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笔下的世界
13岁时，毛泽东已经长得比较高大，像个大人了。父亲毛顺生迫不及待地要求毛泽东去家里的田地干活。因此毛泽东无法按日去私塾读书，几乎等于辍学。白天，他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还要替父亲记账。那时，毛泽东的父亲经历了一次诉讼失败，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儒家经书上一句很合适的话，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胜诉。无力辩护的毛顺生气愤难平，便希望自己的儿子毛泽东今后读书一定要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在需要时帮助他打赢官司。对于其他的杂书，毛顺生自然不会支持毛泽东去读。不过毛泽东还是在求知的道路上与父亲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时，通过表兄文运昌的介绍和推荐，年少的毛泽东读到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新书，它与经书不同，与《三国》也不同，使少年毛泽东开始单纯地忧国忧民起来，渴望走出故乡看到外面的世界。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后出版。现今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5卷本《盛世危言》正文57篇，附录19篇。《道器》篇列首，为全书总论，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该书刊出后，人们竞相传阅，以至重印20余次，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枢金匮”。郑观应的观点以及《盛世危言》对年轻的孙中山影响很大，他的《上李鸿章书》就是接受郑观应的观点写成的；对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也有先声之效。这种影响可以持续到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五四时期。
但《盛世危言》这本书对于当时像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这样整日为衣食算计的农民来说，几乎毫无用处。毛泽东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自己在读这样“无用”的书籍，经常在深夜把房间的窗户遮起来，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毛泽东读了又读，翻了又翻。他很爱惜书，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尽管如此爱惜，但由于太喜欢读书，翻阅次数较多，书上还有了破损。1915年的寒假，已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到外婆家向八舅拜年时，顺便向表兄文运昌还了先前借过的部分书籍，这本《盛世危言》失了布匣。因此，毛泽东写了一张致歉的便条。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展室里，人们现在仍能看到这张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其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咏昌先生：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了，新式学堂逐步开设。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已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还十分微弱。《盛世危言》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使毛泽东眼界大开。他一借到这本书，就爱不释手。据说，毛泽东对《盛世危言》大约通读了14遍。《盛世危言》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他意识到国家处于困境，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都处于大的变化之中，中国也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自己也不能守在韶山冲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张其武：《毛泽东的重要启蒙书〈盛世危言〉》，《中国边防警察》，200年第4期。]恰好在这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注重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维新”的，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韶山冲里学不到的新东西。毛泽东被这个新式学堂深深地吸引住了。
孩儿立志出乡关
这时，毛泽东正经历他的第一次婚姻。
毛家当时有水田二十多亩，毛顺生又长年在外贩猪贩米，虽然农忙时家里请了一个长工，但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仍靠毛泽东母亲文七妹一个人。文氏既要照顾公公毛翼臣，又要照料毛家三兄弟，尤其是毛泽覃，当时才2岁，文氏要带着他下田耕作，肩上的担子很重。当时，毛泽东辍学回家务农，但人大心也大。他的父亲毛顺生想要儿子顺从他的安排，娶妻生子，在自己的基础上振兴家业。为了解决家庭的劳力问题，同时拴住这个乡间少年的心，毛顺生为儿子讨了一个大毛泽东4岁的媳妇罗氏。在乡村传统观念的压抑下，毛泽东当时没有采取逃跑等方式来对付，但是他用既默认又不完全顺从的独特方式应付了这次婚姻，名义上成了亲，拜了天地，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姻，不怎么理会罗氏。这让毛泽东的父亲很是生气。
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接触到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中国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后来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说道：“《盛世危言》激起我想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民间劳作了。不用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美国著名的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说：“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他决心违抗父亲要他学一门手艺的打算，去新式学堂求学。
1910年，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而早逝。毛泽东向父亲毛顺生提出想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要求，当即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毛顺生并不认为持续的读书，能够让自己家里出一个举人进士。农家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精明算计，帮他打理家政比起远外的求学显得更有价值。下定决心的毛泽东开始寻求亲戚朋友的帮助，来说服自己的父亲，这种坚决的向往终于发挥了作用，毛泽东确定了上学的日期。在走之前，他还是尽心地帮家里记了最后一笔账，然后在一本发黄的记账簿上，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志士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借用它表达了自己的抱负和志向，像古代那些志士游子一样真诚地想告诉父亲自己的理想：“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最终，父亲没有能阻拦住自己的儿子。
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
1947年8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与警卫员闲谈时又提及了这本四十年前所读过的书——《盛世危言》。他说：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对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毛泽东少年时所读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是在1895年推出的版本上稍作增订的，它迎合时势，着意增加了强化国防、商务和发展经济技术等篇章。所以毛泽东一直以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
《盛世危言》的主题思想为发展经济、富强救国。郑观应从洋务活动实践中获得了超越于洋务运动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他将御侮、求强、致富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作了系统而有机联系的正确表述。他说：“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将“政治、实业”的关系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政治关系于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的高度概括。因为他的上述认识和论述，历史学家夏东元高度评价郑观应“是民主与科学启蒙思想家”，实际上就是“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前声。
夏东元从历史考证出发判断，少年毛泽东的理解与作者郑观应的主旨是有所偏差的，他谈到毛泽东自己对《盛世危言》的认识时说：“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或许毛泽东确实并未理解到“民主”等制度比器物技术更能解决中国沉沦的价值，但作为13岁的乡间少年，启示的意义远远超出书籍内容本身。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无论如何改变，中国总是要追求富强的。而这种理想几乎成为民族广泛认同的愿景——中国梦，或者说这是我们近代以来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作为独特的一分子，用自己的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参与了这种改变。
在后毛泽东时代，人们因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效益，把毛泽东时代截然放在改革开放的一个近于反向的参照系统中，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实际上，毛泽东对发展经济作过相当精辟入理的论述。相继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献，在瑞金、延安时有《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著作。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无疑屈从于政治斗争，这是有特定原因的。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更多的都是站在政治角度的思考。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观念使毛泽东无从更高地跳跃，直至生命停止的时刻。他没有找到更好的推动生产力的方法，这是非常遗憾的。如果毛泽东能意识到对生产关系的随意调整并非唯一前进的方式，如果让无形的手来到经济生活中，他会发现，在经济全球背景下有一些近乎神奇而有秩序的力量远比政治运动和精神激情更能促使生产关系趋于合理，进而发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
毛泽东晚年，集一国权柄于一身，走上至高的神坛，实践着郑观应的设想，但理念一致，结果迥异。屡次兴起的政治运动，对制度本身的调整变成了摧毁，这是与初衷大相径庭的。历史总是按自己的规律行进，对于英雄人物也不给予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