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试图脱离莫斯科政治局所规定路线的行为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党已经明确地阐释了这一口号，亦即：“凡是不跟我们一起走的，就一定是反对我们的。”如果有谁胆敢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与党的路线不一致，谁就一定会成为党的敌人，就会沉默地靠边站。无论何种新思想和政治动向，都不应超出力图保持对“进步”和“民主”实行垄断的正统斯大林主义，否则异端邪说就会像野火燎原那样迅速蔓延。思想恐怖本身就是原则，如果逻辑地思考问题，那么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之后，也不能放弃这一思想恐怖原则。斯大林主义者常常这样解释：“思想恐怖仅仅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包围’的阶段。”这种解释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阶段的概念是预先有计划地设定好的，换句话说，莫斯科当局无论是在现在，或是在将来，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思想的完全控制。东方是了解这种矛盾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就没有必要把强迫人们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强迫人们参加只提供一个候选人名单的选举，强迫工人提高生产额度等等行为说成是出于自动和自愿。甚至对那些最积极拥护体制的人来说，这也是不明白、不可爱的地方。处于潜在状态的敌人永远存在，而朋友只能是那些百分之百赞同莫斯科路线的人，如果有谁只接受百分之九十九，他就会是隐藏的敌人，因为从那百分之一的区别中，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教会。
学说的可怕之处就隐藏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方法中。党的辩证论者知道，其他各种正统学说所做的类似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历史发展常常会推翻所有自命为永远正确的公式。然而如今中央的统治者，是一些掌握了辩证法的人，因此在产生新的需要时，他们将会对学说予以修正。个人的判断很可能出错，唯一的办法就是死心塌地、毫无保留地服从领导。
如何解释人们隐藏在内心的那些不成形的渴望？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共产党人会没有任何明确原因就开枪自杀或逃往国外？这岂不就是巧妙构思架设的吊桥之下的那个万丈深渊吗？人们从人民民主国家逃往国外的主要原因，通常是他们在心理上不能忍受那里的状况。他们通常会含糊其辞地嘟哝着试图辩解：“那里的生活令人感到恐惧和悲哀。”“我觉得我会变成机器。”然而，很难给纯理性化的人的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威胁下一个定义，因而也就无法说服那些从未有过此类经历的人来理解这一切。
为了及时防止种种疑虑，党一贯反对探索人内心深处的任何迹象，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人”作为一个品种的概念是不受欢迎的。谁如果要去探究人的内心需求与渴望，就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无论如何，人作为社会集团的成员，做任何事都不能超越作为社会集团成员的行为范畴，并以此来描述人的表现。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只把人视为各种社会力量之和。所以党认为，人为自己绘制哪种自画像那他就是哪种类型的人。其实就是把人变成一种社会猴子。凡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存在的；因此在禁止某种探索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摧毁进行这种探索的志趣。
在这里，我首先得澄清一点可能的误解。我本人，不太喜欢过于主观的艺术。我的诗歌对我来说，是自我监督的手段。我可以观察我的诗歌，看看主线在哪里，如果在这条主线出现虚假的声调，也就证明立场的虚假——我会努力避免自己超越这条线。战争年代的经验教会了我，不应仅仅为了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绝望和自己内心的挣扎而拿起手中的笔——因为这是廉价品，而制造廉价品无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在进行写作这种活动时，首先要尊重自己。任何一个人，眼见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灰飞烟灭，数公里的街道看不见任何生命迹象，甚至看不到一只猫、一条流浪狗，这个人就会带着嘲讽，回想起许多当代诗人描绘的大城市的地狱画面——实际上那是他们自己心灵的地狱。真正的“荒原”比想象中的更为可怕。任何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残酷和恐怖的人都不可能了解，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面对自己的疏忽和自私，内心对自己的责备会有多么强烈。废墟与痛苦是社会思想的学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尽管很有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对党有用。这类文学所展示的现实，并不是人所看到和感觉到的现实（这是过去“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而仅是人所理解的现实。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解，现实是在不断运动着的，在每种现象中同时有正在出生的事物以及正在死亡的事物（即辩证法中“新”与“旧”的斗争），作者应该赞扬一切新生和萌芽的事物，并要谴责一切旧的、已成为过往的东西。在实践中如果能好好运用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作家在描写每种现象时，都应看到阶级斗争的因素。进一步推理，就得出文学教育功能的结果，也就是把艺术变成说教。因为只有斯大林分子有权代表无产阶级（先进的阶级），“新的”和值得赞扬的只是根据党的战略、战术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为朝着党指明的方向前进的读者创造出先进典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建立在“新事物”与无产阶级等同、无产阶级与党等同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展示的是模范公民，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党员或者非党员）和阶级敌人。在这两种人之间还会有一种骑墙派的中间分子，他们见风使舵，一下转到这个阵营，一下转到那个阵营。这些转变，要么很成功，要么很失败——这成了文学中用来塑造朋友和敌人形象的公式之外，唯一的另一个主题。以这种方式对待文学（以及一切艺术）其结果必是教会人绝对盲从。这种盲从是否有利于严肃的艺术工作呢？说得客气一点，很令人怀疑。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是靠着坚持不懈完成的作品，有个时刻它们并不存在。而创作活动就处于这不存在与存在之间，它与顺从“历史潮流”的概念格格不入；因为伴随着创作活动的是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有时是从克服阻力的过程中产生的，哪怕这阻力看起来是一种绝对阻力。真正从事创作的人是孤独的，只有在他的创作大功告成之后，才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模仿者和拥护者，同时也说明，作品本身好像证实了某种“历史的潮流”的存在。对创作者来说，除了相信某种内心的召唤之外，别无他法；甚至为了表达他觉得是真理的东西，可以付出一切代价。这种内心的召唤如果没有以一种形而上的信念作为依据，便是荒谬。这种形而上的信念就是相信存在一些超越人为因素的永恒不变的价值。简言之，这就是20世纪的悲剧存在的原因。今天只有仍怀着这种信念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搞凯特曼的斯大林主义者），或者那些站在世俗的斯多葛主义立场（这或许也是一种信仰）的人才能创作。其余的人就只能在“历史的潮流”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从而成为可悲的说谎者。
这就是人民民主国家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框架，这种社会生活带有某种疯狂的节奏。“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口号，也是有具体涵义的建设：行人的眼睛到处看到脚手架；新厂房、新的政府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起来；生产曲线不断上升；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自己：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政府官员，并且接受了最基础的“政治教育”。报刊、文学、电影和戏剧以夸张的手法大书特书所取得的成就。假如有个对地球上的事物一无所知的火星居民，根据那里出版的报刊和书籍的描述去评价那些国家，毫无疑问他会得出结论说：东方住着的是一群理性、思想开化的人；而在西方，则聚集着一批侏儒和道德堕落者。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西方很多具有一定知识的居民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对他们来说，苏联和其诸多附庸国，简直就像是童话中的幸福岛。
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对神经质是有免疫力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神经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人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人的潜意识中，自己与社会无关，他玩的是个人游戏；社会为他确定了某种不应逾越的界限，他也因此获得了保障，任何人都不会过分干预他的活动范围；如果他输了，那么他就会说，这是他咎由自取，只能去求助心理分析家。然而在东方，人和社会之间既没有对立，也没有界限，人的输赢都是公众的事，人从来不是独自一人；如果他突然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周围的人对他冷眼相看、漠不关心，遗憾的是，反而是因为周围人带着过分关注的眼光观察他。众所周知，西方常见的神经质，首先是因为人的孤独；而人民民主国家的心理分析师——即便允许他们开诊所，允许他们营业，他们也不可能赚到一分钱。
在人民民主国家，人的痛苦是一种全新的痛苦，是迄今为止无人经历过的一种痛苦。人类找到了治疗曾经具有群众性灾难特点的天花、伤寒和梅毒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大集体中的生活，却导致了各种新的疾病发生。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联革命者身上，他们发明了所谓控制历史力量、实现理想社会的有效手段，可是“历史”回敬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嘲弄。
一个基本目标是：摆脱生存斗争。这一目标曾是理论家们的梦想——但如果人人自危，人人防范别人，朝不保暮，这个目标就可望而不可即，也不可能实现。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将会逐渐消亡。但目前，国家却威震四方，在每个公民的头顶上挥舞着利剑，为一个不慎的字眼惩罚他；时不时还会对公民信誓旦旦地保证：“实现统治整个地球之日，就是国家开始消亡之时。”这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正统思想绝不可能放松其对人施加的心理压力，否则，就不可能称其为正统思想了。辩证法，就是各种现象的内在的矛盾，现实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现实的辩证法与莫斯科中央实施的辩证法对立。充满内在矛盾的现象越多就越有害，那么对现实也就更加有害。有人说，20世纪是合成产品的世纪——合成橡胶、合成汽油，因此创造出了人造的辩证法，它只是在表面上与黑格尔的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冒牌的辩证法在与敌人斗争方面还是卓有成效，人在它的影响之下，无助地辗转折腾，就像被转动着的魔术方块，最终不得不屈服——因为这里包含着实际权力的真正秘密，比人们所说的吸毒者吸毒后沉浸在想入非非的状态更厉害。
有一种昆虫，会将自己的毒刺戳进其他科属的毛毛虫体内，并注入毒素，那些体内被注入了毒素的毛毛虫虽然还活着却已经瘫痪不能动了。这些昆虫——投毒者，就在那些毛毛虫体内产卵，于是毛毛虫的身体就变成了这些昆虫幼虫的食物储藏室。同样地，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的头脑里也被注入了麻醉剂——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设想过他们的学说会被如此利用。当人们的大脑被麻醉了以后，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就在他们的大脑中产卵：“既然你已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这位患者说，“那你就必须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没有斯大林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这种毒素与人为敌，为害甚大，可是有许多幼稚的人却误以为，只要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放进具有防火功能的保险柜中，从此再也不拿出来给别人看，这样就预先防止了危险。但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历史事件本身会教会人们这些着作里所蕴含的全部内容。那些从未受到这些着作的磁力吸引的人，可能自认是幸运的——但不知道这是否能成为他们骄傲的理由。
如果有人看不到自己所处的这种悲惨境地，那他就是瞎子，因为人类一直渴望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渴望根绝一切意外。但人类却在历史面前屈服了——因为历史是残酷的神只。从神只口中发出的命令，是隐藏在他空虚体内的狡猾牧师的声音。神只的眼睛具有这样的构造，不管人走到哪里，他的眼睛都能跟随到哪里，人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他含笑带嘲的视线下，人与自己的情人在床上做爱；一个在沙坑中玩耍的孩童绝对不会预想到，他今后的生活已被注意到，并被计入一笔总账之中；只有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才能确信他们快要逃脱他的权力之杖了。
从莫斯科辐射出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哲学-力量：可以用哲学来改造民众，当然也可以动用坦克和战机的力量来进行统治。一个人只要不肯承认莫斯科的历史哲学，国家就会动用力量将他彻底摧毁；与此同时，还会从内部对他进行攻击，告诫他，他的反抗是来自于他的阶级意识（谁如果不想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那就会被指责，说他企图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自卑情结）。
然而不难想象，终究会有一天，服从这一哲学的数百万民众会突然奋起反抗它。一旦莫斯科中央失去物质力量，这样的一天就会到来；不仅是因为到那时，对武装力量的巨大恐惧也许会消失；更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哲学中，成功与推理密不可分；如果该哲学失败了，人为辩证法的错误所在就会被发现，那么现实就会战胜它。东方帝国的公民最渴望的是从恐怖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恐怖正是他们自己的思想造成的。
党中央大厦里的战略家们不断地往会战地图上插一面面小红旗，以显示控制人们的头脑的战役成果。战绩越佳，红色范围也越是扩大，开头在1944年和1945年，红色只限于来自东方的那一小群忠诚的人。但是智者也是人，他们也会陷入焦躁和恐惧之中。他们把自己比喻成早期的基督徒，将新信仰在地球上的拓展，比拟为基督教在衰败的罗马帝国中的进军，他们妒忌那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具有深入人心的能力。“他们知道该如何做宣传！我们怎么可能赶得上他们！”一位党的高干在听了收音机里传出的福音之后哀叹说。新的（反）宗教施行奇迹，向怀疑者展示了崭新的建筑和新型坦克。如果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出现奇迹呢？那么就会在人们鼓掌的手中看到隐藏的尖刀和手枪；思想的金字塔就很可能倒塌下来，而金字塔矗立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就会什么也没有，除了鲜血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