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多读要根据读者不同对象和不同文化水平而有不同要求，“文者务武，武者务文，文武官都要多读点文学”。
多想是毛泽东另一重要的读书门径。
多问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道。
在读书方法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首先主张多读书，“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他认为多读要根据读者不同对象和不同文化水平而有不同要求，“文者务武，武者务文，文武官都要多读点文学。”他劝懂得哲学的同志去学点孔夫子和蒋介石的书，不然唯物辩证法就不巩固。他希望青年人和领导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学点新闻、教育等。毛泽东认为治学者读书除要“博览”外，还要把博与精两方面结合起来，达到“贯通今古，融合中西”的程度。读书怎样才能求“精”呢？毛泽东认为，读书是“要三复四温的”。他幼时读《饮冰室文集》，尤其是后来读古文和诗词，无不如此。据说，《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他起码读了3遍以上。
毛泽东结合自己的读书体会，认为文章妙来无过熟，熟就是多写。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坚持写日记，写读书笔记和抄书，对不易找到的好书，甚至整本抄下。古语云，好记性顶不上烂笔头，这说明一个人无论记忆力怎样过人，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熟记在心。所谓学习本身就是同遗忘作斗争，因此毛泽东读书时，始终把多写作为读书的习惯之一，通过写来加深记忆和理解，通过写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通过写来发现问题，通过写来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通过今日记一事，明日明一理，积久而成学。
多想是毛泽东另一重要的读书门径。读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形成自己思想的过程，如果读书时不多想些问题，如果对所读的内容不进行消化，那么这种读书过程只能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思想的跑马场。毛泽东早就认为读书目标要明确，要立一理想，通过好学深思，明辨的功夫，一定能够把握真理。毛泽东自青年时代一直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动力，因而在长年的治学生涯中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追求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昌盛，社会的平等，实现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多问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道。毛泽东认为学问、学问，好学还要好问，好问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多问，因为读书本身就是释疑解惑的过程，因此要想求得真学问，必须要多问。问学之道可以向自然，向社会考问；可以与人交流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可以向名家，书本求问。在长沙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他们在闲暇之时经常聚集在一起，边讲学论道，边评论时局，彼此交流自己对国事、天下事的想法。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登门问学。据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教师黎锦熙回忆说，1915年4月至8月间，每逢星期日，他都去黎老师家求问“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读史法”、“读书治习法”和“改革社会事”等。此外，毛泽东还经常采用通信求教的方法。毛泽东在青年时每逢遇到较大的疑难问题时，总是向北京和上海等地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写信求教。直到以后的年月中，只要自己不精通，不擅长，不懂的东西，他事必躬亲写信向人虚心问教。他曾向自然科学家求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向史学家请教历史知识。他这种不耻下问，拜内行为师的精神，是值得后生学习的。
（阿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