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连中三元
清乾隆四十六年，以乡试第一名参加会试的苏州人钱桨，又夺得会试第一名。接下来的殿试之后，乾隆皇帝又在钱桨的试卷上写了第一甲第一名这六个鲜艳的朱色大字。这样，钱桨就成了连中三元的幸运儿，清代从开国到此时已经一百三十七年，开科也已五十四次，连中三元者还只有钱桨一人。上一年，乾隆帝曾命令过全国庆祝他这个十全老人的七十大寿，钱桨连中三元也就被附会成开文运的样瑞。士大夫们便极力渲染，以讨乾隆帝的欢心。曾是钱桨乡试座主的翁方纲，以伯乐自任，发动三元喜宴，又是写三元诗，又是写三元考。朝野士大夫也相继写诗应和，最后编写了一本辑有数百首诗的三元诗集。
著名学者赵翼在诗中说，累代如君十一个，极言连中三元如同凤毛麟角，十分罕见翁方纲以提倡考据自命，赵翼更是位极有成就的史学家，他们的十一个之说却不准确。连中三元虽然罕见。却远远不只十一个。据笔者搜检，钱桨以前的连中三元者，至少有以下十六人唐代四人：崔元翰、武翎黄、张又新、白敏中。
宋代七人：陈尧雯、孙何、王曾、王岩雯、杨宜、冯京、彭汝砺
辽代一人：王棠。
金代一人：孟宗献。
元代一人：王宗哲。
明代二人：黄观、商格。
清代：钱桨之后，又有嘉庆二十五年的陈继昌此外，仅从明清两代武科考试的资料来看，连中三元的也有。如明万历年间的王名世，清初的王玉璧，乾隆时的顾麟。
王玉璧在明崇祯九年获武乡试第一，十六年之后，又在清顺治九年会试，殿试中夺魁，是个历两朝而中三元的幸运儿。唐代的崔元翰等人的连中三元，和后世不一样。他们不是进士科乡、会、殿试一条龙夺元，而是在进士科夺元以后，又在博学宏辞、茂才异等等科相继夺元，是跨学科的三元所有连中三元的人中，孟宗献最为突出。他在县、乡、会、殿试中，一路拔取头筹，连中四元，所以当时人就称他孟四元。可惜金史对他的记载十分简略，无从知道他是怎样成为唯一的四元的最幸运的，恐怕要算最后的连中三元者陈继昌了。他是广西人，会试三场考试，已经累出病来，只是靠会元喜报的鼓舞，才抱病参加了殿试。尽管殿试题目只是一篇策论，他却感到比三场会试考得还吃力，强打精神完卷出场，已是心灰意冷，对连夺三元已不抱任何希望。岂料这一榜出类拔萃的人并不多，主考官们看到一张张不尽人意的卷子，左比右比，把陈继昌排名第二。主考官曹振镜想起，钱桨连中三元曾讨得乾隆帝的欢心，说那是文运昌盛的象征。此次何不也顺水推舟，让年老的嘉庆帝高兴高兴？于是，他对其他考官说：国朝近二百年，连中三元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何不再来一个？
在自己手中出个连中三元者，脸上会增光不少，其他考官均表同意。这样，陈继昌才得以连中三元当然，大多数连中三元者，在主考官们的眼里还是过得硬的，但即使是这些人，多半也不是像田径比赛中的三级跳远那样，连续跳跃三大步，而就地跳上鳌头。他们往往是跳过一级或两级之后，受到挫折，又重新发奋，才完成了第二次、第三次的跳跃。例如，明代的商格，二十一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一举夺魁，次年兴冲冲地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他没有泄气，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认真从主观上找原因，发现自已学识还很浅薄，乡试夺魁不过是碰巧。他放弃了下次再去碰巧的打算，进入国子监，刻苦学习，天天攻读到深夜。对第一个三年后的会试，他并不动心。第二个三年后的会试前夕，祭酒李时勉认为六年手不释卷的商格，早已是太学生中的佼佼者，会试必能中式，便动员他去应试。商格认为自己知识积累尚不充分，婉言拒绝了。又过了三年，即商格失败后整整苦读了九年之后，终于信心十足地参加了正统十年的考试，在会、殿两次考试中连续夺魁，以三元及第。商格进入仕途后比较顺利，直至做了多年的宰相，他不仅知识渊博，人品也颇正直。他当宰相期间，宦官头子汪直在明英宗纵容之下，利用特务机构西厂，为非作歹，藏污纳贿，害死不少正直朝官。商格愤而上疏，列举汪直十大罪状，要求对他严惩。英宗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向商格问罪。商格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抗颜上疏，进一步列举汪直的罪状，辞正气严。英宗无话可说，只好下令撤销西厂，但对汪直宠信如故，这就留下了祸根。没有多久，汪直就捏造罪名，反诬商格，逼他以六十二岁之龄告老回到浙江家乡。明初三元及第的黄观，在乡试这第一道关口就遭受过挫折。黄观的父亲出身穷苦，招赞到许家，所以黄观出生后就眼着母亲姓许。他年幼的时候，正逢元末大乱，无处求学，只好跟着一位乡村塾师读书。而正当他初显才华的时候，老师在战乱中被杀。政局未定，求师又无门，他就自筑了一座小茅屋，冠以翠微书屋的雅号，置身其中，潜心苦读。朱元璋初开科考，他乡试失利，接着遇上十多年的停考。
但他依然坚持苦读，坚信总有到龙门前一试身手的机会，洪武二十四年，他以乡贡解元的资格到南京会试，六百六十多名考生中只录取了三十一名，他荣居榜首。殿试中，他又以一篇御戌策深得朱元璋称赏，成为魁首，步入仕途。这时，他想起宋代范仲淹幼年随母改嫁，改随继父姓朱，中进士后又恢复本姓的故事，便也恢复了父亲的姓。有些人只看到题名碑上写的是许观，而没有细考他父亲曾经入赘许家的一段经历，就以为黄观和许观是两个人，让黄观和许观互争三元。黄观由于是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状元，朱元璋死后，他也就十分忠诚于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继承人建文帝。岂料没过几年，建文帝就被他叔父燕王朱棣赶下了台，下落不明。正在安庆招募军队抵抗燕王的黄观，为了表示对建文帝的忠诚，立即投江而死了。有的考生虽然获得了连中三元的殊荣，但是仕途却极不顺利，文学上也没有多少成就。唐代的武翔黄，是有真宰相之誉的武元衡的儿子。他确实有些小聪明，但主要是凭借着父亲在京城被坏人刺死一事而更加提高了的家门声誉，在元和元年连中三元的。诗人章孝标写诗称颂他天人科第占三头，于是武三头的美名传遗四方，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武翔黄只会吃门第，吃那个三头了，而他贵公子的纨绔习气更是让人讨厌，没有多久，就没有什么名声了。元和九年连中三元的张又新，也曾得到过张三头的美誉。他也是个宰相之子，虽然没有武翔黄那样重的纨绔恶习，心地的险恶卑劣却远远超过武翔黄。他当右补圈这一小官的时候，得知宰相李逢吉要排斥另一宰相李绅，就主动投靠，充当爪牙，捏造罪名，陷害李绅及李逢吉的其他政敌。李绅因而被贬端州。他还公开扬言这是他干的，借以滋功，并威胁敢于和李逢吉作对的朝官。李逢吉下台以后，他知道这个后台已经不中用了，又去投靠正受皇帝宠信的李训。岂料李训不久又被杀，他也因为再以附陷被贬，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
北宋的王曾则不同。他在真宗咸丰五年成为连中三元的佼佼者，翰林学士刘子仪对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生吃着不尽。年轻的王曾严肃地回答说：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三元及第之后，王曾就把三元招牌收了起来，连别人庆贺他的三元及第，他也反对。按照宋代的习俗，只要考中进士，朝廷就给予特别的假期，让他们衣锦荣归，光耀乡里；他家乡所在的州官和县官，则要组织官民隆重迎接，并举行盛大的鹿鸣宴进行庆贺，还要在进士的家门口挂上一块状元坊匾额以示族表。王曾以三元及第，他家乡青州府城的官民都引为殊荣，对他的迎接也格外盛大隆重，等待看新状元的人群一直排到十里长亭。正当乡亲们翘首以待的时候，王曾却骑着毛驴，穿着便服，悄悄进了青州府衙门，向正在张罗闻喜宴的知州叩拜。知州还以为王曾嫌欢迎不够热烈，特地来兴师问罪，连忙进行解释。王曾却抢先恳切地说：我是父老乡亲们养大的，如今中了状元，理应为国为民效力，怎么敢劳动父老根迎？我就是因为不敢劳动父老，才换了便服，绕道进城的这件事，直到今天，青州人都还传为佳话。
此后，王曾先后在不少地方当地方官。由于他出身贫苦，深知求学的艰难，所以他每在一个地方当官，都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创办学校，给当地青少年创造学习的条件。他在青州知州任内，又把家中的全部藏书捐出，在他幼年读书的矮松园里创办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学校。他当宰相时，更注意选拔人才，范仲淹、吕夷简、包拯等都是由于他的极力推荐而担当重任的王曾奖掖人才虽多，却决不拉扯私人关系，这在朋党迭兴的北朱是很难得的。也正由于他一身正气，所以在当副宰相和宰相期间，遇到权臣丁谓怂恿曹太后趁真宗去世仁宗年幼的时刻把持朝政的风波，能够挺身而出，予以平息，保持朝政的稳定。
范仲淹曾高度评价王曾：久当朝柄，从未树思恩，不愧一代名相。这话并不过分。可惜的是，像王曾这样的连中三元者，并不多见。
2.风流少年
五百名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
绿袍乍著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
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
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
这首《鹧鸪天》词，又称少状元词，宋代即已出现。
它的艺术性并不高，但由于描绘了少年才子大魁天下平步青云的风流盛况，因此历代奔走于科考中的考生们都喜欢吟咏。
说到少年才子，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传统戏曲中那些唇红齿白、儒雅风流的小生形象，例如，里高中状元的穷书生吕蒙正、荆钗动里在中状元前后与妻子有过一段悲欢离合的王十朋，都是小书生造型。历史上也都确有其人。但是。历史上的吕蒙正，中状元时已经三十三岁，是个中年人了。王十朋中状元时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壮年，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已经是不太小的小生了。最有趣的还是京剧群英会，周确是小生造型，诸葛亮却是挂着长髯的老生造型，他们组织吴蜀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历史上赤壁抗曹的主帅周谕，是年三十三岁，自然称得上是青年将领；但诸葛亮是个参加工作才一年有余的农村知识青年，此时只有二十七岁，比周瑜更加年轻。所以，如果只是根据戏曲造型去判断与之相应的历史人物的年龄，有时难免上错位气不过，历史上的少年得志者还真不少。最年轻的，大概是唐高宗永徽六年登第的苏瑰和咸亨四年登第的郭元振，是年都是十八岁。苏瑰那一科，总共只取了三名进士，在三人中排名第一，似乎不太稀罕。但是对照一下白居易的诗，慈思塔下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白居易中进士时是十七岁，仍然是同科进士中年纪最小的。苏瑰能在十八岁考上状元也算不容易了。郭元振那一科，第一次考试取了十七人，因为发现有问题，又重考，录取了七十九人。郭元振经过重考，仍能独占鳌头，就更加不容易。郭元振虽然是个太学生出身的状元，却少年有大志，精通武略，擅长外交。
他曾作为武则天的使者出使吐蕃，对强唐与吐蕃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之后，他又相继出任凉州都督、安西大都护、金山道大总督。为唐政权开拓西北边理、加强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了贡献。后来入朝为宰相，帮助唐玄宗登上皇帝宝座。但没多久，玄宗就利用他的小过错，把他流贬荒边之地。十九岁登金榜者也有好几个。其中唐代长庆四年的李群，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他从外地赶到京城应试时，考生已经入场完毕，考院大门也上了锁。他敲了半天，才把大门敲开。主考见他远道赶来，浑身尘土，满头大汗，十分感动，允许他入院应试。不料想，他敲开的竟是龙门，并且后来居上，独占鳌头。北宋天圣八年的状元王拱袁也是十九岁。他的女婿李格非是宋代著名学者，外孙女李清照更是历代罕有的女词人。明代成化二十三年的状元费宏，也是十九岁。费宏自幼聪明，十六岁参加会试时因缺乏经验而落第。父亲带他进国子监读书，监丛夫人邹赛真以善于出巧对子著称，老监生们对她又敬又怕。她听说新监生费宏是个聪明少年，特地备了一桌酒，考一考费宏。酒刚斟满，她就出了个上句金杯春泛绿，费宏不加思索地对了一句银烛夜播红，即景成趣，工整贴切，浑然天成。邹赛真大为称奇，立即把自己掌上明珠般的女儿许给费宏为妻，并四处称赞费宏是个神童，引动得著名学者丘馆也极关心费宏的学习。费宏在名师指导下，苦学三年，一举考上状元，后来官至吏部尚书，政绩也不错。
唐代大诗人王维，有的书上说他是二十一岁中状元，也有的书上说他中状元尚在弱冠之年，即不满二十岁。即使是二十岁，也称得上是少年状元了。更主要的是，他在二十岁之前，就写下了不少著名诗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英少一人。这首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
年满二十岁的少年得志者，数量就比较多了，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其中之一。武则天时的宰相娄师德也是一个。娄师德曾告诫出守代州的弟弟要以宽厚退让待人，弟弟问，假如有人向我脸上吐唾沫，我不和他争，只把唾沫揩去，像这祥退让行不行？妾师德说，这还不够，你一揩，就违反了人家发泄愤怒的原意，要做到让唾沫自己干掉。唾面自干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娄师德此人因此广为人知。以唾面自干为处世之道，自然不可取，但娄师德的为人确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中状元后不久，出使吐蕃，对于改善唐与吐蕃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而当唐政权招募兵士讨伐吐蕃时，他又放弃监察御史这一官职，头上系个红带子，主动报名应征。武则天时，他已官至左金吾将军，兼任丰州都督，率军守边。没有战争的时候，他就换上一身劳动服，率领士兵屯田。他还善于选拔人才，著名等汤狄仁杰就是他推荐给武则天的。他与同僚相处，也能宽厚待人。有一次他和李昭德一起上朝，他身高体胖，走得慢。因为两个人都是宰相，不好一个人先朝，李昭德一次次等他，等得不耐烦了，就发火说：你这乡巴佬拖累得我不能快走！娄师德却笑呵呵地说：我不是乡巴佬，还有谁是乡巴佬。引得李昭德也笑了起来。这样的唾面自干，未必就是坏事。如果把考试的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金榜上还有年纪更小的。唐高宗调露二年的进士苏颁，只有十一岁；宋太宗端拱二年的进士刘少逸，明朝弘治年间的进士戴大宾，都只有十三岁；而林文秸是十四岁时在永乐年间考上进士的。另外，唐宋都有神童科，有些六七岁的早慧儿童，考试合格，就被授予一定的官职。唐玄宗开元十六年，进行佛、道、儒三教的论辩，年方九岁的员椒升座讲演，词辩注射，坐人皆屈。员椒的表弟李泌，只有七岁，先把宰相张说辩败，又说得张九龄大吃一惊，郑重地把他称为小友嘟。后来李泌成为著名宰相。著名宰相、理财家刘晏，在八岁的时候，即向唐玄宗献颂，经宰相张说亲自考试，认为是国瑞，唐玄宗立即授刘晏太子正字的官职。北宋的杨亿，也是七岁能文，被特地召到京城面试，号为神童，后来成为西昆体的创始人之一。大概也正因为他自幼就生活在不食入间烟火的翰苑之中，才以创作堆砌词藻、内容空洞、粉饰太平的西昆体诗文为能事。
3.老龙头
三百名中第一人，宫花斜插二毛侵。
丹墀独对三千字，阊阖惊看五色云。
袍簇锦带横金玉，引领群仙谢紫宸。
时人莫讶登科晚，自古龙头属老成。
这首《老状元词》，完全是在模仿《少状元词》，只是反其意而突出一个老字。头上虽已二毛（花白头发）侵，但中了状元，仍被认为是无限荣光，可以夸姐天下说到老龙头，有些人大概首先会想到民间传说中的八十二岁中状元的老梁濒。这个传说是宋代的遁斋闲贤一书编造出来的。宋人即已根据国史进行了订正。根据历史记载可知，梁濒并不是老龙头，而是个少状元，他在雍熙二年中状元时只有二十二岁，景德二年在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的任上病死时，也只有四十二岁。尽管不符史实，人们仍然喜欢把梁濒当作八十二岁的老状元而津津乐道，久传不衰，这除了因为这样的老状元真是老得出奇以外，还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自强不息，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
不过，老年中状元，总有着许多辛酸。科举时代。考进士并无年龄限制，在唐宋时期，只要经地方政权考察合格，就可以到京城参加会试。明清时代，只要先依次取得秀才、举人资格，也就可以参加会试。如果在青年、中年时已经取得会试资格，到了老年才得以高中，这期间必然有着多次名落孙山的挫折；如果直到老年才取得会试的资格，恐怕在为取得这一资格的过程中已经饱尝了许多次失败的痛苦。何况一个人到了老年才开始进入仕途，尽管可能是老成之才，却也不会有多少为国尽忠的时间和精力了。所以，历代又都有七十致仕的规定，除了个别特殊人物，不到七十岁，都要被打发告老还乡。在这种情况下，老龙头只能是比少状元更为罕见的特殊现象了。
能够查到确切年龄的老龙头，应首推唐代的尹枢。他久困场屋，一直到七十多岁，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毛遂自荐地成了状元。南宋绍兴八年，福州人陈修中了探花，虽非状元，却也进入了三鼎甲之列。唱名的时候，他那满头的白发引起了宋高宗的注意，便特地问道：卿年几何尹？他回答说：臣年七十三岁。高宗又问：卿有几子？他十分难为情地说：臣尚未娶。高宗动了恻隐之心，立即把一个姓施的年轻宫女赐给他做妻子，并蹭送了很多嫁妆。陈修得到的这一特殊恩赏，当时人却视为笑话，编了打油诗说：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巧得很，清代康熙年间，著名文人姜衰英中探花时，也是七十三岁。菇庆年间杭州人王严，以八十高龄会试及第，但未来得及殿试就死了，不然的话，说不定会打破尹枢的纪录。
六十多岁的老龙头也不多见。明代曾彦就是一个，所以喜报发出以后，有人听说状元已是耳顺之年，便嘲笑说：状元原来是磕睡汉。明代还有个叫陈娇的人，年过六十，只考上个进士。他这一大把年纪，却凭着新进士的荣耀，娶了一个老儒生的女儿。新婚之夜，同科进士及老朋友们都来闹洞房，说话、祝贺中又都夹杂着老夫少妻的玩笑。陈桥为了解嘲，便作了两句诗说：彭祖尚闻年八百，陈娇犹是小孩儿。六十多岁还自称小孩儿，客人们无不绝倒。明代万历年间有个许士扬，年轻时和一个叫张以成的同时考上举人，按照当时的习俗，互相称为同年，算是平辈，张以成的儿子张安磐也就称许士扬为年伯。后来，张安磐又和已经年老的许士扬同时考上进士，两人又成了同年。于是，许士扬又只好称呼当年以自己为年伯的张安磐为同年，当时传为一大笑谈。
五十多岁的龙头中，著名人物有唐代连中三元的崔元翰南朱著名爱国思想家陈亮，他因极力主张抗金，三次被诬陷入狱，直到五十岁才有机会考进士，一举中了状元，但未来得及上任，就因病去世。明代唐皋，也是五十才中魁首。他曾出使朝鲜，办了一件很漂亮的外交事务。不过唐皋对当时的官场认识比较清醒，中状元后作了一首，王式丹五十九岁连中会元、状元，也可算是老当益壮了但是，也有那么一些读书人，偏偏迷恋功名，一次次应考，又一次次落榜，一直考到无力再进考场，真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却终无所成。清代有个上海人潘襄，十三岁就中了秀才，此后由贡生当了教官。致仕以后，到了七十多岁，忽然重新从秀才考起，一直考到八十三岁尚未中式，却仍不罢休。他说，我这一辈子自然没有希望，却希望借此留下慧根来生能早一点飞黄腾达。还有年龄更大的。康熙十四年，广东贡生黄章千里迢迢到顺天应试，年已百岁。
入场时，由他的曾孙打着灯笼带路，灯笼上还特地写上百岁观场四个大字。乾隆年间，番禺（今广州）人王健寒以九十九岁的高龄参加秀才考试，使得考官大吃一惊。还有一个叫谢启柞的老童生，八十九岁开始乡试，直到九十八岁才考中。并且说这是为老秀才们争一口气。他考中后，作了一首老女出嫁诗，以中举比喻出嫁，其中说：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庸，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笑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述。大概是因为太稀奇了，他，一百零二岁时，乾隆皇帝特授了一个翰林院编修之职。到一百一十六岁。他又从广东到北京参加会试，虽未考中，却被特地留下，参加了乾隆八十大寿的庆祝活动，又被授了个鸿护卿的职衔。
这个老寿星，打破了科举史上老年应试，得官的好几项纪录。诚然，乾隆皇帝对这位老寿星一次次特恩加官，并不是真的指望他干点实事，只不过是为自己这个十全老人花甲升平的皇帝增加一点光彩而已。
4.真假女状元
清代乾隆年间，女作家陈端生创作了一部长篇弹词再生黔。书中的女主人公孟丽君才华出众，女扮男装考上了状元，又很快当上宰相，为国除奸，扶倾定危。后与失散的未婚夫皇甫梦华巧遇，脱去朝服换红装，成就美满婚姻。这个故事，在现今的越剧等地方戏中，仍以，写的也是一个叫黄春挑的姑娘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徐渭还在剧本中高呼：创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认为女性的才华并不亚于男性孟丽君的故事，完全是作者的虚构。遏查作为孟丽君生活背景的元代之史料，不但没有一位女状元，也根本没有女性参加科举考试的记载。当时朝中掌握实权的高官，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也就更不可能有汉族姑娘女扮男装成为实权宰相的事。至于黄春桃，历史上倒是有一点影子，但与女状元中的情况相去甚远。据陵余丛考、坚氯集等书的作者考证，五代时的前蜀国，确实有一个扮男装进入官场的女性，但她不叫黄春挑，而是叫黄崇暇。周库问明她确实无辜蒙冤，又当场让她做了几首诗，果然才华不凡，就下令释放了她，并推举当了宰相府的司户参军。黄崇暇到职以后，办事极为干练，一些积压多年的疑难案件也很快审理清楚。周库非常喜欢这位才子，见她年纪轻轻，还没有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黄祟暇。正当周库等候黄崇暇送聘礼的时候，黄祟暇却送来一封辞职求隐的信，并附了一首诗：一辞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身坚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原来黄祟暇是个姑娘！周岸顺从了她的意愿，赠送了一笔生活费，让她隐居去了。此后她的去向就无人知道了。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黄崇暇只是自称乡贡进士，而没有参加考试，更没中过状元。
文学家把黄崇暇的事迹加以谊染，让她女扮男装中状元，说她虽是裙权伴，却有立地撑天的才能，实际上和塑造花木兰、孟丽君这些形象的目的相类似，是对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为深受压迫的女性鸣不平。
如果说黄崇暇还只是被动地应付环境，另有一些人却倒真是为了对男性垄断官场表示抗议而故意女扮男装的。南朝齐东阳（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女子娄逞就是如此。娄逞虽然生长在贫穷的乡下，但才智不凡，能文能诗，被士大夫们视为高稚之举的弹琴下棋，她也精通。她听说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们就是凭着这些技艺自命不凡，混迹官场，很是不平，就女扮男装到金陵城去拜访这些人，和他们谈文理，比棋艺，使得显贵们肃然起敬，争着邀请她到府里作客。有些人还认为，娄逞这样有才华的人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是朝廷遗弃了人才，就荐举她到重镇扬州当了议曹从事。娄逞到任以后，办事有条有理，见解也在他人之上，很受敬重。但是日子一长，娄逞渐渐疏于防范，终于被发现她竟然是个女子！于是，娄逞立即被削去官职赶回老家。当日那些曾把娄逞奉为上宾的达官显贵们，也都把脸一翻，大骂娄逞是个招灾惹祸的人妖，胡说什么几年水早灾害不断，边境多次发生战争，都是这个人妖引出来的。
相比之下，更早一些的前秦皇帝符坚却要开通得多。由于战乱，儒家重要经典周礼已经散佚，连熟悉周幸的人也找不到。符坚是氏族人，感到这对笼络汉族人心巩固政权非常不利，就下令四处寻找懂周汴的人。当他得知太常卿违逞的母亲宋氏精通女馆内识字女子考试，取傅善祥为第一，唤入伪府，令司批答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也说有傅善祥者，二十余岁，考中状元后，在杨秀清的东王府中担任女簿书，凡贼文书，皆归批判，颇当贼意。《清稗类钞·考试类》则把傅善祥称为傅弯祥，这大概是善莺音近而误传。这段记载介绍说，傅善祥是金陵傅槐的女儿，她参加考试时，考官是湖北人张婉如和安徽人王自珍，也都是女性。考试中有一道题目是取自论语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参加考试的二百多人中，唯有傅祥一反传统观念，力辟难养之说，引古来贤女内助之功，证明女性也大有作为，孔子歧视妇女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一反对男尊女卑的立论，敢于批判千古圣人的勇气，深受洪秀全的赞赏，亲自选定她为状元，并安排她戴上花冠，穿上礼服，在乐队的伴奏下游街三天，然后把她召入府中担任簿书。至于傅善祥以后的情形，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她生病而死，有的说太平天国失败后时城破敏杀，也有人说她后来埋名隐姓当了尼姑。傅善祥的下落不明，她参加考试的档案也在南京城破时毁于战火，以至我们对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科考试和唯一的女状元，不能有更多的了解。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女状元的形象只能出现在某些文艺作品中。太平天国开设过正式考试，选取过女状元，但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并不彻底，所以还只开设女科考试，而没有男女同场考试。太平天国以后，不断有较开明的思想家大声呼喊创办女校，让女性受教育。但直到1920年，蔡元培等人才创办了由中国人开设的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
5.民族宠儿
在科举史，除汉族外，登上金榜的各其他民族的考生很多，其中一些人还进而成为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不过，由于各民族的长期共同生活，有不少民族逐渐与汉族融合，生活习俗汉化了，并且单看他们的姓名，很难区别他们是不是少数民族。例如，晚唐时期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棋，就是早已汉化的鲜卑族人。金代进士出身的大诗人元好问，也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代。原来，还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为了巩固鲜卑族政权在北中国的统治地位，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其中之一就是采用汉性。孝文帝带头把拓跋姓改为元姓，皇族及一些部落贵族也纷纷改姓，共改了一百多个，其中著名的有长孙、宇文、穆、陆、贺、刘、楼、子、秘、窦等姓氏。金代统治者完颜氏，在金亡后为避免受迫害，有许多改姓为完。元代的色目人，即西域的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也有不少纷纷改姓，如回族人多半改姓马，实际上是穆罕默德的简化音转。也有改为其他姓的。例如今天山东青州市的杨姓和赵姓回民，就分别是元代垂相伯颜和伯颜察尔的后裔。满族人在清亡后采用汉姓的也很多。
有的人虽然保留着本民族的姓氏，但他们又喜欢使用一些汉族人习用的字、号或别名。例如金代工诗善画有皇室第一流人物之誉的完颜雍，是金世宗的孙子，但他有个槽轩老人的号，与汉族文人惯用的相似。元代著名文入薛昂夫，是维吾尔族人，他的姓和字是汉化的翻译，他又采用了汉族的马姓，所以也被称为马昂夫、司马昂夫。最有越的是契丹人耶律倍，钧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曾被封为辽政权的东丹王，周为弟弟耶律德光继承父位以后，对他心存疑忌，惶恐不安，便弃位涉海投奔后唐。耶律倍有很高的汉文化造诣，富有文才，特别仰慕大诗人白居易，就对应白居易的姓名和字，自称黄居难，字乐地，成为文学史上一段饶有趣味的佳话。
与上述情形相反，有些汉人却又使用着少数民族的姓氏。
例如辽道宗时的进士、天柞帝时封为漆水郡王的耶律俨，实际上是个姓李的汉族人，因他父亲李仲禧有功于辽政权，被赐姓耶律。辽圣宗的宰相耶律隆运，也是汉族人，本来叫韩德让，先被赐名德昌，后又赐姓耶律，并改赐名为隆运。扬家将故事中多次提到了辽国权臣韩昌，就是此人。
在科举时代，由于各朝代的统治者对待各少数民族政策不同，少数民族考生参加考试的情形也就大不一样。
首创科举考试制度的隋代，是从鲜卑政权北周脱胎出来的，其政权中有相当多的北朝少兹民族成员。唐朝的开国者李渊是隋朝官员，祖父、父亲都是北周的显贵，他的外祖母字文氏是北周的公主，母亲独孤氏也出身于北周豪族。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是北魏拓暇氏皇族的后代。因此，唐政权实行了民族开放政策，各少数民族成员出任宰相及高级将领的颇多。这些人的后代逐渐汉化，有不少走上以科考人仕的道路。今天，我们从新旧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及唐代登科记中，可以查出许多少数民族进士的名字。
和隋、唐相比，宋、明两代任用少数民族官员较少，对待少数民族考生应考的限制也比较严。相对说，这两代的进士中便很少有少数民族的人，状元则更没有了。
金和元两个政权，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政治特权，限制汉族人的人仕，考试都采用两榜制度。在金代，是女真人和汉人分科考试，分别录取。女真人的考试，题目较简单，要求也低，录取人数却比较多。不过，金代女真人的专科考试，并不经常举行。据锹文献通考中的金代登科总录记载，金代总共举行过二十一科进士考试，其中专为女真人开设的只有三科，即世宗大定十三年，章宗承安二年、哀宗正大元年各一次。大定十三年共录取了女真进士二十七人，状元是图克坦锐，授官高于汉族状元，承安二年的状元是纳刺忽勒刺，录取的进士人数不详。正大元年共举行了策论、经义、词赋三科，策论科是专为女真人开设的，共录取了十多人，状元是富珠理察罕。
元代的进士考试，是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和南人为一榜。每次都是两榜分别举行，分别录取。因此，元代举行的总共十六次科举考试，就产生了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及南人状元各十六名。这是中国历史产生少数民族状元最多的朝代就元代而论，蒙古族和色目人状元虽多，但这些状元在文学上和政治上却不是最有成就的。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耶律楚材了。他是辽代皇族的后代，辽被金灭后，他的先辈就留居中都。耶律楚材二十五岁时，成吉思汗挥兵南下，占领中都，访得他很有才名，便召用了他。
在元太宗窝阔台汗时期，他官至中书令，先后为元代创建了一系列的立国国策和制度，如建立州郡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管军事的军民分治体制；反对以汉人住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废除屠城旧制；奏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设立经籍所、编修所、兴办文教；主张守成必用文臣，建立开科取士制度；释放被俘为奴的汉族文人等。耶律楚材也是位著名文人。马祖常本是世居天山的雍古部人，因其高祖在金末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因此以马为姓。马祖常的曾祖随元世祖南征，之后定居于河南省。马祖常在元仁宗延佑二年首次开设的元代科举考试中，以乡贡、会试均第一名、廷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开始入仕，官至礼部尚书、枢密副使。他搜长诗文，以才力富健著称。最为可贵的是，他虽居高位，又是少数民族，但对民生疾苦比较关心，他的石田集中就不乏这类题材的诗篇。萨都拉是回族人，他的先祖随元世祖人定中原，祖父和父亲均以世勋镇守云、代（均在今山西北部），因而留居雁门。萨都拉早年生活贫苦，曾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游历、经商，目睹了相当广泛的社会生活情况。直到五十六岁时才在泰定帝泰定四年考上进士，一度入官翰林，因弹幼权臣，又被贬任地方官员。他是元代成就最大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而且能够直言不讳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作品题材比较广泛，内容也比较充实。他的诗文和词，在风格上又有雄健豪迈、俊逸酒脱的特点，作品有雁门集和集外诗。
在清代，因为有着旗人不能列鼎甲的成例，除了顺治年间开过两次满汉两榜，因而产生了两名满族状元及两批满族进士以外，只是在同治四年，才产生了一名蒙古族状元，即崇绮。不过到清未，旗人不能列鼎甲的成例也打破了。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三鼎甲之一的探花商衍，就是汉军旗人。
崇绮被破例选为状元，经过十分奇特。殿试结束，阅卷大臣们把前十名的卷子呈给亲自主持唱名仪式的同治帝，待到拆开弥封、核对姓名、准备宣布名次的时候，却发现状元是祟绮，是不应进入鼎甲的旗人。阅卷大臣们不想更改已经定了的名次，同治帝又只有十岁，自然难以区分几份卷子的高下。垂帘听政的慈傅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儿子是实实在在的真龙天子，也就没有马上进行指导。同治帝眼珠一转，想起了宫中的抽签算命，就把写有鼎甲三人名字的纸片一起放进弥封筒里，重新向外抽，抽出的第一张，又是崇绮。一连抽了三次，抽出来的第一张都是崇绮，最后只好破了成例，把崇绮定为状元。祟绮成为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清代的满、蒙等少数民族学子考上进士的倒不少，由进士而做了高官的也不少，但是最有文名的，还是康熙年间的纳兰性德，他原名成德，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的儿子。他二十一岁时考上康熙十五年的进士，充任康熙帝的一等侍卫。他虽擅长骑射，却又是一位填词的能手，和著名词人朱彝尊、陈维裕并称为清初词坛三大家。他虽然作为宰相之子，生活在富贵之家，功名、仕途也颇顺利，但他的词作风格却极像五代亡国之君李后主，内容也多半是离情别绪及个人的闲愁哀怨，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情绪。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岁。由于他是满族人，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汉文化及文学造诣、他是一个贵家公子，却偏偏在词作中表现出那么浓重的愁情哀伤；他作为一名骑射能手，却又华年早逝，这就引起后世研究者的纷纷猜测，最流行的说法是，他是汉人之子，但又有南明名家之后及其他名家之子被明珠收养的不同说法。上述种种都只是猜测，并引出更多的猜测，以至成了文坛著名的纳兰性德之谜。这种种猜测，实际上反映了某些汉族文人对少数民族的偏见。
6.外国学子
我国科举制度确立之后，也吸引了来自诸多友好邻邦的考生。他们一批又一批地长途跋涉，到中国来做留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参加中国科举考试，并以荣登金格当作莫大的光彩。
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
鲛室夜眠阴火冷，蜃楼朝泊晓霞深。
风高一叶飞鱼背，湖净三山出海心。
这是晚唐诗人章孝标的《送金可纪归新罗》诗，新罗在今天的朝鲜境内。诗人头两句是说，金可纪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考上了进士，又非常怀念自己的家乡。诗的中间四句，是诗人想象金可纪乘着一叶小舟在大海中行进的情形。最后两句，是祝愿金可纪回国以后，把学到的中华文化与本国文化融合起来，开拓美好的生活前景。
东风日边起，草木一时春。
自笑中华路，年年送远人。
这是晚唐诗人张乔的一首《送人及第归海东》诗。从诗的后两句可以看出，年年都有来自海东的应试学子。此外，诗人杜荀鹤、张螟、和尚贯休也都写有送友人、送宾贡和及第后归新罗、归海东这样的诗篇。仅据五代人所编的登科记一书所载，朝鲜人在唐代到中国考上进士的，除了金可纪以外，还有金云卿、崔匡裕、崔致远等人。其中的崔致远，在咸通十五年考上进士后，被朝廷授予漂水县尉，在中国做了不少年的官。他写过一篇桂苑笔耕序，对自己到中国留学、考进士的经过有着生动的描绘。他十岁时，就被送到中国学习，临上船的时候，他父亲对他说，如十年考不上进士，妆则勿谓吾儿，吾亦不得谓有儿，他父亲对中华文化十分仰慕，而年轻的崔致远到了中国以后，牢记父亲的训诫，用人百之，己千之的加倍努力，克服人地生疏的困难，刻苦学习，仅积用了六年的时间，就荣登金榜。
口本也是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次数、人数较多的国家。隋代，随同遣使团曾来过两批留学生。唐代，随正式遣唐使来过二批留学生，每批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进入了国学学习，有的留学数年，甚至有二、三十年的。如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于唐开元四年就学于长安太学。吉备研究经史，学涉众艺，天文算术皆能通晓，二十年后回国，为传播唐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倍仲麻吕汉名晃衡，学习完后曾留在长安任职，官至秘书监，他同诗人李白、王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晃衡返回日本时，王维写了一首《送秘书晃监还日本国》的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犷后来晃衡的渡船在海上遇险，消息传到长安，朋友们以为他死了，十分悲痛，李白写了一首《哭晃衡》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流露出深切的哀思。其实晃衡并投有死。他随破船漂到越南，又辗转返回长安，一直住到逝世。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
在唐代，来中国参加考试的，不仅有近邻的学子，还有远道的学者，例如，大中二年考进士的李彦升，就是大食人。李彦升后来就留在中国做官，他的姓也是皇帝特地赐予的。
在晚唐的时候，对于外国留学生、学者参加者试，朝廷十分重视，还给予一定的优待。据记载，有些考官在阅卷的时候，特别注意录取一些姓名稀奇、冷僻的考生，以为他们是外国人呢！
唐代到中国应举的外国人为什么特别多呢？这是因为，唐代是我国经济、文化都十分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时代。唐代的京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当时的长安，有来自近邻朝鲜、日本、越南的大批留学生，也有从大食、安国、扶林、印度等远道而来的学者。至于来中国经商的外国人，为数更多。在唐代的军队中，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高级将领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其中不少人造诣颇深。外国进士的不断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代的前期，不时还有一批批外国学生到中国参加考试。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单是宋太宗淳化三年，高丽就有三十多位学生来中国参加科举考试。但宋朝政府最后只授给他们秘书郎的闲职，不久又把他们全都送回国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就不再有外国贡进士派来。
朱明王朝有三个附庸国，安南、高丽、占城。当时也仿照明朝举行科举考试。明代自建国起就规定：这几个国家的学子在本国通过考试之后，允许带上证明文件到明王朝来参加会试。这当然有个前提：必须会汉文，懂得四书五经，能用八股文写作。对外国考生既不另眼看待，亦无特殊照顾，跟中国考生一样，录取不限名额。不过外国考生考上并不多。
明政府为了安排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在国子监专门设立了高丽、遇罗、交趾和俄罗斯等学馆。据高丽人金涛等四人到南京参加进士考试，金涛在第二年一举中第，明太祖亲自授予他安丘县县垂之职。到洪武十八年，明代进行考制改革后的第一次大考，高丽人崔致远又远道而来，一举考上进士。由于崔致远只能使用文言文，而不能讲汉语，所以没能留下做官，中举后就荣归故里了。口景泰五年，天顺四年，成化五年，嘉蜻二年，又先后有交趾人黎庸、阮勤、阮文英、何广、王京、陈儒等六人在考试中及第。其中阮勤当过工部左侍郎，陈儒则官至右都御史。这都是比较高级的官职，进士出身的人要经过许多年才升到这样的职位。由此可见，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在中国科考制度影响下，高丽和交趾也都曾仿照实行开科取士，也是逐级地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进士的第一名也称状元。明代万历年间，高丽人许、许两兄弟，先后在本国考中了状元。尽管国内的学士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却对本国的状元头衔不满足。在他们看来，到中国去，即使考上个进士，那也是燕得了国际承认，比只中个本国状元要荣耀得多。为此，许摘特地到中国留学，并希望参加中国的进士考试，以和中国的士子们在同一考场中一比高低。许的这一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他一直把这看成是终生的遗憾。清代，国子监中虽然也曾收过外国留学生，但没有外国人中进士的记载，这大概和清朝政府对考生资格的严格限制有关。直到光绪前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为了让两个儿子做中国通，在中国方便，以纳监的方式把他们都送进了北京的国子监，并且捐到了顺天的户籍，想用这个办法让两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取得中国士人的资格。但是当两个人参加顺天乡试的时候，同一考场的考生出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集体进行抗议把他们轰出了考场。主考官见众怒难犯，只好不了了之。
不过，没有参加过中国科举考试的外国人，也有获得进士称号的，其中之一就是日本的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此人在日本有了名气以后，受聘来华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凸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他聘期届满回国，为了答谢他教学的辛劳，学部特地呈请继承帝位还不到两个月的小皇帝宣统批准，颁蹭给他一个进士称号。于是，服部宇之吉既是西式的博士，又为中国的进士，成了一个少有中西合璧的学者。不过，清朝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就正式颁布了废除科举的命令。科举考试既然已经明令废除，却又把进士称号看成宝贝，用以赏人，实在有点滑稽。
7.武生试
兵，即军事，在封建社会，一直被统治者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有一支良好的军队，政权就能巩固，国家就能安定。但是，武科考试却一直不太受重视，武状元、武进士在人们眼中的地位，要比文状元、文进士低得多。自唐代以来，武科考试几乎没有选拔出几个真正的将才，更没有选拔出像旧小说所描绘的那种文武双全的一世帅才。这就使得本来就重文轻武的考试制度更加偏重于文举武科考试，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说，武科考试和进士明经一样，都是由各州选拔推荐，举送到京城，由兵部主持考试。考试的内容有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箭术、马土的枪术和举重、负重等体力测试，另外还非常注重体质。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从这些记载来看，武科考试当时似乎只是考评体力和武术，而不考测军事知识。这样，所选拔出来的人才，至多只是个优秀的士兵，而难以成为合格的将才。这就难怪，唐代的著名将领，没有一个是通过武科考试产生的。人们也认为，其选用之法不足道，很不重视，也就根本不能和进士、明经考试相比宋代的创立者赵匡是武将出身，在陈桥兵变中被众将领黄袍加身，拥立为皇帝。他十分懂得军权的重要性，更懂得只有把兵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皇帝的宝座才能坐得安稳。
因此，他以杯酒释兵权把重要将领的兵权全都解除。给他们以名义上的高位和优厚的棒禄，让他们安享富贵，而不与闻国政，不插手军务。与此同时，他又挑选了一批兵样子，按照这种样子，把全国军队中的优秀士兵全都挑选到京城，充当皇家的卫队，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样，他就不用关心武科的考试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试着举行了一次文武才干的考试，但近五百名应试者，业无可采，上马则陨，只好全部取消。
到宋仁宗天圣八年，又曾开设武科，考试内容与唐代不同，既有武艺的较量，又有军事知识的考核，以后者的成绩进行取舍，以前者的水平分别高下。宋仁宗还亲自主持过对十二个武举人的考核。由于国家承平日久，再加重文轻武的偏见，武科考试又很快停止了。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应当加强战备教育，居安思危，以应付必不可免的外患内优。
如苏轼在这之前就写过著名的《教战守策》等一系列论文。但是，统治者对武科仍不重视。直到南宋，国家偏安一隅，时刻都面临战争的威胁，武科考试才系统化、制度化。和文举的进士考试一样，也分为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殿试及格者也有武状元、武傍眼、武探花等名目。据《梦梁录·卷三》试入赴殿试唱名记载：除武举进士，皆循文科例，赐进士及第及出身。前三名分别授秉义郎，从义郎和保义郎，俱殿步司正副将之职。但是，武科每次录取的人数，往往只有数十人，不及当时进科的十分之一。而且，武科考试的目的，主要是给那些久不知兵的将家之后一个做官的机会，授予的秉义郎、从义郎之类的官职，都只是宫殿的护卫、仪仗官员，完全是摆样子，对国防事业不起任何作用。这就难怪，南宋的武科考试虽然制度化了，边防却日益恶化，一有战争，就溃不成军元代科举，只有文科，没有武科。由于民族偏见，当时不仅不准汉人习武，连铁制农具都由政府控制制造和出售，私藏兵器者要作为谋反者处罚，汉人聚众打猎、祠祷，也被禁，以防人民的反抗。元代的士兵，是由蒙古人、色目人在各地的驻军世代培养，也不采用武科选拔明代，在朱元璋即帝位的前年，就已决定设文武二科取士。但是，文科开设了好几科以后，朱元璋才决定立武学、用武举，应试的对象，仍主要是武臣子弟。这大约是因为，朱元璋自以为他是不学自通，以三尺剑定天下，他的那批为他平定天下立下大功的大将，如徐达、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未曾进过武学，所以对武举抱有偏见，很不重视。直到天顺八年，明英宗才决定各省进行武科选拔，再由兵部和总兵官一起负责进行策略和弓马的考核。但就在这一年，英宗病死，此计划就束之高阁了。之后，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实行了和文科考试类似的武科考试。不过，会试的考官，却由文科出身的两位翰林主持，这种奇怪的做法，正反映了对武科的传统偏见。到万历时期，武科考试的内容倒是比以往各代丰富多了。三场考试中，第一场要试骑马、步射及刀、枪、剑、戟及拳搏等武技；第二场考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军事知识；第三场考试兵法、天文、地理等知识。可惜的是，设想虽好，却未付之实施。直到崇祯时，才又开始，并且实行了武科殿试。由于官场的黑暗，首次殿试就受到干扰，众多应试者中，只有二人能举起一百二＋斤的大刀，其中一人却又偏被作弊的考官摒弃，经过重试，才被录取。这时农民起义已经遍地烽火，崇祯虽然急盼通过奇谋异勇的特科选拔武士，保护他的宝座，但是慑于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势，没有人肯再为这个朝不保夕的腐败朝廷卖命。武科诏颁发之后，竟没有人应试，成了一大奇闻。
清代的武科，沿袭了明代的体制，但比较正规和完备。武科共分四级，第一级的应试者称武童，考试及格者称武生，相当于文科的秀才。第二级称乡试，只有武生才能应试，及格者称武举人，第三级是会试，应试者是武举人，及格后再经过一般不会落的第四级考试。殿试，中举者也分三甲，名称和文科一样，只是前面加个武字，如武状元、武进士等。顺治时，一甲三名分别授参将、游击、都司等武职，雍正时改为分别授一等侍卫和二等侍卫。这样，武科考试又由选拔武职官员为目的变成了为皇帝卫队进行装饰的手段了。
武科的考试内容，分为内、外场，即文、武两个方面。外场考试马射、步射及开弓、舞刀、掇石等，早期重在技勇，后来强调刀必舞花，有些花架子了，箭靶的距离也逐渐缩短。内场考试主要是默写武经七书中的一段及策一道。
由于应武科者的文化水平很低，即使几百字的策也难写得出来，后来就改为只默写一百多字的一段武经。即使如此，仍然会错字连篇，原文中的一旦，会写成亘字，王字根本不认识，则分写成不一。至于考卷中的行文格式，许多人更是一窍不通。例如，相当于文科考试自称臣的生字，按规定应在竖行内偏右并把字写得稍小一点，但有些人只事先听说生字应当这种写法，就连生机，生物中的生，字也一概偏右缩小。即使如此，只要外场考试及格，就一概录取。武考的水平，也就可见一斑。
武科考试中的奇闻逸事也不少。嘉庆二十四年，殿试结束后举行沪传公布名次的仪式的时候，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二人，竟都忘记了这个大典，没有到班，一连喊了几次名字，都不见他们的人影。本来喜冲冲的嘉庆帝，忽然变色大怒，当场革去了徐开业的状元和一等侍卫，梅万清的探花和二等侍卫，只留下武进士的资格，但又罚停止下一科的殿试。这样，原定为第一甲第二的秦中英，就被临时补为状元和一等侍卫，榜眼和探花则都出缺，于是，这一次就变成了甲只有一名的武科，自古未有。由于武科不重视文化素质，到光绪后期，创办新式的武备学堂，招生考试中仍然闹出笑话。考试的试题是《管仲论》，有个考生只能背孔孟之书，而无法回答题目，就写道：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褒一贬，大圣人尚无定评，余小子何敢论？凭这样一篇作文，竟也被录取。
清代的武科考试，虽然制度比较完备，但考试内容十分陈旧，不但要求死记硬背五经七书连纸上谈兵也难；就是一味地骑射、开弓、舞刀等，也远远脱离枪炮火药等先进装备出现的现实。以弓箭、大刀对付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一次次惨败。直到1898年，有人奏请武科考试改习枪炮，仍然被否决，真是愚昧透顶。直到义和团时，仍然是念着咒语，举着古老的大刀赤膊上阵，去和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肉搏。这次惨败，才促使统治者永远废除了陈旧的武科考试。自周武王起，就开始了新王朝。一旦建立，便要偃武修文的这样一个传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被认为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兵总被认为是不祥之物。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之下，武科虽设，却大半如同儿戏，历代的武科考试几乎没有从中产生过一个真正的将才、帅才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