤矿的一名工人，在矿期间，身患尘肺病，还照常上班。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压缩工人，响应党的号召，中断十多年的工龄，回到村当了泥瓦匠，无怨无悔。
二叔也在石圪节当煤矿工人，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一直干到潞安煤矿救护队队长，32岁就亡故了，人们都说他是阳泉透水落下病根，累死的。
想想父辈们，再想想自己，身上像爬满虫子似的不自在，简直无地自容。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被凉风一吹，打了一个激灵，忽然像换了个人。
几只早起的鸟在树上啁啾，我迎着矿上的灯光走进矿区，影子拉得好长……
4.工友情
第二天上班之后，依然是抬溜槽，我仍没完成任务。到了第三天，我真不想下井了。一个是自卑，连续两天完不成任务，脸上挂不住。另外一个，井下确实苦重，心里面打了退堂鼓。第三个是屈辱，连续两天完不成任务，工人们说，都吃58斤粮食，你特殊？
那时尽管天天喊“出满勤、干满点”，但上班的人还是不多。尤其是新工人，必须首先解决“出工”问题，才能解决“出力”的问题。两者之间，出工是前提，出力是关键，不能保证出工，就无从谈起出力，所以出勤是当时每个队的最头疼的事情。
第三天，就在犹豫徘徊之际，不知三叔怎么知道我的心事。当天夜里就把我叫到家里说：“安民，你这几天在井下干得怎样？受得了受不了？”
我就一五一十地把井下的情况和他说了。
不承想他刚听了一半，就打住说：“安民呀，万事开头难，干什么都要吃苦，都要有颗恒心。”
听了三叔的话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没有恒心……
我暗暗佩服三叔是个有文化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我下定决心，笨鸟先飞，从小事做起，从培养自己的恒心和决心做起。培养自己的恒心和决心首先是从一个“诚”字做起，心诚则灵，一“诚”解百忧，一“诚”通天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诚”，就是要有个良好的工作态度，“十七十八力不全”，什么都有个适应的过程，干不了重活可以干轻活，干不了难活可以干易活，只要你有颗诚心，顽石都能开化，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
在队里有许多好劳力不屑干、孬劳力不想干的零碎活，俗称“昧良心活”，意思是干了活别人也不说好，算白干。我想咱是新工人，尽点义务算什么，就专捡这活干。
每天除了地面开班前会外，井下还要开分工会，分工会多在井下工具房。分工会结束，不等别人吩咐，我就把当班的工具找出来，背到肩上，待工作面用。师傅们见我这样，空着手走在后面怪有优越感，有时还不停地哼两声地方小曲。
收拾工具是每天最烦琐的活，也是好劳力、老工人最不屑的活。尤其到了下班的时候，别看工作面累，一个比一个跑得急，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都想抢第一趟车上井，人们戏称“英雄车”。为什么要抢第一趟车呢？一是为了早点下班，二是为了那池“清水”。因为下班迟了，到了澡堂是又脏又臭的浑水，只有拨拉开表面那层脏物才能洗澡，人们叫那是“糨糊水”。因此，一到下班，工作面就乱了阵，还有的坐煤溜、坐皮带往外跑，工作面成了乱羊阵。每到这时，工作面就孤零零剩下我一个人，开始打扫“战场”，工作面扔的有管钳、扳手、大杆、麻绳、铁丝、套管、大锤等工具，须把这些一一整理，该归位的归位，该交接的交接，每天都背着拉拉杂杂的东西，第一个下井，最后一个上井，还洗不上个清水澡。
一次，下了班，往832水平南翼工具房送倒链，送了倒链，到了风门口，一个人怎也推不开风门，四周黑茫茫的一片，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缩在那里等人，一会儿听听有动静没有，一会儿看看有来人没有，可又怕别人笑话，只好躲起来，直到下一个班人来了，我才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跑出来，跟着大伙一块出了风门。
另外，工具房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叫连福锁，他的主要职能是工具管理员，就是把井下损坏的工具一件件背到井上来，修好后再送到井下。这些工具虽然不重，却比较繁杂，如井下用的洋镐、大链、撬棍、大锤、铁钎等，运送起来极不方便。我看见连师傅每天往井下送工具，就主动帮助他捎工具。刚开始，连师傅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你上班也累，这个活还是我干吧。”我说：“反正下井是空着手，顺便给你捎几件。”从那时起，我把连师傅的工具捎到井下工具房，又从工具房把当班的工具拿到工作面，肩上没有一天是空着的。
俗话说“勤能补拙”，“付出总有回报，人心自有公道”，其实一切通天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做起。抬大件是掘进队最重的活，也是预备组常干的活。安装一部煤溜有三部分组成：机头、机尾和中间的溜槽。机头的电机、减速机、机头架及机尾俗称大件，每一件都有七八百，甚至上千斤重。一遇这活，有人不是溜号，就是旷工，连老工人都畏惧三分。井下的差事是拼力气的活计，队里就有位叫赵洪生的工友，就因为扛木柱，不堪重负，吐了血，后来再不能干重活了。
在4305工作面，安装煤溜机头抬大件时，缺人手，我就顶着上。杠子拴好后，四个人抬大杠，一个人抬小杠，不想小杠更厉害，几个人喊“一二三”要同起同落，稍有迟疑，重心就倾斜过来，压得趴在地上不能动弹。
喊第一遍没起来。
喊第二遍还没起来。
喊第三遍，有人就说难听话了：“看你长个儿不低，中看不中用，人家吃58，你也吃58，咋不能抬大件？”
当时我羞愧难当，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摆在那里，大件抬不起来，说啥也白搭。
可正在这时，比我大几岁正值壮年的李反胜说话了：“人家孩子还小，才十七岁，不要把人家给厥了，我替他抬。”
顿时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李反胜，不善言语，平时我们只是认识，关键时刻帮助我。谁说煤矿工人六亲不认、冷漠无情，其实他们个个是里热外冷的“暖水瓶”，只要你贴近他，靠近他，就能体会到他的温度。
后来在工作中，我又结识了路全喜、邹有生、吴瑞有、杨鱼泽、任红玉等工友，遇到重活难活，他们总爱帮一帮忙、搭一把手，至今难以忘怀。通过几个月的实践证明，煤矿工人是最讲情谊的，只要你以心换心，赤诚相待，他们会付出一切。就像别人说的煤矿工人像一块炭、一团火，燃烧着自己，温暖着别人。
新工人阶级，工友们的友情和温暖，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智慧，是我成长、进步的阶梯。
5.工伤之后
煤矿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煤矿工人除了面临着生产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等因素外，还面临着另一种威胁，那就是安全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悬在人们头上最重的一块石头。
七十年代初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生产处于无序状态，基本靠拼体力、拼设备、拼消耗、搞会战、创高产出煤。那时，工人出勤率很低，矿上最关心的是生产问题，家属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那时，有一种观念，只要出煤就不能没有事故，出事故是必然的，不出事故才是偶然的。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遵章出不了煤，违章夺红旗”。甚至还有“活着干、死了算”，“小病不下火线、大病不进医院”等有悖科学的论调。
煤矿不仅有着光荣的历史传承，更是一部深邃而厚重的教科书。
仅在我刚参加工作阶段，就经历了好几起事故。
1970年7月16日8点班，有一位叫王福龙的工友，安装4301工作面抬机尾架时，被压断了小腿，当时鲜血直流，疼得哭爹喊娘，是我和工友们把他背到了医院。
还有一次，在4309工作面，顶板忽然来压，木柱嘣嘣地响，不一会儿，随着一声巨响，十几架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被推倒，工友崔板孩被木柱压在了炭块下，眼看就要被全部埋住了，大伙奋不顾身跑进去，把他从石缝中拖出来。
最惨的一次事故是，有位河南的工友叫韩长来，在南翼工作面搬家时，他背着锚头（煤电钻）走在前面，我跟在他后面，在过一个无极绳尾轮时（那时的尾轮没有护罩），一脚不小心踏在尾轮上，正好这时绞车启动了，他忽然被卷进了尾轮里。刚开始人们只是慌乱，直到一遍遍打铃，绞车停下来，才开始救人。人们七嘴八舌地想着办法，可哪种办法也不得法。最后把相关部门叫来，伤者一遍遍哀求：“老哥们，快救我，救救我。”人被绞在尾轮里，大腿根露着白花花的肉芽，血很少，不一会儿肚子就鼓起了，刚开始是吐饭，后来就吐开了血。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人们用卡钩把钢丝绳打在轨道上，王保景用砍棚的剁斧把绳剁断，才把人救出来。可把人救出来，人已经不叫了，耷拉了脑袋……
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就消失了，矿工的生命太脆弱、太无常了。
一个工亡背后，就是一个凄惨的家庭。参加工作后，其实家里人最担心的也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奶奶，只要下班迟了，她老人家就要到处找人。先是拄着小棍在大场里等，然后到大队磨坊等，最后到矿大门等，她拄着小拐棍一节一节往前走，直到迎上我、见到我为止。
那些日子，我多少次在暮色中，看见奶奶颤颤巍巍的身影……
因此后来上班，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有多么忙，上井后第一件事总是先跑到我家窑垴上喊一声：“奶奶，我上来了。”奶奶应了声，安心了，我才再干别的事情。
尽管上班后，我怀揣着十二分小心，但事故还是像一个绕不开的梦魇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1970年11月6日，我们在1107工作面清完煤，开始回撤设备。我和工友刘晓正、路全喜、河南老李等负责拆卸机尾。机尾一般打根戗柱，以防翻溜。就在我们卸了戗柱，准备摘链环、拆大链时，忽然“哗啦”一声开了煤溜，顿时煤尘飞扬，机尾像搭桥似的弓了起来，顶住了棚梁。在慌乱之中，人们还来不及反应，我被重重扣在了机尾下。当时工友们以为我没命了，赶紧在烟尘中翻开溜槽找我，当把我找到时，已经昏迷不醒，头上戴的安全帽都被砸碎了，头破血流……
工友们把我抬到医院，经过数小时抢救，我终于醒了过来，浑身上下肿胀得生疼，这时医生才告诉我：“你的命真大，脑袋上砸了口，小腿骨折，要不是头上戴着安全帽，工友抢救及时，你就没命了……”
一听医生的话，我浑身打了一个寒战，暗暗谢天谢地，感谢那顶整日不离身的安全帽，感谢抢救我的那些工友们。
住院期间，队干、工人都很热心，一群一群来看我，叮嘱好好养伤。我怕他们耽误了生产，嘱咐说：“好好上班，不要惦记我，千万注意安全。”
待伤势好一点，在工友们的言谈中才知道事故的原委。
原来拆卸煤溜那天，不知是谁，误把灯光看成了信号，就稀里糊涂按下了按钮，从而造成了翻溜事故。按照操作规程，煤溜司机必须听清信号才能开启煤溜，可那时传递信号不是用嗓子吼，就是用矿灯晃，生产作业靠的是老经验、老习惯，结果就出了事。
煤矿给了我伤痛，但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品格。
经过这件事后，我周围、身边的人对事故谈虎色变，家里人劝我伤好了再别下井了，调个工作吧。工友们也劝我借此机会向矿上要个条件，不用再下井了。可我在医院里却怎么也躺不住，盼着早点出院。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说出院就出院呢！我在医院躺了40多天，实在受不了医院的管束，就好说歹说，做了在家好好休养的保证才出院了。出院后，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一天，书记王存兴忽然跑到家里来看我。
他说：“伤怎样了？”
我说：“刚扔了拐杖，腿还不得劲。”
最后他不好意思地用商量的口气说：“安民呀，现在矿上正在组织高产，可矿上新建的俱乐部正在安装电器线路，行政科电工班人手少，要从队里抽人，实在抽不出，你能不能先到电工班给咱顶一杠？”
一听队里有难处，我赶紧说：“行，反正我也能走了，干不了重活咱能干轻活，咱还不愿老坐着。”
当时能在电工班当电工可是件风光的事情，上班腰间挎着“四大件”，牛气十足，威风八面，可我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是我伤还没有完全痊愈，干活还有点吃力。二是电工活咱是门外汉，许多事得从头做起。我想咱人虽然是临时的，但干活绝不能应付，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
刚到电工班，每天是师傅画好图，我负责裁角铁，或往角铁上打眼。这活看似轻巧，但一点也不轻巧。角铁是钢锯裁，打眼是手工打，不是锯条断了，就是眼打偏了，搞得手忙脚乱。
接着是在师傅指导下安装、接线，整天爬高上梯，忙里忙外。
安装线路，需要爬高，我就拖着那条还没完全好的腿往梯子上爬，师傅在下面一遍遍喊：“慢些，慢些。”
线路一有问题，人家电工班的人有的还推迟，我是一喊就跟上人家走。到了现场不会就学，不懂就问……
在电工班待了五个多月，日久见人心，班长王保善见我人勤快、肯吃苦，说：“安民，我看你这孩子人不错，要不就趁这个机会找个关系调到电工班吧，咱这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说：“谢谢师傅的好意，咱哪有那关系？再说咱家里穷，兄妹多，下井也好补贴家用。”
就这样，当矿上成立了掘进二队，从队里抽人时，书记姚庆魁又来找我，他说：“矿上成立了掘进二队，从队里抽了不少人，目前队里拉不开栓，我和队长商量了，让你先到队里开个煤溜，以后有机会给你转个机电工。”
听了姚庆魁的话，我一口答应，说：“队里怎安排，我怎执行，服从命令听指挥。”
机电工当时在井下很热门，我当时之所以答应得那样痛快，其实并不是看上那个机电工，而是觉得自己的腿已渐渐好些，能给队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尽力去做。
记得是个稍有凉意的早春，柳树刚绿霄汉山，村头的地已耕了两遍，漳泽水库里已经有人下网捕鱼，我又回到了掘进队。
6.争做多面手
回到掘进队后，正如姚庆魁所说，首先安排我在陈书堂组开煤溜。
开煤溜，活是清闲，但考虑到性格问题，回到队里我开宗明义和队长、书记说：“开煤溜，转不转机电工无所谓，现在腿不行，先开一段时间，待腿好了再做其他安排。”
开煤溜确实算是轻松的活，但也有它的弊病，就是闲得太冷，坏身体，一些常开煤溜的人下井时总是提一捆大包裹，里面是皮衣皮裤，备井下穿。我天生坐不住，开溜闲暇就主动找活干，紧紧螺丝，清清浮煤，或者一趟一趟往工作面送刹杆、送木楔。有时工作面忙得实在拉不开栓，还帮他们看看迎山、叉角、中线，帮他们打眼、架棚……
有人说：“你开你的溜，他架他的棚，井水不犯河水，何必自讨苦吃？”
我说：“我帮工作面多送一趟东西，工作面的人就少跑一趟，再说早完成任务早上井，能洗个清水澡。”
在煤溜司机岗位上，我不但经常到工作面去干活，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自学了《机电入门》《电工手册》等书籍。有时还把书用塑料布包住，带到井下看，对照书本，现场解决问题，把事故降到最低。
开煤溜干了两个月，我的腿渐渐好了，这时我确实觉得我的性格不适应在煤溜司机岗位上。我天生好动，喜欢说说笑笑，和大伙一块集体劳动，可煤溜司机必须单独作业，两种工作性质截然不同，时间长了就觉得不适应。在一次岗位调整的过程中，路锦绣说，你是预备组的人，还回预备组吧。掘进班的人说，你在掘进班就干得好，干吗要走。就在这两难抉择中，我左思右想，根据我的性格，要求留在了掘进班。
由于是内部调动，虽然从司机岗调到生产班，是队长、书记一句话的事，但要适应一个掘进工的岗位却需要付出许多。
刚到生产班，先是干粗笨活，翻煤、打杂。然而就是这粗笨活也有诀窍，井下处处皆学问。翻煤时，一个班6个人，一边站3个人翻。由于翻煤是在空顶下作业，既得处处留心，又得手疾眼快。好劳力弓腿、弯腰，像部铲煤机，扬起的煤柱，瀑布一样落在煤溜上。体力差的，半天铲不了一锹，光听喘气，不见走煤。这时班长就吼：“快点，快点，顶板快下来了。”其实翻煤是有诀窍的，锹要稳，手要紧，顺着煤溜挖个掏槽，沿着掏槽擦底翻。
熟悉了翻煤、打杂等活计，然后是掌握掘进过程中的一道道技术活。
生产班完成掘进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工种，而是需要多工种密切配合。就拿打眼放炮来说，掘进头一般打三组眼，可分为掏槽眼、辅助眼、周边眼。掏槽眼是形成第二自由面，改善爆破条件，提高炮眼利用率。辅助眼是扩大和延伸掏槽的范围。周边眼是控制巷道断面规格、形状。同时周边眼又分为顶眼、帮眼和底眼。爆破顺序一般是先爆掏槽眼，再爆辅助眼，最后爆周边眼。眼打多深、角度多大、药量多少，样样有讲究。好把式打出一茬炮后，煤茬齐刷刷，不宽帮，不高顶，扛着木腿进去就能架棚。赖把式，放炮后不是宽帮，就是高顶，落煤不均匀，架棚费时费力。一茬煤的好坏全在打眼放炮上。
为了掌握这门技术，我主动找有经验的老师傅搭伴干活，认真琢磨炮眼的深度、角度及装药量多少，每个班我都把几十斤重的煤电钻（工人们习惯地称它为“锚头”）攥在手里打眼。尤其打顶眼时，锚头举过头顶，水和煤粉顺着钻杆流下来，眼迷得直流泪，浑身像个落汤鸡，震得虎口生疼。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我学技术的兴趣，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掘进工人，需要掌握的技术很多。熟悉了打炮眼、放炮工的业务后，我又跟着师傅们学架棚技术。
架棚是掘进队的门脸活，架好一架棚，首先要验收中线、叉角、高度、宽度、迎山，误差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幸好这活挖地道时接触过，学起来就不很难。
架棚这活条件好时顺风顺水，条件不好时却是件极危险的活。一次在832水平北翼1107工作面下分层架棚时，突然发生了冒顶事故，拳头大的石头不时落下，随时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塌方，我赶紧提醒师傅绞顶。就在我们绞好顶，打木楔时，“嘭”的一声巨响，顶板断裂了，死死地压在棚梁上，避免了一次塌方事故。
另外，那时架的棚都是木棚，砍桠口也是门技术活。好把式砍出的口，不张口，不腆肚，梁放到腿上正好合适，严丝合缝。赖把式砍出的口，不是张口，就是腆肚，梁放上去，还得取下来重新修理，既费工又费事，还增加了顶板暴露的危险性，这活往往是级别高的老师傅干。
刚开始学砍口，我是趁着别人吃干粮的时候学。由于父亲是泥瓦匠，泥瓦匠自然是半个木匠。我从小就经常抓拿父亲的木匠工具，因此学起来很快，经过一段时间磨炼，很快掌握了砍口技术，砍出的口又平又好。
在工作面，经过一段时间刻苦训练，我逐步掌握了生产的各道工序，什么活都能独当一面，渐渐成了生产上的行家里手，赢得了工友和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
7.当上小组长
煤矿工人眼里最揉不得沙子，生产一线最能锻炼人的意志品格。
在生产班干了三年多，也就是1974年3月，队里让我当生产班小组长。
当时我推辞，队长说：“大伙信任你才让你当，你推了，不是驳大家的面子吗？”
队长说这话，我也不好推辞，只得怀着试试看的心态“走马上任了”。
其实，小组长是个什么官？在队里正式编制里根本没有名堂，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然而就是这个比芝麻、绿豆还小的官，给了我无形的动力，我的信心更足了，干劲更大了。
当年掘进队几乎每月都要创水平。尤其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这一天，必须创高产。全队职工热情很高，政治素质很强，12个班组摽着劲比赛，生怕自己落后。
我所在的小组七八个人，有老有小，当时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管理。只知道自己带头，埋头苦干。说现成一点的话就是，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哪里有困难到哪里，哪里有危险到哪里，时时刻刻冲在最前面，拣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干。
现在的人，也许以为这是在说大话、唱高调，但那时的人确实是这样走过来，干出来的。一个班组长，那时不是选出来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的，是干出来的，拼出来的。在生产一线，没有金刚钻，是揽不了瓷器活的。
有一次，在832水平东翼大巷，灌浆管道突然被小煤窑放炮炸断，井下消防水源和密闭灌浆不通，不及时处理会影响全矿生产。矿上决定通过探巷，找出断裂口，把任务交给了我们小组。
接到任务后，我首先带领大家掘了20米上山巷道，又掘了15米平巷，终于找到了灌浆管道。可是断裂口在上边，我们只好顺着灌浆管道向上掏天井。当时位置在老塘，没有实帮实顶，掘进顶部很危险，不能打眼放炮，只能在四周支护垛棚，一个人进去用镐刨，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大面积塌方。针对这种情况，我让大伙在外面，我独自一人钻到天井里，一点一点地用镐刨，头顶上的岩石和炭块不时砸在手上、身上，工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就这样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找到断裂口，完成了矿上交给的任务。
在740水平南翼4302工作面收尾时，遇到透水，水特别大，有齐腰深，把煤溜、电机和减速机都淹没了。到现场后，一看那条件，大伙都傻了眼，我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摸索着用扳手卸螺丝，在电机和减速机上拴钢丝绳，用绞车往外拖。顶板不停地“嘭嘭”响，碎石“哗哗”地落，作业环境十分危险，我让工友把一根3米长的柱子打到顶板上，一旦柱子有响声或变形，就准备随时撤离现场，工友们把它叫“信号柱”。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和工友们连续作业，直到把所有设备全部拖了出来才升井。
还有，在4307工作面底层交叉点架抬棚时，忽然发生冒顶，三名工人被当场堵在了正头。为了抢救这三名工人，矿上制定了从侧壁掘巷的方案。由于怕新放炮震动造成二次伤害，危及矿工生命，所以采取了人工掘巷的办法。工人们一拨接一拨轮流着干，每次我都争着上，一个班下来肩膀、膝盖都磨出了血，待三名工人救出来，大伙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身上的伤像没有发生似的。
我在组长的位置上干了三年，年年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这期间我还入了团，结了婚，被提拔为生产班班长，在生产一线打了更多的漂亮仗……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回忆那段日子，真不敢想象那时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
后来，我先后担任队长、矿长、局长、局党委书记，“官”越当越大，但至今最难忘的还是那个小组长。
小组长这个“官”，在别人眼里也许轻如鸿毛，也许不入俗流，但在我眼里却比金子还重——这是我人生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人生最重要、最厚重的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