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仰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有现象，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社会信仰是以社会为主体的信仰，是处于某一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在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在追求并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协调、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共同性、普遍性的信仰。社会越进步，越需要对社会的共同信仰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探讨社会信仰的本质和规律，可以促进社会共同体增强凝聚力，减缓社会冲突，并为社会成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更好地发挥社会共同信仰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及意义
信仰不是一般的“确信”，而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在理性认识基础上关于某一世界根本问题的“确信”。可以这样认为，信仰是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或者个人一定时期的文化、精神、意识等的相对稳定的东西，是个人在理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终极发展状况的总体性把握，是对个人以致人类一定历史时期面临的深不可测的未知世界的整体性认识和确定性立义——在这种确定性立义基础上，个人构造起自身和谐的精神世界，并促使自己的整个实践生活严格地遵从于这种确定性立义，而且特定的社会群体形成或者被组织起来并寄托了个人的精神性依赖和归宿。
根据信仰主体的差异，信仰可以分为社会信仰与个人信仰两种基本类型。社会信仰是特定社会的共同信仰，个人信仰是个人的信仰。
具体地说，社会信仰，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者其他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在长期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形成的对世界和本社会的相对稳定的整体性认识和确定性立义——在这种确定性立义基础上，形成不同信仰群体及其个人信仰之间的矛盾统一体，而且社会成员对该社会共同体寄托着崇高的精神性情感和归宿[1]。
社会信仰理论的基本宗旨就是探讨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特定社会在具体实践基础上各种信仰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如在我国，促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主义信仰、儒学信仰、佛学信仰、基督教信仰、伊斯兰信仰等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增进社会凝聚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科学、和谐发展。通过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和认识社会共同信仰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从而促进个人发展的丰富性与全面进步，以及推动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社会信仰理论的基本目标是：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信仰形式的积极方面，合理批判其消极方面，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和巩固，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各民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现实条件和文化传统，探讨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内如何形成更具共同性、普遍性、代表性的社会信仰。通过社会信仰，达到协调信仰之间的冲突，促进信仰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解决社会中的信仰危机，促进并实现信仰的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除此之外，社会信仰理论需要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还包括：在我国当代现实条件下，如何促进真理性信仰的进一步形成；各种信仰对于认识真理、培育社会伦理、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何种意义；如何历史地、合理地对待各种信仰；信仰形成与发展具有怎样的基本规律等等。
社会信仰理论的研究，既是克服和解决当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突出问题的需要，是人类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认识论发展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1.社会信仰理论研究是正确解决各种信仰形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需要
社会信仰既是特定社会对自己过去、现实的状况的清晰理解，又是它对自身未来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原则的基本设计，因此，社会信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信仰领域内各种信仰形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但是国内政治、文化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也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从中世纪以来，社会信仰问题就对国际关系的和平、稳定、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信仰冲突构成了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关系的主轴。从7世纪到14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势力通过武力向外传播和扩张，并与一些基督教国家产生了尖锐的冲突；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基督教组织了多次十字军东征，从欧洲一直打到西亚，导致了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教势力之间长达200年的战争冲突。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借助基督教的信仰和传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培植殖民势力，努力从精神上、文化上控制这些地区的民众，这也迫使这些地区、国家的民众借助本土宗教对抗传教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本土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十分尖锐，例如，伊朗巴布教徒起义，我国的义和团运动等。在20世纪末期冷战结束以后，宗教信仰问题再度突出起来。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冲突，既是世界许多地区、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重要根源，也是一些国家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宗教信仰也成为不少发达国家牟取私利的工具。某些发达国家为了获得或加强在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和强权地位，也不断以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为口号干涉他国内政，也使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促进各种信仰形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促进社会共同信仰的形成和进步，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
在我国，社会信仰问题也威胁着社会的和平、稳定，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社会信仰领域中的各种冲突与危机。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我国的民族、宗教信仰问题，支持达赖集团等分裂势力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境外各种宗教组织利用各种信仰形式加剧对我国进行渗透，扩大在我国的影响力，从长远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如何对待各种社会信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解决各种社会信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入展现社会信仰矛盾和危机形成的内在根源，并为解决这些冲突与危机提供合理性建议，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2.社会信仰研究是克服信仰缺失和信仰危机的需要
当代社会进入了一个经济迅猛发展、高科技拥有显赫地位的时代，巨大的物质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并不断满足和提升了人们高水平的物质享受。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却日益荒漠化，人们日益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出现了信仰缺失，信仰危机，人性物化等严重问题。经济发展与高科技逐渐成为人的丰富性发展的桎梏。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显示了巨大威力，人们日益崇拜科技理性的力量，使科技理性、人的理性片面发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在高科技作用下，人类改造与征服自然界的能力突飞猛进，但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也更加猛烈，从而造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如水污染、空气污染、森林绿地减少、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暖等等。这种状况，把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它要求人们把科学技术与人性、社会性协调统一，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着眼于人类利益、社会利益，让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人性的全面进步，更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资源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进行有效调节，极大地调动了各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社会成员物质福利的普遍增长。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使人们更加注重有形的、外在的物质财富，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而忽视无形的、内在的精神因素的作用，造成人们精神空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盛行。物欲横流，精神萎靡，人们普遍陷入精神困惑、信仰危机、人生价值丧失、幸福感麻木的状态中。
在当代社会中，片面物质化的社会发展，使不少人日益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失去生活的乐趣。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信仰生活得到更大发展。这种状况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社会信仰问题。通过积极引导个人信仰的健康发展，积极促进各种社会信仰形式的合理竞争、健康发展，为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注入更多的人性、社会性因素，促进人的丰富性发展。
3.社会信仰研究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计划经济体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失，马克思主义也被实践证明失败了；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而社会现实却是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适应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助长了官僚主义、专制主义，不利于社会民主的发挥等等。
社会信仰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例如：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的基本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原则、斯大林模式的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社会信仰的基本地位等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信仰关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不但将彻底的人道主义与彻底的自然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特别是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机器大生产的社会化生产形式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生产力，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劳动者购买力不足的危机，解决这种危机的方法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让社会生产真正地满足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教条式的斯大林模式信仰的不利冲击。在斯大林模式下，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政治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统摄，忽视了社会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导致专制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严重，而且，这种模式下的信仰片面注重政治性的灌输式教育，忽视了个人德行方面的自觉修养。当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应当积极地克服斯大林模式的信仰中的消极成分，积极消除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重视个人德行修养，坚定地追求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进一步实现。
4.探索和研究社会信仰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需要
社会信仰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是一定社会文化体的人们对整个世界特别是未来世界的相对稳定的、总体性的把握，也是他们对世界的深层次反思和对终极价值目标的追求，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灵魂。社会信仰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哲学、伦理学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思考社会信仰理论，有助于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有助于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
社会信仰理论也是对社会认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一种积极尝试。社会认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分支，对于发展哲学认识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社会认识论这一哲学分支的进一步发展，也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最初开始于欧阳康、景天魁等教授的研究。一般地，社会认识论至少具有两层基本含义。
第一，从认识的客体上看，从社会认识论的直接意义而言，社会认识论是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分支，是哲学认识论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和特殊化，是探讨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不同于一般认识论，社会认识体现了更多的人类生活的特征。欧阳康教授认为，社会认识论就是一种“以人们认识社会的认识活动及其结果为对象，考察人们认识社会的特殊活动结构、活动方式、活动方法、进化过程和特殊规律，揭示人类社会自己认识自己的特殊道路”[2]的哲学分支。社会认识论的根本目标和核心问题是“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是怎样达到和如何实现科学的”，并在方法论上坚持在社会的、实践的、历史的总体背景下展现认识对象的规律性和价值。
第二，从认识的主体上看，一般地说，社会认识论也是一种以特定社会为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它与个体认识论相对，它探讨特定社会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发展和如何趋向进步的问题。尽管这种社会认识与个体认识存在着区别，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联系。即：这种社会认识总是通过无数的个体认识之间相互作用体现出来。欧阳康教授认为，“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是社会总体借助于自身内部的无数个体（及相应的集团）对社会的认识及其成果（关于社会的学说、观念等）而实现的一种自我反观和自我反思。”[3]
本书的社会信仰理论研究，运用了社会认识论提供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把“社会”作为认识主体，以“社会信仰”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对社会的科学认识，特别是研究社会信仰的变化发展规律，从而有助于沿着社会认识论开拓的方向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节 研究现状
社会信仰在我国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对个人信仰、社会信仰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首先，认为社会信仰的问题没有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它已经研究得很充分了，关于宗教信仰的观点已有定论，因而排斥对宗教信仰、社会信仰的讨论；第二，认为研究社会信仰问题在我国社会中是一个敏感问题，存在着一定风险因而放弃。研究社会信仰也会批判宗教信仰的某些方面，而这种批判可能影响到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导致社会不良反映，因而也把宗教信仰研究视为禁区；第三，认为社会信仰问题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观点把社会信仰建设、精神建设仅仅看做一种务“虚”的东西，一种仅仅停留在政治宣传层面的东西，而不是把个人信仰、社会信仰的健康发展看做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这些误解导致了不少学者对个人信仰、社会信仰中的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积极关注。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社会信仰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危机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信仰问题、社会信仰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诸多基本特征：
1.这些研究中大多把信仰问题与社会历史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而较少将信仰问题与社会历史、信仰思想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在信仰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一种基本模式是把各种信仰形式与社会历史、人类实践对立起来，坚持认为自己的信仰形式就是绝对的真理，坚持信仰形式的至上性和纯粹性，主要体现在传统宗教信仰中；另一种基本模式是把各种信仰形式与社会历史、信仰的思想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把各种信仰形式、现阶段的信仰状况看做一个历史的过程，认为这些信仰形式既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人们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与实践的成果，同时，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限制，这些信仰形式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重大局限，它们需要不断发展，甚至需要克服其中的某些根本缺陷才能促进自身的良性发展。后一种研究模式多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主义信仰、儒学信仰以及某些现代基督教等思想家的著作中。
两种基本模式中，第二种模式提倡理性与科学，反对迷信与愚昧，无疑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世界的主导性认识模式。但是，运用这种研究模式的不同学派的研究成果还需要进一步综合研究。本课题将进一步拓展第二种研究模式，综合吸收、批判不同学派关于社会信仰的不同成果，并联系当代社会信仰领域中的现实问题，进一步综合创新，推进对社会信仰问题的研究。
2.关于信仰的理解
尽管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在信仰的主体方面存在着差异，前者的主体是人，包括个人与社会，而后者的主体是社会，但是，两者之间在信仰所指向的内容方面基本一致。因此，研究社会信仰，离不开对信仰的研究。
关于信仰的基本内涵，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信仰是一种坚信。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对象的坚信态度都是信仰，可以从信仰对象的不同，或者从信仰的基础、根据和形成机制而言，再把信仰区分为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或盲目的、迷信的，现实的与虚幻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崇高的与狭隘的或偏执的，宗教的与非宗教的或超越宗教的信仰。
二是认为信仰不等于是对任何事物的坚信态度，信仰是对于某些尚未被实现和证实的客观状态或观念的确信，是对某些非实证的事物所持的坚信态度。希望一切信念都能得到经验和逻辑的支持，这是理性主义者的一种理想追求。未经证明或者说不依赖于证明，而又坚决相信或者不相信，是为信仰。[4]
三是认为信仰就是个人信仰，认为信仰只能够为个人所具有，社会不具有信仰。例如，著名加拿大宗教哲学家、多元信仰论者坎特韦尔·史密斯认为，信仰不是永恒的一部分，而是我对永恒的当下的认识，“信仰是极为个人性的、动态的和终极性的”[5]。
四是认为信仰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终极性价值追求。例如，张曙光教授认为，“一般认为，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张、主义和价值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寄托着人的精神最高的眷注和关怀。”[6]
3.关于社会信仰的概念
对信仰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研究个人信仰，而较少对社会信仰进行研究。以“社会信仰”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停留在学术论文的探讨上，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社会信仰”的著作。对于社会信仰概念的理解，一般认为信仰分为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社会信仰不是单纯的诸种信仰形态之一，它是诸种信仰形态的融合体。
我国较早论及社会信仰问题的学者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在1922年曾经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是没有信仰，因而，改革“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7]。在这里，梁启超谈到了社会信仰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社会信仰是一个社会的元气，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同时，梁启超先生把“社会”作为一个主体，认识到“社会”也具有自己独立的特殊人格，社会具有自己的信仰，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我国当代较早研究信仰的学者荆学明教授认为：信仰的形态包括个人人生信仰与社会理想信仰。这里的社会理想信仰实际指的是社会信仰。荆学明教授认为：社会信仰（社会理想信仰）是指特定民族或社会民众，对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终极发展归宿之理想的把握和持有。信仰首先是个人信仰。人首先是以鲜活的个体生命体的形式而现实地存在和生活着，但是，信仰的本质则在于社会信仰。荆学明认为：社会信仰虽然“源自”于个体，但它之所以成为社会信仰，其本质仍在于它是“社会”的信仰。[8]
李兰芬、李西杰两位学者把信仰区分为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他们认为，信仰可分为个体信仰和社会信仰两种形态。他们认为，社会信仰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主体际基于一定生存环境和认同态度而产生的公共精神价值领域，是对社会交往中合理关系的情感认知和神圣般的情怀”[9]。他们认为，社会信仰承载着人类对宇宙本原和人类起源的探索和追求，从现实世界转向虚空的精神世界，体现信仰的终极关怀。
就信仰意义的直接指向而言，信仰总是指向个体的，总是为了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信仰具有个体性。然而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人们面对共同的生活条件、现实问题及生存境况，又总能产生共同或相似的信仰（或接受这一信仰），信仰因之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随着信仰主体的增加，信仰对象的扩容，信仰客体影响的提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合体内，便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仰共同体，社会信仰由之形成。
李兰芬、李西杰认为，社会信仰在交往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维系情感，构成人们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二是使社会成员对社会共同体产生安全归属感。社会信仰通过倡导一种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和生命体验，影响、规范并指导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行为方式和人生追求，并据此通过与现实社会条件及生存境况的磨合，有助于整合人们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有助于达成共识、减少纷争、扩大交流、增进互信，形成合理融洽的社会资本结构体系和良性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4.关于社会信仰冲突的研究
社会信仰理论把各种不同社会信仰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各种社会信仰形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不同社会信仰之间的冲突，当代基督教哲学从维护上帝信仰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不少理论成果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信仰理论所吸收和借鉴。
多种信仰形式并存的基本模式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排他主义、包容主义与多元主义。这些基本模式的区分最早源自于艾伦·雷斯（Alan Race）1983年提出的宗教信仰对话中的基本模式。
排他主义模式认为只有某种信仰形式是唯一能够使人获得解救或解放的途径，相信其他真理或其他宗教人物是对自己信仰的侮辱。即使准备与信奉其他信仰形式的人进行对话，这也只是一种使对方来信奉自己信仰的手段。例如，基督教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1932—）主张，作为基督教徒，只有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信仰才是真的，只有聆听并遵从基督教福音的人才可能获救。
包容主义模式是认为自己的信仰形式是最高级的信仰，并从自己的信仰形式出发去认识其他信仰形式，同时也承认，自己所信奉的信仰形式中的真理在其他信仰形式中也有程度相近的体现。包容主义实际上把其他信仰形式看做与基督教信仰平行，也是一种实质的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模式认为除了自己的信仰模式拥有真理，其他信仰模式也可能拥有程度相近的真理，各种信仰形式的交流与对话并不会产生最终的信仰统一体，但是能够增进相互之间的进一步协作，并促进对真理的更好认识和理解。例如，约翰·希克（John Hick）认为各种宗教传统都表达了人与神圣实在者之间的关系，各种信仰形式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彼此之间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沟通。彼得·贝格尔认为：“多元主义就是很多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在同一个社会空间的共存相处。”[10]
多元主义是当代社会多种信仰并存与对话的主要模式，而排他主义则多被人们指责为不宽容、不利于各种信仰之间对话。但是，信仰的实质在于真理性认识与实践，各种信仰所拥有的真理性认识与实践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各种信仰形式很难不产生竞争与冲突。事实上，这种竞争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益于社会信仰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排他主义关于“宽容”、“对话”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他们认为，“宽容”只是要求不对其他信仰者实施人身迫害，不能剥夺对方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附和与妥协，不是相互认同。对话总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对话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自身信仰，也不是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中基本观点的宣传。
5.当前我国关于信仰的研究主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道德信仰、宗教信仰等
最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从过去时代中的僵化、教条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一种充分尊重个人创造精神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变过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至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进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尖锐地显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道德信仰等信仰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颇具普遍性的现象：不少人漠视甚至轻视精神生活。由于社会过多重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把物质领域的“实用”与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现象的普遍标准，这样就导致了一种荒谬的结果：忽视人的精神生活的修养和建设，甚至把精神生活视如“无用的领域”，把精神领域视作是一种“口头上的”东西、单纯理论上的东西，仅仅是为了宣传或者政治目的之用。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整个社会也日益深受漠视精神生活的种种痛苦。例如，不少官员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腐败严重；由于缺乏精神修养，作为现代社会核心的优秀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以天下为己任、为民众谋福利的企业家——极其稀少；为了牟取物质利益，不少学者丧失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职业操守，利用特定专业知识愚弄公众，成为为一些利益集团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一些企业家、商人甚至基层民众为了攫取物质利益，漠视公共利益，漠视道德伦理，制假、造假、坑蒙拐骗；一些人片面注重经济的发展，置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基本利益不顾，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一些行业为了某种短期利益，贪婪攫取自身的垄断利益，而对社会的根本利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视若无睹，等等。
这些新矛盾、新问题给社会信仰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还有必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吗？当代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哪些差异？如何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信仰危机，如何重建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道德信仰。
我国学者关于一般信仰理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冯天策的《信仰导论》（1992年）、《信仰——人类的精神家园》（2000年），荆学民的《人类信仰论》（1992年），刘建军的《共产主义信仰论》（1998年）等，对于信仰的一般发生机制、信仰的功能，如何发挥共产主义信仰的时代价值做了深入探讨。关于道德信仰问题的研究，主要成果有任建东的《道德信仰论》（2004年），魏长领的《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2004年），黄明理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研究》（2006年）等，他们对于道德信仰的含义、特征、功能以及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与如何建设道德信仰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关于信仰的研究，还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道德信仰做进一步研究，同时，多元化社会的发展也要求我们联系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道德信仰，进一步思考传统儒学信仰的地位、宗教信仰的地位、各种信仰形式的融合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社会信仰理论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 创新之处
本书在充分吸收国内外信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密切联系人类社会信仰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信仰思想发展的历程，深入分析了社会信仰的内涵、实质及其基本发展历程，并提出了构建当代社会信仰的基本原则。
本书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
1.深入分析了社会信仰的基本内涵，揭示了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辩证关系
本书在总结并吸收借鉴梁启超先生、荆学明教授、李兰芬与李西杰两位学者关于社会信仰的理解的基础上，深入辨析了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
社会信仰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信仰。信仰包括社会信仰与个人信仰，三者之间在信仰者所指向的信仰内容方面是基本一致的。社会信仰从两个具体方面得到体现：一是从社会信仰与个人信仰的关系看，社会信仰是一系列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个人信仰的集合。二是从社会信仰与信仰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关系来看，社会信仰是那些在特定社会中存在、并现实地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各种信仰形式的总和。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个人信仰对社会都产生同样的影响力，那些对特定社会的真理性认识和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个人信仰，构成了特定社会以至人类社会信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们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信仰。社会信仰是那些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普遍性的个人信仰，它集中体现了在一定历史时代中该社会所达到的总体性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各种信仰的具体信仰形式如基督教信仰、伊斯兰信仰、儒学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等，本身是汇集了许多个人信仰的成果，因而也属于社会信仰的重要内容。
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辩证关系。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信仰的主体是个人或者社会，而个人信仰的主体是个人，社会信仰的主体是特定的社会。信仰包括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个人信仰离不开社会信仰，个人信仰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对世界的根本性认识，个人信仰中的认识是否恰当、具有多大价值，从根本上说，需要从社会信仰的角度得到体现。社会信仰的表现离不开个人信仰，个人信仰是社会信仰的基础，社会信仰是那些对社会的真理性认识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个人信仰的集合。
2.根据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本书对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中的传统信仰的发展历程，以及现代社会信仰的基本表现形态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正如黑格尔把哲学发展史看做许多杰出思想家的思想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一样，社会信仰的发展历程也是通过一系列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个人信仰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本书第三章、第四章从世界不同文化区域的角度，选取了西方传统社会信仰和中国传统社会信仰作为人类传统社会信仰中的两个主要典范加以分析，从中探寻传统社会信仰发展的基本历程。在第五章中，分析了现代社会信仰的基本形态——马克思主义信仰、人本主义信仰与科学主义信仰。这些现代社会信仰都是在对传统社会信仰实现根本变革之后，并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所形成的具有重要影响的非宗教的社会信仰。本书通过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信仰思想，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各种现代社会信仰形态的基本观点。
在传统社会信仰中，对于人类信仰的发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信仰形式是基督教信仰与儒学信仰。基督教信仰以爱上帝为核心，同时吸收了古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不断地以理性的发展来推动社会信仰的进步，最终在西方传统社会信仰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现代社会信仰的基本形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一定意义上，基督教信仰的意义不在于它坚持信仰上帝，而在于从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更积极性的现代文明。儒学信仰则是一种最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传统社会信仰形式，它十分关注人的德行修养，把人的德行修养的境界高低与人的自由密切联系起来。它的成就首先在于，它证明了人类并不是一定要建立在上帝基础上才能形成良好的、高度自觉的德行。
西方传统社会信仰的基本问题是上帝（神）与理性的关系，围绕着这一问题，西方传统社会信仰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古希腊阶段、中世纪阶段与近代阶段。其中，古希腊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为基督教上帝信仰创造了一定条件；基督信仰与古希腊的理性相互结合，促进了西方传统社会信仰的不断发展；随着基督信仰内在矛盾的日益尖锐，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上帝的秘密最终被人们发掘出来，上帝的秘密在于人自身，上帝的本质在于人的本质。这样，在西方传统信仰的历史终点，上帝信仰最终逻辑地被人类理性消解了——“上帝死了”。从此，人类的社会信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上帝消亡为逻辑起点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以上帝消亡为逻辑起点的现代社会信仰的各种形态逐渐形成并得到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信仰的各种形态成为人类社会信仰的主导形态。
我国传统社会信仰的根本问题是“道”与“德”及其相互关系。“道”，既是统率整个宇宙的根本力量，又是人类需要认识的最高范畴。这种“道”，最初体现为“天”、“上帝”、“神”的神秘力量，后来逐渐成为支配天地鬼神的最高力量。“德”，即“得”，是人从对“道”的认识中获得的指导人生实践的伦理原则与基本的伦理规范，它是探讨人应当如何依照“道”进行个人修养的问题。根据“道”与“德”及其关系在我国社会信仰历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道”、“德”时期；不同类型的“道”与“德”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对立时期；宋明理学信仰时期。我国传统社会信仰重视伦理道德生活，通过“心”、“理”等方式实践“道”、“仁”，追求君子、圣人的人格，积极追求人的自由境界，是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我国传统社会信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培养人们高尚纯洁的道德品质，它使人志气恢宏、心胸坦荡、视界开阔。当然，儒学信仰在当代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它还需要积极扬弃专制主义的影响，需要更加积极地反对各种恶劣的专制主义，努力地将民主的思想融入其中，使之在当代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现代社会信仰的基本表现形态，除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主导性影响外，在西方社会中主要体现为科学主义信仰与人本主义信仰。一般地说，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信仰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体现为两个基本倾向，一是人本主义哲学，一是科学主义哲学，因此，相应地，现代西方信仰主要体现为人本主义信仰与科学主义信仰。这样，现代社会信仰可以区分为马克思主义信仰、人本主义信仰与科学主义信仰等基本形态。除此之外，宗教信仰在社会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在现实中还存在，也许还会有更大的繁荣、发展，但是，它已经属于过去的时代，因为从人类的历史与逻辑发展的角度看，宗教信仰主导人类信仰的历史已经不可避免地让位于现代社会信仰的诸种形态。
3.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信仰的重大现实问题——社会信仰冲突、社会信仰危机
本书对社会信仰冲突、社会信危机进行了分析，分别揭示了社会信仰冲突、社会信仰危机的基本内涵、主要分类、一般成因，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信仰冲突、社会信仰危机的主要表现。在社会信仰冲突方面，分析了传统社会信仰之间的主要冲突——基督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与儒学信仰的冲突，分析了现代社会信仰之间的主要冲突——马克思主义信仰与自由主义信仰之间的冲突。在社会信仰危机方面，分析了传统社会信仰面临的最根本的真理性危机——上帝的存在问题，分析了现代社会信仰面临的主要危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信仰所带来的危机。
4.提出了在当代建立健康、和谐的社会信仰的基本原则
社会信仰建构就是社会信仰在精神信仰领域的建构，通过协调现代各种信仰形态之间的矛盾、现代信仰与传统信仰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信仰生活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信仰的真理层面、道德层面与艺术审美层面的协调一致地健康发展。
在当代社会信仰建构的原则上，文章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时代精神，二是积极弘扬传统社会信仰的当代价值，三是多种信仰和谐共存、相互促进。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三种基本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不但追求政治解放，更主要的是追求人类的解放；这种人类的解放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它实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与彻底的自然主义的融合与统一，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避免了科学主义信仰、人本主义信仰中存在着的许多片面性。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当代时代精神，对于人类的真理性认识与实践、人类的进步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引领时代精神，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教条，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信仰简单地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它作为人类信仰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充分地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不断开拓创新，使真理性的认识与实践都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
传统社会信仰在当代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最突出的方面表现在，传统信仰形态在指导人们控制自己的本能欲望方面，关怀人的死亡方面，关注人的出生方面，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接近甚至超过了现代信仰的各种形态，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关怀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影响深刻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信仰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多种信仰形式之间的和谐共存、和平竞争、相互促进。任何信仰形式只是一定时期对世界的真理性看法，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如果只有一种社会信仰形式，那么，这种社会信仰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尽管社会信仰形式往往与一定的物质性的社会力量密切相连，然而，也要看到：过强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严重阻碍了信仰形式发生任何轻微的变革，不但使该信仰形式高度凝固、僵化、一成不变，而且也使该种信仰形式丧失了进取、发展的动力，这样，导致这个社会高度稳定、日益保守、日益落后，最终将会被人类历史抛弃。
第四节 课题难点
根据相关的研究材料与课题构想，存在着如下研究难点：
1.明确区分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关系
社会信仰与信仰，既密切联系，又相区别。信仰的主体是人，包括个人与社会，社会信仰的主体是某一社会。社会信仰就是某一社会共同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信仰。
社会信仰主导着个人信仰的发展。社会信仰与个人的生活体验相结合，成为个人信仰的一部分，在个人的认识和实践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在一个社会整体中，社会信仰影响着民族精神的发展、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发展方向等许多方面。
个人信仰对社会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作用。正如社会是所有个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社会信仰也是某一社会的所有成员的个人信仰的合力作用的结果。特别是杰出个人的信仰，由于较好地把握了人类历史的规律，他们的信仰对社会信仰的影响尤其突出。
人的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个体生活，社会也是一种特殊的个体。马克思认为：“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11]这种社会生活是一种特殊的个体生活，它体现为许多个体生活的一种合力。恩格斯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尽管个体生活是历史的基础，但是，这些个体生活之间的合力，构成了社会生活——一种特殊的个体生活。因此，社会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和实践主体，这个主体是通过整个社会成员的“合力”来实现的，通过社会成员大量的自发行为体现出来。
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关系，涉及到个体与整体、个人自我意识与社会自我意识、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等哲学问题，两者既存在着差异，又具有同一性。
2.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的评价问题
“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信仰？怎样正确评价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社会信仰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自从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以来，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保障劳动阶层的根本利益，对于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于理解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现实中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各种危机和困境中曲折地发展着。
例如：20世纪前期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尽管在促进落后国家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好地维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压抑了民众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这些矛盾的累积，终于导致了20世纪末期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各国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社会的主导信仰。这些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甚至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过时”了。
马克思主义信仰“过时论”的形成，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表现形式存在着局限，甚至某些方面过时了。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表现形式之间的区别。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命力也受到现实社会历史发展曲折性的影响。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错误的实践、社会现实物质关系的局限等等原因，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上升，而往往是在曲折中前进，甚至可能出现倒退。
3.对宗教信仰的评价
有人把宗教神秘化、崇高化，有人贬抑宗教，把宗教视为落后的象征或代表，都具有片面性。人总是应当重视精神修养的，人总是需要有一定信仰来指导整个认识与实践领域的。从其性质上看，宗教是一类社会信仰，它是以神作为表现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信仰。许多重要的宗教信仰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社会的、国家的政治力量强有力的支持，并对一定社会的历史发展、文化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深刻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力至今仍然存在。
但是，也要看到，宗教往往导致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僵化、停滞、落后甚至倒退，宗教往往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巨大的桎梏。任何一种信仰，包括宗教信仰的观点，只是人们探索世界中的一种世界观，一旦把它神化，它就停滞不前了，从而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即使有政治力量等外部力量对它加以保护，其结果也只是使问题更加糟糕，因为从精神层面本身来看，这种信仰已经被埋葬了。当然，这些信仰也有一定价值，毕竟包含有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较高精神内涵。宗教往往被特定的政治集团、经济集团利用，成为一种物质力量，是社会强势者运用某种精神力量统治社会的重要方式。事实上，当我们对每种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在进行哲学反思时，把它置于我们的精神领域之中时，它不是什么宗教，而只是一种学说。
4.社会信仰的冲突与危机基本成因分析
就社会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言，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主义信仰、儒学信仰、宗教信仰等。这些社会信仰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真善美的不同程度的把握，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现实社会利益的冲突等原因，这些社会信仰形式的对话、交流、融合受到种种不必要的干扰，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社会信仰冲突与危机。这些复杂的社会信仰的冲突与危机，形成原因十分复杂。
其他方面的难点，诸如：信仰内涵的界定，社会信仰内涵的确定，人本主义信仰与科学主义信仰的界定问题，传统社会信仰的当代价值及其评价问题，信仰的多元主义与坚持信仰的个性问题，等等。
注释
[1]关于信仰、社会信仰的概念，将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中详细展开相关内容。
[2]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同上书，第9页。
[4]冀哲：《信仰问题研讨综述》，《哲学动态》2002年第8期。
[5][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6]张曙光：《“信仰”之思》，《学术研究》2000年第12期。
[7]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
[8]荆学明：《社会哲学视野：信仰的两大类型及其关系》，《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
[9]李兰芬、李西杰：《社会信仰：社会资本的权威内核》，《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10]游斌、孙艳菲：《回归“大问题”意识：论现代社会与宗教——访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4期。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