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妈妈失散又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小孩，我们会说他迷路了；一个身处闹市、不辨东南西北、又说不清自己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聋哑人，我们会说他迷失了；一个在夜半时分突然离开自己的床、在野外四处游荡、嘴里还念念有词的梦游患者，我们会说他迷糊了。但你可能想到，一个大白天坐在家里喝茶的成年人，一个开着配有电子导航仪的宝马、准备到某一著名景点旅游或到高档别墅与情人幽会的人，一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在讲坛上侃侃而谈、循循善诱的学者、导师，一个位高权重、高高在上、脚踏红地毯、被鲜花掌声包围的权贵，一个腰缠万贯、富可敌国、锦衣玉食的富豪，这些人也会被认为迷路了、迷失了、迷糊了？
迷是人的宿命，是上帝给人类设下的陷阱，你在劫难逃，别无选择。关于迷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他有不一样的称谓：柏拉图称之为“洞穴人”，佛经称之为“贪嗔痴”者，海德格尔称之为“沉沦”者，尼采称之为“贱氓”，马克思称之为“异化”者，最后，我们还是引用一下庄子的总结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
迷者古已有之，但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的进步、通信的便利、交通的发达、声色的诱惑、物欲的横流，迷者就更多了。而且迷者身处迷途不仅不知返回，反而还洋洋自得、乐不可支、陶然如醉。迷境、地狱是外力和自己联手把自己送进去的。
人生是一场宿命的悲剧。人是他的创造物的奴隶，他为他自己的欲望、情绪所左右，他与他人互为地狱和噩梦，最终，上帝安排他死去，一切归零，这个世界终止了与他的一切联系。
天道、世态和人心是三位一体、互融同构的，人心之迷是天道丧、世态乱的必然结果。告别了农耕时代而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人的厄运就降临了，就像结束了童年生活，一个人的噩梦就开始了一样。
一 神死了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用文明的火把一点点地将宇宙、人心的幽暗处慢慢照亮，使我们对宇宙和自身的奥秘认识全面、深化的同时，也将自然万物乃至居于其上的造物主的神秘、神圣和威严给消解了，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
死了的何止是上帝？科学高歌猛进，遍地开花，所向披靡，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神的领地一点点地被蚕食，日渐缩小，乃至全面崩溃。
哥白尼的日心说、布鲁诺的宇宙无限思想等的天文学的出现和发展，颠覆了上帝创世的神话，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只不过是浩瀚无际的宇宙中的一颗小如尘沙、渺若滴水的孤零零的行星，而且有一天可能会与别的星体相撞，并最终会轰然坍塌，化作一缕烟尘。人的依托感、归属感瞬间土崩瓦解了，日日夜夜处于惶惶不安、焦虑绝望的痛苦煎熬之中。就如恩斯特·卡西尔说的那样：
人要求成为宇宙中心的权利失去了它的基础。人被置于一个广大无边的空间之中，在这种空间中他的存在似乎处在一种孤独的尽头。他被一个不出声的宇宙所包围，被一个对他的宗教情感和他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缄默不语的世界所包围。
对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最初反应不消说只能是否定的反应，是充满怀疑和恐惧的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确实也是必然的。即使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能使自己不受这种情感的影响。正如帕斯卡尔所说的：“这无限宇宙的永恒沉默使我感到惊恐。”[1]
达尔文的进化论，无情地揭穿了自以为是万物灵长的人类的血统的真相，击碎了自以为身份高贵的梦幻：人类的先祖既不是耶和华，也不是亚当，连女娲都不是，人不过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以上帝之子自居自傲的人类，原来自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不过是形态丑陋、供人玩耍的猴子而已。正如尼采所言：“人们试图通过指出人的神圣诞生，以图来唤醒他的至高无上感；而如今这条路已被禁行了，因为一只猿猴就站在那入口处。”[2]又说：“猿猴对于人是什么？一种可笑或一种羞耻之物。人对于超人也是如此：一种可笑或一种羞耻之物。你们曾经由蠕虫到人，但在你们心中大都仍是蠕虫。从前你们是猿猴，但现在人类比任何一种猿猴，更是一种猿猴。”[3]其实人最初可能连猴子都不是，还可以追溯到海藻或真菌，以前曾有的尊贵、优越、高傲、自信，一时消散得无影无踪，变得如此自卑、沮丧和猥琐。
日益发展的生物学、医学、解剖学破解了生命的秘密：人没有不死的灵魂，也不存在前生和来世，人不过是由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维生素构成的生物体。生命是一次性的，而且不可逆转，无法再生。因而人放弃了永恒性、整体性的人生追求，不再为了来世而委屈、压抑今生，不再为了明天更美好而在今天积德行善，而是把每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及时行乐，末日狂欢。正所谓不求天长地久，但愿今宵醉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既然没有了来世的因果报应，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来日水滔天！
物理学让我们明白：电闪雷鸣只是大自然发生的电学现象，并不是天谴来惩罚那些缺德造孽、无恶不作的恶人；地质学告诉我们：地震、火山、洪水、暴风，都是地壳的运动、气候的变化造成的，也不是地神发怒的表象。因而对自然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和解释之后的人们，对大地和苍天反而丧失了敬畏之心。既然不存在上帝、神灵、苍天的监督和奖惩，不仅可以不讲良心，胡思乱想，还会抛弃伦理、规则，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为所欲为。
矿物学告诉我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没有生命；生物学告诉我们：花鸟虫鱼有生命而没有灵魂。因而现代人不再像原初的人那样认为万物有灵，从而不再泛爱众物、爱己及物、由己推物，以致天地万物一体的大爱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役使万物甚至残害万物自乐的无情、冷酷和残暴。
航天技术的发展把以往形成的日月星辰的美丽神话和人们对天穹的诗意遐想给消解和颠覆了。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还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等诗韵词境，曾经给予了人们多少美好的遐想和温馨的慰藉。但航天奔月的行为却将这一切都打破了：月球上不仅没有美丽的嫦娥、忠厚的吴刚、飘香的桂树、乖巧的玉兔，甚至连水、生命都没有，只剩下了一个冷冰冰的天体。
天地神人共在的和谐被破坏了，出现了神的缺席。从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因此而进入了深渊时代，进入了世界之夜。
二 人成了机器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4]我还要加上一句：枷锁就是生而自由、向往自由、追求自由并以主人自居的人自己制造并自己给自己戴到身上的，人的每一次发明创造，迈向自由解放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跨向囚牢和地狱。
人们发明、制造和使用机器，目的是使自己的器官、肢体得到延伸和代替，使自己从繁重、枯燥、乏味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从而使自身得到更多的自由、快乐和幸福。但结果却走向了反面：人被他所制造和使用的机器异化了。
说到异化，马克思有过这样经典的描述：“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5]马克思这里说的工人的异化，同样适合其他所有的人。人在被机器异化为非人的同时，也被机器同化成了机器：人像机器一样地僵化、呆板、冷漠、麻木，失去了人的个性、灵动和情感。“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者，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庄子·天地》）庄子两千年前对世事人心的忧虑，在今天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当飞机给人插上了翅膀，人也变成了无翅的飞机；当火车、汽车代替人腿四处奔走时，人也就成了无腿的车辆；当人的手脚、骨骼、关节、心脏、肾脏、乳房等都可以用金属体、支架、填充物、透析机来置换、修补和维护时，电脑也在左右甚至代替人进行判断、思索、选择甚至爱恨。
人在与机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将机器的特性、方式内化了，机器性成了人性中的一部分：速度、效率转化为机心、功利心，使人看重结果而忽视甚至省略了过程的追求，人的劳作、生活不再有庖丁解牛式的那份游刃有余的从容、自信、优雅和洒脱，代之以未达目的时的焦虑、急切、躁动和达到目的后的疲惫、厌倦、失落。机器让人的速度、节奏骤然加快了，人体内流动的仿佛不再是血液而是柴油、汽油，像被疯狗追赶着一样，人们不停地奔跑，显得行色匆匆，着急上火，失去了往昔的自由散淡、悠然自适和气定神闲。被坚硬冰冷的钢筋水泥囚禁、挤扁的疲惫不堪的现代人，也主动要借助机器的强硬、迅猛来给自己带来力量和野性，用以弥补自我的软弱、沮丧、乏力和无奈。人在生活、行为方式上，都更像机器了，没有了思念和牵挂，失去了个性和情感，一切都是那种职业化、机械化、公事公办的刻板和冷漠，就连言谈、举止、笑容、眼泪、掌声都是按部就班，就像预设了既定的程序。
不仅如此，人还成了机器的奴隶，被机器所奴役和主宰。在人变成了机器的同时，机器却一步步地向人靠近，以至渐渐地超过了人、代替了人、主宰了人，机器反过来成了它的制造者——人的主人和掘墓人。在速度、效率、规范、耐力、性价比上，人都无法与自己制造的机器竞争，机器会无情地夺取人的饭碗，而人则是可怜的失败者。人们不仅可以研制出机器人来代替保姆为自己服务，甚至还将生产出可以作为情人、配偶的高仿真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有着乱真的人的形体、体温、言语、动作，还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健康、美貌、体贴和温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更愿意选择机器人而不是活人做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因为机器人单纯、忠诚、实惠，不像人那样喜怒无常、见异思迁、欲壑难填。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脑比人脑更聪明、更渊博，不要说一般人在智力博弈中常常会败给电脑，就是智商极高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不是也输给了“深蓝”吗？在人与电脑之间，人应该更相信电脑而不是人自己，因为人在许多方面比如智力、道德、原则上都没有电脑可靠，都会自愧不如、自惭形秽。许多科幻电影所表达的对机器人、智能机器将会统治地球的担忧和惧怕，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天方夜谭。
机器还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深重的灾难，甚至出现了机器吃人的可怕现象。卢梭当年曾感慨“冶金术和农业”“毁灭了人类”[6]，殊不知，在他身后的几百年里，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利器。有人说汽车是“狂奔的凶器”“狂奔的棺材”，梭罗也这样写道：“铁路底下躺着的枕木是什么？每一根都是一个人……如果一批人能在铁轨之上愉快地乘车经过，必然有另一批不幸的人是在下面被乘坐被压过去。”[7]其实，致人于死命的又何止是汽车、火车，飞机失事，客轮沉陷，触电中毒，核辐射核泄漏，战争中的枪击炮轰，原子弹爆炸，等等，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痛苦、灾难和死亡！
机器伤人、吃人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方式是千奇百怪的。十四、十五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那些资本家、羊毛商人使许多农民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居住的家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出现了臭名昭著的“羊吃人”现象。可谁会想到，几个世纪后的中国竟然出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房吃人”的现实：在中国的一线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广州，市民工作几十年所挣的薪水才可以买上一套商品住房，等于是用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半生的艰苦奋斗和一世的节衣缩食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是杀人不见血的吃人，这是钝刀子割肉似的吃人，由钢筋水泥铸成的有门有窗的庞然大物，不就是张着大口吃人的机器吗？
以金属制成的机器是坚硬、尖利、冰冷、粗暴的，用它来对付柔软、脆弱的血肉之躯和心灵情感，人类的受伤和死亡的结局几乎就是命定的、必然的，正所谓在劫难逃。
三 欲望的容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两千年前老子所忧虑的声色、犬马、美味、欲望、狂欢对生命、人性的腐蚀和毒害，在当今社会无疑已经成了普遍存在的现实：媒体、广告、企业、销售商等联手合谋，花样翻新地制造着需要，以刺激、引诱、满足着大众的虚荣、贪婪、奢华之心，使人的欲望膨胀到失控、病态的地步，使人的肉体在无休无止的亢奋、追逐、放纵、狂欢中变得疲惫、麻木，而心灵、情感也日渐迷狂、枯萎，活生生的人沦为了物的奴隶、欲的容器。被放逐的生命个体，摆脱了禁欲主义的桎梏、获得生命的解放以后，欲望也像一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困兽一样发疯地张开了大口。欲望的产生、滋长和满足，对生命个体来说，构成了价值沦丧后的价值、意义消解后的意义。
吃饭作为人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本来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满足。自己在家里做的饭菜，简单、卫生、营养合理，是为了吃而不是为了看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口腹之欲的。而以酒楼、餐馆、会所等为代表的餐饮业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吃饭不再是仅仅为了吃，还为了看，为了比，为了炫，甚至是为了拼，它成了人们摆阔气、要面子、满足虚荣的一个舞台。结果是要吃下肠胃不需要的饭菜，喝下肝肾无法承受的酒水，这不仅挥霍、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成了身体健康的杀手。
现代服装业的兴起，也使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服装的御寒、遮体、求美的最基本的功能。买一送一、厂价直销、反季过季打折等促销术的多管齐下，衣料、色彩、款式无休无止的花样翻新，使人特别是女人一个个成了业余的时装模特儿。从而不再是人穿衣，而成了衣穿人，人成了衣服的傀儡、道具，以致人们夸对方的时候，不再说“你穿了这身儿衣服真漂亮！”而干脆直接说“你穿的这身儿衣服真漂亮！”当然，人们也在其中满足了追求时尚、新奇甚至怪异的欲望。
钢筋水泥构筑成的楼房，不再仅仅安置人的肉体，也不再仅仅带来居家的温馨，而是还承载、寄托了人的财富的梦想。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则将资金用来购买几套、十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当然不是用来居住，而是用来投资甚至投机。一些即使不太富有的人，也加入了炒房的行列，不过他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省吃俭用、按揭贷款购买房子，还要节衣缩食还贷养房子。而银行、房地产商则为人们的这一发财梦提供足够的保证和支持，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表面上的双赢乃至多赢，却无法掩盖人生的异化和扭曲：结果是导致了那些贫困的人们买不起房而无房可住，而那些有钱或看似有钱并投资房产的人则有房、多房而闲置。无房可住固然痛苦，而拥有多余房产、待价而沽的人同样为房价是涨还是跌、房子是买还是卖、是租还是不租、是卖还是租而悲喜交集、更替，而焦虑、忙乱不堪。无论怎样，都不是人住房，而是成了房住人：钢筋、水泥、砖瓦不仅囚禁了人们的肉体，也堵塞了人们的心灵，窒息了人们的情感。
旅游业的兴盛，交通的便利，确实使人们行万里路、到远方去的梦想能够轻易地变为现实。高速路的修建、使用，高铁、动车、飞机的普及，运行速度的不断提升，使人们不但可以在短时间内游遍地球的每个角落，还可以进入太空遨游，不远的将来甚至还可以到其他星球去做客。但那种驱车观花、蜻蜓点水式的所谓旅游，还能与大自然进行物我交融、亲密无间的神会式的交流吗？人们洋洋自得、津津乐道的这些行为，除了满足到此一游的好奇心和增加一些自炫炫人的谈资，只会给大自然带来不可修复的破坏，给其他生物带来挥之不去的噩梦。不断提高的速度、节奏让人快速地到达目的，不也同样让人快速地到达死亡？
影视、网络所构成的虚拟、梦幻的世界，确实对应、安置、弥补了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对失衡的心理是一种补偿，也给空虚、贫乏的情感以慰藉。但同时，它作为一种致幻剂，却也让人逃避现实，让生命、时光在无聊和虚幻中白白流逝，而那种媚俗的价值观也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慢性中毒。人们以幻为真，沉迷其中，难以自拔，而付出的代价则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每一部所谓大片不都是以自然环境的破坏来换取声色之乐？
为了把人们衣兜中的最后一枚铜板掏光，商人还会借助媒体的宣传、文人的造势、假以文化的旗号来诱惑人们，制造许多冠冕堂皇的由头、巧设温柔美丽的陷阱来让人埋单。比如，情人节给情人、恋人、配偶买花和饰品，父亲节、母亲节孝或不孝的子女要以孝的名义给父母买那些需要或根本不需要的礼物来表孝心。当人们认认真真、急急忙忙大把掏钱做这些事时，那些精心设局、制造了许多并不需要的需要、诱发了许多不必购买的购买的商人们，却正在某个酒店里得意扬扬地举杯庆贺。
原本出于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一旦进入职业化的体系，就变质、变味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了摧残人身心的推手。个人为了出人头地，为了高额奖金，为了金牌、鲜花和掌声，不断向生理乃至生命的极限挑战，使自己的肌肉、骨骼、血管、心肺、肝肾等在超负荷的运动中受到不可修复的伤害，有的还违背体育伦理，通过服用兴奋剂来取得好成绩。更有那些极限运动者，秀险逐异，耍酷玩命：要么黄河飞车，要么峡谷走钢索；有的徒手攀悬崖，有的从几千米的高空往下跳。这些不过都是吸引他人的眼球，刺激自己发狂的身体和心灵，最终还是为了名利，但却是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而现代社会中的媒体、商业还有看客们的好奇、呐喊助威，也正好激发、支持、助长了这类怪异的冒险、发疯的欲望。
商人生产、销售产品满足了人们的虚荣、时尚、奢华之心，而人们的满足及与之伴随的购买、消费、使用则反过来又满足了商人们追求利润、增值财富的欲望。商人的绵绵不断的研制开发和产品的无休无止的更新换代，迎合、满足着人们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和弃旧图新的本性、弱点，从而环环相扣，同生共长，一个又一个轮回，一个又一个怪圈。其实，时尚和虚荣的追求、满足，不过是占有、耗费自己的生命根本不需要的而对别人来说又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欲望的膨胀和实现，则是不断地使不可再生的资源变为废物，使地球和人一起加速走向死亡。
世界充满着匪夷所思的悖谬：水、空气对人的生存十分重要，几乎是须臾不可离的，但它们却非常廉价；金子、钻石等这些宝物，与人的生命联系并不密切，人们没有它们照样活得很好，但它们却非常昂贵甚至价值连城，许多人为了得到它们甚至可以舍弃生命。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恰恰在于：人类为了开采对人类生存并不重要的黄金、钻石，却不断污染、破坏对人类生存非常重要的水和空气。这就是人的愚蠢和悲剧。
欲望的形态和满足欲望的方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而最后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金钱和性，或者换句话说，权力、金钱和性成了欲望中的欲望，成了欲望的集大成者和标志性符号。
对权力的向往、追求、获取和使用的欲望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人性中生物本能的涌动，是动物的占有欲、支配欲和侵略欲的遗留。权力，像一柄神奇的魔杖，对生命个体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因为权力的拥有不仅意味着可以配置生产资料、分配生活资料，从而给自己的物质生活、现实处境带来极大的便利，而且还意味着可以对权力进行再分配，从而能够换取别人的意志乃至整个人格的屈从和隶属。为了出人头地，至少是不屈于人下，人们会自觉地放弃生命的直接努力，而转向以曲折甚至病态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生命律动，即借助物力、智力、投机甚至阴谋、诡计，利用同类人性中的弱点，来追逐并获得权势，从而站在社会的制高点并进而驾驭别人。权力不仅带来宽敞舒适的住房、考究雅致的衣着、精美可口的饮食，还会带来鲜花、掌声、笑脸等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站在权力的红地毯上，就拥有了那种一呼百应、鹤立鸡群的荣耀和成就感，就意味着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拥有了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快乐和幸福。权力的红地毯以无穷的诱惑吸引着无数渴望的眼睛和朝拜的膝盖，同时它的上面也积染着累累斑污，以致使走近它的人灵魂扭曲异化。权力会使其拥有者失去真实自然的状态，蜕变为非我，又进而沉沦为物，以致冷冰冰的职位和权柄取代了鲜活的生命；权力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优越感，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多高多大，从而迷失了自我；权力的获得往往是以人格的屈从、尊严的放弃为代价的，为了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使自己心灵、情感上得到补偿，权力的拥有者会以加倍的专制和冷酷来役使、玩弄那些意图从自己手中讨取权力的人，从而媚上而骄下使权力角逐者永远陷入二重人格的痛苦、矛盾和分裂之中。
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看到：金钱的欲望在人们的眼中灼热地燃烧，在人们心中急切地涌动，金钱的谋取和拥有成了当代人的一个重要的情结和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对金钱的渴望和崇拜已经日益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世俗伦理和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君不见，“八”这类预示着发财致富的吉利的象征符码，以各种神奇的组合被当作婚礼、开业典礼、奠基仪式的日期，商场里各种物品的标价，以及人们愿意花高价得到的手机、电话、车牌、楼层房间等的号码。几乎每个人都在做着发财梦：一个失去音信多年的海外亲人留下数目不菲的遗产，无意中买到的一张彩券中了一个上百万元的大奖，在车站或大街上捡到了一个装有巨额现金的手提箱，甚至可以是参加了一次触犯法律的罪恶行动，比如抢劫银行、贩运海洛因，从中获得大笔收益而后金盆洗手。从某种意义上说，金钱确实是万能的。它可以把人们的欲望从想象变为现实，不仅可以使人满足吃穿住行这些物质需求，还可以获得自信、体面、尊贵、优雅和他人的尊重、羡慕、屈从等这些精神范畴的东西。但同时，金钱又是有局限性的。有些东西是金钱无法也不应该买到的，比如青春、生命、友谊、爱情、敬仰，一旦金钱越过了界限，强行购买不应该买的东西，金钱以及拥有金钱的人就成了罪恶，因为它和他亵渎和颠覆了天理人伦：使愚者智，使丑变美，使假成真，使恶为善，甚至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引诱人坠入黑暗的深渊。这正应了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金钱欲望的贪婪和疯狂，还会导致人性的扭曲、人生的倒置和生命的异化：很多人白天与黑夜、前半生与后半生、工作与休闲都是分裂着的：前者用生命的支出、消耗来挣钱，后者则用拿命换来的钱休息、娱乐和换命。犹如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年轻时拿青春、美貌换取金子，为金子所锁；年老时用金子去锁他人甚至儿女，最后锁的还是自己。在什么都不信的时代，人们开始只信金钱；在没有宗教的时代，人们把金钱当成了宗教。人们戴着黄金做的镣铐发疯地舞蹈和狂欢。
与权欲、钱欲相比，性欲是更为强烈和持久的欲望。叔本华这样说：“性欲是一种最激烈的情欲，是欲望中的欲望，是一切欲求的汇集，而且，如获得个人式性欲的满足——针对特定的个体，就能使人觉得有如拥有一切，仿佛置身于幸福的巅峰或已取得了幸福王冠的感觉；反之，则感觉一切都失败了。”[9]同时，性欲比其他欲望更贴近生命，它是发之于体肤、血液和心灵的本欲，给人的生命带来激情、快乐和诗意。不过，它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面是骷髅一面是美女，既可以将人带到光明温暖的天堂，也可以把人送进黑暗冰冷的地狱。建立在两情相悦基础上的性爱是美好的，以性对性的性爱是快乐的，但当金钱、权力介入性的时候，性的纯粹就被污染了，就会变味、变质。金钱和权力，以它们所向披靡的强势和暴力，在商品经济的时代，几乎可以置换到一切，当然也包括性。不过，用金钱和权力换来的性，即使年轻、美丽、温柔、顺从、可人，但已经不是人的性，而是物的性。因为你是用物换来的，对方也只是为了你的物而不是你本人。当性行为沦为性交易的时候，做爱就堕落成了作孽，人也就成了兽——甚至连兽都不如，比兽更野蛮、更无耻、更放纵、更丑陋。
欲望，古今中外皆有，人人概莫能外。因而追求和满足欲望是每个人的权利和天性，本无可厚非，只是在现代社会的合力之下，人的欲望，人群的欲望，人类的欲望在不断地放纵，并永无止境地膨胀下去，终于变成了毁灭一切的狂魔。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富豪已经拥有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为什么还要没日没夜地拼命挣钱？高官在任上忙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连休息、吃饭、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都很少，而退休后虽然有了大把的空闲并保留着与以前同样的物质待遇，为什么反而会郁郁寡欢，异常失落、沮丧，甚至精神一下子陷入崩溃？一个人本来可以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过悠闲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花大量的钱财、受很多的罪四处旅游甚至冒险？一个人可以用不多的钱在集市上买到鲜活的鱼，为什么却愿意花费一天的时间蹲在河边垂钓？帕斯卡尔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源于人性的弱点——人生短暂有死，直视并思索这一点就会陷入深深的无聊和痛苦之中，人们只好用忙碌、探险、游戏来转移或遗忘自己的可怜可悲的处境，逃避着人生的真实，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一种虚幻的慰藉和平衡。而更为可怕的是，现代的官场、商界乃至学界，提供和制造着这样的需求，满足着这样的欲望。
人们沦落成了欲望的囚徒而不自知：母鸡下蛋是为了繁衍自己的后代，却不知反而成了人的盘中餐；帝王、富商拼命地生育众多的子孙，好让自己的财富、江山后继有人，殊不知他们的子孙与普通百姓的子孙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都成了上帝的猎物和盘中餐——子子孙孙在人间俗世的生老病死不是一种生命的煎熬和人生的地狱吗？
四 解禁的心魔
人心不可探究，人性经受不住考验。如果人们违背了这一禁忌，就会给自身带来可怕的灾难。正如古人所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列子·说符》）
庄子曰：“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人皆有之，是人的天性、本性的自然流露。（《孟子·告子上》）虽然韩非、李斯、荀子等也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并设计了许多防堵的方案，但他们的看法并没有进入主流，以致行之不远。弃恶从善，见贤思齐，存天理灭人欲，近君子远小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等，已经成了国人恪守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信条。远离人性之恶，对人心、人性的真相、奥秘存而不论、视而不见，这并非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短而是其长，不是其愚而是其智，是一种知心察世的大智慧。不该看见的就不要看见，不该知道的就应该有所不知，自然、人心应该保留住它的一份神秘和肃穆。
与中国文化不同，以“两希”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正视人心的真实，直面人性中的丑恶。人类始祖亚当经受不住诱惑吃了禁果，从而被赶出伊甸园，饱受劳役之苦，为自己的原罪接受着上天的惩罚，同时也给人类心中埋下了罪恶的种子。而由撒旦、菲菲斯特等构成的恶魔家族，既是诱惑亚当、浮士德等误入歧途、身遭厄运的罪魁祸首和社会中恶势力的代表，同时也是亚当、浮士德等的人性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和层面。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个可怕的恶魔，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不过，承认心中有魔，并不是认同魔，更不是放纵魔，而是对人性、人心中的魔性、恶意有了警觉、禁忌和防范。神话、传说中的所罗门的瓶子、潘多拉的盒子的意象告诉我们：既正视、承认人性中恶魔的存在，又要将恶魔囚禁起来，装进瓶子里，关在盒子里，锁在笼子中。
日益发达的科学与愈来愈强的好奇心共同携手，使人不再满足于对外在世界的探寻，还要转向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勘察，不仅索解人心的奥秘，还要深入到人的潜意识、梦境探赜索隐，并进而为囚禁心魔的盒子、瓶子开封解禁。于是人们被自己看到的人性中残酷、可怕的真相所恐吓住了，也为自己的好奇、探秘付出了代价，遭到了报应，招致了祸害。这让我联想到尼采所说的人的悖论：“你为什么因此恐怖呢？人和树不就是一理：他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他的根愈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向罪恶。”[10]
塞万提斯在其《堂吉诃德》中通过一个神父之口讲述了名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一个名叫安塞尔莫的贵公子，为了弄清他的美丽而贤淑的爱妻是否像生活中表现得那样贞洁和完美，就央求自己的好友扮演一个引诱者的角色来考验妻子。起初，妻子经受了考验，表现出了一个好女人的端庄、自重、忠贞的美好情操，但安塞尔莫并没有适可而止，反而让他的好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自己的妻子馈赠金钱和珠宝，并不断地向对方献殷勤、挑逗、诱惑。最终，两人假戏真做，双双坠入爱河，而自作聪明的安塞尔莫反而戴了绿帽还蒙在鼓里。追根究底的结果是：妻子背叛了丈夫，失去了贞操；朋友背叛了朋友，沦丧了忠信；安塞尔莫自己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玩火自焚，赔了夫人又折友，最后真相大白，悔恨莫及，枉送了性命。
戏曲《大劈棺》、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庄子休鼔盆成大道》和《今古奇观·蝴蝶梦》都讲述了一个庄子戏妻的故事：庄子得道返乡，中途遇见一个丈夫新死的寡妇用扇子扇坟，好使坟土速干以便改嫁。这深深触动了庄子，因此他回家后试探自己的妻子田氏是否忠贞于自己，在装死、幻化为楚王孙引诱、劈棺等一系列试探中，庄子看清了自己不愿看到的可怕的真相：一向温顺、贤淑的妻子，不仅轻易地投向风流少年的怀抱，甚至还要用庄子的脑仁来换取心上人的欢心。庄子不由怒火中烧，大骂田氏，往昔鼔盆葬妻、视死如息的那份洒脱、超然已经荡然无存。庄子戏妻最后换来的结果是：田氏羞愧自杀，庄周弃家而走。
安塞尔莫对爱妻的贞洁追根究底，庄子戏耍、试探贤惠的老婆，最后都以可怕的真相和沉痛的悲剧而结局。它们通过艺术的形式警示世人：爱情经受不住考验，人性、人心可畏，千万不要深入探究。但人们在人自身探索的禁区并没有止步，特别是那些好奇而执着的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等偏要在人的心理深层追根究底、探密解疑。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和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窥测到人的文明面纱背后隐秘的一角：人与动物一样，行为、习性的形成不过都是来源于条件反射。小狗听见了与肉骨相伴的铃声会流出快乐的口水，看到了与棍棒紧随的喊叫就会夹着尾巴逃跑；人之所以愿意甘受十年寒窗苦，是因为枯燥乏味的书中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所以艳羡锦衣玉食、华屋美女不敢据为己有，是因为惧怕非法贪得会带来牢狱之灾。从这个意义上说，粗野的狗和温雅的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是奖赏和惩罚的外部环境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的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没有所谓的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鄙、纯洁与污浊。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深入到人的梦境、潜意识这些人心的隐秘之处进行勘察，从而打开了心灵的黑匣子，破译了人性的密码：人类一切貌似体面、高雅的职业、行为、追求，如从政、经商、写作、布道甚至出家，不过都是受力比多即性欲的驱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乱伦的情结：梦中的性对象不过是母亲或父亲的化身、替代，甚至会在心底深处暗流涌动着弑父娶母或弑母嫁父的冲动；那些殉道、献身、救赎的圣徒、救世主、高僧大德，不过是心智迷乱、充满狂想幻觉的癔病患者、疯子和自大狂；那些一心向善、皈依神灵的虔诚的教徒，只是以小成本换取大回报的投机家和白日梦者：用今生的一点隐忍、善心、功德、奉献、痛苦来换取来世的幸福、净土的超度、天堂的光明；珍藏恋人的信物这种爱屋及乌的爱情美谈，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成了一种性变态的恋物癖。柏拉图说：“恶人亲往犯法，止于梦者便为善人。”[11]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这样说：“无论你对一个人多么崇拜，都不要把他当作天使，因为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12]蒙田这样说：“如果把男人一生所有的行为和想法都用法律的观点详细审查，那么没有一个男人不配被吊死十次以上。”[13]卢梭也说过大致同样的话：“还有比圣徒们更完美的么？但他们当中就有一个犹大！有比天使们更完美的么？但是，人们说魔鬼就来自他们中间。”[14]在哲学、科学、生理学、心理学的显微镜、放大镜的烛照下，心灵的隐私、人性的秘密变得赤身裸体、无法遮掩。真相如此丑陋不堪，真实这样残酷逼人，以致连一向如此好奇的人们也被自己看到的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性、人心的本来面目吓住了，为此忐忑不安。
当初亚当那么轻易地犯下原罪，原来心中本来就有一条看不见的蛇在蠢蠢欲动；为什么道学家反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原来人欲是如此狂妄不羁、跃跃欲试、肆无忌惮。
所罗门的瓶子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心魔放飞了，禁忌取消了，于是出现了恶的泛滥，魔的群舞，欲的狂欢。为了钱可以不要命，为了权可以不要脸，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理想、诚信、道德、尊严、规则成了人们背弃、逃离甚至调侃、嘲笑、亵渎的对象，而厚黑学反而被人奉为座右铭和为人处世的秘籍：脸厚如城墙，心黑若墨炭；大厚无形，至黑无色。人魔混杂，半人半魔，亦人亦兽。魔鬼战胜了天使，娼妇打败了淑女，小人使君子自惭形秽，人欲灭了天理。
即使那些守住了道德底线的人，也失去了往昔的那份肃穆、庄严和神圣：既然人性中的神性消解了，那么对先祖的慎终追远、祭神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失去了；既然知道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贪婪、欲望甚至男盗女娼，先贤、师长在我们心中唤起的那份敬仰、膜拜之情也就淡漠了；既然私心、为我是驱动生命的杠杆，以致连亲情的纯粹性也经受不住拷问，那对养育自己的双亲的感恩、报答、尽孝之情也就稀释了；既然人与人之间不过是彼此资源交换的关系，作为文学永恒主题的爱情的浪漫、诗意也显得苍白、枯萎了。一旦连自己的内心的清白都经不起深究的时候，那种问心无愧的坦然、淡定、从容、宁静、矜持还会从心底里油然而生吗？
五 他者的阴影
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是与他人共在的，个人既在他人构成的世界里展开和成就自我，也在他者的阴影中走向异化和沉沦。面对强大的他者，个体显得那样的渺小、微弱，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挤扁了、压垮了、扭曲了，以致沦丧了自我。我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遵从他者的好恶行事、说话、思想甚至穿衣、吃饭，我不再是我而成了他者的道具，迷失在他者的世界里。人们逐物迷己，反把他乡作故乡；爱慕虚荣，舍命追求并不需要的东西，这些都是因为他者的存在，是给他者看，是向他者炫耀的。
人的降临人世，并非出自本意，而是被抛在世的。正如拉·美特里所言：“说不定人正就是这样地偶然被抛在地面上的一点，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来的，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只是知道：他应该活着和死去，就像这朝生暮死的菌子或这些爬满在沟边、长满在墙上的花草一样。”[15]老的生命不断死亡，新的生命不停地诞生，这是必然的。但就某一个人而言，他是否出生，何时出生，出生在什么地方，却是偶然的，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简单和常规的事实是：一个人成胎、出生源自于父母的婚姻，而父母的结合是由许许多多的偶然的、派生性因素的组合导致的；更何况，决定父母降生人世的父母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父系、母系的无数先祖的婚姻乃至出生，都有着同样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换句话说，这些无数的具有无限的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生命链环假如有一节错位了、断裂了，作为“这一个”的人就无法托生为人、降生人世，那些来自非婚姻的生命就更不要说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出生的概率大概只有几亿亿分之一。被抛在世的另一层意思是，人是被动地来到世间，是他人的意愿、行为的结果，并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他或她可能是父母两情相悦中爱情的结晶，也可能是父母完成家族传宗接代使命的例行公事的产物，也许，他或她不过是一对苟合的、不负责任的男女心血来潮纵情后意外的苦果。拉·美特里这样写道：“谁又曾经先天地料想到过，交媾时射出来的一滴精液竟能使人感到神圣的快乐，并且由此产生出一个小小的动物，这个小动物按照一定的法则，到某一天便也能同样享受这些无上的乐趣呢？”[16]弗洛姆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人是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而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复又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被夺离这个世界。”[17]总之，本来一个看似非常神圣的新生命，却是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数个他者的意愿与行为的合力造成的，在非常偶然、被动的情景中降临人世，是如此的尴尬和不堪，完全不顾自己的意愿和感受。
初降人世的个体，是受本能、原欲支配的存在，他无师自通地吮奶、饮食，使自己成长、壮大；成年后的性爱，宣泄也慰藉着生命，并延续、繁衍着族类的生命。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是最贴近生命和顺应人性的，但即使是本欲，也是他者为你准备的，并非专属于你自己。你用来咀嚼、吞咽、消化食物的牙齿、口舌、食道、肠胃，都是先祖乃至动物世世代代进化而来的，是他们和它们的遗传基因使然，你只能顺从而不能违背。试想：如果有一天你的食道、肠子堵塞了，或者胃破裂了，你还可以活下去吗？如果性器官残缺了或失去了性行为的能力和兴趣，你不仅无法体验两性带来的生命狂欢、激情，也不能在后代身上延续自我的生命，只能随着自己的死亡而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你来到这个世界，就必须面对这先你而在的由无数个他者构成的世界。你要想在世上生存并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必须认同在这个世界已存在很久的、约定俗成的法律、风习、道德、生活方式，就要一点点地压抑、放弃自己的天性、本欲和个人的愿望，与那些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甚至厌恶的他者相处、交往、合作、周旋、妥协甚至忍让，你要参与甚至屈从你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虽然这使你痛苦和绝望。你不得不与你怨憎的人打交道，纠缠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日常琐事中。这些共同构成了人生的全部内容，你无法躲避，也无处可逃，除非你一死了之，才能一了百了。
你开始尝到了认同他者的甜头，你主动地迎合甚至甘于屈从他者。渐渐地，他者走进了你的生活和内心，你一点点丧失了自己而成为他者。从而他者即你，你即他者，你中有他，他中有你。他者的目光、态度左右了你的言谈举止，支配了你的思想观念：你愿意放弃尊严、浪费时间、牺牲健康来追求权势，因为有了权势就可以换来他者的赞许、鲜花和掌声；你愿意丧失诚信、良知来获得金钱，因为拥有一定数目的金钱就可以赢得他人的艳羡、崇拜和屈从，甚至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海德格尔这样说：“这样的杂然共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则又更其消失不见了。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中，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18]“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相杂共在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19]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此在就是当下存在的个体，而常人则是由无数他者构成的无影无形而又无时无处不在的一种存在，本真的个体在融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就面临着放弃本真而沉沦为由众多他者构成的这个常人。人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在活给他人看，他者、常人成了自我人生现状、走向的塑造者、裁决者和引导者。卢梭早就指出了这一现象：“野蛮人过着自己的生活，社会人总是活在他人之中。社会人只知道如何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中，也就是说，他对自己存在的感觉仅仅来源于他人的判断。”[20]
不仅活给他人看，还会进而为了他人活。这又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依赖他人，另一种是牺牲自我。前者往往是把他人尤其是亲近的人作为依傍的对象，自己在生存、职业、心理、人格上都不能独立自主，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及其拥有的权势、财富、成就、名声作为自己谋生的资源、精神的依托。后者则相反，用自己的权势、财富、成就、名声、努力和热情来让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熟人分享和依托，设身处地地关心他人，为别人着想、操心，把他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扛在肩上，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点、使命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其实，这两者都是自我生命的移位，人们不敢直面人性的真实，害怕独自体悟人生的本味，只有以生命的旁移、外置来逃避和转移。
人的奢华之心、虚荣之心、攀比之心、嫉妒之心这些人性的负面，也大多源于他者的存在。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是啊，不正是有了他人在一旁的观看、注目和品评，特别是产生了关于美丑、善恶、智愚、优劣、上下、高低、贵贱的观念、分别的时候，人们的趋利避害、嫌贫爱富、嫉贤妒能、仇富恨贵之心就会油然而生，五花八门的赞颂、表扬、奖励给一些人带来了荣誉、成就和快乐的同时，会给更多的人造成失落、沮丧、痛苦甚至伤害、绝望。卢梭的看法或许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对于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来说，一个幸运儿获得的好处对于其他人又有什么损害呢？在没有爱情的地方，美貌又有什么用呢？对于彼此不交流的人，智慧又有什么用呢？对于不相互交易的人，狡诈又有什么用呢？”[21]
他者对自我的左右、控制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以至死亡的降临都无法将人唤醒。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将要永远告别人世的那个瞬间，还沉醉在关于来世、天堂、轮回、灵魂不死、转世托生等的由他人编造的美丽的谎言中，希冀着此生的结束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马上就会在另一个世界迎来新生的开始，在那里会见到先自己而去的亲人、恋人、朋友，并等待着活在世上的亲戚朋友在不远的将来与自己重逢。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一般的人并不是不知其将死，而是以沉陷于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这一方式闪避死亡。这种闪避“顽强地统治着日常生活，乃至在杂然共在中‘最亲近的人们’恰恰还经常劝‘临终者’相信他将逃脱死亡，不久将重返他所烦忙的世界的安定的日常生活。……这种安定作用其实却不只对‘临终者’有效，而且同样对‘安慰者’有效。甚至在亡故的情况下，公众意见还要不让这种事件打扰它为之烦忙的无忧无烦，还要求其安定。……人们还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调整着人们必须如何对待死亡的方式，并由此通情达理而获得尊敬。对公众意见来说，‘想到死’就已经算作胆小多惧、此在的不可靠和阴暗的遁世。常人不让畏死的勇气浮现。由常人解释的公众意见的统治也已经决定好了选用何种现身情态来规定对死亡的态度。”[22]
逐物迷己，真我丧失，反认他者为自己，错把他乡作故乡。这就是个体在他者世界中万劫不复的沉陷。
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这是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中的著名词句。熟读经史，以秦皇汉武自比，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确实是心明、眼亮、笔毒，几句词就轻易道破了如谜一般的世态人心：人与人之间是那样的冷酷无情，又是那样的残暴嗜血。难怪毛泽东一直主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难怪连以凶狠狂野著称甚至输急了咬对手耳朵的美国拳击手泰森，也会对毛泽东崇拜有加，奉若神明，以至将毛泽东的头像刺在自己的臂上。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猜忌、嫉妒、敌对、仇恨、争斗乃至战争，既根植于人心，又导源于社会，是人的天性中的侵略欲、暴力倾向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公、残缺共同培育、激发、导致的。
阿诺德·汤因比这样写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乃是人类生活的顽疾，因为人是世间万物中最危险的生物，人与人之间势必会发生对抗。”[23]条达穆斯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坏人。”[24]霍布斯说：“人对人是狼。”[25]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萨特《间隔》）这些都是讲的人性中的恶。当然也有人认为人特别是人之初的本性是善的，比如孟子、卢梭、佛祖等。其实，人之初或人类之初，人性本来是无善无恶的。人性如水，水本无色无形，使水变成或白或黑、或方或圆的是颜料和容器；人性无善无恶，而使人性产生或善或恶的因素则是风俗习尚、社会制度，正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更确切地说，是人心和环境这两只手合力将正常的人变成了坏人，变成了狼，变成了他人的地狱。
人与人冲突的根源是生存权、生活资料的争夺。原初的人们，衣食直接从自然中获取，大家也就没有多余和固定的财产以及与之相应的私有观念，因食物、性对象的争夺而引发的矛盾、打斗都是偶然的、短暂的、个人之间的，很难产生那种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持久的搏斗和残杀。彼此之间更多的是平和、善意的合作、互助，大家的关系是平等、友好的，就像现在孩子中的玩伴一样。
随着社会的进步、产品的过剩，尤其是可以持久存放的财物如牲畜、房屋、土地等的增多，以铜、金、银为标志的货币的产生，一些人因为体力、智力的优势而拥有了超过自己生活需要的财富，另一些人则相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这样就出现了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不平等。而当权力、财富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更多的人因此更加地贫穷以至连最低的生活温饱也难以维持时，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拉开得就越来越大了。人间的规则、社会的制度不仅不能限制、缩小、调节、纠正这种不平等，反而会保护、助长、激励这样的不平等。正如老子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背离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转而信奉、遵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老子》第七十七章）。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于是本来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贫穷和富有、强大和弱小、尊贵和卑贱、剥削和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压迫和被压迫，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尊贵者、富有者、强权者的荣耀、幸福，也恰好是建立在他人的贫穷、卑贱、弱小和痛苦之上的：“人们之所以会看到少数有权势的人达到了声誉和财富的顶点，而大众却匍匐于黑暗和悲惨之中，那是因为前者只有在占有他人被剥夺的东西的时候才会觉得是享受。如果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变，但是人们不再悲惨，他们就不再感到幸福了。”[26]
占用对自己没有实际用处的、过多的从而闲置、浪费甚至朽坏的财富和资源，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因为社会资源的总量就那么多，你多占有多少，别人相应就失去多少，别人因为你的富足、过剩就会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无法就医，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从而陷入饥饿、寒冷、疾病和愚昧之中。而那些拥有过多财物的人，自己的生命、心灵也反过来被自己的拥有物所占据、所蚕食、所侵吞、所异化了。而财富、地位、身份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了人的基本的权利、人格、尊严的被摧残甚至剥夺，这是非常悖谬的。就此卢梭这样写道：“无论‘不平等’如何被定义，一个孩子命令一个老人，一位低能的人统领一位睿智的人，在一小撮人尽享奢侈品的同时大量的饥民却缺乏生活必需品，这些都显然是违背自然法的。”[27]
不平则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于是仇恨的种子在人们的心底埋下、生根、滋长了，出现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死我活的反抗、镇压、杀戮、复仇。规模日益扩大：由家族与家族、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扩展到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斗争的惨烈程度也越来越加剧：由拳脚相加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以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由飞机大炮到导弹、原子弹，瞬间置敌对国家数不胜数的无辜者于死命；从细菌战到斩首行动，人类在用自己的才智和发明一天天地毁灭自己。
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普遍，看不见流血的杀戮更让人心寒。战争不仅在敌我之间展开，更在亲友之间弥漫。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发达，工业的机械、刻板和商业的冷漠、机心也融入、渗透进人的日常伦理和内心深处，亲友之间在往昔农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诚信、厚朴、亲和、感恩、虔敬渐渐被职业化、程序化、功利化的交易、算计，甚至攀比、嫉妒、怨恨、争斗所取代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序、朋友有信的秩序、圣洁、温情、和谐、美好被彻底颠覆了。最亲近的人，往往可能是你最大的威胁和敌人。帕斯卡尔这样写道：“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永恒的幻觉；我们一味彼此蒙骗、阿谀奉承。没有人会当着我们的面说出他在我们背后所说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不过是建立在这种互相欺骗的基础之上；假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朋友在背后说了些什么，那就没有什么友谊能维持下去了，哪怕当时说话诚恳而且不带感情。”“我断言，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彼此是怎样说对方的，全世界就不会有四个朋友。”[28]其后的叔本华说了同样的话：“且不说，如果你的朋友打算为你做出巨大牺牲才是对你的真正帮助，检验他的真情实意的最好办法还是莫过于让他获得你已发生不幸事件的消息。此时，他的面部表情或者显示出对你的真实诚挚的同情；或者无动于衷、漠然置之；或者流露出并非同情的某种感情。在这里，拉罗斯福哥的人所皆知的著名箴言：‘人们总是对朋友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得到了证实。的确，在这样的时刻，所谓的朋友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冷笑。除了把你最近遇到的麻烦和困难告诉他们，或者，毫无保留地向他们袒露你的个人隐私之外，你几乎没有什么更好办法能保证他们高兴起来。这就是人类特有的本性！”[29]如果说人性中的敌视、嫉妒、幸灾乐祸在以往还是含而不露、潜滋暗长的，那么在当下的无序而迷乱的年代里，则是暴露无遗、随处可见了。换句话说，是人性和时代这两只手联合起来导致了现在连最亲近的人也处于战争状态了：兄弟阋于墙，父子对簿公堂，师徒反目成仇，朋友投井下石。真是后院起火，祸起萧墙。
人与人之间本来丰富多样的关系被简化了，仅仅成了竞争对象之间的敌视、对抗、斗争、残杀或合作之间的功利、权衡、妥协的交易互换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蜕变为人与物甚至物与物的关系。最终是心中眼里都没有人了，人被置换了、遮盖了，人被漠视了、遗忘了。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了物，没心没肺，无情无义；人成了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人迷失了，疯狂了，异化为非人。
一般的迷者仅仅自己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而已，而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财富的迷者，则会给社会、他人、自然乃至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幡然悔悟，浴火重生，要么干脆死掉，化作尘土。
注释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页。
[2][法]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转自汪民安、陈水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3][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楚图南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4页。
[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
[6][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吕卓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7][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9][德]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李成铭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10][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楚图南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44页。
[11][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9页。
[12]引自吴楠、路客《比尔·盖茨全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封面语。
[13][美]爱丽丝·克拉普莱斯、特拉沃·利普斯康姆：《一路投奔奇迹》，邱俊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0页。
[14][法]卢梭：《卢梭民主哲学》，陈维和译，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15][法]拉·美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7页。
[16][法]拉·美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7页。
[17][日]铃木大拙、[美]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孟祥森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18][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6页。
[1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7页。
[20][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吕卓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21][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吕卓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2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4页。
[23][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687页。
[24][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9页。
[25][英]霍布斯：《利维坦》，刘胜军、胡婷婷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9页。
[26][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吕卓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27][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吕卓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28][法]帕斯卡尔：《思想录》，钱培鑫译，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29][德]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李成铭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