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什么要土耳其式的呢？”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眼睛注视着我的靴子。其时，我躺在藤靠背椅上，两脚伸出，他那无所不至的注意力给吸引住了。
“是英式的，”我答道，有点吃惊，“我在牛津街拉梯默商店买的。”
“是洗澡！”他说，“我说的是洗澡！为什么不洗提神鼓气的本国浴，而要去洗土耳其浴，又贵又让人提不起精神？”
“因为这几天我犯了风湿病，觉得年纪大了。而土耳其浴是一剂所谓的强身药，一个崭新的起点，是身体的除垢剂。”
“另外，福尔摩斯，”我接着说，“对一个讲究逻辑的大脑来说，我的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的关系是明摆着的，这点我决不怀疑。不过，你要能指明，我不胜感激。”
“其实推理的线索并不难看出，华生，”福尔摩斯戏弄似的眨眨眼，说道，“如果我问你今天早上谁和你同车，我所阐释的也还是那种基本的演绎法。”
“我可不承认你提出一个新的例证就是做了解释。”我有点抱怨他。
“太棒了，华生！好一番抗议，义正词严。让我想想，关键在哪儿呢？先说最后一点——马车。你看，你左衣袖和肩膀上溅着泥点。你要是坐在双座马车当中，大概溅不着泥点，就算有泥点，那应该两边都有。所以你明显是坐在车座一侧的。所以同样明显的是你有同路人。”
“那太明显了。”
“可笑的陈词滥调，对不对？”
“可是靴子和洗澡呢？”
“同样单纯。你系靴子有特定的方式。这次我看见你的靴子打的是精致的双结，这可不是你一贯的系法。所以你脱过靴子。谁给你系的呢？靴匠，要不就是浴室的服务生。不可能是靴匠，因为你的靴子差不多是新的。那么，还剩下什么？浴室。很可笑，是不是？不过，尽管这样，洗土耳其浴还是得有个目的的。”
“什么目的？”
“你说你洗土耳其浴是想有点变化。我建议你来点变化。我亲爱的华生，去一趟洛桑如何？有头等车票，全部开销都很奢华。”
“太妙了！可为什么？”
福尔摩斯靠回扶椅，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
“世界上有种种不安全的阶层，”他说，“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四处漂泊无亲无友的女人。她们毫无害处，常常是大有用处的一类人，却又无可避免地刺激别人犯罪。她们无依无靠，到处流浪。她们经济宽裕，可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她们往往迷失在偏远的寄膳公寓里，是狐狸世界里迷途的小鸡，一旦被吞掉，很少有人想起。我很担心，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已遭不测了。”
话从泛泛而谈突然转到具体人事，我松了口气。福尔摩斯查了查笔记。
“弗朗西丝女士，”他继续说，“是已故拉弗顿伯爵唯一活着的直系后裔。你也许记得，地产都落到了男性继承人手里。她只得到一点有限的财产，不过其中有一些西班牙古银饰和钻石首饰非常精巧、稀罕，她很珍爱——她太喜欢了，不肯把它们存到银行里，总是随身带着。弗朗西丝女士，惹人哀怜、貌美如花，刚到中年，可是一次意外使她成了最后一只弃舟。就在二十年前，那还是一只大舰队呢。”
“那她出什么事啦？”
“唉，弗朗西丝女士出什么事了呢？她活着还是死了？这就是我们的难题。她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四年来每两周无一例外地跟她的老家庭教师多布妮小姐写封信。多布妮小姐早已退休，住在坎伯韦尔，就是她来询问我的。她差不多五周没收到过一个字。最后一封信是从洛桑的国家旅馆寄来的。弗朗西丝女士好像已离开那儿，没留地址。他们一家非常焦急，而且他们也很有钱，如果我们弄清了事实，他们不会吝啬的。”
“只有多布妮小姐有她的消息吗？她一定也跟别人联系吧？”
“有一个地方她一定要联系的，华生。那就是银行。独身女人得生活下去，而她们的存折就是浓缩的日记。她在西尔维斯特银行开户，我浏览过她的账目。她倒数第二笔支款是偿付在洛桑的花费，不过数额巨大，她也许身上还剩有现金。打那以后只支过一笔钱。”
“给谁，付到哪里？”
“给玛丽·德文小姐。不知道付款地点。不到三周前，这张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昂内银行兑现，总数是五十镑。”
“那么玛丽·德文小姐又是谁？”
“那点我也查出来了。玛丽·德文小姐原是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的侍女。我们还没法弄清，她为什么要付给她这张支票。不过，我肯定你的调查会很快弄清这件事的。”
“我的调查！”
“所以才要远征洛桑，做一次健身旅行。你知道我不可能离开伦敦，因为这会儿老亚伯拉罕斯正怕死怕得要命。再说，我原则上最好不要出国。没了我，苏格兰场会觉得孤单，也会惹得罪犯们不健康地骚动起来。那么你去吧，我亲爱的华生，我会在欧陆电报线的这一头随时恭候你的吩咐的，只要你的见解真的值两便士一个字的大价钱。”
两天后，我便到了洛桑的国家旅馆，那位人人皆知的莫舍经理对我殷勤有加。他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在这里呆过几星期。她真是人见人爱，至多不过四十岁，依然端庄娴雅，看得出年轻时是如何倾国倾城的。莫舍先生不知道她有什么贵重珠宝，但那些佣人倒是说起过，这位女士的卧房里有只沉重的皮箱，总是小心翼翼地锁着。那侍女玛丽·德文小姐也和她主人一样惹人喜爱。其实她已经同旅馆的一个服务员领班订了婚，不难查到她的住址。她住在蒙彼利埃特拉场路十一号。这些情况我都记下了，自认为很机灵，就是福尔摩斯自己去收集情报也不过如此吧。
只有一个地方尚待澄清。我无法明白那位女士为何要突然离开。她在洛桑很愉快，我们百分之百肯定她本想在这里度过这个季节的。她的房间很豪华，可以俯看湖水，但她却走了，只在前一天通知了旅馆，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房租。只有那侍女的情人朱勒·维巴提供了一点线索。他认为她突然离去与一两天前到过旅馆的那个男人有关。这人个子高高，长得很黑，胡子拉碴的。“一个野人——十足的野人！”朱勒·维巴叫道。这人住在城里。有人看见他在湖滨道上和弗朗西丝女士热切地说着什么。后来他又来找过，可她拒绝见他。他是英国人，但没留下姓名。之后这位女士乘马车走了。朱勒·维巴，更重要的是朱勒·维巴的恋人认为是那男人的来访导致了女士的离去。只有一件事情朱勒闭口不谈。那就是玛丽为何离开了她的主人。这事他不能也不愿说什么。如果我想了解，就得去蒙彼利埃问她。
这样我第一回合的调查就结束了。第二回合要查的是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究竟去了哪里。这期中隐藏着什么秘密，让人确信她离开是为了摆脱某人的跟踪。不然的话，她的行李上为什么不公开贴上去巴登的标牌？她带着行李绕道去了莱茵河疗养地。这些情况是我从驻库克办事处的经理那儿得知的。所以我随后去了巴登。临行前，我向福尔摩斯发电报报告了我的全部进展。他回电中半开玩笑地称赞了我一番。
在巴登不难找到线索。弗朗西丝女士在英国饭店住了两个星期，这期间她结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和他的夫人。弗朗西丝女士同大多数独身女士一样，在宗教上找到了安慰和寄托。施莱辛格博士人格高尚，全心献身宗教，在履行使徒职责时染病刚愈，这一切都使她感动不已。她帮着施莱辛格太太照顾这个大病初愈的圣徒。据经理描述，他整天躺在阳台的安乐椅上，两旁各站一名女士侍候。他正在绘制一张有关圣地[6]的地图，图中特别指明了米甸人王国[7]，并且还在写一篇这方面的专文。后来他身体康复，就和妻子回伦敦去了，而弗朗西丝女士也一同前往。这是仅仅三周前的事，从那以后，这位经理就再没听到她的消息了。至于那位侍女玛丽，她在那之前几天就走了，走时大哭了一场。她走前还告诉别的女佣，说她再也不帮佣了。施莱辛格博士出发前给同行的几个人付清了账单。
“随便提一句，”那位店主最后说，“除你外，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还有朋友在打听她的下落。就在一两个星期前，有个男人和你一样来这儿找她。”
“他留下姓名没有？”我问。
“没有；不过他是英国人，虽然不太像。”
“一个野人？”我说，照我那位名人朋友的方式把事实串联起来。
“正是。那么称他真是惟妙惟肖。他是个大块头，留着胡子，给太阳晒得黑黑的。这种人看来呆在农庄客栈比呆在高级旅馆更舒服些。我觉得他很凶，我才不愿得罪这种人呢。”
这个谜已经逐渐解开了，就像雾气消散，人们越变越清楚一样。有个恶人跟着这位好心虔诚的女士，穷追不舍。她怕他，否则也不会离开洛桑。他还在跟着她，迟早会追上她的。他会不会已经追上她了？她长时间杳无音信的秘密是否就在此？和她同行的那些好人能不保护她，让她免遭暴行和勒索吗？这长途跟踪的背后藏着什么可怕的目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呢？这就是我得解决的问题。
我给福尔摩斯写了封信，表明我是如何又快又准地抓住事情的根源的。他回了一封电报，要我详细说明施莱辛格博士左耳的模样。福尔摩斯的幽默念头真是奇怪，偶尔也让人生厌，所以对他那不合时宜的玩笑我置之不理——事实上，收到他的电报前，我就已经到了蒙彼利埃，去追查侍女玛丽。
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位不再帮佣的小姐，她爽快地把知道的事全说了。她为人忠心耿耿，之所以离开她的女主人是因为她确信女主人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也因为她婚期已近，迟早得离开的。她伤心地承认，她们逗留巴登期间，女主人对她动过肝火，有次甚至还盘问她，似乎怀疑她的忠诚。这样一来，她们分手就容易多了。弗朗西丝女士送给她五十镑作为结婚贺礼。同我一样，玛丽对那个逼得女主人离开洛桑的人满腹狐疑。她亲眼看到在湖滨的公共走道上，那人强行拽住女士的手腕。他是个凶狠的坏人。她相信弗朗西丝女士是因为怕他才愿意和施莱辛格一家去伦敦的。她从没和玛丽谈起过这事，但种种迹象使她确信，她的女主人精神一直很紧张。说到这里，她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满脸惊惧。“看！”她叫了出来，“那无赖还跟着我们！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人。”
透过起居室打开的窗子，我看见有个块头很大、肤色黝黑、满脸黑须的男人正在街中慢慢走着，一边急切地查看门牌号码。显而易见，他像我一样在追踪侍女的下落。我心头一阵冲动，跑到街上，跟他搭腔。
“你是英国人。”我说。
“是又怎样？”他问，两眼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可以请问尊姓大名吗？”
“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种场面可不好对付，不过单刀直入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
“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在哪儿？”我问道。
他吃惊地瞪着我。
“你对她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追着她不放？我要你回答！”我说。
那家伙怒吼一声，像老虎一般朝我扑过来。我也算是身经百战的了，可这人一身蛮力、穷凶极恶。他双手死死掐住我脖子，我差点失去了知觉。这时街对面一家小酒馆里冲出一个法国工人，胡子拉碴的，身穿蓝色工装，他手拿短棒，一棒敲在那家伙前臂上，打得他一下子松开了手。他怒气冲冲地站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要不要再来较量。后来他怒骂了一声，丢下我走进了一幢小宅子，那正是我刚刚出来的地方。我转过身去谢谢那位救命恩人，他站在我身旁的马路上。
“唉，华生，”他说，“你把这事搅得一塌糊涂！我说你最好还是和我一道坐晚班快车回伦敦去吧。”
一个小时后，歇洛克·福尔摩斯坐在我在旅馆订的房间里了。他穿着原来的衣服，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对他这种突然间及时出现的做法，他只三言两语就解释完了。因为他发现可以离开伦敦了，就决定到我旅行的下一站去拦住我。他穿戴得像个工人，坐在小酒馆里等着我出现。
“你调查起来可真是锲而不舍啊，我亲爱的华生，”他说，“这会儿我还真想不起你漏掉了什么错没去犯。总的来说，你所到之处无一不是大放风声，却一无所获。”
“恐怕你也不会干得更好。”我伤心地说。“不是‘恐怕’，我已经干得更好了，尊敬的菲利甫·格林就住在这家旅馆。要想调查有起色，我们得找他。”
一张名片放在托盘上送了上来，随后进来一个长着胡子的人，正是在街上打我的那个流氓。他看见我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我收到你的纸条就来了。可这个人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老伙伴华生医生，他在协助我们调查。”
那陌生人伸出一只黝黑的大手，连连道歉。
“我希望我没伤着你。你一责怪我害她，我就忍不住动手了。其实这一阵子我没法讲礼数。我的神经就像通了电的电线一样。可是眼下这事我真弄不懂。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到底怎么找着我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联系上了弗朗西丝女士的家庭教师多布妮小姐。”
“戴着头巾的老苏珊·多布妮！我可忘不了她。”
“她也没忘了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你一心一意要去南非之前。”
“噢，我看我的事你全知道了。我用不着再瞒着你了。我向你发誓，福尔摩斯先生，这世上再没人像我爱弗朗西丝那样全心全意的了。我是个粗人，我知道——不比别的小伙子差。但是她的思想纯净无瑕，不能容忍丝毫粗鲁。所以当她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时，就再不和我说话了。可她又爱我——真难得呀！——她那么爱我，这么些年她守身如玉就为了我。过了这么些年，我在巴伯顿发了财，心想我也许能找到她，让她软下心肠来。我早就听说她还独身。我在洛桑找到了她，想尽了办法。她犹豫了，我想，可她的意志却很坚强。当我再去找她时，她已经走了。我追到巴登，后来又听说她的侍女在这儿。我是个粗人，刚刚摆脱粗鲁的生活，所以当华生医生那样说我时，我一下子就发作了。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求你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怎么样了。”
“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语气沉重，“格林先生，你在伦敦有住址吗？”
“可以到兰海姆旅馆找我。”
“那么我劝你最好回伦敦去，这样我一有事就能找你，行不行？我不想让你存太多奢望，不过为了弗朗西丝女士的安全，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这点你尽管放心。眼下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给你这张名片，你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现在，华生，你去整理行装，我去给赫德森太太发电报，让她明天七点半做好美味佳肴，好让两个旅客饱餐一顿。”
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宅时，已经有封电报在等着了。福尔摩斯读后大为兴奋。他把电报扔给我。电文是：呈锯齿或撕裂状。发报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全部情况，”福尔摩斯答道，“你记得不，我曾问过你那位宗教人士的左耳是什么样的。这问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你没有回答。”
“我当时已经离开了巴登，没办法查出。”
“不错。所以我又询问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就是他的答复。”
“这说明了什么？”
“我的好华生，这说明我们在和一个诡计多端的危险角色打交道。这个南美来的传教士施莱辛格牧师正是圣·彼特斯，澳大利亚的一个无耻之徒。这国家虽然年轻，却也造就了不少标准人物。利用单身女子的宗教热情去诱拐她们是这家伙的拿手好戏。他那个所谓的太太是个英国人，名叫弗蕾泽，是他的得力同谋。就是这种作案手法让我认出了他，他身上的特征更是坚定了我的怀疑。一八八九年时他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打了一架，给狠狠咬了一口。华生，这可怜的女士竟落到了这样一对恶棍手里，他们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很可能她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也绝对给关起来了，没法写信给多布妮小姐或她另外的朋友。也许她根本没到伦敦，要不然就是路过伦敦又走了。不过，第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欧陆警察自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很难糊弄他们；第二种情况也不大可能，因为这些恶棍要另找地方关押一个人可不太容易。凭我的直觉，她就在伦敦。可是目前我们找不出具体在哪，所以只能按部就班，好好吃一顿，平心静气等着。待会儿晚上我要顺路去苏格兰场，跟雷斯垂德老友谈谈。”
但是官方的警察也好，福尔摩斯自己那小型高效的组织也好，都无法解开这个谜。我们要找的这三个人湮没在伦敦的茫茫人海中，好像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也登过广告，没用；也追踪过线索，结果什么也没找着。施莱辛格常去的犯罪场所都找遍了，还是白费功夫。他的老同伙都受到了监视，可他们与他不通音讯。一个星期毫无进展地过去了。这时突然间露出了一线曙光。威斯敏斯特路上波文顿典当行里有人当了一只精致的银坠子，款式是西班牙古式的。来典当的是一个教士模样的人，身材高大，胡子剃得很干净。他用的是假名字、假地址。没人留意他的耳朵，不过看样子是施莱辛格无疑。
我们那位待在兰海姆的胡子老兄来打听了三次——他第三次来时我们获得新情报还不到一个小时。他个子高大，可身上的衣服却越来越显得松垮了。他似乎心急如焚，样子也憔悴了许多。他不断地哀求着：“求求你让我干点什么吧！”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
“他开始当珠宝了。我们得马上把他抓起来。”
“可这是不是说弗朗西丝女士已经遭到什么不测了？”
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摇了摇头。
“我们猜想，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关着她。显然，要是让她跑了，他们就完蛋了。我们得预防发生最坏的情况。”
“我能做什么？”
“那些人没见过你吧？”
“没有。”
“接下来他可能去别的典当行。那样的话，我们就要从头开始。另一方面，他这次当的价钱公道，又没人问他什么，所以如果他急需现金，很可能还会去波文顿。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他们会让你呆在铺子里的。如果那家伙来了，你就跟着他去他家。可是别轻举妄动，而且千万别动手。你要以名誉担保，没有我的批准，决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以后两天，尊敬的菲利甫·格林（我顺便提一下，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指挥了阿佐夫舰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第三天晚上，他冲进我们的起居室，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由于兴奋，强壮的身体上肌肉都绷紧了。
“我们找着她了！我们找着她了！”他喊着。
他激动万分，不禁结巴起来。福尔摩斯好言安抚，把他按在扶椅上坐下。
“来吧，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讲出来。”他说。
“就在一小时前她来了。这次来的是那个做太太的，而拿来的坠子同上次的是一对。她个头很高，脸色发白，小眼睛眨巴眨巴的。”
“正是那个女的。”福尔摩斯说。
“她走出铺子，我就跟着她。她向肯宁顿路走去，我在后面跟着。一会儿她就走进一家铺子。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一家殡仪馆。”
我的同伴一惊。“怎么样？”他问，声音发颤，说明他那冷静、苍白的面孔背后内心焦虑万分。
“我也进去了。她正跟柜台里的女人说话。‘已经晚了。’我听她这么说，或许不是这样说的，反正是这意思。那女人为自己辩解说：‘早就该送去的。’‘时间是拖长了些，不过这不比寻常。’这时她们不说了，一齐盯着我看。我只好问了些话就离开了那铺子。”
“干得太好了。后来呢？”
“那女人出来了，我躲进了一家门洞里。我想她已经起了疑心，因为她往四周看了看。接着她叫来一辆马车，坐了进去。幸好我也叫到一辆，就跟着她走。后来到布列星顿的波特尼广场三十六号时她下了车。我让车子经过那门口，开到广场的拐角后，我下车监视那幢房子。”
“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除了底层的一扇窗户外，其他的都漆黑一片，全拉上了窗帘，我看不见里面。我站在那儿，心想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开来一辆带顶篷的货车，车里的两个人扛下了一样东西，把它抬到大门的台阶上。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一具棺材。”
“啊！”
“我一时想冲进去。门开了，那两个人抬着棺材进去了。开门的是那个女人。不过我站在那儿时她瞥见了我。我想她认出了我。我看她吃了一惊，急忙关上了门。我记起了答应你的事，所以就来这儿了。”
“你干得太棒了，”福尔摩斯说着在半张纸条上草草写了几个字，“没有搜查证，我们就不能合法行事。你最好拿这张条子去找警方，弄一张来。这事也许有点难度，不过我想光是出卖珠宝这一条就足够了。雷斯垂德不会漏掉一个细节的。”
“可这会儿他们也许会害死她的。那具棺材还能有什么意思？不是给她又会是给谁准备的呢？”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格林先生。一刻也不会耽误。这事就交给我们吧。现在，华生，”当事人匆匆离去后，福尔摩斯又补充说，“他会调动正规部队的。我们呢，像往常一样，是非正规人员，得自行其是。情况紧急，我得孤注一掷。赶快去波特尼广场，一分钟也别耽搁。”
“我们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他说这话时，我们的马车正飞快驶过国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桥，“这两个恶棍先是挑拨这不幸的女士疏远她那忠心耿耿的侍女，接着又哄着她来伦敦。她就是写过信也被他们扣下了。他们通过同党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他们一住进去就把她关押起来，并且占有了那些贵重珠宝。一开头他们就看中了那些珠宝。他们已经开始卖出一部分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万无一失的，因为他们不会想到还会有人关心这位女士的命运。要是放跑了她。她当然会去告发他们。所以决不能放了她。可是他们不能一辈子锁着她，所以谋杀是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看来这非常清楚。”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推理。当你沿两条思路考虑问题时，华生，你就会找到一个交叉点，这交叉点最接近事实真相。我们现在先撇开那位女士，从棺材入手，反过来推想一下。那意外之物无疑证明，我担心，那位女士已经死了。同时那还说明要举行一次正式的葬礼，有医生的死亡证明和官方的批准。如果那位女士明显是被谋杀的，他们就会在后花园里挖个坑埋掉她。但是现在一切都是公开、正规的。这又意味着什么？他们肯定用了某种能骗住医生的方法干掉她，让她自然死亡——也许是毒死她的。但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让医生接近她，除非这医生是他们的同伙，可这种情形又不大可能发生。”
“医生证明是不是他们伪造的呢？”
“危险，华生，太危险了。不，我认为他们不会那么干。停下，车夫！这儿应该是那家殡仪馆了，因为我们刚刚过了典当行。你进去好吗，华生？你这模样人家信得过。去问问波特尼广场的葬礼明天几时举行。”
殡仪馆里的女人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葬礼上午八点举行。“瞧见了吗，华生，没有秘密，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他们无疑以某种方式弄到了合法证书，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好吧，现在没别的办法，只能面对面交锋了。你有武器吗？”
“我有手杖！”
“唔，不错，我们实力强大。‘全副武装，战无不胜。’我们绝不能坐等警察，不能让法律捆住我们的手脚。车夫，你可以开走了。现在，华生，我们又要并肩作战了，就像从前常干的那样。”
在波特尼广场中心有幢房子又大又黑。他使劲地摁那房子的门铃。门马上开了，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女人，她身后的大厅灯光暗淡。
“你们要干什么？”她问话声刺耳，黑暗中两只眼睛盯着我们看。
“我想见施莱辛格博士。”福尔摩斯说。
“这儿没有你说的人。”她回答，想关上大门。但是福尔摩斯用脚抵住门。
“那么，我要见住在这儿的人，不管他自称什么。”福尔摩斯语气强硬。
她犹豫了一下，接着就打开了大门。“好吧，进来！”她说，“我丈夫不怕见这世上任何一个人。”我们进来后她关上门，领我们走进大厅右侧的起居室，打开了煤气灯后就离开了。“彼特斯先生马上就来。”她说。
她没说错，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灰蒙蒙、破烂不堪的房子，门就打开了，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秃顶大个子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他脸庞硕大，脸色红润，两颊下垂，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可是那张冷酷邪恶的嘴巴却破坏了这种印象。
“这里面一定有些误会，先生们，”他口气圆滑，一副打发人的腔调，“我看你们弄错地方了。也许你们得到街那头去——”
“行了，我们别浪费时间，”我的同伴斩钉截铁地说，“阿德莱德的亨利·彼特斯是你，前不久那个巴登和南美牧师施莱辛格博士也是你。我对此深信不疑，就像我千真万确正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这个人——这时我得称他为彼特斯了——大吃一惊。他狠狠盯着这位紧追不舍的侦探。“这名字可吓不了我，福尔摩斯先生，”他冷冷地说，“要是一个人问心无愧，就不会让你给吓着。你到我家来有何贵干？”
“我就想问问你把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怎么样了，是你把她从巴登带走的。”
“如果你肯告诉我这位女士身在何处，那就再好不过了。”彼特斯冷冰冰地说，“她还欠着我差不多有一百英镑，只给了我一副坠子，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当铺都不屑一顾。在巴登她粘上了我和我太太，当时我的确是另取了个名字，她一直缠着我们到了伦敦。我替她付了账单和旅费。可是一到伦敦她就开溜了，我告诉你了，她只留下这些过时的首饰抵债。你找着她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欠了你的情。”
“我是要找到她，”歇洛克·福尔摩斯说，“我要搜遍这屋子，直到找到她为止。”
“你的搜查证在哪儿？”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把手枪掏出一半。“这就是，除非还有更好的。”
“什么，你这不是强盗了。”
“你可以那么叫我，”福尔摩斯高高兴兴地说，“我的同伴也是一个危险的流氓。我们两个偏要搜你屋子。”
我们的对手打开了房门。
“安妮，去叫警察！”他说。接着只听到女人衣裙扫过走廊，大门打开又关上了。
“我们时间有限，华生，”福尔摩斯说，“彼特斯，要是你竟敢拦着我们，你就等着挨揍吧。你让人送来的棺材在哪儿？”
“你要棺材干什么？我们正用着呢。里面有尸体。”
“我要看看尸体。”
“我不答应你别想。”
“那就不用你答应。”福尔摩斯一把推开这家伙，直奔大厅。我们一眼瞧见有扇门半开着，就走了进去。里面是餐厅，悬着一盏枝形吊灯，半明半暗的灯光下，那具棺材正放在桌上。福尔摩斯扭亮煤气灯，打开棺材盖。棺材很深，里面躺着一个瘦小的人。灯光直射在一张衰老干瘪的脸上，风韵犹存的弗朗西丝女士即使受尽折磨、忍饥挨饿、病痛缠身，也不可能是这般油尽灯枯的模样。福尔摩斯显得迷惑不解，但同时也如释重负。
“谢天谢地！”他喃喃自语，“这是另外一个人。”
“噢，这次你可错得离谱，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彼特斯先生说。他刚才跟着我们进来了。
“这死了的女人是谁？”
“啊哈，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她是我太太的老保姆罗斯·斯本得。我们在布列星顿救济院医务所里找到她，把她带到这儿，请费班克小区十三号的霍色姆医生给她治病——劳驾记下这地址，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精心照料她，尽了基督徒的本分。她来的第三天就去世了——证明书上说是年老衰亡——不过那仅仅是医生的诊断，你当然有高明之见啰。我们交代了肯宁顿路的斯梯姆森公司办理后事，明天上午八点举行葬礼。你能挑出什么岔子来吗，福尔摩斯先生？你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还是老实承认吧。你掀开棺盖，本以为会看见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结果只找到九十岁的可怜老太太。你那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倒真想拍下来。”
面对对手的嘲弄，福尔摩斯虽然面无表情，但他双手紧握，表明内心怒不可遏。
“我要搜你屋子。”他说。
“你还搜！”彼特斯叫道。这时走廊里传来女人的说话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我们很快就能见分晓了。警官先生，请到这边来。这两个人闯进来，我没法赶他们走。请帮我把这两个人赶出去。”
两个警察站在门口。福尔摩斯从夹子里取出名片。
“这是我的姓名地址。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是你啊，先生，久仰你的大名，”警官说，“不过没有搜查证你不能呆在这儿。”
“当然不能。这个我一清二楚。”
“把他抓起来！”彼特斯叫道。
“如果这位先生有罪的话，我们知道如何动手，”警察威严地说，“不过你必须离开，福尔摩斯先生。”
“行，华生，我们就走。”
不一会儿我们又到了大街上。福尔摩斯还是那样不动声色，可是我又恼又羞，心里窝火。警官在后面跟着我们。
“抱歉，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我们得依法行事。”
“一点不错，警官，你只能这么做。”
“我想你到这儿来是事出有因的。要是我能帮上忙——”
“有位女士失踪了，警官，我们认为她就在那屋里。眼下我正等着搜查证。”
“那我来看住那两个人，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消息，我一定报告你。”
这时刚刚九点，我们马上出发，全力以赴追查线索。我们首先来到布列星顿救济院的医务所。在那里我们了解到，几天前确有一对慈善家夫妇来过，他们声称那儿有个痴痴呆呆的老妇是他们从前的佣人，而且获准带走了她。听到她没多久就死了，救济院里没人觉得意外。
我们下一个找的是医生。他应召出诊，发现那女人由于体力衰竭，命在旦夕。实际上他是看着那女人死去的，并且按正规程序签署了死亡证明。“我向你保证，在这事上一切都正规有序，没有漏洞可钻。”他说。屋子里没有什么让他起疑心的，只是像他们那种阶层的人居然没有仆人，有点奇怪。医生提供的就这么多了。
最后我们找到苏格兰场。办理搜查证的手续繁琐，必然要拖延时间。地方法官的签字要第二天上午才能拿到。如果福尔摩斯九点再来的话，就可以和雷斯垂德一道去办理手续。这天就这么过去了。不过临近午夜时，我们那位警官朋友前来告诉我们，他看见那幢黑漆漆的屋子窗口不时有灯光闪现，但没有人出入。我们只好耐心等待天明。
歇洛克·福尔摩斯焦躁不安，既不说话也不去睡觉。我让他一个人待在那里。他猛吸着烟，浓眉紧锁，修长的手指神经质地敲打着椅子扶手，心里翻来覆去思索着如何去揭开那个秘密。夜里我几次听见他在房里踱来踱去。最后，我一大清早刚被叫醒，他就冲进我房里。他穿着晨衣，但脸色灰白，双眼深陷，我知道他又整夜未眠。
“葬礼什么时候举行？八点，是吗？”他急不可待地问，叫现在七点二十分了。我的天，华生，上帝给我的这个脑子怎么搞的？快点，老兄，快点！这可是命在旦夕——凶多吉少啊。要是去晚了，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
五分钟不到，我们就奔上马车，飞快驶出了贝克街。可即便如此我们经过大笨钟时就已是八点差二十五分了。八点正我们刚到布列星顿路。不过对方也和我们一样晚了。八点过十分了，柩车还停在门口。我们的马满嘴白沫地停下了，正在这时三个人抬着棺材走出了大门。福尔摩斯一个箭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抬回去！”
他大声喝道，一手挡住了前面的抬棺人，“马上抬回去！”
“见鬼了，你干吗？我再问你一次，你的搜查证呢？”棺材的那头露出了彼特斯那张红彤彤的大脸，他怒气冲冲地嚷嚷着。
“搜查证很快就到。这棺材得留在屋里等搜查证来。”
福尔摩斯的口气威严，让抬棺人不得不就范。一转眼彼特斯已经溜进了屋子，于是他们就执行新的命令。“快，华生，快！这儿有把螺丝起！”他叫道。这时棺材又抬回到桌上。“这把给你，伙计！一分钟内打开棺盖给一个金镑！别问为什么——快干活！好！另一个！还有一个！现在大家一起用力！动了！动了！啊，总算开了。”
我们合力掀开了棺盖。棺盖一开，里面一股氯仿气味扑面而来，让人昏头昏脑。棺内躺着一个人，头上裹着浸满麻醉药的纱布。福尔摩斯扯下纱布，里面露出一张优美的面孔，这是一位清丽绝俗的中年妇女。他立刻伸手扶起这位女士。
“她死了吗，华生？还有气吗？我们一定没来晚！”
有半个小时我们似乎还是来晚了。弗朗西丝女士吸入氯仿的有毒气体，又完全没法呼吸，看起来好像无力回天了。最后我们进行了人工呼吸，又注射了乙醚，所有的科学方法都用尽了，她才显出一线生机，眼皮微微颤动，眼睛露出一点蒙！的光泽，说明她已慢慢活过来了。一辆马车驶来，福尔摩斯掀开窗帘往外看去。“是雷斯垂德，带搜查证来了，”他说，“他会发现他的鸟儿已经飞了。不过还来了个人，”他说这话时走道里响起了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这个人比我们更有权照料这位女士。早上好，格林先生；我想我们得把弗朗西丝女士抬走，越快越好。现在葬礼可以继续举行。那位可怜的老太太还躺在那棺材里，她得独个儿埋到墓里去了。”
“我的好华生，如果你想把这案子收进你的记录，”那天晚上福尔摩斯说，“那只能把它列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一类。只要是人就难免出那种岔子，不过能发现错误弥补漏洞才真了不起呢。这次也许我得说，我的信用有了点波动。我那一晚老想着，我眼皮底下什么地方有条线索、有句奇怪的话、古怪的景象，可它们一晃而过，我没留心。然后晨光微露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些话。那是菲利甫·格林报告我的，殡仪馆老板娘说的话。她说：‘早就该送去的。时间是拖长了些，不过这不比寻常。’她说的是那具棺材。它不比寻常，这只能说，是制作的尺寸特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马上想起棺材很深，里面只装了一个又小又瘦的人。为什么那么小的尸体要做那么大的棺材？要留出地方装另一个人。一张死亡证明要埋掉两个人。要是我不是一时糊涂，那原本是清清楚楚的。八点钟弗朗西丝女士就会给埋掉。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棺材搬出屋子前拦住他们。
“我们找到她时她生还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不过结果证明那毕竟还有机会。据我所知，那些家伙从来不杀人。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避免真正使用暴力。他们把她埋掉，让人查不出死因。即使她又给挖了出来，他们还会有机会逃脱。我希望他们打的就是这个算盘。现在你清楚当时的情形了。你看见楼上的小屋了，那可怜的女士在那里关了那么久。他们闯进小屋，用氯仿麻醉她，把她搬下楼，又在棺材里放了更多的氯仿，确保她不会醒来，然后钉上棺盖。聪明的主意，华生。犯罪史上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果我们这对前任传教士朋友逃脱了雷斯垂德的追捕，有朝一日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不凡之举的。”
（戴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