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富士山
友人之子开车，送我去富士山。
富士山之于日本，有点儿像长城之于中国，金字塔之于埃及，恒河之于印度，魅力在于文化上的乡愁：不去，心里始终存个缺憾；去了，天长日久，又会酿成更浓更稠的相思。
在我，还要加上一个心结：大学的专业是日本语言文学。
那是1964年，在北大——敢情前世作孽，上帝罚我面壁东洋。我抗拒过，你可以想象，那年头，在“我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的“统一场”下，个人的抗拒，只能是在灵魂深处挖战壕，架机枪，“小我”跟“大我”激烈搏斗，到头来，自然是“小我”溃败，缴械投降，可怜无补费精神！
甭管情愿不情愿，自打进了日文门，我的心头自动就有了一座“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石川丈三诗）的富士山。
记得初次东渡，是为了采访1981年的世界杯排球赛。那年头出国是大事，加之肩负报道重任，更是大中之大，自觉全国人民都在盯着看，一举一动都责无旁贷，上纲上线，富士山的事，想也不会去想。偏偏在东京城内穿梭，经常撞见叫“富士见坂”的地名，且不止一处。问报社长驻东京的前辈，富士山在哪儿？答曰：就在西南，离东京八十公里，从前，在江户时代，这儿没有高楼大厦，站在高坡上，就能远远望见。
现在呢？
现在要登高楼，还得是晴天。
排球赛首战，安排在埼玉县上尾市。无巧不巧，附近也有一个小市，名“富士见”，顾名思义，就是在那儿可以看到富士山——可见富士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魁岸踞肆！
次战，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三战、四战，在北海道；五战，在富山，恍惚使我想起了富士山，不过这儿属西海岸，要想一睹“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黄遵宪诗）的“圣岳”，汽车还要往东跑上数百里；六战、七战，移师大阪，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了，中国女排七战七捷，首登冠军宝座。
而后男排开战，转征广岛、名古屋、横滨，好像还有神户或福冈，记忆完全混乱，我也懒得去查，最后一站是东京。鉴于男排的稀里哗啦，兵败如山倒，报道兴味索然——体坛的阴盛阳衰（其实何止体坛），就是那时叫开的。随着一声怅然长叹，登高楼而眺富士山的冲动，就此深埋心底。
倒是在书店买了一叠富士山的图片，望梅止渴，聊且自慰吧。图片的远景，或中景，一律是圆锥形的雪冠；近景，各色各样，我最欣赏的，有二，一幅是风驰电掣的新干线电车，一幅是张开“雪”盆大口的巨浪，作势欲吞噬搏击中的渔舟，而远处的富士山，安详如一叶三角形的白帆。
前者是摄影，象征古老列岛的突飞猛进。后者是浮世绘，题名《神奈川冲浪里》，作者为葛饰北斋。据说此画表现了日本特色的阳刚之美（毋宁说阴鸷），画作传到欧洲，身患精神疾病、当时还没有动手自割右耳的后印象派大师梵高为之惺惺相惜，赞不绝口（我怀疑他的《星空》就是受了“冲浪”的诱惑）；而同属印象主义的作曲家德彪西也深受震撼，取其画境，创作了三首交响素描《大海》。
而我呢，小小人物，无名之辈，受诱惑受震撼也有限。但有一事不得不提，归国前，在成田机场候机室，面对《神奈川冲浪里》被梵高喻为“鹰爪”的恶浪，我做出了生平最无情的一个抉择：就此和东瀛拜拜，不再从事与日语、日本有关的事务。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矫情，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也许我面对的还有彼邦的蓝天、高楼、报纸、周刊、小说、录音机、计数器，无奈一件也记不起。
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门刚刚打开，我却断然把它关上。
我做到了，虽然彻底关闭是在五年之后。
若问为什么？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专业是国际新闻，但我不喜欢日本，一百个不喜欢，一千个不喜欢。我是1944年出生，是中国人都能理解，我的仇日、鄙日、厌日，自是从娘胎里带来。
这次到日本实地一游，所见、所闻、所感，更促使我和它分手。
日本人之瞧不起中国，是从骨子里，这是我的直觉。
中国人之瞧不起日本，是在嘴头上，这是我椎心泣血的痛。
我改变不了别人，但可以改变我自己。
老子不再跟你玩了！
人啊，任何强力撞上你的命，就促成了你的运。
人的命运是由职业推动向前走的，然而，我走东走西，就是坚决不再贴近日本。
四年后再赴扶桑。
是新闻访问，代表我供职的报社；在我个人，则形同告别演出。
落脚点在东京。那些日子，以之为圆心，无论南下，还是北上，方圆几百里内，低头不见抬头见，富士山就像蹲踞在地平线上的一只白头翁，时刻提醒我它的存在。
倘若没有富士山作为坐标，我相信，也会有这座山那座山出来充任，世人仰望山，推崇山，膜拜山，周游一地后过目难忘、长久刻在心尖的，总是那高高在上的耸峙。
对了，日本多山，在偌大的本州，出了这块关东平原，就很难再看到地平线。一般来说，日本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当跟这天然的日日压在心头的视觉障碍有关。大江健三郎就感叹在日本无法把目光放远，他眼中一马平川的地平线，是来到中国才看到的。
返国之前，主人特意问我是否要去一趟富士山。
我是忒想，但说出口的竟然是“不”。我至今也不明白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回答，因为忒想而拒绝，这说得通吗？人生总有些事就像鬼使神差，虽然无神论者不相信鬼神。
返程那天，我的座位贴着飞机左侧的舷窗，波音大鸟从成田机场凌空不久，就听前排的乘客惊呼：“看，富士山！”赶忙探头瞧，窗外，在比“神奈川冲浪”更觉嚣张的云涛的拍击下，仅仅露出半个脑瓜的富士山，看上去，就像一叶惊惶失措的小舟。
记起太宰治在《富岳百景》中的比喻：“火山口就像雪白的睡莲花。”出身于没落贵族，消沉颓废、放荡不羁的太宰治，在写作《富岳百景》之前，曾四度自杀未遂，即如小说中描述，这年（1939年，30岁），他前往富士山麓投奔名作家井伏鳟二，经其撮合，与一位姑娘步入相亲程序。他看到的是山顶的俯瞰图，在姑娘家的客厅。姑娘使他怦然心动，他说：“我仔细看了看图片，慢慢掉转身，偷偷扫了一眼姑娘。我在一瞬间就做出了决定：这正是我要找的那种女人，不管有多少困难，都要和她结合。真得感谢富士山！”
这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作家总习惯以己度人、度物。若要让我描述火山口，恕我不恭，我看到的是：一张豁牙缺齿的裂嘴巴。
三赴、四赴、五赴扶桑，统统迟在21世纪之初。
我已退休——就是说，自由了！没有了职业上的牵牵绊绊；时光如流水，也冲淡了感情上的好恶恩仇；有的，只是一个纯粹的旅客心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仅有一次，是为了搜集考古资料。
我考的是甲骨文和陶文。日本是“收藏”中国甲骨文的大户，当年郭沫若流寓东京，编辑《卜辞通纂》，利用的就是彼邦“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
日本的文明史很短，没有“咲”（さく，开的意思）出甲骨文这一奇葩，所藏，皆自中国拿来。
有个叫藤村新一的不服气，暗地悄悄“创造”历史。上世纪末，他在位于东北宫城县的上高森遗址，屡屡发掘出五十万年前、六十万年前、七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把日本列岛的人类活动从三万年前上推了二十多倍。藤村新一的考古新发现，作为经济低迷时代的兴奋剂，上了日本高中的历史教科书。
后来呢，藤村往遗址里偷埋“旧石器”的现场，叫摄影记者抓个正着。
魔术穿了帮，骗局露了馅。
笔者无意贬低日本考古界，藤村毕竟只是个例，相反，倒要为他们新闻界的勇于揭丑叫好！
一天晚上，我下榻静冈县的一家山间旅社。灯下，忽然又想起太宰治的《富岳百景》。那还是当年读研究生时（导师是亚非记协书记杉山市平），因为查找太宰治描写青年鲁迅的《惜别》，捎带浏览了这篇自传体的小说，这一看就喜欢上了，一读再读，有些段落几乎能背诵，想忘也忘不掉。太宰治写他某夜酒酣无眠，索性出门闲逛，是时月色清朗，富士山很美，他感到自己像被狐狸迷住了一般。
太宰治写道：“富士山湛蓝欲滴，给人一种磷火般燃烧的幻觉。鬼火，狐火，萤火虫，芒草，葛藤，我感到自己飘飘然，径直穿行在它们当中。只有木屐的呱嗒、呱嗒声，在夜路久久回荡。那声音清脆得好像不是发自我的足底，而是发自其他的生物。我悄然回首，但见富士山悬于半空，泛着幽蓝的清辉。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就是维新志士，就是鞍马天狗（谜一样的神勇人物）。我把双手揣进怀里，大模大样地走着，体会自己宛然一个大角色。”
多半受了太宰治的蛊惑，是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披衣出门，下到二楼的露天阳台。风生在腋，月映在池，虫鸣在野；抬头，富士山的魅影屏于北天，与我森然相对。
往事历历，青春时期的夙愿，又浮上脑际。
半晌，借着一阵飘然而至的轻风，我听见富士山在说：“您还欠我一次攀登。”
“您又不是泰山，我为什么一定要朝拜？”老毛病又犯了，心里明明在发痒，嘴上却是一副不屑。
“这个嘛，哈哈，您来了自然就会知道。”
一颗流星，自高空坠于山巅。
那是上天的属意吗？
瞬间又想起了太宰治。小说中，他是借住在山梨县南部的御坂岭，闭门写作。一段日子后，茶馆的老板娘看他有点慵懒，便出言相劝：“您是寂寞了吧。去爬爬山怎么样？”
他回答：“即使爬上去，转瞬又得下来，多无聊。再说，无论从哪儿爬，看到的都是一成不变的富士山，实在提不起精神。”
老板娘觉得他的话有点怪，不再搭理。
唉，寂寞，寂寞，世人多对之发出诅咒，可对于作家来说，寂寞算个逑！写作，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嘛。唯孤独者能潜于心，唯潜于心者能游于艺。然而，可是，在这山上的小小茶馆，他纵有万千苦闷、纠结，又能向谁诉说！
当晚，临睡之前，他一边轻轻拉开窗帘，隔着玻璃眺望富士山，一边咀嚼自己的烦恼。他说：“我感到痛苦莫名。不是为写作——纯粹的动笔是我的乐趣——而是为我的世界观、所谓艺术、所谓将来的文学、所谓独辟蹊径，至今还没有确立而日夜萦怀，郁郁不乐。”
就在这当口，恍若天启，月光下泛着诡蓝的富士山，使他打了一个寒战，让他突然悟到：只有这样，把自己捕捉到的自然而又简洁、朴素而又鲜明的形象，直接铺写到纸上——这就是文学的出路。
这么一想，道是无情却有情，往日眼中一成不变的富士山，陡然笼罩上一层哲学与美学的光晕。
太宰治断定：这正是我要追求的“单一表现”的美。
——太宰治的作品日后被归为“无赖派”，但我要说，他此时此际的追求决无颓唐、自虐，也无偏激、乖张，正是以《富岳百景》为标志，尔后数年，他的创作步入了健康而明朗的轨道。
太宰治的顿悟，何尝不是许多文学人的顿悟。
我虽不才，勉强也算得半个文学票友。“好吧。”似乎是顺了太宰治的思绪，我回答富士山道，“我会去看您。不过，这次来不及了，等下一次吧。”
这一等，又是七八年。
红尘苦短，人的一生，能有几多七、八年好等？是践约的时候了，也许，我真的欠富士山一次攀登。
2014年7月，我登上了五合目。
不是手脚并用的攀登，是搭乘巴士飘然而上。
五合目在山的中部。至此，俄然想起一个日文汉字：峠（とうげ）。这是日本人的自创，咱们中国没有。左边从“山”，右边是一个“上”一个“下”，山之上下，活灵活现的会意字，日本辞典解释为山路、坡道的顶点，即上山路和下山路的交界处，国人编辑的《现代日汉大辞典》，释为山顶、山巅，注意，这中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哦。
如果不看辞典，只看字形，我会把它理解为山腰。
是日天气晴好，五合目游人如织，盈耳莫非汉语，“织”的莫非是中国游子的异乡情。冷眼站定了看，半是微笑，半是苦笑，国人的心态忽晴忽阴，个性十足，旗帜鲜明，一面蜂拥观光，狂扫日货，一面逮机会就大骂“小日本”。
日本和中国，注定了是一对冤家。
曾经有爱，书同文，风同俗，爱得难分彼此；遽尔成仇，前有甲午，后有“二战”，往事不堪回首，偏又屡屡回首，欲罢不能、不止、不休。唉，何不把它放下，换个轻松的话题，于是索性避开大队游客，登上休憩园三楼的观景台。
近观富士山，未免失望。仰看，它坡度平缓，六合目、七合目略有绿意，八合目以上，不是秃不啦叽的残雪，就是荒凉粗糙的火山岩。俯探，视线为道路、林木遮挡，不见盘绝与渊深。
理想的富士山，还是要到艺术作品中去找。
太宰治在《富岳百景》末尾，写他为东京来的两个女孩子照相。他有意把镜头对准富士山，而忽略了人。这是暗喻他的心里只有富士山。
我辈不行，因为靠得太近了，不，不是近，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随你选哪一个角度，人都会拍得很大，而富士山，只是一鳞半爪的陪衬，是杂乱无章的背景。
每年七、八两月，冰融雪化，富士山开放登顶，是爬山的黄金季节。
日谚云：“不登富士是傻瓜，登两次也是傻瓜。”
是说比起爬山过程的辛苦，既登之后，触目所及，不过满地炉灰渣而已吧。
在休憩园的门口，意外发现一尊纪念铜像，五十岚贞一，以一百零五岁高龄，登顶富士山。
我为之震慑。
我震慑的是人的精神。
眼前的记录足以傲视王侯，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王侯。
人生亦如爬山，比起这位五十岚公，我还有三十多年的长路有待征服。
不论根据日本辞典还是中国辞典，我自觉都还没有到达“峠”。
感谢富士山，您使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归国，中断原来的写作计划，兴致勃勃，把笔尖指向扶桑。
毕竟，我围绕着它忙碌过二十多年。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里反反复复写到井，我不经营小说，唯涉足散文，散文也应该有井。
如果说有那么一口待掘的井，喏，日本题材就是——曾经被放弃，也可解释为被冷藏，如今不妨揭开井盖瞧瞧。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日本是个值得认真对付的冤家。它的圆润多来自中华文化的滋养，它的龉龊多体现在对文化母国的反噬。敬之无由，避之无门。国人中流行着一种“漫骂症”——如果骂能骂倒日本，你尽可每天骂它百十次（且不论骂倒了之后又如何）。可惜，骂并不顶用，反而会掩盖或助长自身的孱弱。重要的不是骂，不是恨，不是责，俗话是怎么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咱不是战胜国么，战胜者就得拿出战胜者的威仪，关键的关键，是你必须做大做强，不怒而威，虎虎生威，虎虎神威！
泰山是用不着挥拳头、出恶声的，它矗立在那里，它永远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岳。
鲁迅说得好：“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有人说，鲁迅一辈子骂这骂那，逮谁骂谁，骂得国人灰头土脸，无处遁形，就是不骂日本人。潜台词是：鲁迅亲日，有汉奸的嫌疑。
那是因为你不懂鲁迅，也不懂日本。
我不敢说懂得多少鲁迅，也不敢说懂得多少日本，而且，以我这把年纪，这种资质，这份对东瀛多年的荒疏、隔膜，若妄言作什么深入研究，只会让行家失笑的了——实话实说，也就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地“到此一游”。
顺便插几句，日本对中国的研究非常到位，可不要小看这一点，人家可是在你的肚子里呆了一两千年，每节肠子都理得清清楚楚。早在1928年，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曾见某学者只是想厘清人家“谢本师”之后，又转从别国学了哪些本领，甫一着手，一顶“汉奸”的大帽子就兜头扣下。
那些义和团式的爱国者哪！
又曾见某人记游，说“从东京站出来，迎面一栋圆形的大楼”。当我身临其境，却怎么也找不到圆形的建筑。细考，他大概是受了“丸の内ビル”（丸之内大厦）标牌中“丸”字的误导，愣把它臆断成“圆形”大楼了。
在观察的精当、谨严上，就是要学学日本人。
——日本曾经是我们的学生，想想人家当学生时的如饥似渴、磨砺自强。日本后来跃升为我们的老师，想想当年举国的无措、迷茫、苦痛、不甘和不屑。正是因为苦痛和不甘，才铸就了今天的部分赶超；而不屑，始终是个盲区，民族大情绪下的小小陷阱。
言归正传。我动手草拟“笔叩日本”，脑海里拂不去五十岚，也想拿他说点儿事。
搜集他的资料，先查中国网，只有两条，其一，是闽东的一个游客写的：福岛县老寿星五十岚贞一，连续十四次攀登富士山，九十九岁那年，即1988年8月，登上富士山最高点“剑峰”。其二，是一份日文的富士山年表，1988年栏下，写着：五十岚贞一，一百零三岁，挑战富士山成功，创立登顶的最高龄记录。
同为1988年，前面说是99岁，后面说是103岁，这误差也太大了啊！到底多少岁？
继而查日本网，据1988年8月9日的《山梨日日新闻》：五十岚贞一，1988年8月8日攀上富士山最高峰，周岁一百零一。世传一百零三，也有传一百零五。五十岚先生生于1886年9月21日，登顶时实为一百零一岁又十个月，虚岁一百零三。
富士山年表的记载是正确的。
铜像标明一百零五，这属于“公开宣传”——凡事一涉宣传便难免言过其实，夸大其词，这已是不证自证的公理。
关于五十岚贞一的消息，查来查去，只有这一条。
材料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不通他们为何如此吝啬，既然连铜像都摆出来了，既然连年龄也都往高里拔，何不形成新闻轰炸，从报道到文学到漫画到影视？
也许有的，我没看到。也许没有，日本人就这么笨哪，非得等待别个来提醒。
我不甘心，2015年暮春，“前度刘郎今又来”。
此番来富士山，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挖掘五十岚贞一的材料。
偏偏天公不作美，登山前日，普降大雨，夜里山路结冰，巴士上不了五合目。
作为安慰，导游把我们带到位于山脚的富士山资料馆。
事后看，倒是来对了。
在资料馆，有幸看到富士山的全部历史档案，从诞生到史前到史后到当今；有幸看到富士山多角度多层次的美，涵括春夏秋冬、雨雾阴晴、风花雪月（包括我当年购买的那些图片）。
美的背后，是暴戾恣睢，任性妄为。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自公元781年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然喷发过十八次，平均不到七十年就咆哮一次。
最后也是最近的怒火，发泄在1707年。
从那时起，已经休眠了三百零八年。
就是说，早过了平均的休眠年限，随时随刻都会苏醒。
亏得日本人安于命运，笃实隐忍，否则，附近山梨县、静冈县的居民，神经稍微衰弱一点的，岂不是要日夜陷身于忐忑不安。
上帝对日本似乎特别严苛，他把占世界十分之一的火山丢给了这个列岛。其中，活火山占去三分之一。富士山就是活火山的老大，海拔最高，脾气最暴烈。山顶留有两个火山口，大的一个，直径约八百米，深二百米，应该就是我在飞机上看到的那张“豁牙缺齿的裂嘴巴”。
再加上那层出不穷、不请自来的地震、台风、海啸、泥石流……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危机感，可说是与生俱来，如影随形。
难怪《日本沉没》《日本危机》《日本面临挑战》《日本的悲剧》《日本即将崩溃》《日本向何处去》等警世醒世策世之论，充斥书报影视。
难怪大和民族历来感伤与进取并蓄共存，和平与侵略轮番上演——忧患赋予他们出奇的团结、坚韧、执着、精细、及时行乐、向死而生，危机又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寻找出路的目光投向大陆，投向扩张。
还有，难怪要建那么多那么多的神社，要设那么多那么多的祭（节日），要叹那么多那么多早开而又早谢的樱花！
太宰治没有深度挖掘，他曲里拐弯传达的，只是富士山外在的美。
美在庄严、简洁、凌虚、孤拔。
对于我，富士山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文化密码。
五十岚贞一要是写文章，也一定能登上文学的富士山，听说他登山的最后一段路是被别人架着走的，抬着也行，只要能上，只要双脚能落在峰巅。
凡百岁高龄登上绝顶的，不是神仙，也是神仙。
说话就到了2015年9月，一个周末，趁东瀛自由行之便，我决意再登一次五合目，再看一眼五十岚的铜像，我的要求不高，顶多还想和他（它）合个影。
车到富士急游乐园，再有片刻就要转入登山道了，友人之子忽然掉转头，对我说：“伯伯，山上有大雨，今天上不去了。”
抬头，但见前方云深似海，黑压压的，刚才只顾埋头回忆往事，忘了观察。
友人之子说：“那就是大雨。怪我，早晨看东京天晴，就没查富士山的天气预报。”
已经到了山脚，怎么办？
“要不，先到游乐园玩一玩，等等再看。”友人之子建议。
“不，”我想起《世说新语》中“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典故，说，“那就回去吧。”
“您难得来一次……”对方犹豫。
“我这不是已经到了嘛。人未上，我的心上去了。”我向他解释。
友人之子是学经济的，大概不能理解文学人的禅意，他给老爸打电话。
友人听罢原委，说：“那就听卞先生的。”
于是，通过折返口往回走。
途经八王子市，停车加油，我趁便也下车活动活动。偶尔回眸一瞥，愕然发现，富士山那标志性的圆锥形白顶，仍旧傲然超然地耸立在云层之上。
哈！敢情这场败我雅兴的大雨，也就在山腰、山脚抖抖威风，再往上就彻底没戏了。凡事都为高度所限，暴风雨的限高在云层，艺术的限高在才华，政治的限高在民心。嗯，有场风雨铺垫也好，我想，如果此时有谁越过风雨从空中往下看，那银镶素砌的火山口，当不失为一朵水墨洇染的素樱花。
2015年9月28日
赤县扶桑乱弹
一帮混沌初辟、灵智乍开的岛族，一扭头，瞥见雄踞西岸大陆的大汉帝国，目瞪口呆，惊为高天原（日本神话中的天上世界）。这帮土著眼红心跳，羡慕得发疯，发疯的意思就是铁了心肠，不管路途如何遥远、风波如何险恶，也要跟大汉拉上关系，套个热乎。
这就是取法乎上，见好就学，日本人不甘落后、不怕艰险、谁强就向谁靠拢的作风，一出场就风生水起，如火如荼。
落后有时也是契机——搭帮决心大，走动勤，心意诚，嘴巴甜，哄得大汉满心欢喜，光武帝欣然垂爱，赏他们一个“倭”的封号。
这就等于缔结了宗藩关系，大汉是宗主，岛族是藩属。
“倭”是什么名堂？为什么列藩的使节中有人掩嘴而笑？管它呢——对于既没有名称，又没有文字的岛族——大汉的皇帝是金口玉言，说你倭，你就倭。回头看，岛上那帮死守家园、不敢涉险朝拜大汉的左邻右舍，不是连“倭”毛也没能捞着一根么。
大汉是神，大汉是主、是师，百事照着大汉做，依葫芦画瓢，不像也有几分样。
一晃几百年过去，见多了，识广了，汉文也识得几升几斗了，“倭”字瞧上去就不那么顺眼了。早先光武帝封“倭”，他们只顾高兴，忘了讨解释。事后听汉人说，这是一个美称，春秋时代鲁国的一个什么王，名字就叫倭。三国时期，魏明帝承旧制，封其女王卑弥乎为“亲魏倭王”。这回讨教了，有善解人意者答复：“倭”字从“魏”，拿掉右边的“鬼”，添上左边的“亻”（人），上有“禾”，下有“女”，比“魏”本身还要喜气，大吉大利！再后来，就是现在，魏国早灰飞烟灭，他们琢磨，“倭”字不像从“魏”，倒像从“矮”，你看呀，“矮”子左边是“矢”，矢是箭，一帮拿着箭的矮人。可不是，咱的确长得矮，当初朝拜大汉时，携带的最引人注目的武器，正是用石器磨制的箭。大汉这是打人打脸、骂人揭短、指着光头说月亮哪，不行！不行！无论如何，咱得改！
怎么改？想来想去，想出一个高招。
这就是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原文没有标点，句逗是笔者加的。
隋炀帝看了大怒：“混账东西！连起码的礼节都不懂！”
你怒归你怒，嘻嘻，借助国书，咱总归把话撂出去了，通过各国使节，信息也传出去了。我们在东方，是日出之国，你们在西方，是日没之国——这没说错吧。一个日出，一个日没，咱俩平等。
背过身来窃笑，日出东方，光芒万丈；日薄崦嵫，气息奄奄，一褒一贬，说起来，咱势头比你还火辣兴旺。
人总是高看自己，这是天性，国家也一样。
日本偷师中华，从汉偷到隋，从隋偷到唐，从倭偷成大和，从化外土著进化到大化改新。觉着翅膀硬了，胆气壮了，就想着要跟老师叫板，说一声“不”了。公元663年，恰巧朝鲜半岛的百济拉日本挑战对手新罗的靠山大唐，日本觉得时机到了，立马答应，于是，当年八月十七，日军与唐军在白村江狠狠干了一仗。这是日本与中国第一次交手。《旧唐书》记录：“（唐军）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本书纪》记载：“州柔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遭此大挫，这才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马王爷有几只眼。于是，放下身段，“纳头便拜”——注意，这就是日本人的兵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学。你不是强大吗，你不是打败了我吗，那么，我就老老实实拜你为师，恭恭敬敬学你之长，这一招十分识时务也十分长记性，十分阴柔也十分阳刚。公元665年，大唐在泰山封禅，日本腆着脸派人参加；公元669年，唐军彻底征服日本在半岛的盟国高丽，日本不仅见死不救，还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唐都长安祝贺大捷。
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向唐朝派出过四次取经团。战役之后，终唐一代，日本又派出过十多次（有几次未能成行），频率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那是悲壮而又激越的西天取经，冒着两死一生、三死一生的巨大风险，朝野上下燃烧着一个疯狂的信念：把唐朝搬回日本。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有言：“在世界史中，一个主权国家如此出色而有计划地汲取外国的文明，这样的例子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找到。”
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宫殿接受诸藩使臣朝贺。
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
这一次，日本使臣不干了。他们提出强烈抗议：“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已久。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
事发突然，司礼官一时拿不定主意。
唐玄宗传晁衡询问：“你说怎么办？”
晁衡是日本留学生，在大唐服务多年，官至公卿，职同顾问，深得唐玄宗的信任。
晁衡当然胳膊肘往里拐啦，帮着自己的国家说话。
玄宗于是拍板，让新罗和日本对调了位置。
新罗使臣有苦说不出，谁让他们实力不如人呢。
这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画。它意味着，从今以后，大唐麾下的头号藩国不是新罗，而是日本。
换句话说，日本已紧随大唐，跃居江湖老二。
老二离老大，只有一步之差。
老二的江湖规矩，肯定是不错眼珠地盯着老大。
由唐至宋，日本一直盯牢大陆不放，只是，盯着，盯着，眼神有了急剧的变化。先是少了歆羡，多了纳闷：大宋的文化文明仍然绚丽如花，大宋的防线，怎么就拦不住金兵的铁蹄呢？继而半是焦灼，半是惋叹：眼看它北宋亡于金，眼看它南宋灭于元，闻讯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在崖山投海自尽，镰仓幕府上下为之恸哭，哀叹堂堂华夏竟然沦于夷狄之手，崖山之后无中华。
正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词）
哀哉，南宋亡后，最羞于“臣戎”痛于“臣戎”的，恐怕还不是遍地“泪尽胡尘里”的遗民，而是隔海又隔族的日本人。
——关于蒙元取替南宋这段恨史，国人强调的是民族间的大融合、大同化。但那是以后的事，而且并非是历史的必然走向，无论如何，应该承认，在当初、当时，是实实在在的亡国。
当代军事家刘亚洲上将指出：“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后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又指出：“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
若你不服气，从你做起，“男”给世界看！大家都“男”起来，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紧接着，元军又两次挥戈东渡，企图兼并日本。天公作美，先后两番适时杀来的台风，刮得元军舟覆人亡，狼狈溃退。日本人自古信神道，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子嗣，而天皇，则是天神在人间的化身，其道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据说众神有八百万，换句话说，你叫得出名称的万物万象都是神，风，当然也包括在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语），天神保佑日本，“神风”一词，也就此而生。
日本人自打在家门口击溃来犯的元军，自豪、自大、自负感井喷，不，山喷，火山一般喷发：蒙元能征服大宋，而我们又能打败元军，这不是证明，在东方这块土地上，我们日本是最牛气的吗？！
老二有理由觉得自家已取替大宋，飙升为老大。
换了谁，恐怕都会这么想。
中国的王朝，走马灯一般，团团转，元朝转着转着，又成了明朝。
日本的天皇一家独尊，“万世一系”。
明太祖即位，不知日本已非复吴下阿蒙，仍以汉唐的眼光看待东夷，他派使前往日本，要求对方继续汉唐的游戏规则，向大明称臣纳贡。
日本斩杀明使，以示抗拒。
朱元璋大怒，扬言发兵东海，荡平日本。
为此，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写了一封著名的复书：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唯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通篇用的是地道的汉文，可见他们在学习中华文化上下了多大功夫——这是在跟你唱对台戏哩，要玩，咱就拿你祖传的最擅长的绝活玩——匪夷所思而又逸兴遄飞，夷然自若。观其言，高谈阔论，雄辩滔滔，形似扮小、臣服，实则分庭抗礼，平起平坐。
朱明政权初建，百废待兴，十个指头按跳蚤，实在忙不过来，东征日本的事，也就没了下文。
不了之了，其实是未了，是吃瘪、认输。
这是日本在圣德太子致隋炀帝国书、与新罗在唐玄宗面前争座次以来，对华外交的又一次完胜。
这边厢明朝唱罢，清朝又粉墨登场。
那边厢天皇雷打不动，仅仅是幕府（实际掌权者）由镰仓改为室町，继而又改为江户。
清朝政府厉行“海禁”。
江户幕府强力“锁国”。
只是，世界早进入大航海时代，你想禁、想锁，也是禁不止、锁不住的了。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敲开了清朝的大门。
稍后，美国又用“黑船”叩关，逼迫日本签订城下之盟。
“礼失求诸野”，亚洲的这一对昔日师徒，今日难兄难弟，不约而同地，把“改革开放”的目光投向西夷。
清朝政府的决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倡者乃张之洞，力挺者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史称洋务运动。
日本这边幕府垮台，明治天皇掌控大权。明治政府的决策是：“脱亚入欧”——首倡者乃福泽谕吉，力挺者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全盘西化，一边倒。
其时，中国瞄准英国的是“吉”和“利”（译名英吉利是也），瞄准美国的是“利”和“坚”（先后译作弥利坚、米利坚），日本瞄准英国的是“英风锐气”（英国），瞄准美国的是物质食粮加精神食粮（米国）。
通俗地说，日本学习西方，是竭力壮大自己；中国学习西方，是竭力装扮自己。
壮大和装扮，一词之差，天上地下。
对此，刘亚洲有十分贴切的比喻：“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笔者于此想特别指出：日本脱亚入欧，脱的是什么？是亚洲儒教文化核心的仁义。入的是什么？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丛林法则、嗜血精神。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完全是迫于鸦片战争丧权辱国的教训，旨在购来坚船利炮，壮大天朝声威。
中日两国，从一开始转型，目标和手段就大相径庭。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战争是对国力最无情的检验。
1894年，清国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摆开战场。
这是日本积若干世代下的一着大棋，岛国资源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为图谋发展，他们的目光一直盯牢大陆。
此战，中方称为甲午战争，日方称为日清战争。
这是中日自白村江战役以来，又一次正式对垒。
战争结果，恰好掉了个个儿，中国大败，日本大胜。
大败的代价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外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
清国自此加速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大胜的收获是：日本借此吃撑了肚皮，肥得流油，跃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2015年秋冬，报载，在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当年壮烈沉没的“致远”舰的残骸。
纵一百二十年的潮涌浪卷，也洗刷不去民族记忆深层的奇耻大辱！
回放两个历史小镜头：
1896年6月25日，即“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次年，战争的指挥官和签约的当事人李鸿章访德，会见德国前首相俾斯麦。
出于套近乎，李鸿章说：“在中国，常有人拿我和您相比，称我为东方俾斯麦。”
李鸿章不知道，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俾斯麦就已把他看透看扁，俾斯麦曾对人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的解释是：“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是以，李鸿章满腔热忱，讨得的只是冷冷的一句回答：“在德国，没人说我是欧洲李鸿章。”
——笔者查阅搜狗百科，李鸿章名下，赫然标注的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日本没有哲学（大家都这么说），但有眼光、血性。
中国有哲学，中国人的眼光、血性呢？
呜呼，堂堂中华岂无男儿！
民族的大遗恨，多由老朽不堪的颟顸之辈酿成！
又，1898年10月，伊藤博文和张之洞在武汉会晤，这两位本国的革新大员是否惺惺相惜，搁下不表，但说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同伊藤博文的一番舌战。
当然是张之洞安排的。两人见面，辜鸿铭取出一部《论语》英译本，是他的新作，刚刚出版的，他知道眼前这位日本首相留过半年西洋，识得几打蟹行文字，就郑重送给他。
伊藤接过去，瞅了瞅，掂了掂，旋即撂在一旁，端起胜利者的架子，语带讥讽：“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
辜鸿铭知来者不善，好在他是老江湖，辩才无碍，舌锋犀利，他微微一笑，接着伊藤的话说：“孔子的思想，就好比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啊。”
伊藤一愣，孔教和数学怎会扯到一起，这是什么逻辑？他一时转不过弯，僵在那里，无言以对。
辜鸿铭趁机敲打：“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十一！嘿，我真是落伍得很！”
——实在不明白张之洞为何要安排辜鸿铭出场？我总觉得，他的弘论近乎诡辩。
我甚而觉得，鲁迅笔下的阿Q，也有辜鸿铭及其后台张之洞的影子。
亚洲的老大，还不是世界的老大。日本虽小，却不乏称霸世界的野心。
他们的策略，就是傍老大，吃准、咬定、咀嚼、消化之后，再伺机超越。
细审明治以来一百多年的历程，日本先后傍上三个强国。
起先是英吉利。19世纪末，英吉利还是全球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日本虽然号称日出之乡，哪及人家走到哪儿都有“米字旗”下的阳光普照，所以日本就拼命傍上英吉利，缔结《日英同盟》。
日本依仗约翰牛，打赢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尔后，“一战”，日本根据《日英同盟》，加入英、法、俄、美等国组成的“协约”阵线，与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集团对垒。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最终，“协约”方获胜，日本趁机掳走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
二次大战，日本傍上了日耳曼战车，与德、意结成罪恶的“轴心”——且听希特勒在发动二战前的一番叫嚣，他说：“这是向东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要并吞波兰！不管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毕竟，强者永远是对的，我们要野蛮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他发动战争时的狂言是：“人生一世，下这么一次从清水寺的平台上纵身而下的决心是必要的（从前日本人常从那儿跳崖自杀）。”
与之同时，美、英、法、苏、中等国，则被迫结成反法西斯“同盟”。
“二战”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了。日本，作为法西斯头子之一，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不仅把原先吞进肚子的侵略战果统统吐出（冲绳除外），自家的本土，也被盟军中的一方美军占领。
天皇亦由神降格为人。
“二战”期间，日本也曾乞求神助，其童子军敢死队，即以“神风”命名，奈何天照大神不再显灵，敢死队员一个个有去无回，全部化成了鬼。
日本人不愧为“鬼子”，其神道还派生出另外一种信仰：人死成佛。他们把殉难者的亡魂供奉在神社，当作佛来祭祀。
这就是战斗力，它使敢死者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也使殉难者的家属得到心灵的慰藉。
换言之，即从乞求神助到乞求鬼助。
二战结果，对于日本，说白了，就是亡国。
以后的发展，有点类似于当初的“开国”：日本面对作为“鬼畜美英”之主角的美国的军事占领，始于被迫无奈，继于顺从配合，终于主动依傍。正所谓以退为进，以屈求伸，化恶敌为盟友，视废军为机遇，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一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名副其实的得“鬼”之助。
前文说过，傍大的终极是为了超越。
20世纪八十年代，恰值“鬼美”陷于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双重困境，得此机会，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联手抛出《日本可以说“不”》，书的副标题就叫“新日美关系的对策”，指名向“鬼美”叫板。与之同时，日本的房地产业大举进军美国，三菱地所收购了纽约时代广场上的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买下了著名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亿万富豪横井英树把象征纽约心脏与灵魂的帝国大厦纳入麾下。有人不无夸张地形容：“从洛杉矶的地平线看过去，全是日本企业的资产。”
那个时候，日本人动不动就挂在嘴上的一句英语是：“JapanisNumberOne（日本第一）。”
虽然不是在军事上，至少也是在经济上，日本人尝到了报仇雪恨的痛快。
他们以为，“美国的世纪”已经成了过去，接下来就要轮到“日本的世纪”了。
曾几何时，日本自身的经济泡沫一破灭，陷入“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也有人指出是哀兵计，烟幕弹，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因为一个主动唱衰自己的民族，必然有其强烈的自信，或叵测的居心）之困境，便又乖乖扮作“鬼美”膝下的小喽啰。
日本人的傍大习性，也就是强权崇拜、仗势欺人，是渗透血液、沦浃肌髓的——你该记得他们起步阶段的傍汉傍唐。早稻田大学历史学者依田憙家指出：“中国在导入他国文化时，总担心被别的国家侵略。日本不然，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文化侵略。如果说全面导入外国体制就是被文化侵略，那日本就是被侵略很久了，也可以说一直在被侵略。”
插一段闲话。一位日本学者跟我说：在富士山顶观看日出，油然想起开天辟地的“开国”仪式。他解释：一是此山为日本最高，3776米，站上顶峰就是壮举；二是看红彤彤的太阳从海面腾地一下蹦出来，特具诞生感、神圣感；三是人在此时，舌尖上最容易弹出的两个字，就是“日本”。
日本，顾名思义，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问题来了，那每天把太阳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又把它送上茫茫天宇的万顷波涛，果真属于日本列岛的海域么？我提出质疑。
该学者大笑，他说，日本人不会这么想。
怎么不会？当然会！一定会！日本人都是鬼灵精，站在富士山顶看日出，稍微具有一点地理常识的，都会想到太阳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升起。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地理概念——早期的地理概念已被大航海时代淘汰，因为地球是圆的，东方之外总是还有另一个东方——而是政治概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依傍“鬼美”的格局不会改变。
至于将来的将来，日本会不会和“鬼美”翻脸，报当年的“原爆”之仇呢？
极有可能，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睚眦必报。夏目漱石笔下的人物一语道破：“往日跪在其人脚前的记忆，必使你下一步骑在其人头上。”忍耐，沉默，爆发，高仓健式的演戏风格，扣的正是日本人的心路。美国学者、曾任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洞察：日本人每一次学习他国，最终都转化为对抗。
又，刘亚洲指出：“（19）70年以来，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那些甲级战犯正是被美国人逮捕并处死的。”
再又，日本政客每每爆出“成为美国第51州”的惊人之语，不要以为他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主权、出卖祖国，才没有那么儿戏，骨子里，他或许是在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算盘，琢磨着有一天来个“乾坤大挪移”，把美国纳入日本。
归附也是兵法。
2016年2月17日，日本自民党法务部会长丸山和也在参院宪法审查会上不就说漏了嘴，明确点题：日本如果加盟美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黑人出身的总统奥巴马为例，谁能否认，将来就不会由“日本州”诞生的人当美国总统呢。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汉字，就是“忍”，“忍”的底牌，是心窝窝里掖把刀。
撂下日本的傍大，回到中日关系的话题。
早在宋亡之际，日本就觉得汉文明不过尔尔，“彼可取而代之”的了。
明亡，更觉得中华文化名存实亡，日本才是继承汉唐文明的正统，日本是“华”。江户前期学者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就直接说：“只有日本才是中国。”（即以地名而言，他们本州西部的一个地区就叫中国，西南的一个大岛就叫九州。）在他的眼里，中华已沦为夷狄鞑靼之乡。
甲午战胜，日本越发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他们自认是神的后代，是亚细亚的精华；而中国，是东亚病夫，简直不堪一击：将官士卒，一触即溃，一打就逃；或“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语）；福泽谕吉讥笑，“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甲午战争也惊醒了中国的有志之士，他们承认中华已经落后，日本远远跑到了前头，因此，痛下决心向“日本鬼子”学习。对于死爱面子的中国人，这个决心是撕心裂肺的。但是，心再痛，肺再炸，也要咬牙东渡。正是：“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周恩来诗）
当然，赴日取经的中国学子，在领教彼邦“大日本梦”的同时，也免不了饱尝落后挨打、弱国无尊严的滋味。郭沫若在自传体小说《行路难》中，记下了留学日本时遭受的屈辱，他写道：
“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
“生于忧患”，“多难兴邦”，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痛，诸如“二十一条”要求、“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二战”，也促使古老的中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期间，最彪炳显赫的一件大事，就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它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经二十八年艰苦鏖战，终于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世界都为之隆隆震动！
不信，你去问日本人。
在这个意义这种角度，我们永远需要毛泽东。
——算账要算大账，零头与小数点以后的账，不是不算，而是要分清本末主次。
彼消此长，大势所趋。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
七十年代末，中国再度实行改革开放，日本积极配合。
这感情是复杂、斑驳、多姿态、多层次的。
这表现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
“一衣带水”窜红，晋为显词、口头禅、流行语，成了那个年头那段关系的不二注脚。
一团乌云，出现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东亚天空。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持续低迷，GDP从世界老二滑至老三；而取替它的，恰恰又是不久前作为“扶贫对象”的中国。
正应了风水轮流转，格局仿佛在一夜间返回大唐。尽管我们知道，单纯的GDP总量说明不了实力，因为中国的人均GDP比日本还差得远，以2014年为例，中国是6747美元，居世界第84位，日本是38491美元，居世界第24位，更何况，我们的GDP在很大程度上是炒地皮炒出来的，卖资源卖出来的，含金量大打折扣。但它毕竟传递出一个信号，在历经鸦片战争，尤其是二战以来的千挫百折之后，中国终于成功崛起，驶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谁对此最敏感？对手。在东亚，首数日本。
明治以来，日本一向以亚洲霸主自居，即使“二战”惨败，他们也只承认输给美国，而不是中国。因此，面对日中经济总量的逆转，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会田雄次在其所著《日本人的意识构造》中分析：“对于日本人来说，有一种为邻人的不幸而感到高兴的心理，这种心理尤其比欧洲人强烈。”那么，对于邻人的成功呢？会田雄次没说，而《魔鬼词典》替他说了：“不幸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的不幸，一种是他人的好运。”
顺便说一下，对于二战，他们（战后的绝大多数当权者）只认输，不认错。因为，认输，只是武力上的事，异日准备好了，还可卷土重来；认错，就涉及道义，就得承认侵略，就得道歉。所以，他们决不认错，因而也决不道歉。
借用松下幸之助的话：“胜利是坚持到了胜利的那个时候才是胜利，失败则是从承认失败开始。”换言之，在日本某些当权者看来，只要坚持不认错，不道歉，就不是侵略。
日本某些“智者”的反思，也仅止于“应该见好就收，不应把战火从中国东北烧向中国全境，更不应和美国直接对抗”，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扑上沙滩的浪都是自海洋深处策动的，简单的事都有复杂的成因。2016年元月，年轻的文化人青树明子撰文谈日本人最喜欢的汉词汉诗，前者为：温故知新，卧薪尝胆，不挠不屈，乾坤一掷；后者为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言者无心，读者有意，将其置于日本战败的大背景下，意味是颇为复杂深长的。我不作臆想，我只看事实，进入21世纪，日本方面，围绕着日中两国外交，一系列的纠纷、摩擦竞相出笼，诸如参拜靖国神社、强购钓鱼岛、否认二战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海洋权益争执、外贸贸易冲突等；甚至连传说中拿破仑当年针对中国说的那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也要拿出来大做翻案文章，说睡狮指的是日本，不是中国——难道日本自拿破仑说出那番话以来，将近两个世纪，一直是在蒙头呼呼大睡的吗——明知无聊，也要纠缠，摆出的就是破落户的架势：我不好，我也不让你好！此种心理，可套用句中国的俗语来形容：“癞蛤蟆跳到脚背上——吓不着你也要恶心你一下！”
写写篇幅就长了——忽听窗外鼓声大作，这是当地（此稿动笔于京都）的一个祈福祛灾的“祭”。拉开窗帘，但见一群浓妆艳抹的男女，沿小街手挥足踏，狂歌酣舞。日本一年到头有数不清的祭，确证他们曾经有过数不清的劫——这是一种良善而纯朴的民间感情释放。
我一时心血来潮，也想下去凑个热闹，于是，决定本文赶紧煞尾：
实事求是，日本这个民族有值得中国人反躬自问、揽镜自照的长处：它奋发，它不甘落后；它血性，它勇于牺牲；它抱团，它齐心协力；它坚韧，它锲而不舍；它认真，它一丝不苟；它卫生，它嗜洁成癖……如果它顺应“宇宙的意志”（稻盛和夫语），向善的方向发展，有理由赢得世界各国的尊敬。
也有致命的短处：岁月作证，某种时段，某种态势下，他们奉“狼道”为正道，视扩张为进取，穷兵黩武，称王称霸，搞得天怒人怨，四面楚歌，到头来，总是走向反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毛泽东别具慧眼，1956年，他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借助毛泽东的明察，不妨说，上帝让日本成为中国的近邻，未尝不是一种恩赐。鉴诸既往，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略，兵临城下，它可以逼迫你“万众一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证之今日，展望未来，设若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竞赛，它也不失为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可以鞭策你抖擞精神，风发意气，大体按照奥林匹克竞技的规则，努力向“更快、更高、更强”发展。
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
千古兴亡，唯此为重。
2016年2月
日本曾如是“惦记”中国
丰臣秀吉的扩张梦
“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1577年，丰臣秀吉（1537年-1598年）还只是织田信长手下的一员普通武将，瞧，他的目光就已经越过朝鲜，盯上了中国。
“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次年，他对织田信长再次重申。
织田信长看上丰臣秀吉，是不是也包括他的野心呢？
或者说，丰臣秀吉早就看穿织田信长的心思，这不过是代主子立言。
“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87年，织田信长已逝世五年，他的位置由丰臣秀吉取替，取替了又有发展，先后当上了关白和太政大臣，然而，知音不在，秀吉满肚子宏图无处倾诉，只好说给宠妾听。
“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这是1590年，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大权在握，用不着再遮遮掩掩，说干就干。彼时，他已在致朝鲜国王的国书中，直截了当亮出了蓄谋已久的侵华主张。
丰臣秀吉就是十六世纪的希特勒、东条英机，他做的是亚洲大帝国梦，在他的战略中，第一步是吞并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再然后，是席卷印度，至于中印边界的若干小国，更是不言而喻、不在话下的了。我怀疑“一寸法师”、“桃太郎”之类“以小搏大”的民间故事，也都揉进了丰臣秀吉的影子，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四零，在中国只能作卖炊饼的武大郎，但他的心思却比武二郎武松要高，比梁山上的好汉加起来都要高，做梦都在想如何将京城从京都搬去北京。
撇开道义不谈，就武士的血性而言，得承认他有种！
丰臣秀吉晚年如愿发动了侵朝战争，只不过未能如愿越过中朝联军的防线，战争延宕八年，他本人没有等到撤军，便含恨死翘翘了。
丰臣秀吉之前，日本人觊觎大陆已久，只不过止于垂涎，一枕黄粱而已。丰臣秀吉首开侵略的先河，他把吞并朝鲜说成是“假道”，很轻松地，仿佛去自家后院散步一般。丰臣秀吉之后，承其衣钵者代不乏人，君不见如今还有人愣把“二战”时的侵华，说成是“中国进出”的么。
近松门左卫门意淫大陆
郑成功原名郑森，生于扶桑，父籍中国福建，母籍日本肥前平户，7岁那年随父亲回到大陆，尔后，他的才干得到明朝隆武帝朱聿键的赏识，赐国姓“朱”，赐名“成功”，世称“国姓爷”。
丰臣秀吉殁后一百余年，公元1715年，剧作家、有“日本莎士比亚”之称的近松门左卫门（1653年-1724年），以郑成功为原型，创作了剧本《国性爷合战》。
剧中，“国姓爷”不再姓“朱”，而姓“和藤”，名也不叫“成功”，改为“内”，“和”者，日本之谓也，“藤”者，与日文“唐”同音也，“和”在前，“藤”（唐）在后，强调他是日中混血，“内”，谐音日文“无”，点明这是非日非中的空前大英雄，与之呼应，把“国姓爷”的“姓”改为“性”——也许顾虑到幕府的文艺管制，也许考虑到明朝离得太近，史实无法任意篡改——这样一来，就能避免对号入座，得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剧中，近松门左卫门让和藤内乘明军和鞑靼（清兵）苦战之机，率师西渡，光复南京城，驱逐鞑虏，重振“大明江山”——那城头，飘扬的自然是日之丸旗。
据日本方面记载，此剧在大坂（今大阪）连续上演三年，观众达二十万人次，而大坂当时总人口只有三十万，可见观者如潮如堵的盛况。丰臣秀吉当年没有突破的明军防线，近松门左卫门用笔杆子帮他捅开了。剧作家本人也受到高上座率的鼓舞，又陆续写出两部关于“国性爷”的剧本，名《国性爷后日合战》与《唐船新今国性爷合战》，组成《国性爷三部曲》，足足过了一把“利用文艺作品侵华”的瘾。
佐藤信渊设计“宇内混同”
“宇内”，即世界，“混同”，即混合、同化、江山大一统。
近松门左卫门殁后又一百年，公元1823年，布衣学者佐藤信渊（1767年-1850年）出版《宇内混同秘策》，开篇即曰：“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
继曰：“我日本……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万种物产，应有尽有。四周环大洋，船舶海运极其便利，万国无双；人杰地灵，勤劳勇敢，迥异他邦。其势堂堂，四海独秀，鞭挞宇内之实力，乃天然齐备焉。若以神州之雄威征伐蛮夷之蠢类，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
佐藤信渊把征伐的目标，首先锁定中国。他分析：“当今之世，国土最辽阔，物产最丰饶，兵革最强盛者，首推支那国，岂有他哉。支那国虽与皇国比邻密接，而欲倾全国之力加害皇国，支那则无良策矣。若有强梁君主兴师动众入侵，如元朝忽必烈动员全国兵力来犯，而皇国则丝毫不足惧之，而彼国却自招损失。故一度来犯，不敢再三，此不待费词矣。而皇国征伐支那，若能进退有节，不过五年七年，彼国必定土崩瓦解无疑。因皇国出兵固需不少军费，而彼国却劳民伤财甚巨，必不堪也。且其国人必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莫知如何。故皇国若要打开他国之门，必先以吞并支那为肇始。”
佐藤信渊还就吞并中国时的出兵顺序、作战分工，以及入主中国后的方针政策，一一作了安排、阐述。彼年何年，公元1823年，日本尚在闭关锁国，连世界到底多大，非洲、美洲究竟在哪里，还说不清，道不明，这小子就在梦想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野心不可谓不大，思虑不可谓不精。
时值幕末，日本国力未逮，野心未炽，佐藤信渊悲叹“举世皆浊，无人知我，所殚精竭虑，谁能解我心者”，因而寄希望于未来：“只待明君出世，而后见用也。”
又曰：“将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向者，先读此书。”
果不其然，明治维新之后，《宇内混同秘策》得以一版再版，风行扶桑，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秘典。
吉田松阴制订扩张序列
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吉田松阴（1830年-1859年）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他出生在长州藩萩城松本村（今山口县萩市椿东）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851年，他外出游学，因为没有得到藩主的允许擅自去了东北，遭剥夺士籍和食禄；1853年，他决心出洋，前往长崎，企图投奔俄国军舰，未遂；1854年，他又打算投奔停靠在江户湾的美国军舰，偷渡出国，被拒；旋即入狱一年；释放后，回老家教私塾；1858年，因积极参与倒幕活动，他再次被捕系狱；1859年10月被执行死刑，年仅29岁。
虽说短命，他留下的绝命诗辞，倒是长久地为人引用。其一是：“肉躯纵曝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其二是：“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梁启超在《论成败》一文中慨叹：“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诺诺。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
梁启超认为吉田松阴是失败的英雄，是“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
其道理何在？
先谈“败于今而成于后”。吉田松阴生前的所作所为，都失败了，但他在佐藤信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挥了日本中心论和对外扩张序列。譬如，他在第一次入狱用汉语写下的《幽囚录》中，明确提出：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二虏”似指英美两国——引者注）。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
思想铺路架桥，理论长驱直入。
吉田松阴的上述言论，成了明治、昭和时代的国策。
学者王向远特别指出：“吉田松阴在侵华主张上继承了佐藤信渊的衣钵，与佐藤的不同之处在于佐藤还是把满洲视为‘支那’的一部分，而吉田松阴言辞之间却将满洲与‘支那’并提，显然是有意将满洲作为‘支那’本土之外的实体来看待的。这对近代日本‘满洲’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吉田松阴关于‘朝鲜、满洲和支那’的‘割取’的先后顺序，更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尊奉照办。”（《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昆仑出版社，本文多有借用之处）
再看“败于己而成于人”。吉田松阴懂得要成大事，人才最重要，所以他在短短几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出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俊辅（博文）、山县狂介（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一批精英，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明治维新的功臣、栋梁。
因是，德富苏峰在为吉田松阴立传时，也做出如下的概括：“他多有计划而无有成功。他的一生是充满挫折的一生，他这一代是面对失败的一代。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是维新革命最好之急先锋。”
江藤新平遗恨未能跨过鸭绿江
1590年，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他从给织田信长当提草鞋的小厮起就打仗，一打就是几十年，流血成河，堆骨如山，按说，这时应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好好休养生息了吧。然而不，他却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地征伐朝鲜。这事，除了大计早萌、迫不及待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多年内战积压下矛盾重重，剪不断，理还乱，只有把战火烧向国外，才能有效地化解内部恩怨，团结对敌，共襄国事。
明治肇始，也曾面临相同的困扰。众所周知，明治政权是靠武士阶级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但是它要维新，要走资本主义的路，就要剥夺封建士族的特权，矛盾就此产生。作为明治维新的功臣，同时又是武士阶级代言人的江藤新平（1834年-1874年），与西乡隆盛、坂垣退助等，激烈主张“征韩”，原因有二：一、让武士有用武之地；二、打赢了，也好论功行赏，给武士一个亮堂堂的前程。
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一派主张先改革内政，发展生产，然后再图对外。矛盾白热化，最后，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集体辞职，不干了，回老家养老。
江藤新平回到老家佐贺，赋闲中，他在“征韩论”的基础上，又扩展出“支那南北两分论”，核心内容是：中国虽然广大，但已不可救药；应乘日韩纠纷之机，联俄瓜分中国，北部让与俄国，南部收为日本；以十年为期，在中国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明治天皇迁都北京；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明治政府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各地封建势力的反弹也越来越猛烈。1874年，江藤新平在佐贺士族的拥戴下发动武装叛乱，终因势单力薄，失败，被捕。
临终前，江藤新平在狱中赋得汉诗一首：“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陆放翁有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的是收复家园。
江藤新平的“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念念不忘的是日本如何跨越朝中边界，把战火烧向中国。
福泽谕吉叫嚣“直冲北京”
明治时代的思想家，首数福泽谕吉（1834年-1901年）。
福泽谕吉的名文，首数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
文章说：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脱亚，为的是“向西洋文明转移”，“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也就是入欧。入欧干什么？福泽谕吉指出，模仿西洋人对中国和朝鲜的态度，说穿了，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说到侵华，福泽谕吉之前，近松门左卫门止于意淫，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也只是纸上谈兵，而福泽谕吉不仅拥有庆应义塾和发行量相当大的《时事新报》，作为鼓吹平台，他还躬逢其时，晚年看到了他的一系列军国主义理论，如何为明治政府采纳，并付诸实践。
那就是1894年的日清战争（甲午战争）。
那一年，日本和中国在黄海开战，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多篇社论，为军国主义张目。如，他把这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今天的战争虽然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
福泽谕吉把日本与中国的海战，视作扩张、殖民的前奏，重弹丰臣秀吉的老调，叫嚣要一鼓作气，“直冲北京”：
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辈翘首以盼。
除了言论，福泽谕吉还有行动，战争期间，他慷慨解囊，捐出一万円以资军费。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约等于现在的两亿，参照系：1885年，普通工人月薪为六円，1896年，岛崎藤村在仙台东北学院当讲师，月薪二十五円），仅次于贵族院议员、实业家毛利元德的一万五千円，与其他三人并列为全国第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福泽谕吉以及他之前的吉田松阴、佐藤信渊，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一大群，一大帮，一大片。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潮是自下而上，挟民意而推动中央。这一现象令人深思。虽然我历来赞成一分为二，把少数的军国主义者与广大的国民分开，尤其要与众多的反战团体及反战人士分开，但面对上述文人的大日本梦，仍不由得要想一想，日本民族的基因究竟是什么基因？日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刘亚洲在回顾甲午战争时，比较过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二战”期间，日本的国民何尝不也是这样！据《东史郎日记》记载，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离家之前，母亲送他一把匕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就（拿它）剖腹自杀！”
而今，福泽谕吉的头像长期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一万円纸钞上，绝非偶然，冥冥中，自有一种上下同心的默契在。
德富苏峰鼓吹“日本膨胀”
因日清开战而欣喜若狂的另一个文人，是德富苏峰（1863年-1957年），他在战争期间抛出了《大日本膨胀论》，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注意，标题使用的是“大日本”，这个“大”，不是指的面积，而是强调人种。德富苏峰抬出传说无稽的天照大神，认为日本人本来就是“天孙人种的子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想当年日本人普遍矮中国人一头，更不用说跟欧美人相比了，真亏他们说得出口——自大就自大呗，横竖是关起门说的事，你“天孙人种”还想向哪儿膨胀？不是，这回说的不是面积，是人口。国土太小，人口超多，繁殖又快，与其他大国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德富苏峰写道：
今天的情况是国土拥挤，一个六铺席的房间要住两个人，而每年增加的人口都在四十万人以上，像这样累加起来势必会发展到人摞人的程度，要想保持我国目前的人口与面积的比例，那就要增加二百五十三平方公里的版图，即等于新增加一个近江国（日本的一个县——引者注）的土地面积。如果不能增加，那就等于一个近江国被他人夺走。而新版图增加的比例，必须年年超过人口增加的比例。即在今后六十年中，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到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
水满则溢，溢则流，人口的运行亦如此。何况我国正位于四通八达的世界通衢之上，占尽天时地利，怎能作茧自缚，不让人口向四方膨胀呢？
人多了，国家将盛不下，要向四方发展。怎么向四方发展？德富苏峰认为，与清国的战争，正是天赐的良机。他提醒日本当权者不要错失良机，“要利用这个好机会，使国家有一个超越的飞跃，同时将自己的英名永远地镌刻在国民膨胀史的第一页。”他更提出，“日清战争”是日本国运消长的一个契机，开战胜利后，日本“可促使朝鲜改革，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我日本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岂不都是在此一举吗”，“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其机遇就存乎此一刹那间。”
甲午战争日本取胜，《马关条约》确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后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归还中国，其时，德富苏峰正在旅顺，他很不甘心地用手帕包起一捧沙土，作为这里短暂成为日本领土的纪念。
德富苏峰为“大日本膨胀”提出的方针是“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你甭小看他一个报人的智慧，尔后大正、昭和时代的对外扩张，正是按他的思路进行的。
德富苏峰还为日本的侵略找出人种上的根据。在1938年出版的《皇道日本的世界化》中，他妙说：
我们大和民族是从何处来的？现在还不能明确断言。但除了日本岛上的土著外，其中一大半是从大陆来的，另一半是从太平洋来的。这样看应该没有错。本来，在我国有北进南守一说，也有南进北守一说，这些都意味着回归到故乡的某个地方。全部的事实是，北进又南进，南进又北进；又是大陆，又是大洋。如此膨胀漫延，即回到祖先的故乡。我看现在我们大和民族的状态，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行动。
瞧呃，把侵略他国说成是回家，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回到心灵中的故乡，天下竟有这样的奇葩理由！
当今之世，某国军队虽然到处插手，看来远没有日本这般无耻。否则，它就不必遮遮掩掩，大可堂而皇之地宣布：因为我国拥有全世界各国各地的移民，所以我们到任何地方去，都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二战后，德富苏峰一度名列“甲级战犯”。终因“冷战”爆发，被美军占领当局解除拘禁，恢复自由。晚年，他依然坚持大日本膨胀主义，弥留之际，仍不忘挣扎着嘱咐左右：“再等五百年！”
一誓就是五百年，也真够狠的。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司马迁也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他也许就是冲着这个意思说的。相比之下，三岛由纪夫则性急难耐，他在德富苏峰死后十三年，便蓄谋策动自卫队政变，重回军国主义老路。待看明白没戏，又不甘草草收场，居然上演一出切腹自尽。其遗言曰：“我已告别文学生涯。我不是作为一介文人而是作为一个武士死的，请在我的戒名嵌入‘武’字，而非‘文’。”这样的“武夫”，未免也太滑稽了吧？再说，同为绝命辞，比起吉田松阴、江藤新平、德富苏峰等前辈，三岛无疑要逊色多了。借用东坡先生的感慨：“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大东合邦论》与《大亚细亚主义论》
针对福泽谕吉的“脱亚论”，1893年，樽井藤吉（1850年-1922年）用汉语推出了《大东合邦论》。
“大东”，就是东亚，具体包括中日韩三国，合邦，就是三国联合，成为一体，而奉日本为盟主。
具体来说，关于朝鲜，樽井藤吉断言：“日韩合并之事，假令不成于当日，而他日岂无合同之机哉！就宇内大势而察之，二国各自独立者，非千岁之长计也。”因此，他认为，为了使朝鲜免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的控制，必须把朝鲜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使其与日本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关于中国，樽井藤吉的设计是：其实大东合邦，应该包含清国，但清国太大，并非仅仅依靠协议就可以合邦，何况境内之鞑靼、蒙古、西藏等，恐不服从。所以当前只能指望与清国“合纵”。
“合邦”也好，“合纵”也罢，打的是东亚三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欧洲列强渗透和侵略的幌子，行的是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并最终吞并中国之实。
“合邦论”进一步发展，则为小寺谦吉（1877年-1949年）1916年推出的《大亚细亚主义论》。
小寺谦吉其人，不怎么出名，而大亚细亚主义，却相当出名，因为它成为昭和时代的国策——足见作者的“远见”和军国主义者的“卓识”。
如前所述，日本的一系列侵略扩张之策多出自民间，大脑在基层。何以证之？一是自丰臣秀吉以来，日本人的生存意志越来越清晰，在殖民的理由、方向、路线上，基本达成共识；二是某些知识人号准了为上者的脉搏，积极为之奔走呼吁。
试切一为上者之脉：“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国家。”曾任日本第三、第九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如是说。
《大亚细亚主义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笼，全书长达1272页，论述的焦点，是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争夺的对象，则是中国。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保全”与“改造”。
如何“保全”？就是把中国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防止被其他国家瓜分。
如何“改造”？一、“支那断然放弃满洲，彻底清理造成日支两国隔阂的一切问题，使两国真正唇齿辅车相依。”二、放弃外藩，“满、蒙、回、藏等外藩，姑且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先把十八省加以统一和巩固，以屈求伸。”
也就是，先把东北攫取到手，再逐步施以政治与军事改造、经济改造、社会改造，直到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
日本的侵华战略，总有民间人士提前为国家献策，而且算得很准，简直像日本版的《推背图》。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时代在发展，日本的侵略理论也在翻新。北一辉（1883年-1937年）不愧是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之父。他在1919年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里，居然把日本打扮成“世界的无产者”，声称日本“天然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日本怎么就成了世界的无产者？怎么又有了天然发动战争的权力呢？且听北一辉妙论：
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战争是正义行为，并未单纯为私欲私利，如同其他民族为促使觉醒、冲破现状、排斥占据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动被视为正义的行动一样。
正如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因这种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一样，国际间属于正义的战争也都是为了改变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英国是横跨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由它们所独占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欧美社会主义容忍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唯独将国际无产者所发动的战争视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根本思想的自相矛盾。
得，看明白了吧？因为日本的国土比英国（包括殖民地）小，比俄国小，而且是呈散沙般的岛屿，不起眼，不成气候，这就是他所谓世界无产者的根据。既然日本在世界民族之林属于无产者，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日本当然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国际大富豪大地主开战。
北一辉早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曾经参加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为辛亥革命在两国间奔走呼吁。但是，后来，他从国家主义走向超国家主义，又进而走向法西斯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是转向后的北一辉在上海炮制出来的。
书中关于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解散国会，以及所有制问题，劳动者的权利和国民的生活权利，等等，就不去谈它了。关键是针对中国，北一辉认为，中国正处于列强的瓜分之中，日本不要跟列强结伙打劫（1900年，日本曾参加侵华八国联军），而要反过来，为中国的“保全”而作战。
这么说，北一辉是在为中国抵御外侮的了？
当然不是。
北一辉所谓的“保全”，并不是要保护中国的独立完整，而是要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北一辉断言：“支那、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日本为日本海、朝鲜和支那的绝对安全，及为保卫日俄战争之成果，必须占据远东、西伯利亚。”
道理都是人说的，人有两只脚，就看他站在哪一点。北一辉是站在哪一点呢？毫无疑问，他是站在日本，站在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这一点。说白了，就是奉皇道为大道，在天皇的绝对统率下，先拿下中国、印度，然后再和俄英决战，最后君临天下，实现世界一统。
北一辉宣称：日本“在强取他人之领土的同时……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世界之远大抱负”，日本就是要做“革命的大帝国主义”。“倘若这就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欢呼声中，将这作为黄金之冠，加于自己头上。”
日本人喜作日本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说车载斗量、满坑满谷也不为过。若问，日本文化中的显性基因是什么？我的结论，就两个字：尚武。
尚武是个中性词，早先用于内争，是“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面目尚且可观；尔后用于对外扩张，面目日显狰狞，自大而阴狠，狼噬而鲸吞。
日本诞生不了圣人
北一辉之后，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侵略理论也越发跋扈嚣张，譬如什么“大东亚”“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协同体”“东洋文化”“共存共荣”等。井上哲次郎（1855年-1944年）还公然说，日本之“道”就是中国之“道”，大日本的天皇就是世界的天皇。他就差没说“太阳是日本的太阳，宇宙是日本的宇宙”了。
“我们的国家诞生不了圣人。”三百年前，荻生徂徕如是说。
“日本没有哲学。”一百年前，中江兆民如是说。
但是却冒出了一嘟噜一嘟噜的阴谋家、野心家、扩张主义分子、法西斯主义暴徒。
稻盛和夫有一个公式：人格=性格+哲学。
既然出不了圣人，又出不了哲学，于是，人格就等于性格加自以为是的狂想。
始作俑者是丰臣秀吉，他在侵朝战争的失败中死去，留下的绝命辞是：“身随朝露而生，随朝露而去，人生短暂，如巍巍大阪，叱咤风云，也只是繁华梦一场。”
既无圣人之品性，又无哲学之眼光，人之将死，其悲鸣是必然的。
——这些都是老账，你说。
是的，以上都是历史，都是老账。
但是，历史是什么？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话看似浅显，实则深奥，一般人深入不进去。那么，换个角度表述：
“历史是今天和昨天永无休止的对话。”
这下容易理解了吧。历史是无法摆脱的，疮疤是要时常抚摸的。不是吾人不豁达，在战争依然是解决国与国争端之霹雳手段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不得不旧账重翻。
日本人对内，是温良恭谦之至，时时处处，强调“不给他人添麻烦”；日本人对外，却是傲慢自私之至，总想着“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寄语东邻有志撰写近代史的学者，不妨就从荻生徂徕、中江兆民的论断，以及丰臣秀吉的悲鸣切入，在厘清战时责任、战后责任的同时，也要着力探讨战前责任。
思想是文化的核心，不清除对外扩张、殖民的思想基础，就无法从根上刨去穷兵黩武、封豕长蛇的恶之花。
2016年1月23日
“精神年龄只有12岁！”
“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一在广岛，一在长崎。广岛是既定的第一目标，在劫难逃。小仓是预设的第二目标，实施轰炸那天，却因雾霾（包括广岛爆炸激起的烟尘）遮蔽飞行员的视线，暂且被搁到一旁，长崎是日天朗气清，遂由“候补”递升为“正取”，化作核弹冤魂。
应该有人写一首诗礼赞雾霾（也许有人写了，我没看见），小仓的百姓更应该自告奋勇，仁不他让。饮水思源，不，思雾——雾霾里也有意想不到的阳光，亦如任何一枚铜币，都包含着正反两面。
有人说，美国佬还投下了第三颗原子弹。有谁见了？谁都没见，却又人人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那是因为一幅——照片！
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日本昭和天皇的合影。照片上，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前者本来就高，足有一米八零，兼且双手掐腰，挺胸凸肚，挟战胜国的威风，气宇轩昂，不可一世；后者本来就矮，充其量一米六出头，况且肩塌臂垂，毕恭毕敬，身为战败国之魁首，命运捏在他人手心，正忐忐忑忑，神魂不定。
据麦克阿瑟回忆录——
时间，1945年9月27日。地点，美国驻日大使馆官邸。麦克阿瑟会见来访的昭和天皇。
宾主入座，麦克阿瑟给天皇点烟，察觉他的手在颤抖。
天皇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表示：“我对战争中所有的政治、军事决定和行动负全部责任，我自己也任由阁下代表的盟国裁决。”
那一瞬间，麦克阿瑟大为感动，认为面对的是日本最好的绅士。
麦克阿瑟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幕府六百多年，天皇靠边站，老实得像条哈巴狗；明治维新天皇复辟，大权在握，立刻就连续对外兴战。
也正是在那一瞬间，麦克阿瑟做了一项改变日美关系走向，也给了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机会的决定：放弃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又据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
天皇告诉麦克阿瑟：“希望允许日本拥有军备。”
麦克阿瑟惊讶地反问：“为什么？”
天皇回答：“因为苏联会进攻日本。”
麦克阿瑟耸耸肩膀，然后又拍拍胸脯，大声说：“不，不必担心，有我呢！”
又据劳特巴克《日本的战争秘密计划》——
麦克阿瑟责问天皇：“你为什么批准开战？”
天皇苦着脸答复：“如果我不批准，他们将另立天皇。战争是日本人民的意志。当时不管谁是天皇，都不能违背人民的这种愿望。”
——金蝉脱壳，他把责任推给了全体国民。
镁光灯闪处，历史定格。
次日，合影见报，犹如在日本大地投下第三颗原子弹。
简而言之，要而言之：在这之前，麦克阿瑟是人，昭和天皇是神；在这之后，麦克阿瑟是神，昭和天皇是人。
神人换位。天翻地覆。
没有人宣布。这还用宣布吗？日本民众贼精，眼睛雪亮，转向转得比风都快（这也是一种岛国民族的根性），昨天还在喊“天皇陛下万岁”，眨眼就变成喊“麦克阿瑟将军万岁”了。
据橘玲《括号里的日本人》——
合影见报后，老百姓争着给麦克阿瑟写效忠信，多达五十万封。信里吹捧麦克阿瑟是“世界的主人”“我等伟大的解放者”“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有人信誓旦旦地要求加入美国军队，有人自愿充当美国的卧底，搜集日本情报，有人迫不及待地申请赴美留学，有人甚至恬不知耻地提出将日本划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美国军方一位历史学教授曾翻译了数百封妇女来信，据他说，不少人希望认麦克阿瑟为爸爸，还有人公然表示要与麦克阿瑟“生个孩子”。
在麦克阿瑟掌控日本的六年间，东瀛列岛的“造神运动”一波高过一波：以“麦克阿瑟”命名的街道、剧场，遍地开花；颂扬麦克阿瑟功绩的宣传报道，连篇累牍；小学生争相以戴“麦克阿瑟帽”为时尚；为麦克阿瑟勒铭纪功的“显彰碑”拔地而耸；有关麦克阿瑟纪念馆的筹建也已进入倒计时。
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突然卸任返美，消息走漏，百万日本民众自发地站在街道两旁为他洒泪送行。
日本人把麦克阿瑟捧上了天，马屁拍足，米汤灌足，样子做足，就等着将军大人“上天言好事”了。谁知这位身经百战、个性十足的“老兵”，压根儿不吃这一套，二十天后，他在美国国会作证，在肯定日本有高质量的劳动力的同时，又掷地有声地撂出了一句：“日本人的精神年龄还只有12岁！”
消息反馈回来，日本朝野大哗，麦克阿瑟纪念馆的筹建顷刻下马；日本政府在麦克阿瑟卸任前许诺的“终身国宾待遇”，也立即废除；几家著名的企业，在报上联名刊登反击广告：“我们不是12岁！”
——唉，那纪念馆的筹建不下马也罢，那许诺了的“终身国宾待遇”不废除也罢。筹建而又下马，许诺而又废除，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岂不是恰恰证明了“日本人的精神年龄还只有12岁”！
2015年2月19日
一段“迷惑”的公案
一
1972年9月25日，为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启动战后破冰之旅，亲自率团访华。
当晚，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飨客。在祝酒词中，他特别指出：
“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田中首相致答谢辞，针对周恩来提示的“前事不忘”，作如下道歉：
“過去数十年にわたって、わが国が中国国民に多大な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ことについて，私は改めて深い反省の念を表明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这里，关键词是两个汉字，一，迷惑；二，反省。
日方翻译将“迷惑”译为“麻烦”，“反省”则原封未动，整段话是：“过去数十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此语一出，中方与会者集体一愣，想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入侵中国，攻城掠地，滥杀无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添了麻烦”？
二
9月26日下午，双方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
周恩来首先就田中昨晚的“道歉”提出批评，他说：
“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田中角荣是怎么回答的呢？
这样的“争吵”细节，官方是不会公布的。好在中方当时在场人员，如外交部顾问张香山、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新华社驻东京特派记者吴学文等，日后都有原原本本的回忆。兹引姬鹏飞的回忆如下：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和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习惯改。道歉的问题就解决了。”（《饮水不忘挖井人》）
三
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已经吵完了吗？”
“不，不，谈得很融洽。”田中笑答。
“不打不成交嘛！”毛泽东没有放过那个引起争议的话题，“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知道了，我会按中国的习惯改。”田中忙说，“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
……
此次访问，田中首相给毛泽东主席送上一幅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作《春晓》。
礼尚往来，会见结束前，毛泽东回赠田中角荣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
四
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并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引出“麻烦”的那一段表述，改为：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方的反省，应该说，比原来深刻得多了。但比起中方的心理期待，还差得远。
求大同，存小异，双方各让一步。
声明确认，从即日起，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这是关键之关键，核心之核心。
公报从此将彪炳史册。
五
9月30日，田中首相返国，行装甫卸，便在自民党总部做报告，详述在北京的谈判过程。
根据自民党会议记录，田中谈到“迷惑”引起的争议时，说自己是这样向中方解释的：“迷惑这个词是从中国传来，但是，日语的‘迷惑’，不同于汉语的‘迷惑’，我们日本人是有自己的习惯的，当过去的事统统付诸流水，而以非常强烈的感情来处理问题时，就常采用这个词汇。”
稍后，田中对媒体发表讲话，重复了同样的解释。
弹指数十年过去，当年的谈判记录，已由外务省解密，并由岩波书店公开结集出版。细心的读者发现，当周恩来就“迷惑”一词提出责难时，记录中，田中只是简单地回应：“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其余的，一句也没有。
那么，田中在自民党总部上的复述，以及他对媒体的讲话，还有他晚年在回忆录中的披露，难道都是虚构？
倘若如是，你又如何诠释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的旁证？
答案只有一个：田中肯定就日文“迷惑”与中文“迷惑”的异同，作过说明，但外务省有人把它删掉了。
六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注意到这个细节，他认为兹事体大，不可不察，决心刨根究底。
2003年9月，矢吹晋偕同事村田忠禧教授访问北京，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帮助下，从中国外交档案中查到如下记录：
9月26日下午第二次首脑会谈，面对周总理的批评、质疑，田中首相意识到有可能是文本的翻译出现了问题。
田中：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译文不好，这句话译成英文就是make trouble。
田中：“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了——这样表达，从汉语来看是否合适，我没有把握，语言起源于中国。
就是说，田中首相不但当场做了该做的说明，而且把日文“迷惑”那种亦可用于“诚心诚意”道歉的语境，传达给了中方，并得到了周总理的“谅解”。
七
回过头来看，田中选择“迷惑”一词，作为对中国人民的道歉用语，是考虑已久的。据矢吹晋考证，早在1972年3月21日，当时还是通产相的他，就对华复交姿态事宜，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作过一次答辩。田中联系自己曾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的经历，说道：“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
两天后的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
八
“迷惑”，在日本是一个常用词。
《广辞苑》的解释是：1.迷惘；2.困惑，苦恼；3.陷身算计而惶恐不安。《新明解国语辞典》的解释是：给他人添麻烦。前者近于古义，后者适用于当今。
雅虎网上有一篇《日本的谢罪文化》，文章给出的标准例句，就是：“私の間違いでご迷惑をお掛けし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由于我的过失，给您添了麻烦，对不起！）
这是通行的说法，但今人很难从中体会出“诚心诚意”的谢罪。周恩来的责难，是题中必有之义。
矢吹晋在这儿展示了日本人的“一根筋”。据他考证：“迷惑”一词，确切是由中国传到日本。在中文，自《楚辞》及《魏志·倭人传》以降，词义一以贯之，基本没有变化。在日文，截至镰仓时代前期，仍与汉语同义；而从镰仓时代末期起，呈现出语义上的转化，在用于道歉的场合，包含有复杂而微妙的“万感之念”。但是，这种用法今天已经死亡。
既已死亡，田中为什么还要让它复活？
这就涉及到田中的处境。作为新任内阁总理大臣，他急于在任上实现日中复交，其勇可嘉，其诚可鉴，然而，出于对国内国际反华派的考量及各方能接受的一种平衡，他最终选择了古典而又不失诚心诚意的道歉。
九
笔者注意到，就是那一点古典而又不无暧昧的道歉，于今，也被别有用心者从谈判记录中删除了。
总是有人千方百计不承认道歉。
总是有人对昔日的受害国、战胜国不肯伏首。
内心实际是不认可侵略。
当然还包括不认可失败。
于是只剩下了“迷惑”，以及因“迷惑”而引发的众多“麻烦”。
旅日作家李长声撰文，说日本人平常惯于使用道歉，不过多数脱离本来的意思，俗化成了寒暄用语。日本政府担心国民积习难改，在海外旅游须知中特意叮嘱“邦人”不要随口道歉，以免招来法律上的麻烦和责任。
看来，田中当年关于“诚心诚意的道歉”一说，也是因为触犯了海外禁忌，而被人灭迹的吧。
十
这段公案还有一个悬念：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送田中角荣一套《楚辞集注》？
实际上，在赠礼的第二天，1972年7月28日，《朝日新闻》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北京方面日本通的话，对毛泽东的用意做出三点解读。
一、以中国古代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屈原的作品《楚辞》，示赞肩负日本国民重托毅然访华的田中首相的爱国心。
二、田中25日来华，26日早晨，神清气爽，心情大好，挥毫写下一首汉诗：“国交途绝几星霜，修好再开秋将到。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这事，中方看在眼里，按照接待惯例，还礼正搔着客人的痒处。
三、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东京，曾当面问田中首相：“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访华？”田中回答：“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久远得多啊。”中方了解并赞赏田中的卓见，因此才选了《楚辞集注》，象征重启绵绵千年的友情。
矢吹晋不以为然。他别具只眼，提出“迷惑”一词的最早出处，就在《楚辞·九辩》，例见“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一句。因此，他认为，“毛泽东希望通过赠送《楚辞集注》这种文雅的举措，揭示日中文化交流如此深刻而又如此似是而非的微妙关系。日中双方应该从‘迷惑’两字着手研究日中文化的共同点和差别，这或许就是毛泽东赠书的目的。”
是耶？非耶？揆诸历史公断。
2015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