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省某些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有些凄凉，和见到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惨的废墟，最阴森的修道院时的感觉一样。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颓败，也许这些房子兼而有之。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平静，要不是听到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面孔近似僧侣，一动不动的人，朝生人射来暗淡冷漠的目光，外地人会以为那些房子没有住人。
苏缪城里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凄凉的成分。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街，这一头，是这所房子，那一头，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这条街，夏天热，冬天冷，好些地方黑森森的，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可是小石子铺的路面，走上去啪哒直响，狭窄而弯曲的街面，总是那么清洁、干燥，街边的房子静幽幽的，坐落在城墙脚下，属于老城的一部分。这些，都使这条街引人注目。
在老城，上了三百年的房子，虽是木头造的，却还很坚固，那各各不同的外表，构成了苏缪城这一部分的独特之处，引起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你从房前经过，很难不欣赏那些厚木板档头雕出的古怪图像。它们铺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上面，组成一幅黑黑的浮雕。
这里，有些房间横梁上铺着石板，不牢的墙上绘着蓝色的图案，木头桁架的屋顶，因为年深月久，而往下弯沉，椽子经不起日晒雨淋，已经腐烂翘曲。那里，窗棂破旧发黑，精致的雕刻已经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起某个穷女工放的种了康乃馨或玫瑰的棕瓦盆。再过去一点，有的门上钉着粗大钉子，我们的祖先天赋聪明，刻上一些家族的古怪符号，其意义是永远捉摸不出的了：
或许是一个新教徒在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许是一个旧教徒在诅咒亨利四世。有几个市民也刻上家徽，表示他们出于官绅世家，祖上也曾任过地方助理行政长官的。这一切里面，就包含了法兰西的全部历史。有的地方，一边是摇摇晃晃的房子，那粗糙的墙壁上，木匠曾经卖弄过使刨子的手艺；
一边则耸立着一座乡绅的公馆，半圆形石门拱上的家徽，受了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毁损，还依稀看得出痕迹。
在这条街上，底层的门面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生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发现老辈们简陋的手工作坊。一间间低矮的房子，又大又深，黑森森的，没有橱窗，没有货架，没有玻璃门窗，里里外外都没有装修。实心大门粗糙地包了铁皮，分作上下两截，上截朝里打开，下截安装了弹簧门铃，不停地开开关关。这种潮湿的窑洞式的房子，就靠门的上部，或者地板屋顶和一堵齐腰高的矮墙之间的空间采光通风。矮墙上安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取下，晚上装上，再加上铁闩，用螺栓拧紧。货物就摆在矮墙上。那种哄骗顾客的花花玩意，在这里是见不到的。至于摆的是什么货，那要看铺子经营什么品种，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或是挂在楼椽上的黄铜丝，或是靠墙放着的一溜桶箍，或是货架上放着的几段布。你要进去看看？
那好，一个干干净净的漂亮姑娘，戴着白头巾，臂膀红红的，立刻放下手中的织物，叫她父亲或母亲来接待你，做一笔或是两个铜板或是两万法郎的生意。至于态度是冷淡是殷勤还是傲慢，那就全看老板的性格了。
你可见到一个卖桶材的商人，坐在门口，绕着大拇指，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酒瓶搁板和二三捆桶材，可是码头上，他的货栈堆得满满的，向昂热地区的所有桶匠供料。如果葡萄收成好，他知道需要多少酒桶，估算得准确在一二块桶板上下。出一阵太阳可以让他发财，下一场雨也可叫他破产：
一个上午，酒桶的价格可以涨到十一法郎，也可以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区像都尔一样，天气的好坏决定着市场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产的，做木柴生意的，打酒桶的，开旅店的，驾船的，都盼着出太阳，晚上躺下时，就怕明天一早起来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可一时又要水，一时又要暖和一点，一时又要阴天多云。在上天与地上的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只小小的晴雨表，能够叫人愁，叫人喜，叫人乐。
这条街从前是苏缪城的正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这真是个黄金季节”这句话，被挨家挨户换算成数字。因此个个都会回答邻居说：
“是啊，天上落金币了哩。”因为大家知道，一天的阳光，一场及时雨带来多大利益。在黄金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在这些勤劳的工匠那里，你别想买到一个铜板的东西。各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小园圃，要到乡下去照应两天。在这条街上，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了的，生意人可以花上大半天工夫，来开玩笑，来观察行人，评头论足，来打探人家的隐私。某家主妇买了一只山鹑，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到了火候。一个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决不可能逃过三五成群的闲人的眼睛。因此那儿人的想法都是公开的，就是那些黑洞洞的、无声无息、外人难以进入的房子，也没有什么秘密。
这条街上的生活几乎永远处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个家庭坐在门口，吃午饭，吃晚饭，连吵架斗嘴也在那里进行。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被他们来一番观察研究，所以从前外地人到外省城市，总免不了挨家挨户给人家嘲笑。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由此衍生而来。昂热居民“噱头鬼”的绰号也是这样来的，因为他们实在擅长于开这一类的市井玩笑。
从前，这条街上住的是本地的乡绅。街的高头坐落着古城的世家老宅。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这些世家老宅还可敬地保持着淳朴时代的遗风。发生本故事的那所凄凉房屋，就是其中之一。
走在这条景色别致的街上，连最细小的事件也足以唤起你的回忆，那古朴的气氛，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顺着弯弯曲曲的街面走过去，你会看到一处阴森森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先生公馆的大门，就开在这凹处当中。
在外省是不随便把一个人的家称做公馆的，不把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交代清楚，读者就没法掂量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苏缪城名气不小，其前因后果，没有在外省或多或少住过几天的人，是难以完全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做葛朗台老爹，不过这些老人明显地越来越少了——在一七八九年还只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师傅，看书读报，写写算算都来得。共和政府在苏缪地区拍卖教产时，他正好四十岁，刚刚娶了一个做木板生意的富商的女儿。他把自己的现金和女人的陪嫁拿出来，凑成两千金路易，上了县城。监督拍卖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共和党人，他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塞，就便便宜宜地把这一地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种田买到了手，即算不合理，至少也是合法。
苏缪城的居民很少有革命精神，在他们看来，葛朗台老爹是共和派，革命党，是个敢冲敢闯的新潮人物。其实箍桶匠一门心思只想着他的葡萄。他被任命为县里的行政委员，于是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上，他庇护从前的贵族，竭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财产。在商业上，他向共和军提供一二千件白葡萄酒，得到的回报，是把一家女修院的上等草场，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在执政府时期，老好人葛朗台当上了市长，不仅把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葡萄园的收成更好。到了帝政时期，他又变成了一介平民。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派了一个贵族，一个大地主，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顶替这位被认为戴过红帽子的人。葛朗台先生离开市长的宝座，毫不惋惜。他在任期内，已经为了本城的利益，修了几条出色的公路，通往他的产业。他的房子和地产在登记的时候，占了很大便宜，纳的税很少。
自从田产分类定级以来，他凭着精心耕种，使他的葡萄园和庄园成了当地的“头一份”，这个习惯术语指的是这里出产的葡萄能够酿出极品好酒。凭这一业绩，他本可以申请荣誉团的十字勋章。
葛朗台先生是在一八零六年免的职。那一年他五十七岁；他妻子约莫三十六岁；独生女儿，他们合法爱情的果实，刚满十岁。
或许是老天爷看见他官场失意，想安慰安慰他，在这一年里让他接连得了三笔遗产：
先是岳母德·拉各蒂尼耶太太的，接着是妻子的外公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先生的外婆尚蒂耶太太的。这些遗产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个老人爱钱如命，一生一世积攒金钱，就图个关起门来看个痛快。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把投资叫做挥霍，觉得放高利贷获利，不如观赏金币来得实惠。所以，苏缪人只凭看得见的收入来估计他们的积蓄。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了新的贵族头衔，那种身份，是我们讲求平等的怪癖永远也抹煞不了的：
他成了本地区的“纳税大户”。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成制租种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全都从外面堵死，这样既保存了房子和里面的东西，又节省了修缮的费用。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场，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棵杨树，正在那里茁壮成长。最后，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的房产。
这是他看得见的财产，大家都算得出的。至于他的资金有多少，只有两个人能大致说出个数目，一个是公证人克卢索，替葛朗台先生放高利贷的，另一个是代格拉森先生，苏缪城最有钱的钱庄老板。葛朗台先生同他暗中合作，私分利润。在外省要取得人家信任，挣一份家业，都要行事谨慎，守口如瓶。老克卢索和代格拉森自然谨慎透顶，可是在公开场合仍免不了对葛朗台表现出十二分的恭敬，旁观的人据此便可估算出前任市长的资本是多么雄厚。
苏缪城里人人都认为葛朗台先生家有一个特殊的宝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说他只在半夜才去那里，享受注视那一大堆黄金那份不可言喻的快乐。那些吝啬鬼看见老头子的眼睛，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他的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色泽。一个惯于用资本赚厚利的人，必然像色鬼、赌棍，或者溜须拍马的人一样，眼神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总有躲躲闪闪、贪婪、诡秘的表情，这些都瞒不过他的同道。这种秘密的语言成了同道之间相互识别和联系的暗号。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人家任何东西。作为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要为自己的收成制作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他计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确。再说生意场上的投机从没踏过空，酒桶比酒贵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卖，他可以把酒贮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而那些小地主却早在一百法郎的时候卖掉了。这样一个人物，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他获得了不起的好收成，他精明地贮藏在家里，慢慢地卖出去，赚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若论理财，葛朗台先生像老虎，像蟒蛇，伏在那里，蹲在那里，把猎物打量半天，才一跃而起，扑上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进大量金钱，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沉着冷静地躺着，不急不忙地消化。
看见葛朗台先生经过，没有一个人不生出一种交织着敬畏的钦佩。试问苏缪城中，有哪个人没有尝过他那光溜溜的钢爪的滋味？
不是这个要买田，从克卢索先生那里借一笔款子，给要了百分之十一的利，就是那个拿了借票到代格拉森先生那里贴现，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市场上，或是晚间闲谈中，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是本地的骄傲。不止一个生意人，也不止一个旅店老板得意扬扬地对外地客人说：
“嗬，先生呢，咱们这儿，上百万的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哩，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
一八一六年的时候，苏缪城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那老头子的地产大约值到四百万法郎；
但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平均每年的地产收入大概在十万上下，由此推算，他手上的现金数额，大概与不动产的价值相当。因此，大家打完一盘牌，或是聊了一会儿葡萄，提到葛朗台先生的时候，那些自充里手的家伙就说：
“葛朗台老爹吗？……总有五六百万吧。”
要是克卢索先生或者代格拉森先生听见了，就会说：
“嗬！”你比我还厉害，我都从不知道他的总数哩！”
有时，有的巴黎客人提到罗思柴尔德家族或拉斐特先生，苏缪人就会问，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哑然一笑，轻蔑地说一声是的，他们便摇着头，面面相觑，满脸不相信的神气。
这样一笔财产给葛朗台的所有行为都镀了金。即使他早先的生活有什么异常之处，给人家当做笑柄，加以嘲笑，那笑柄和嘲笑也早已过时了。他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微小的动作，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
他的话语，衣服，手势，甚至眨眼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都要仔细观察，研究，就像自然学家在动物身上研究本能的作用那样，终于发现他最琐细的动作，也有高深的不露声色的智慧。于是，大家便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爹已经戴起皮手套了：该收葡萄了。”
或者说：
“葛朗台老爹买了不少桶材，今年一定能出不少酒。”
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阉鸡，子鸡，鸡蛋，牛油，麦子，这些抵租的食品足够他一家人享用。他有一座磨坊，租给人家经营，租主除了缴付租金，还得为他服务，来他府上取了麦子，磨好后再把面粉和麦麸送回来。他只雇了一个女佣，叫做高子娜侬，年纪已经不轻了，可是每星期六还得动手做面包。有些租户是种菜的，葛朗台先生便派定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收获甚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烤火用的柴火，砍自田地周围的树篱，或者坏死一半的老树，由佃户劈成小块，用小车送进城，还有心巴结，替他送进柴房，讨得几声谢谢。他的开销，大家所知道的，只有教堂的香火和座位钱，太太和女儿的服饰费，家里的灯火钱，高子娜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费，缴纳的税金，修理房屋和开发经营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树林，请林子附近的一位住户照看，答应给些津贴。置下这份产业以后，他才吃起了野味。
这个人的举止仪容十分平凡，言语不多，发表什么看法总是柔声柔气，句子简短，像是格言。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年代起，每逢要长篇大论发表演说，或者要和人家来一番争论，他总是变得结结巴巴，搞得对方十分厌烦。人家以为，他之所以说话含糊不清，断断续续，唆唆，前言不搭后语，是因为没受过教育的缘故，其实完全是假装的，其原因，看过本故事下面某些情节以后，我们便恍然大悟。再说，他有四句口诀，像代数公式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生活和生意上出了什么难题，只要搬出这四句话，一切便会迎刃而解。这四句话是：
“我不知道，我做不到，我不愿意，以后再说吧。”
他从不说一声“行”或“不行”，也从不写下什么字据。你要跟他说话吗？
那好，他右手托腮，肘子抵着左手背，冷冷地听着。可无论什么事，他一旦打定了主意，就决不再改变。再小的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巧妙的商谈，他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而对方还蒙在鼓里，这时他往往回答：
“这件事嘛，我得跟太太商量以后才能定。”
第二节
在家里，太太的地位完全像奴隶，可在生意场上，却成了他最方便的挡箭牌。他从不串门走人家，既不吃人家的，也不请人家吃。他从不弄出声响，似乎什么都要节省，包括动作在内。他时刻尊重产权，从不在别人家里乱摸乱动。
然而，他尽管声音柔和，态度稳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受拘束。
至于体格，葛朗台先生身高五尺，矮矮墩墩，腿肚子有一尺的围，膝关节粗大，肩宽背阔；古铜色的脸盘圆溜溜的，长着麻子；
下巴直直的，嘴唇平平的，一口牙齿雪白，两只眼睛不露声色，像是要吃人，像传说中蛇怪的眼睛；额上布满抬头纹，且有一块意味深长的隆凸；
一头黄中带灰的头发，有几个年轻人不知轻重，竟敢开葛朗台先生的玩笑，说那是黄金中夹着白银；鼻头硕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囊肿，一般人不无道理地说，那里面装满了花花点子。这副尊容显示出一种要占便宜的精明，一种勉强装出的诚实，显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习惯于把全部感情都集中在聚财攒钱的快乐，和他唯一真正关心的人、他的继承人、他的独生女儿欧也妮身上。此外，他的姿态、举止、走路的架式，总之，身上的一切，都无不显露出生意场上处处成功所养成的自信。因此，表面上，葛朗台先生性格温柔，一团和气，其实是外圆内方，铁石心肠。
他的装束始终一样，今天是什么样子，一七九一年时就是什么样子：一双笨重的皮鞋，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都穿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安着银质的腰带扣；
一件闪光的丝绒背心，钉着双排扣，颜色一会儿黄一会儿棕；
外罩一件宽摆栗色外套，系一条黑领带，戴一顶宽边帽子。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上一年八个月，为了保持清洁，脱下手套时，他总要吹一吹，掸一掸，再放到帽子边上一处老地方。
关于这个人物，苏缪人所了解的就是这些。
满城居民，只有六个人有资格在他家出入。前三个当中，顶重要的要数克卢索先生的侄子。这个年轻人自从被任命为苏缪初审法庭庭长以后，就在克卢索这个姓氏之上加上了彭封的名字，并且努力抬彭封，压克卢索。他的签名已经是克·德·彭封了。如果有哪个打官司的人不知内情，仍旧称他克卢索先生，保准在出庭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冒失而痛悔。对称他为庭长先生的人，他都予以庇护，而对称他为德·彭封先生的马屁精，他尤其高兴，满面春风，予以格外的关照。庭长先生三十有三，有一处名叫彭封（其实叫勃尼封堤）的田庄，每年有七千法郎收入，同时，他还等着接受两个叔父的遗产，一个便是公证人，另一个是都尔城圣马丁教堂的高级神甫。据说这两人都颇有钱财，姑表亲戚众多，本城有婚姻连带关系的就有二十来家，势大财阔，俨然一党，就像当年佛罗伦萨的梅蒂奇家族。而且，正如梅蒂奇家族有帕西家族作对，克卢索家族也有他们的对头。
代格拉森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经常来陪葛朗台太太聊天消遣，希望能够撮合成亲爱的阿道夫和欧也妮小姐的婚事。代格拉森先生是钱庄老板，使出浑身解数，与太太紧密配合，对老抠鬼不断暗中相助，逢到冲锋陷阵的场合，总是及时赶到。这三个代格拉森当然也有亲戚朋友，和忠实的盟友。
克卢索家族这边，神甫做先锋，公证人做后盾，极力跟钱庄老板争夺地盘，想把那一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庭长侄儿。克卢索家和代格拉森家暗中争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斗法，成为苏缪城上上下下关注的热点。
葛朗台小姐究竟嫁给谁？是庭长先生，还是代格拉森家的阿道夫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两家人，谁也别想得到葛朗台小姐。据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想找个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做女婿，凭他每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还有谁去计较葛朗台过去、现在、将来是不是个箍桶匠？
另一些人却说，代格拉森先生太太都是贵族，十分富有，阿道夫又是个英俊后生，这样一门亲事，那一介草民，那苏缪城里的人都见过抡斧使刨，又戴过红帽子的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除非他已经攀上了教皇的侄子。那些极谙人情的人指出，克卢索·德·彭封先生随时可在葛朗台先生家里出入，而他的竞争对手却只能在星期天受接待。有的说，比起克卢索一家子，代格拉森太太更接近葛朗台家的女眷，能够向她们灌输某些思想，迟早获得成功。另一些人则说，克卢索神甫是天下最会讨好卖乖的人，一边是女人，一边是出家人，正是棋逢对手。苏缪城有一位才子说：
“他们实力相当，不分轩轾。”
本地的老辈更了解葛朗台的为人，他们断定，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家，决不会让肥水落入外人田。苏缪城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一定会嫁给巴黎的葛朗台少爷，他父亲是做葡萄酒生意的大富商。
对于这种看法，克卢索和代格拉森两派都不同意。他们说：
“首先，他们两兄弟都三十年没见面了。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大得很。他自己是区长，国会议员，国民自卫队的上校，商事法庭的法官，自称跟拿破仑册封的某公爵家是亲戚，早已不认苏缪城的葛朗台这家子了。”
方圆百里之内，甚至在昂热到布卢阿的驿车里，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将继承一大笔财富的姑娘，人多嘴杂，什么说法没有呢？
一八一八年初，有一件事情使克卢索派明显地占了代格拉森派的上风。福禄丰领地上有古堡、猎场、田庄、小溪、池塘、森林，素为世人所瞩目，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福禄丰侯爵急需现款，不得不把这所产业出售。克卢索公证人，克卢索庭长，克卢索神甫，加上他们的支持者，多方出动，终于劝阻侯爵打消了分成小块出售的意愿。公证人告诉他，如果分成小块出售，不知要跟中标人磨多少嘴皮，打多少官司，才能拿到钱，还不如整块卖给葛朗台先生，他不但买得起，还能付现钱。公证人这番话把侯爵说服了，做成了一笔特别便宜的买卖。福禄丰这块丰饶美丽的侯爵领地，就这样给喂进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叫苏缪人大觉意外的是，他打了些折扣之后，竟当即把钱付了。这件事一直传到了南特和奥尔良。
葛朗台先生搭了辆回乡的便车，到古堡视察。以主人的眼光对产业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他回到城里，确信这次投资获了五分利，接着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准备把全部产业并到福禄丰一起，扩大侯爵领地的规模。为了把差不多已经空了的金库填满，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一齐砍下，把草场上的杨树也采伐了出卖。
作了上面这些交代，葛朗台公馆，这所阴暗、凄冷、静寂，坐落在城市高头，挨着城墙废墟的房子的分量，大家就容易掂量了。
这所房子的门拱和两根门柱，像整座房子一样，用的是凝灰岩，这是罗亚河一带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难以用上两百年。风吹雨打，日晒夜露，奇怪地在上面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洞眼，使门拱和侧柱布满法兰西建筑那种虫迹般的饰纹，看上去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门拱上方，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发黑。浮雕上面，有一块压缝的石头，突出在外，上面胡乱地生长着一些野草，有黄色的墙草、打碗花、旋花、车前草，还有一棵小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褐色的大门是用实心栋木做的，干燥得到处开了裂，看上去似不坚实，其实牢固得很，因为有排成对称形图案的许多铆钉支持。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装了铁栅，铁棍排得密密的，锈得发红。旁边吊了一只环，套着一柄敲门的锤子，正好对着一枚奇形怪状的大钉子。锤子椭圆形的，像古人所谓的钟锤，又像一个粗大的惊叹号。收集古玩的人细细打量之后，会发现锤子当初刻了个小丑模样，但是用得太久，已经磨平了。
当初开这个小窗口，原是预备在国内争战不宁时期，给里面的人察看来客是友是敌用的，现在那些好奇心重的人，则可以从这个小窗口，看到一个黑幽幽的发着暗绿的穹拱，穹拱深处，有几级参差不齐的石梯，通到花园。园墙厚实而潮湿，处处渗出水迹，长着一蓬蓬瘦弱堪怜的灌木，倒也别有一番景致。这堵墙原是城墙的一部分，邻近人家都攀着它开设花园。
楼下的房间，最重要的是那间“厅堂”，直接连着大门的穹廊。在昂热、都尔和贝里这些小城市里，厅堂的重要，外人恐怕不大了解。它同时是门厅、客厅、饭厅、书房、夫人招待近亲密友的内客厅，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场所。本街区的理发匠，一年两次在这里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本堂神甫、专区区长、磨坊伙计上门来，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房间有两扇窗户临街，地上铺了地板，墙上从上到下铺着护壁板，并且饰以古式的线脚。顶上由一根根树木拼成天花板，树木之间的缝隙抹了白沙浆，已经发黄了。
壁炉台上铺着粗糙的白石台面，上面放着一座黄铜老钟，钟体上用玳瑁镶嵌出一些阿拉伯图案。还有一面泛青的镜子，边缘磨得斜斜的，显得很厚，哥特式的刻花钢框上，闪着一圈反光。壁炉两端，一边放一盏镀金的两用铜烛台，逢上节日，蓝色镶铜的大理石底座上，拼上一朵朵玫瑰花似的烛盘，便成了一盏双层多支烛架，平常日子把烛盘一撤，便成了单支烛台。
古色古香的椅子，配着绒绣椅垫，上面绣着拉封丹寓言的图案，不过非得说明，才能看出画面的内容，因为颜色褪了，图像又织补多次，早已模糊难辨了。四只角上都摆着角柜，放置酒菜碗盏，顶上几层搁板已经油腻腻的。两个窗洞的板壁之间，摆着一张乌木旧棋牌桌，桌面上绘着棋盘。桌子上方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边，衬着金漆的饰带。苍蝇如此猥亵地在上面叮来叮去，恐怕金漆也所剩无几了。
壁炉对面的板壁上，挂着两幅粉笔画肖像，据认为一幅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穿着法兰西近卫军中尉的制服。另一幅是已故的尚蒂耶老太太，坐在安乐椅上。两个窗户上都挂着都尔出产的红横棱绸帘子，两旁用带着大坠子的丝带挽起。这种奢华的装饰，不合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原是买进房子时就有的。镜框、座钟、带绒套的家具、香木角柜等都是如此。
挨门近一点的窗子下面，有一张带草垫的椅子，下面垫了一个木座，为的是使葛朗台太太坐在上面，能看到外面的行人。另外一张做针线活的小桌子，用樱桃木做的，已经褪了色，就把窗子下面的空间全占满了。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圈椅摆在旁边。
十五年以来，每年四月到十一月，母女俩就在这个地方，干着活儿，平平静静地打发着日子。到十一月一日，她们才能搬到炉边去干活，那是她们冬天的位置。只有到那一天，葛朗台先生才答应在厅堂里生火，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掉，不管春寒是多么料峭，深秋是多么清冷。在四月和十月那些阴冷的日子，高子娜侬想法从厨房拿些炭火，烧一只脚炉，来给太太小姐挡挡早晚的寒气。
一家人的缝缝补补，全由母女俩负责。她们起早摸黑，尽职尽责地干着这份女佣的活儿，忙得连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条领子，也得挤出睡觉的时间，还得找些借口来骗取父亲的蜡烛。长久以来，女儿和高子娜侬的蜡烛，老抠鬼总是亲自派发，就像每天一早派发当天的面包和食物一样。
主人的这种专制，也许只有娜侬受得了。全苏缪的人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找了这样一个用人。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大家叫她高子娜侬。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只有六十法郎工钱，却被大家认作苏缪城最有钱的女佣了。一年六十法郎，积了三十五年，使得她新近在公证人克卢索那里存了四千法郎作终身年金。这笔长年不懈的积蓄，看上去数额巨大，做女佣的看到这个六十多岁的可怜老婆子晚年有了口粮，个个都眼红得不得了，却没有想到这份口粮是她辛辛苦苦做牛做马挣来的。
这女人二十二岁的时候，到处都没有人要，因为她一张脸长得十分可怕。其实这么说也太不公正，如果把她的脸安在一个大兵身上，保不定还会大受称赞哩。可惜人们认为，样样事情都要相宜。她先是在一家农庄看牛，那家农庄失了火，她只好离开，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上苏缪城找事做。
那时葛朗台正想娶妻成家，瞧见了在一家又一家门前碰壁的这位姑娘，拿他箍桶匠的眼光一打量，便发现她体格像大力神海格里斯，站在那儿像一棵六十年的橡树，腰粗背阔，一双手像个赶车的，模样儿又老实，又贞洁。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得到多少好处，他是心中有数的。那张蛮脸上长满的疣，那红褐色的皮肤，那筋暴暴的胳膊，破破烂烂的衣服，都没有吓倒箍桶匠，尽管他那时还处在心肠软弱的年纪。他把可怜姑娘雇下，让她换了衣服鞋袜，供她食宿，给她工钱，也不过分责骂。
高子娜侬受到这样的对待，高兴得暗暗地哭了，从此死心塌地贴着箍桶匠，由他专横地驱使干这干那。她烧火做饭，浆洗衣服，把床单桌布拿到罗亚尔河去漂洗，又搭在肩上背回来。她黎明即起，半夜才睡，收葡萄的季节，雇工的饭菜都由她做，还得看着那些想摘漏下的葡萄的人。她就像一条狗，忠心耿耿地保护主人的财产。总之，主人的一切她都相信，主人那些荒唐念头，她都毫无怨言地服从。
一八一一年大丰收，收起葡萄来从来没有这样辛苦，再说娜侬已在他家干了二十年，葛朗台才下决心把自己的旧怀表送给她。这是她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虽说他向来把自己的旧鞋子送给她穿（她穿上合脚），但每个季度换下来的鞋子穿得那么破了，实在不能称为礼物。因为贫困，可怜的姑娘变得那样俭省，终于使葛朗台像喜欢狗一样喜欢她了。娜侬也听凭人家把带刺的项圈套上自己的脖子，她已经不觉得尖刺扎人了。
即使葛朗台把面包切得过于节省了一点，她也毫无怨言。家里饮食制度严格，从来没有人生病，这种卫生的好处，娜侬也乐于接受。而且她与主人家已经融为一体，主人笑，她也笑；
主人愁，她也愁；主人受冻，烤火，干活，她也受冻，烤火，干活；主仆间这样一种平等，对她是多么大的补偿！”
她在树下吃些李子、杏子、桃子，主人也从不斥责。有时年份好，果子把树枝压弯了，佃户们把果子拿去喂猪，主人便招呼娜侬：“喂，你吃呀，吃呀。”
她一个可怜的乡下姑娘，从小受尽虐待，人家一发善心，把她收留下来，对她来说，葛朗台老爹那叫人捉摸不透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暖人。再说娜侬心地单纯，头脑简单，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三十五年来，她总是记着自己衣衫褴褛，赤脚站在葛朗台先生作坊门口的情形，也总是记着箍桶匠对她说的话：
“乖孩子，想要什么呀？”她心中总是洋溢着感激之情。
有时，葛朗台想到这个可怜的好人从未听过一句甜言蜜语，完全不懂女人唤起的种种温馨感情，将来到上帝面前受审，比圣母玛利亚还要贞洁，不由得动了怜悯之心，望着她叹息一声：
“唉，可怜的娜侬！”
老用人听了，总是瞧他一眼，目光难以形容。久而久之，这句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成了他们永不中断的友谊的链条，以后每说一句，就在链条上增加了一环。不过，这份宽慰自己的心，却被老姑娘当做诚意的怜悯，不知怎么总有一丝可恶的意味。这份吝啬鬼的残酷怜悯，在老箍桶匠心里唤醒了自己种种享乐的回忆，在娜侬却是全部的幸福。“可怜的娜侬！”这样的话谁不会说？
不过上帝一听那语气，一辨那难以捉摸的惋惜，就知道谁是好人。
苏缪城里，有许多人家的用人待遇更好，可是他们对主人仍不满意，于是有人便觉得纳闷：
“葛朗台家到底给了高子娜侬什么好处，怎么她就对他们那么贴心呢？要她为他们上刀山下火海都会去！”
她的厨房朝院子开了窗户，装了铁栅。厨房里总是清清爽爽的，一尘不染，炉子里也不烧空火，是地地道道的守财奴的厨房，没有一点儿糟蹋。娜侬晚上洗过碗盏，收起吃剩的食物，熄了火，便离开厨房，到过道对面的厅堂与主人们一起纺麻。这样，全家人一晚上点一支蜡烛便够了。老用人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房子里，只有一个紧挨着邻家山墙的窗口采光，也多亏她身体结实，才能在这间房子住下去，因为无论白天黑夜，屋子里静悄悄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她大概像看家狗似的，要竖着一只耳朵睡觉，一边休息一边守夜。
屋子的其余部分，将来叙述故事的有关情节时再作描写。再说，对这间集中了全家奢华的厅堂所作的简略描写，已经能使我们想见楼上的寒碜了。
一八一九年，秋天的气候特别好，到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高子娜侬才第一次在壁炉里生火。那一天是克卢索派和代格拉森派记得清清楚楚的节日。双方六位人马都准备全副武装，到厅堂比试比试，看谁更受欢迎。
早上，苏缪人看见葛朗台太太和小姐由娜侬陪着，到教堂去听弥撒，便记起这一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于是克卢索公证人、克卢索神甫和克·德·彭封先生算准葛朗台一家人吃完晚饭的时刻，急急忙忙赶来，要抢在代格拉森一家人前面，祝贺葛朗台小姐生日。三人各捧一大束从小花房采来的鲜花。庭长手上那束，巧妙地在花梗上扎了白缎带子，坠了金流苏。
每逢欧也妮的生日和本名纪念日，葛朗台先生照例一大早就闯到女儿床边，郑重其事地把他那份父亲的礼物交给她。十三年来，那都是一枚稀奇的金币。
葛朗台太太给女儿的，不是一件冬袍就是一件夏袍，依季节而定。这两件袍子，加上父亲在元旦和她自己的生日、纪念日给的金币，合起来大约值上三百法郎。葛朗台先生喜欢看到女儿把这笔小小的收入积攒起来。这不过是把他的钱从一只口袋转到另一只口袋罢了。再说，这也是对他的继承人极其关心，从小让她养成俭省的习惯。他时常问一问她财产的数目，那里面有一部分原是老外公拉伯特利埃给的。他总是嘱咐她：
“这可是你的压箱钱呐！”
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法国中部某些地区保留至今，并仍然盛行。贝里、昂热等地方，姑娘出嫁时，娘家或婆家依自家的财力，总得给她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十二枚，或一百四十四枚，或一千二百枚金币或银币。就是最穷的牧羊姑娘，没有压箱钱也是不出嫁的，哪怕拿大铜钱充数也是好的。在依苏登，至今还有人谈论，某家有钱的姑娘出嫁，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梅蒂奇家族的卡特琳娜嫁给亨利二世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她十二枚古代的金质勋章，价值连城。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到女儿穿了新衣服，更加漂亮，高兴得不得了，叫道：
“既然是欧也妮过生日，咱们就生壁炉吧！”图个吉祥。”
高子娜侬撤下没吃完的鹅，箍桶匠餐桌上的珍品，说道：
“小姐今年肯定要办喜事了。”
“可是苏缪城里，我还没有发现合适的人家哩。”葛朗台太太怯生生地望着丈夫，回答道。可怜的妇人这种年纪，还这样畏怯丈夫，说明夫权对她的压迫是多么深重。
葛朗台端详着女儿，快活地叫道：
“今天她满二十三了，这孩子，咱们很快就得考虑她的终身大事了。”
欧也妮和母亲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
葛朗台太太又干又瘦，面色蜡黄，行动笨拙迟缓，似乎天生就是受男人欺侮的料。她浑身都大，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一望去，隐隐有几分像那无汁无味的棉花桃一样的果子。一口牙齿没剩下几颗，全都发黑了，嘴上皱纹累累，又长又尖的下巴往上翘，像只木底靴。可是她为人极好，是个真正的拉伯特利埃家的女人。克卢索神甫常常抓住机会告诉她，说她当年并不太难看，她竟然相信。她像天使一样温柔，像被孩子们玩弄的昆虫一样有忍性，一颗虔诚的心世上少见，灵魂始终平静，心地始终善良，这些，使得人人怜惜她，个个敬重她。
丈夫给的零用钱，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虽说相貌丑了一点，可她把陪嫁和继承的遗产加起来，终究给葛朗台老爹带来了三十多万法郎，却处处受人支配，被人奴役，虽然觉得深受屈辱，可是那温和的性情，又不能使她奋而反抗。她从没有要过一个铜板，也没有对克卢索公证人要她签字的文件说过半个不字。骨子里一股愚鲁的傲气，和高尚的灵魂支配着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可是葛朗台偏偏不了解这个灵魂，总是加以伤害。
葛朗台太太身上，总是一件淡绿色的利凡廷绸袍，一穿就是将近一年；
系一条白色的大纱巾，戴一顶草帽，一条黑塔夫绸的围裙永远系在腰上。她难得出门，所以不费鞋子。总之，她从不为自己要点什么。
有时，葛朗台猛然想起，自从上次给她六法郎以来，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给她零花钱了，觉得过意不去，就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合约上附上一条，让买主送几个钱给太太。某个荷兰或比利时的酒商奉上的百把法郎，就是葛朗台太太一年中最可观的收入了。
可是，这百把法郎拿到手后，丈夫往往对她说：
“喂，借几个钱给我用用，好吧？”好像他们是共一个钱包似的。可怜的女人平常听惯了忏悔师那一套，什么丈夫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乐于能帮他一把。一个冬天下来，好些法郎又流回了葛朗台手上。
第三节
葛朗台每月掏出买针头线脑、女儿衣饰和零用的五法郎，把钱包扣上以后，总忘不了问一句：
“喂，孩子她妈，你想要点什么吗？”
“噢，以后再说吧。”葛朗台太太回答，她感到了做母亲的尊严。其实这种高尚纯属多余，葛朗台先生还以为对太太十分慷慨哩。要是哲学家碰到娜侬、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小姐这些人，不是有理由认为，上帝的本性是喜欢嘲弄人的吗？
在头次提到欧也妮的终身大事的晚餐之后，娜侬上楼到葛朗台先生房里拿一瓶果酒，下来时差点摔了一跤。
“蠢猪，”葛朗台先生骂道，“你也不会走路了，你？”
“先生哇，是这一级楼梯不牢了。”
“是啊，早就该修一修。”葛朗台太太说，“昨天欧也妮都差点扭了脚哩。”
葛朗台先生见娜侬一脸煞白，便说：
“好吧，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差点摔了跤，就喝一杯，压压惊吧。”
“确实，这杯酒我也该喝，”娜侬说，“换了别人，瓶子早摔碎了，我却是把它举得高高的，就是肘子断了，也不让它碰着。”
“可怜的娜侬！”葛朗台一边给她斟酒，一边叹道。
“伤着哪儿没有？”欧也妮关切地望着她，问道。
“没有，我还是站住了，没有倒地。”
“好吧，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葛朗台先生说，“我就去修一修吧。你们这些人也是，就不会往两头落脚，那里还是结实的嘛。”
葛朗台拿了烛台，到面包房去拿木板、钉子和工具，留下太太、小姐和用人坐在厅堂里，除了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没有其他光亮。
“要帮忙吗？”娜侬听见他在楼梯上敲敲钉钉，问道。
“不用！”不用！”我对付得了。”老箍桶匠回答。
葛朗台一边修理被虫蛀坏的楼梯，一边大声吹着口哨，回想着童年往事。这时三个克卢索敲门了。
“是克卢索先生吗？”娜侬从铁栅口子上往外一望，便问道。
“正是，正是。”庭长回答道。
娜侬打开大门，壁炉的火光照在门拱里，使三位克卢索看清了厅堂门口。
“噢，你们是来祝贺小姐生日的。”娜侬闻到花香，说道。
“对不起，先生们，”葛朗台听出了这几个朋友的声音，说道，“我马上就来！”我也没有当老爷的命，楼梯坏了，还得自己动手修。”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葛朗台先生。外面烧炭的，家里当市长。（原编者按，谚语本为：外面烧炭的，家里当主人，此处将主人改为市长，巧妙地影射葛朗台在大革命时期当过市长。）”庭长说教似的说道，独自得意地笑了，却没有人听出他话里的影射。
葛朗台太太和小姐站起身来，庭长趁厅堂里光线暗淡，对欧也妮说道：
“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你年年快乐，岁岁平安。行吗？”
说完，他送上一大束在苏缪城难得见到的鲜花，然后抓住姑娘的两只膀子，在她颈子两边一边亲了一下，那副讨好的样子，叫欧也妮羞得无地自容。庭长像一只生锈的大钉子，以为这样就是追女人。
“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庭长先生，就像平常过节那样，不要拘束嘛！”葛朗台走进来说道。
克卢索神甫捧着花，回答道：
“若能跟小姐在一起，我侄子可是天天都过节了。”
神甫在欧也妮的手上吻了一吻。至于克卢索公证人，大大方方地在姑娘脸上一边亲了一口，说道：
“唉，时光不等人呢。一年十二月，年年都如此。”
葛朗台把烛台放回座钟前面，他一旦有了笑话，总是抓住不放，只要觉得有趣，就不厌其烦地说个不休：
“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我们就把蜡烛都点起来吧。”
他小心翼翼地拉开双层烛台，在每个底座上安上托盘，从娜侬手里接过一根纸卷着的新蜡烛，插稳，点燃，然后走过去在太太身边坐下，两眼轮流在朋友、女儿和两根蜡烛间望过来望过去。
克卢索神甫矮矮胖胖，一身肉滚滚的，戴一顶扁平的橙红色假发，看上去像个爱玩的老太婆。他把穿着银扣厚皮鞋的脚往前移了移，问：
“代格拉森他们没来吗？”
“还没有。”葛朗台回答。
“他们会来吧？”老公证人问，扯着那张麻麻点点的脸做了个怪样子。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葛朗台太太回答。
“你家的葡萄收完了吗？”德·彭封庭长问葛朗台。
“全完了！”葛朗台这个老葡萄园主站起来，把胸脯一挺，在厅堂里来回踱步，那副神气，就和说“全完了”一样，充满了自豪的意味。
从通往过道的门里，他看见对面厨房里，高子娜侬坐在火边，也点了一支蜡烛，准备纺麻。她是不想去凑热闹。
“娜侬，”他叫道，一步跨进过道，“你就不能熄了火，灭了蜡烛，坐到我们中间来？嗨，厅堂大得很嘛，我们全来都坐得下。”
“可是，先生，你们那里有贵客。”
“你怕比他们贱吗？他们还不和你一样，都是亚当那根肋骨造出来的。”
说完，葛朗台走回来问庭长：
“你们家的葡萄都卖了？”
“没有。说实在的，我还留着。现在酿出的酒好，两年以后会更好。你也很清楚，大伙儿都发誓，一定要稳住价。今年那些比利时佬别想占我们便宜了。哼，走就走呗，到时还是要回来的。”
“是啊，可是咱们一定要顶住。”葛朗台说，那声调叫庭长打了个寒噤。
“可是他有没有名堂呢？”克卢索暗忖。
这时门锤敲了一下大门，宣布代格拉森一家来到，打断了葛朗台太太和克卢索神甫刚刚开始的谈话。
代格拉森太太是那种身材矮胖、性格活泼的女人，皮肤白里透红，多亏那种修道院式的外省饮食和贞洁的生活习惯，到了四十岁上还显得年轻。她们就像秋末初冬的最后几朵玫瑰，叫人看了愉快，但终究透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寒意，而且香气也淡了。代格拉森太太穿着相当讲究，衣服都是让人从巴黎买来的，苏缪城的女人都学她的样打扮。她还常常在家举行晚会。
代格拉森先生从前在帝国禁卫军当军需官，在奥斯特里茨战役负了重伤退伍，虽然对葛朗台十分尊敬，却还保持了坦诚的军人本色。
“你好，葛朗台。”他说着向葡萄园主伸过手来，俨然一副高贵气派。克卢索一家就总是被他这股气派压住。“小姐，你总是这样美丽，这样温娴，”他招呼过葛朗台太太之后，又对欧也妮说，“我真是想不出什么话来祝贺你。”
然后他从仆人手里拿过一个匣子，递给小姐。里面装着一棵好望角的欧石南树，这种花木刚刚传到欧洲，还十分罕见。
代格拉森太太非常亲热地拥抱了欧也妮，握着她的手说：
“我的一份小纪念品，就由阿道夫代送吧。”
一个高大的金发青年走上前来，在欧也妮一边脸上吻了一下，递给她一只针线盒子。这年轻人苍白、瘦弱，看上去腼腆、文质彬彬，可是最近去巴黎学法律，除掉食宿，竟花掉了近万法郎。
那只针线盒是银的，表面镀了一层金，是地地道道的蹩脚货，尽管盒面上欧·格两个哥特体字刻得工工整整，使人以为这是个做工精致的玩意儿。
欧也妮打开盒子，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快乐，那是使姑娘们脸红、战栗、高兴得发抖的快乐。她望着父亲，似乎是问可不可以收下。于是葛朗台先生说了一声：
“孩子，收下吧！”那庄严的声调若是出自一个演员之口，可以叫他一夜成名。
这种不值钱的礼物，这位女继承人都似乎不曾见过。看到她快乐兴奋地瞧着阿道夫·代格拉森的模样，克卢索家的三个人都惊呆了。代格拉森先生掏出鼻烟壶，让葛朗台抓了一撮，自己也捏了一撮，把系在蓝礼服纽扣上的荣誉团绶带上的烟末抖一抖，眼睛瞧着几个克卢索，似乎是说：
“怎么样？没想到我来这一手吧。”
代格拉森太太带着嘲弄人的女子假装的真诚，寻找克卢索他们的礼物，扫了一眼蓝色的花瓶，那里插着他们送的鲜花。在这种微妙的情势下，克卢索神甫扔下围坐在壁炉前的众人，拉着葛朗台走到厅堂里处，在离代格拉森一家子最远的窗户前站住，贴着吝啬鬼的耳朵说：
“这帮家伙，在把钱往窗外扔哩！”
“我才不管哩，只要是扔在我的地窖里。”
“你要是想给女儿打把金剪刀也不成问题。”
“我给她的东西，比剪刀要好。”葛朗台回答道。
庭长本来一副褐色的脸膛就不好看，加上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形象更是恶劣。神甫望着他，心想：
“我这位侄子真是个蠢虫，就想不出一点讨人喜欢的小主意。”
“葛朗台太太，我们陪你打牌吧。”代格拉森太太叫道。
“大家都在这儿，可以开两桌哩……”
“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你们不如都来摸彩吧。”葛朗台老爹说道，“两个孩子也参加。”老箍桶匠从不参加任何游戏，指着女儿和阿道夫说，“来吧，娜侬，把桌子摆好。”
“我们来帮忙，娜侬小姐。”代格拉森太太说，刚才讨得了欧也妮的欢心，她高兴极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欧也妮对她说，“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
“那是阿道夫从巴黎带来的，他亲自挑的哩。”代格拉森太太凑在她耳边说。
“好，好，你尽管拉拢她吧，该死的鬼女人。”庭长心里骂道，“哪天你，你丈夫打起了官司，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公证人坐在一旁，沉着地望着神甫，寻思道：
“代格拉森他们是白费气力。我的财产，我兄弟和我侄子的，加在一起，有一百一十万法郎。代格拉森最多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且还有个女儿要嫁。他们想送什么就送什么好啦！”
总有一天，这姑娘和他们送的礼物，都会落到我们手里。”
八点半钟，两张牌桌安排好了。漂亮的代格拉森太太居然让人把儿子安排在欧也妮身边。大家抓着花花绿绿的标有数字的纸片，各人面前拢一堆蓝玻璃筹码，便玩起来，表面看去平淡无奇，其实充满利益之争，大家装着听老公证人说笑话，他每摸一张牌，总免不了作一番评论，其实心里都想着葛朗台先生那几百万财产。老箍桶匠自负地把代格拉森太太粉红的衣饰和时髦的打扮，银行老板威武的脸相，阿道夫，庭长，神甫，公证人，一个个端详过来，暗想：
“他们是为我的钱来的。他们来追我女儿，自讨没趣。哼！”这两家人，我女儿谁也不嫁。他们就给我做渔叉，看我来叉一条大鱼吧。”
灰暗陈旧的厅堂里，幽幽地只点着两支蜡烛，竟然也有了家庭的欢乐，大家的笑声和娜侬的纺车声交织在一起，可是那笑声，只有欧也妮和她母亲的才是真诚的，围绕着那样重大的利益，这些小人使出种种卑劣行为，还有这位姑娘，看到这么多人围着她，奉承她，以为他们是对自己友好，殊不知自己受骗上当了，就像那些可怜的鸟，被人标出高价拍卖，自己却一无所知。凡此种种，都使这厅堂里的一幕显得既可悲又可笑。再说这也不过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上演的话剧，只是这里的一幕表现最简单罢了。担任这出戏主角的是葛朗台，他利用两家的假殷勤，占了大便宜。有了他，这出戏才生动有趣。单凭他这一副嘴脸，不就把那法力无边的金钱，现代人唯一信仰的神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吗？
人生的温情在此只处于次要的地位，它们只激动了三个纯洁的心灵，这就是娜侬、欧也妮和她母亲。再说她们那样单纯，还不是因为她们蒙在鼓里？
葛朗台有多少财富，欧也妮和母亲一无所知；
人生的喜忧苦乐，她们只凭模糊的理念之光来评价，至于金钱，她们素来与它无缘，也就既不看重也不看轻。她们无形中受了伤害，却仍然强烈的感情，她们生命的奥秘，使她们在这一群唯利是图的人中间奇怪地保持了童心。人的状况就是这么可怕，没有一分幸福不是来自懵然无知。
葛朗台太太中了十六个铜板的彩，在这间厅堂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大彩。高子娜侬看见太太把这样一大笔钱装进口袋，乐得直笑。就在这时候，大门上猛地敲了一锤，声音那么响，把坐在椅子上的女人们吓了一大跳。
“把门这样敲，绝不是苏缪人。”公证人说。
“哪有这样敲门的？”娜侬说，“是想把我们家的门砸烂吧。”
“是哪个鬼东西？”葛朗台吼道。
娜侬拿了一支蜡烛去开门。葛朗台跟在后面。
“葛朗台！”葛朗台！”他太太猛地隐隐有些恐惧，朝厅堂门跑过去喊道。
牌桌上的人面面相觑。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代格拉森先生说，“这种敲门看来不是好事哇。”
话刚说完，代格拉森先生便看见一个年轻人，后面跟着运输行的脚力，扛了两个大箱子，拖着几个铺盖卷走进门来。
葛朗台先生突然转过身，对他太太说：
“太太，去，去，玩你们的彩吧。我来招呼这位先生。”
说完他把厅堂门使劲带关。那些不安的客人回了原位，却无心再玩下去。
“代格拉森先生，是苏缪城里的吗？”他太太问道。
“不是，是个出门人。”
“只可能是从巴黎来的。”
公证人掏出一只两指厚的荷兰战船一样的怀表，看了看，说：
“没错，正好九点。嗬，这驿车倒是从不晚点。”
“这先生是个年轻人？”克卢索神甫问。
“是啊。”代格拉森先生回答，“他带的行李少说有三百公斤。”
“娜侬还没回来哩。”欧也妮说。
“也许是你们家的一位亲戚。”庭长说。
“我们下注吧。”葛朗台太太小声叫道，“听葛朗台的口气，好像有点不高兴。也许他不愿意听到我们谈论他的事情。”
“小姐，”阿道夫对坐在身边的欧也妮说，“准是你堂弟葛朗台，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我在纽辛根先生家的舞会上见过。”
阿道夫没有往下说，他母亲踩了他一脚，高声叫他拿两个铜板下注，然后附在他耳边说：
“大笨蛋！”你给我住嘴好不好。”
这时葛朗台带着客人进了厅堂。高子娜侬和脚力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了起来。几分钟以来，大家都被客人激起了那么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致他走进厅堂，来到这群人之间，就犹如一只蜗牛掉进了蜂窝，一只孔雀落进了黑糊糊的家禽场。
“到火这边来坐吧。”葛朗台招呼道。
年轻人向大家恭恭敬敬地致了礼，才在位子上坐下来。男客们都站起来鞠躬还礼，女宾则深深地道了一福。
“先生，你有点冷吧？”葛朗台太太说，“你是从……”
“你们这些女人真烦！”葛朗台说，他手拿一封信正在读，听见太太的话，信也不读了，“让先生休息休息吧！”
“可是，父亲，这位先生也许需要什么。”欧也妮说。
“他自己有嘴巴。”老葡萄园主厉声说道。
这幕情形只有陌生人觉得吃惊。其他人早已习惯了老头子的专横。不过，听到夫妻父女间的这几句对话之后，客人站起身，背对着炉火，抬起一只脚烤靴底，一边对欧也妮说：
“堂姐，谢谢你，我在都尔吃过饭了。”
说罢，又望着葛朗台，补充一句：
“我什么都不需要，甚至也不觉得累。”
“先生是从京城来的吧？”代格拉森太太问。
夏尔先生，这是巴黎葛朗台先生儿子的名字，听见有人问话，便举起用链子挂在颈下的小眼镜，移到右眼前，打量桌上的东西和桌边坐着的人，十分无礼地把代格拉森太太照了好一会儿，待到把一切都照清楚了，才回答说：
“是的，太太。”他又望着葛朗台太太，补上一句，“哦，伯母，你们在摸彩呀。请玩呐，请玩呐。玩下去吧。玩得正有味，不要歇手嘛……”
“我就知道他是那个堂兄弟吧。”代格拉森太太一边瞟他几眼，一边寻思。“四十七，”神甫叫道，“喂，记下呀，代格拉森太太，这不是你要的数吗？”
代格拉森先生抓起一个筹码，放在太太的纸板上。此时代格拉森太太忽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会儿看看巴黎的堂弟，一会儿望望欧也妮，再也无心去想摸彩了。年轻的女继承人不时偷偷地瞟一眼堂弟，那份愈来愈明显的惊奇和关心，钱庄老板的妻子很容易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