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也拥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政治上，他们都属于严格正统的斯大林思想的拥护者；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也都有所保留，他们相信，历史的全权代表实行了血腥的审判之后，上帝自会纠正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把自己的推理无限上纲，认为历史的发展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法则都出自于上帝的旨意，而其中之一就是阶级斗争；20世纪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世纪，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这一斗争的正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领袖是斯大林，是他在实现历史的法则，也就是说，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所以应该服从他。人类的复兴只能按照在俄罗斯土地上采取的手段来实现，因此基督徒不可能去反对这唯一的且诚然是残酷的思想，因为只有这种思想，才能在全球创造出新的人类。这种推理时常被那些僧侣——即掌握在党手中的工具所公开运用。“耶稣是一位新人。新人也就意味着是苏维埃人，于是耶稣就是苏维埃人！”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大牧首朱斯蒂尼安·马里纳（JustinianMarina）如是说。
事实上，这些基督徒（马里纳之流的一般说谎者除外）撒了数世纪以来的一个弥天大谎，这一谎言就是他们羞于承认的：自己已放弃了信仰。基督教和斯大林主义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基督教植根于个人功绩和过咎的概念之上，然而新信仰却以历史的功过概念代替了这一概念。基督徒抛开了个人的功过，也就等于将耶稣的行为一笔勾销，而这位基督徒还在口口声声提到的上帝也要逐渐变成历史。如果承认只存在个人的功过，那么能漠视人类所遭受的痛苦，仅仅是因为他们犯了阻挡“历史进程”的唯一罪过吗？为了麻醉良心，他们使用论据这种特殊诡计来说明反动分子不可能是好人；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怎样界定谁是反动分子。凡是阻止历史的必然进程，也就是反对政治局制定的政策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关于“反动罪”的定论，也是借助巧妙的论点广泛论证的：每种认识都是“定向的”，一个人只有根据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应是进步的杠杆，也就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检视和评价现实，才能真正看清现实。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有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对我们的教导。如果有人用另一种眼光检视现实，他就会看错；这意味着，他看到的现实画面，是受到另一些阶级利益的压力而扭曲了的现实，那些阶级是落后的，因此注定要被逐出历史舞台。——而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阶级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采取逃避主义的办法；如果有谁错误地检视世界，他就必定是坏的，谁的言行是坏的，谁就是坏人。因此反动分子肯定就是坏人，就不能对他心慈手软。上述论据非常有意思，只是有个缺点：与所观察到的事实相矛盾。事实是，来自一个万能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压力，往往会导致公民心情紧张，这种紧张情绪就会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一个政权把人划分为“顺民”和“罪犯”两类时，就会对形形色色的妥协分子、懦夫和狗腿子大加奖赏，而在那些所谓的“罪犯”中，普通人、老实人和诚实的人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些人才是社会机体发展最好的保障。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他们除了对恺撒表示过轻蔑，或是对他的强权作出过不正确的评价之外，在良心上没有别的过失。断言历史的过咎是个人的过咎，这不能不说是敏感的，却是虚伪良心的遁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历史的过咎这一问题简单化、笼统化。愚昧，也就是缺乏理解事态发展机制的能力，也许就是人给别人造成巨大痛苦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波兰领导人在1944年发布命令举行华沙起义时，就犯了愚昧之罪，而他们的罪过具有个人性质。与此同时，另一种个人的罪过要由红军指挥者来承担，因为他们没有支持起义者——但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愚昧，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充分理解“历史的进程”（简言之，他们正确估价了力量的平衡）。另一个由于愚昧而犯罪的例子是，社会各界对那些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态度，那些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眼光只关注未来，他们的作品却很少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评论家可能出自良好的信念，否认这些作品的一切价值，但是他们却因为自己的愚昧，将那些具有他们自己无法与之比拟的价值的人推入贫困，或者使那些人处于受迫害的危险境地。基督徒-斯大林主义者的行为特色是将历史的过咎和个人的过咎混淆在一起，但实际上，这两种罪过的概念只是偶尔交叉重叠。
追溯我那些党的路线的同路人天主教徒朋友的进化，我注意到，在他们的基督教形上学中剩下的逐渐只是一句空话，而唯物辩证法则成了他们信仰的真正内容——上帝被改造成了历史。在人民民主国家，许多基督徒对这一心理过程心知肚明。这无疑是20世纪所取得的崭新且特殊的成果。但在俄罗斯并没有出现此种现象，因为在那里，东正教早已被有效地摧毁了；然而，在欧洲被苏联征服的那一部分，还存在着相当数量忠顺的半基督徒，如果涉及实现帝国的政治目标，这也许会获得很大的成果，那就是：宽容甚至支持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爱国主义者”，这必定会使帝国避免一个最危险的冲突。从对基督教的崇拜到对历史的崇拜的过渡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毫无疑问，帝国如能在梵蒂冈安插一个忠于党的路线的教皇，这将会使它获得最大的成功。那时其附庸国的领导人将会亲自参加由这个教皇在罗马圣彼得长方形大教堂主持的弥撒活动，因为，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居民都笃信天主教——也许这会是帝国在统一世界的过程中能迈出的最大步伐。
为东方帝国效力的基督徒，以特殊的手段解决了耶稣提出的问题：“该撒（恺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从那时开始，人与恺撒之间的对立就从未被勾销。基督教正是维护这种分工的保障。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与他所属的社会集团或者民族的历史不同（或者是平行的）。如果，像今天从易北河到海参崴的学校学生学到的那样，每个人的历史只是阶级历史的反映，而阶级又是在恺撒那里找到自己的化身——那就很明显，人如果反对恺撒，也就等于反对自己。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上帝对每个人行为的审判：他们屈服顺从是因为惧怕受到历史永恒的谴责。
基督教与革命之间的冲突是原则性的冲突，对于这一点，党非常清楚。党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就像人类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制定的最高目标那样：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这就意味着，消除人心中“未来将能获得果实”的行动动机；为社会做贡献的动机应取代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不仅是个长期目标，也是个最崇高的目标；也许这一目标不可能很快实现，且在一段时间内，不坚持恐怖政策，就不能向大众灌输社会责任感的思想。然而在基督教中存在着评价的二元论。根据这种二元论，人既是“上帝之子”，又是社会的一分子；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须接受现有的秩序，但条件是：这种秩序不应阻碍人为拯救自己的灵魂所做的一切。党教导人们：唯有在人身上消除这种二元论，将其完全融化在社会元素中，才能解放实现新世界所需的仇恨力量。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诸如英国、美国和法国，有相当比例的大众已经脱离宗教。技术（和由于技术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比采取暴力手段，更能有效地从根本上瓦解基督教、腐蚀宗教信仰；这一过程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同样发展得很快。重点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切勿采用不谨慎的行为以免刺激基督教。例如，突然关闭教堂或禁止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这都是不谨慎的行为。应竭力让教会分裂为两派：给部分僧侣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或者扣上“外国间谍”的帽子——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僧侣都有反动情绪。应将另一部分僧侣跟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使教会成为国家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就像俄罗斯的东正教会那样。僧侣处于完全顺从的地位——在某些事件中他们成了安全警察的同伙，从而在信众眼中威信扫地。这种教会让它存在几十年也无妨，直到它缺乏追随者而自行灭亡。
对付教会这个最后的反抗支柱有的是手段。但是在人民民主国家，民众表现得像个连在梦中想喊叫都喊不出声的人。不仅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能说出来，也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按应有的程序进行着，也就是说，人一切都明明白白，不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从哲学基础，到农村集体化，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坚固的主体，一个令人敬服的金字塔。人们会扪心自问：他们自己的反抗是否有错？只能用非理性的愿望反抗整个宣传机器。难道不应为愿望感到惭愧吗？
党在警觉地监视着，谨防那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愿望和追求自由的愿望演变为新的、合乎理性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也就是能适应新环境的理论，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护。应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反动派，也不是教会，而是异端邪说。如果出现那种谙熟辩证法并能以标新立异的说法来解释辩证唯物论的人，那么就应尽量使其不能为害。必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位死死抱住过时的“唯心主义”观念不放的哲学教授，并不是特别有害——只须让他离开大学讲台，安排他去编写教材，给他生活出路，让他认识到自己只是摆在博物馆中的一个古董就行了。但是如果有某位教授，言必称马恩，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脱离正统思想，那么从他播下的种子里就很可能结出不可预料的果实。只有愚蠢的资产阶级才会认为，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不会引出什么问题；实际上，党却知道，会由此产生很多问题。曾经有个时期，革命仅仅是列宁和他领导的一群理论家思想上的细微差别，而这恰是他们在瑞士咖啡馆桌旁争论不休的话题。马列主义理论的主要重点是：哲学、文学、艺术史和文学批评；凡是涉及分析人的领域，对不起，也就是权衡人的复杂性的领域，马列主义就会发挥作用，会影响到整个方程式。方程式的前提如果差之毫厘，计算完成后就会失之千里。同样在评价艺术作品时，若稍微偏离党的路线，就会酿成意想不到的政治动乱。因此，党对20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匈牙利的卢卡契卢卡契（LukácsGyrgi，1885-1971），匈牙利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哲学家，曾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教授。教授予以严厉谴责的做法，完全正确而合理——他的作品在人民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所引起的极大热忱，背后隐藏着某些深刻的原因：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哲学复兴的先兆，看到了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新文学的先兆。在作品中，他非常明显地表示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不满，这恰好与“二战”结束最初几年盛行的信念相吻合，但在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时，苏联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卢卡契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信念，为此遭到公开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