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文艺政策（同时也适合于科学研究和所有文化事业），“是一个有效地调动科学界和艺术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政策”。[1]它对中国当代文艺/文艺学的发展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突破了文艺/文艺学方面的教条主义、公式化倾向，导致了一系列极富理论探索性的理论成果的出现。为此，我们专门单列一章，具体分析“双百”方针的提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但是由于“双百”方针的提出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比如现实主义理论、人道主义理论，则在专门的章节加以介绍，这里不拟过多涉及。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背景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一个过程。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1953年，在回答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时，毛泽东有过“百家争鸣”的指示。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合在一起提出，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还说：“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2]但此时“双百”方针的口号还并没有正式公布。
同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双百”方针，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并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5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有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经毛泽东修改，发表于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陆定一在报告中阐述了这一方针对发展、繁荣我国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它“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不过，陆定一也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双百”方针所彰显的“自由”，只能“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实际上预先为“双百”方针设置了一个政治“关口”。
“双百”方针提出后，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知识分子迎来了“早春天气”，[3]但不少知识分子仍心存疑虑。这一疑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担心是否真正能执行“双百”方针，怕打击报复，由此采取观望态度；[4]另一种情况是担心如果真的执行这一方针会不会出现混乱，由此而产生一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毛泽东也曾指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高级干部中，“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5]尤其是在“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坛走向一派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作品，这更引起了一些人的高度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双百”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
比如，1957年1月7日，陈其通等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认为“双百”方针提出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甚至有人企图取消“社会主义”，只提“现实主义”，或者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一模糊的概念来代替它（显然是指秦兆阳、周勃等，参见本书第三章）。“我们认为这种怀疑论和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此外，“双百”方针提出后，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少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此外，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针对这种情况，陈其通等要求“压住阵脚进行斗争”。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人的共鸣，有的赞同，但更多的人持批评态度。
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辽的《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批评了陈其通对“双百”方针的认识，认为陈其通把“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文艺工作中个别的、非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陈辽认为，我们应该正视这些缺点，但不应当加以夸大，要加以具体分析，找出主流。3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文章深刻分析了陈其通等人文章的错误，认为他们对文艺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指出：“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4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各地关于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座谈会发言及读者来稿综述，对陈其通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其实稍早时候，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重申了“双百”方针，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6]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7]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社论，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社论》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方针”，“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此，知识分子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双百”方针开始全面贯彻执行。
（二）提出“双百”方针的社会背景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国内国际背景，与党中央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紧密相连。
1955年底1956年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基本完成，国家的所有制、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毛泽东作出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中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而要调动的“一切积极因素”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将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和评价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9]，“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0]。报告认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1]。这一提法无疑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与此前和此后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此外，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明确承诺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体现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可以说，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的理解，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成分和思想情况的新评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提出的依据或条件。[12]在这方面，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给予了系统性的归纳：“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今天我们的思想界已经大有进步。”“第三，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13]
“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背景，主要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它使得毛泽东觉得有必要也必须探索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不能一味地学习乃至照搬外国的经验。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也震动了毛泽东，使得毛泽东开始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此后，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推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并迅速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东方阵营的动荡和变革问题。会后，《人民日报》先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的社论，回击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科学态度，对斯大林及东欧变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对我们自建国乃至建党以来所犯的错误作了客观的分析。社论明确指出，这些错误都是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犯下的，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的，而“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而由此获得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14]为此，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论还重点强调了社会主义道路要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社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出：“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15]可以说，苏联变革及东欧事件的发生，从正和反两面，推动了中国的决策者们加强了原来就已存在的冲破苏联模式的立场，加快了对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探索。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这种矛盾因处理不当而发展到对抗的地步，都是这一时期所逐渐形成的思路。[16]
总之，“双百”方针在国内国际特定的环境下开始实施起来，使艺术和学术领域出现了一度的繁荣。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了。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是电影，数量和品种都显著地增多。特写、抒情诗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抒情诗中爱情诗这一枯枝重新开出了花朵。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17]就文艺学来说，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有创见的理论文章。[18]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双百”方针政策的实绩。
二 三个会议与《文艺八条》
然而，随着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参见本书第二章）。一直到1961年，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文艺界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连续召开了几次重要的会议，试图纠正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做法，并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规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重要的几次会议是：“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
（一）新侨会议与《文艺十条》
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故事片创作会议，因为两会都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故简称“新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围绕着中宣部提交会议审议的《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草案）》（《文艺十条》）展开的，总结近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19]讲话明确强调了艺术民主问题。艺术民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兴衰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文艺就不能前进。讲话不但在引言部分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阐述其他问题时也始终贯穿这一精神。在讲话的一开始，周恩来就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正是在倡导人们“敢想”、“敢说”、“敢做”中，周恩来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自由，发扬民主作风，“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周恩来说：“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讲话还着重提出了文艺规律的问题，强调文艺创作要遵循文艺规律，文艺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这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艺术家就必须“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而领导对于文艺，主要是从方向路线上加以引导，对于具体创作，则“不要过多干涉”。这显然正是“双百”方针的体现，也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当时的文艺界情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批判文艺“左”的错误的强大思想武器。但由于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干扰和抵制，这个讲话在当时既没能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
会上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结合文艺工作实践，对《文艺十条》作了修改。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二）广州会议与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62年3月2日至26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故称“广州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的中南海紫光阁预备会上，周恩来作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2月27日）。在讲话中，周恩来一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周恩来指出，在“双百”方针指导下，文艺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从思想界开始，提倡敢想、敢说、敢做，提倡首创精神，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这影响了文艺界，文艺界朝气勃勃，出现了不少作品。”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具体谈论文艺中的“典型人物”、“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问题。在广州的会议上，陈毅作了《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20]陈毅在讲话中，首先承认了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总地说来是正确的，但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的斗争，“搞得很多人感情很痛苦”，由此陈毅要大家“来出出气”。这无疑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陈毅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绝不能再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去套一切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科学队伍、文艺队伍的实际情况。要把这个肯定下来，肯定下来工作就好做”。由此陈毅明确指出要扶持知识分子，而做党的工作的人、行政工作的人，要应该自我批评，“主动来解决我们内部的团结问题”。在文艺创作上，陈毅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冒充内行的领导，希望领导们能给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创作艺术风格的自由、探讨艺术问题的自由等，要尊重作家的权利和劳动。
周恩来在会议上（这个会议同时也有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21]（3月2日）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由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在谈到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认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第一，要信任他们。第二，要帮助他们。第三，要改善关系。第四，要解决问题。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如果党的具体政策在执行中有偏差和错误的，就要作检查。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
在同月20日提交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也有明确表达：“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充分体现了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知识分子的巨大变化。
广州会议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戏剧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大连会议与“中间人物论”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座谈会的议题并不局限于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创作，而是整个农村生活题材的创作，目的在于纠正农村题材创作上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单一化的问题。邵荃麟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首先肯定了过去几年农村题材创作上的成绩，但同时指出，随着生活的发展，农村变化很大，农村中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因此，怎样描写农村题材，正确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也是创作上的“新问题”。[22]为此，邵荃麟提出了后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深化”与“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参阅本书第三章及第七章的相关内容，在此从略。
（四）《文艺八条》
与三次会议几乎同时，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纠正“左”的文艺指导思想的正面成果。《文艺八条》从草稿到定稿，经过了一个反复讨论的修改过程。[23]
1961年1月，当时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为此分别主持召开了电影、戏曲、话剧、音乐、美术、报刊文艺编辑六个座谈会。同年2月，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又为此召集文化部和各协会负责人开会，并布置向各方面和各地区文艺界作调查研究，征集意见。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同年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最初的《文艺十条》。同年6月作为会议讨论的文件提交“新侨会议”，周扬事先对《文艺十条》作了说明。会后根据会议上的意见加以修改，然后于同年8月1日印发各省市再征求意见。同年10月和12月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亲自主持定稿，将原来的十条改为八条，最后由林默涵、张光年执笔作文字的斟酌润色。1962年3月“广州会议”后，在周恩来的督促下，报送中央，同年4月中央批转全国遵照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八条》是集思广益的成果，是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出台的党的重要文艺政策。
《文艺八条》[24]的前言部分在肯定了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中，更多地指出了“近年来”文学艺术工作中发生和存在的“不少缺点和错误”，比如某些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活动，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要求”，“有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处理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既不尊重群众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等。正是为了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认真地总结经验，克服缺点，调整一些必须调整的关系，由此制定出一套同党的文学艺术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制度和办法，这就是《文艺八条》。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八条》把“双百”方针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联系在一起，指出“只有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说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一个基本性的和长期性的方针，而不是暂时应变的策略。在这一条中，还对政治作了更为宽泛的理解，指出：“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服务，为全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从多方面来满足广大人民正当的精神需要，不应该把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隘。”在此基础上，《文艺八条》提出创作多样化、风格多样化的主张，明确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鼓励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认为“文学艺术上不同的体裁、形式，都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竞赛”。此条指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只要不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都可以存在。”可以说，这样的民主理念一直贯穿在整个《文艺八条》中。
第二条：“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此条主要针对以前那种领导“定人、定题、定时”乃至下达“创作突击”任务的要求和做法，指出这种领导文艺的方针和做法违背创作规律，“组织创作应该按照作家艺术家的自愿和可能”，“文学艺术作品要以个人创作为主”。此条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力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既要反对轻视艺术技巧，用空洞的政治概念来掩盖艺术缺点，也要批评那种把要求提高艺术技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以致不敢利用和吸收前人的艺术技巧和经验的观点，这都是错误的。
第三条：“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早已经明确地解决了，在这里除了重申这一方针，主要是对如何进行“批判地继承”做了指示。比如，该条对外国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借鉴问题作了阐明，指出“外国的艺术，只要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都应该努力学到手，变成自己的东西”。该条还首次提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流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也“应该有计划地向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介绍”。当然是“作为反面教材”，但终究认识到应该开放一点对外完全封闭的门窗。
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此条明确指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批评了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该条要求必须严格区分人民内部、敌我性质两者的界限，也要审慎地区分“香花”与“毒草”。对于作品的评论首先要看“总的倾向”，不要由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就否定整个作品。在人民内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
其他四条分别是“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都是属于组织领导和制度措施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提法，提出了“双百”方针的精神，比如在第七条中，在涉及以往文艺界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第一，必须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界线。第二，在人民内部，又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之间的界线。“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也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随便引申为世界观问题。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只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这一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历来的许多文艺批判运动，往往都是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阶级立场问题，而一旦成为阶级立场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必然遭到简单粗暴的批判打击，被批判者则处于无法回应的境地。
《文艺八条》是党在新的调整时期所制定的文艺政策，是总结历史经验，开拓文艺新局面的重要文献，它所提出的思想理论原则，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25]但可惜的是，由于受到“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和抵制，《文艺八条》并没有完全贯彻执行下去。当时甚至没有真正发表，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由《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
1962年5月23日，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社论。这篇社论首先指出，20年来，“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以及后来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经过文艺界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正确路线”。社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用发展的观点，强调了当时社会状况与以前的不同，指出，我国人民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我们的文艺应当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影响尽可能广泛的社会阶层，不断地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使全国人民的心连成一条心，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到共同的伟大目标上去。今天文艺联系的群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广泛得多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讲话中的工农兵主体，为知识分子的发展和创作开拓了空间。可以说，社论丰富和发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也是《文艺八条》的一个体现，是国家实行“双百”方针后文艺政策调整的具体成果。
注释
[1]周扬：《答〈文汇报〉记者问》，《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3]见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4]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也谈到了这种顾虑。关于这一现象参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9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页。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7]同上书，第390页。
[8]同上书，第82页。
[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10]同上书，第160—161页。
[11]同上书，第162页。
[12]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3]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14]《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5]《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6]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7]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18]比如关于现实主义理论及人性、人道主义的提出。参阅本书相关章节。
[19]见《文艺报》1979年第2期。
[20]《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亦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21]这一报告（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与周恩来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报告以及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见前）一脉相承，可参照来看。
[22]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页。
[23]参阅黎之《回忆与思考——“文艺十条”—“文艺八条”》，《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4期。
[2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此部分所引用《文艺八条》的内容不再注明出处和页码。
[25]不过，也有人指出，修改后的《文艺八条》比修改前的《文艺十条》有明显的后退，“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顾虑和政策调整的界限性”。见黎之《回忆与思考——“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上），《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