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大王”
毛泽东约在1906年（13岁），即他认识的字累计到可以自己看书时，借助于舅舅送的《康熙字典》，开始阅读一些乡间流行的古典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富于侠义反抗精神的《水浒传》和传奇宏大的《三国演义》这两部书成了毛泽东钟爱的读物。在农忙之余，毛泽东总会抽出时间来读一读。乡间读过书的人少，一些懂三国的老人都是从听戏、听故事中听来的三国段子，所以少年毛泽东在阅读之后与他们谈论三国时，反而有更多情节和知识。而同龄人一样爱听这类故事，读书的毛泽东渐渐在同龄人中成为了有名的“三国故事大王”。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它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在战争描写上写出了古代战争的特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都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如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插曲，都使故事紧张激烈、惊心动魄，有时则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联盟、诸葛亮和周瑜之间的斗争、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战争准备等等，都是精彩的章节。《三国》中有许多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少年毛泽东对战争的理解，主要是读《三国》时起步的。
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1910年，在远赴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毛泽东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喜爱的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对于三国故事的涉猎，使毛泽东在少年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故事当成了全部真实发生的事件。如果有人说三国中很多故事是虚构出来的，毛泽东一定会表达出非常强烈的反对。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好友萧瑜这样回忆：“《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也说：“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他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
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无疑，从小说培养一个人的历史观来说，《三国演义》丰富细腻的描写，相比正史来说，有独特的优势。虽然毛泽东一段时间内固执地视《三国演义》为历史。但毕竟《三国演义》基本遵循了七分史实的精神，虽然人物描写加了艺术的演绎，但大的事件却非常接近历史，所以毛泽东早期的固执并未影响他建立自己的历史观。
后来，毛泽东接触到了《三国志》。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南朝裴松之加以注释，博引群书，史料极为丰富。这本正史与《三国演义》有所不同，但也有大量相通之处，毛泽东对小说与历史的认识逐渐分开。
他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三国演义》与《三国志》，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在毛泽东的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结合引用。
京剧《毛泽东空山计》
1927年7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境内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深夜，毛泽东借住在三湾村“协盛和”杂货店。在他要睡觉的时候，忽然发现货架柜顶放着一摞落满灰尘的书，爱看书的毛泽东取下来一看，是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毛泽东于是就向店主借了这套书，空余时间用来阅读。据贺子珍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他曾派人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这本书。10年后他在延安，讲起农民当时的回答，仍然感觉有趣。当时老乡的回答是：“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就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来讲，不会有太多的书籍可供毛泽东在转战中阅读。能够于乡间搜得几本《三国演义》似乎已令当时的毛泽东格外高兴。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胜负得失，都在军事斗争中可资借鉴。有人甚至因为毛泽东喜欢读三国用三国的原因，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小说无条件地当成了现代战术的教科书。
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战争启发，为什么不能用于革命战争呢？
如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官兵，都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的庆祝晚会上，有人根据这一战斗的情节，编演一出京剧《毛泽东空山计》，其中一段唱词为：“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大概是最早直接歌颂毛泽东的文艺作品了，也表达了红军官兵对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赞赏。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及在不同时期对三国知识的使用，很能反应毛泽东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思想策略的能力。毛泽东不但从战争的视角来看三国，也从《三国演义》中看外交的学问和组织的重要性。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过，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唯资历论，要在必要时以能力论人才。
1936年9月8日，在给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说明“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1957年，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说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重要性。
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共产党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才能有生命力，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共产党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毛泽东在1959年至少四次向党内高级干部和身边人员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董志新所著《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一书介绍，1959年3月2日在郑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郭嘉的诸多事情，要求领导干部要避免郭嘉反对的那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稍后，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要求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5月28日，毛泽东同英文秘书林克谈到历史问题时，又提到郭嘉的足智多谋和曹操对他的器重；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说到曹操赤壁之战后痛思郭嘉的事情，几天后找李锐等人再次说到郭嘉。
为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重提郭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呢？
郭嘉，字奉孝，三国时曹操的重要谋士。在曹操兼并群雄、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郭嘉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谋划，在远征乌桓的路途中因病而逝，时年38岁。曹操评价郭嘉“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他认为郭嘉是“良臣”、“奇佐”。毛泽东不断向高级干部们介绍郭嘉，是希望他们能像郭嘉那样面向实际生活，识辨事物机理，谋而后决，多谋善断，勉励他们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臣”、“奇佐”。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用意。
从《郭嘉传》中可以看出，曹操和郭嘉君臣共事十一年，一直是互相欣赏、互相勉励，始终能做到真心相待，诚心交流。郭嘉最早曾慕名北投袁绍，共事一段时间后认定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难成大事，遂即离去。后来受荀彧引荐见到曹操，议论天下之事后欣喜地说：“真吾主也。”曹操对他的才能也非常欣赏，高兴地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遂安排郭嘉为贴身谋士。曹操想征讨袁绍，自感力量不够，郭嘉从双方主帅的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十个方面作了分析，提出了“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的结论；他援引楚汉争战、刘邦反弱为强的例子，激励曹操的信心。战局的发展印证了郭嘉对曹操的了解之深。曹操认为“天下人相知者少”，“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两人常“行同骑乘，坐同幄席”，坦诚交流，无所忌讳，在长期的互相欣赏中建立了彼此间的信任。毛泽东让人们阅读《郭嘉传》，也是希望高级干部能像郭嘉那样，能彼此激励，知无不言，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应该特别提及的重要一点是，《郭嘉传》中载，曹操南征败于赤壁，回师后感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又曾哭叹：“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三国演义》把这些史料作了更好的渲染，在第五十回描写，曹操回师后在众谋士就座的场合仰天大恸，捶胸痛哭，念叨郭嘉，而“众谋士皆默然自惭。”曹操在战场失败后缅怀郭嘉，实际上隐含了对部下事前未谏、盲从失职的批评。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对李锐等人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良妻。曹操在赤壁大战吃了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又说：“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想念郭嘉是曹操遭遇失败后的一种情感表达；毛泽东向人们推荐阅读《郭嘉传》与当时工作上出现一些失误也有直接关系，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郭嘉那样针砭时弊、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告诫大家，如果每个人都能做郭嘉，那工作中的失误就能够避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有些话语或许难以言说，只好让大家阅读《郭嘉传》以自己体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多次重提《郭嘉传》是毛泽东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蕴含了他对广大干部勉励、期待和责备等复杂的思想感情。
七十年的三国情结
用一生来读一本书，这样的阅读记录是非常罕有的。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持续时间长，评《三国演义》涉及的范围广，从时间跨度及阅读深度而言，能出其右的读者几无一人。他读《三国演义》的历史超过了70年。在乡村私塾、在一师学堂、在井冈山丛林里、在中央苏区、在长征的担架上、在延安窑洞中、在转战途中的马背上、在西柏坡的寒简民房内、在北平双清别墅、在中南海书房、在视察的专列上……一部《三国演义》伴随了他的一生，直至生命的终结。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解读评点时几乎回回点到；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重大事件全在他的评说视野之内；三国人物评论者达30人。曹魏集团的曹操、郭嘉、夏侯渊、许褚、刘晔、蒋干、华佗，刘蜀集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廖化、刘禅；孙吴集团的孙权、周瑜、吕蒙、陆逊、黄盖、鲁肃、张昭；司马氏集团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东汉末年割据军阀及其幕僚董卓、袁绍、刘表、张松……几乎囊括了三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主要人物。至于对曹操、刘备、诸葛亮的评论，多达十几次，甚至几十次。
1932年1月，赣南会议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毛泽东恰值生病，他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再次通读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书籍。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陕北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一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时，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等。
战争年代，毛泽东找各种可读的《三国演义》阅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不放过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和相关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以前连载的两篇来看。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1994年第9期。]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
据逄先知的记载，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逄先知送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逄先知送的除上次标点本的《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全18册）。这部《三国志集解》是线装本，字也比较大，毛泽东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的批语。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三国，用三国，还经常向人推荐三国。据朱霖回忆：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我看后得益匪浅”。那时，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皮定均将军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刘伯承送给他的麻纸本《三国演义》，石印，每页中间对折，空心的，一部比一块砖头还重些。这部《三国演义》跟着他，到中原突围后还捎带在身边。那时，徐海东将军在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当他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时，接着说道：“只是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完呢”，“什么三部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可毛泽东已经忘了，当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
据阎长林回忆：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学习。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水浒传》讲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
毛泽东向来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