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1873年4月，尼采到拜罗伊特做客瓦格纳家，带去了一部誊写好的文稿，题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据瓦格纳夫人柯西玛在日记中记载，尼采在瓦格纳的家庭聚会上宣读了这部稿子，分两次读完。这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书的草稿，尼采自己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谈到这部稿子时说：“这整个东西距合格的书的形式还很远，我将不断鞭策自己，还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尝试再次——同一题目的第四次——写作。我曾被迫为此目的进行极为特殊的研究，甚至无畏地涉猎数学、力学、化学原子理论等。我又一次确信希腊人的辉煌。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道路是伟大的。”[1]可见他对这部著作十分重视，为之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计划中的第四次写作并未兑现，这本书始终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在尼采生前没有出版。
尽管如此，本书仍是尼采早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和《悲剧的诞生》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希腊渊源。《悲剧的诞生》出版后不久，他把研究的重心从希腊艺术转向了希腊哲学，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关心的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和美学问题，而是人生和文化问题。出于对希腊悲剧艺术的独特感悟，他深信，古希腊人成就了最高类型的文化，一种真正能够统率和指导人生的文化。令他痛心的是，这种理想的文化形态久已失落。因此，在《悲剧的诞生》之后的若干年里，他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广义的教育（Bildung），按照他的理解，其任务是以希腊文化为典范，在现代重建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本书之前所写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1872），本书之后所写的《不合时宜的考察》（1873—1876），皆贯穿着这个主题。本书也是为同一主题服务的，既然希腊文化最辉煌地体现在艺术和哲学两个领域，为了完整地认识这个典范，就不能不对希腊哲学也做一番深入的研究了。尼采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要写作本书，尝试阐述希腊哲学家的历史，“其目标是通过比较来重获和再造那些天性，让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朝一日再度响起”。[2]
在阐述希腊哲学家的历史时，尼采把目光锁定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即前柏拉图时期。这是希腊悲剧艺术繁荣的时期，而尼采认为，同时期希腊哲学家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3]。由此可见，他实际上是把希腊悲剧与前柏拉图哲学看作一种统一文化的不同表达，二者在精神上是同源的，皆怀抱着为人生的目的，与人生有着血肉的联系。在他的笔下，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早期哲学家也的确很像是悲剧里的英雄。他写道：“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像……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来造就叔本华在和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之为天才共和国的东西：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4]他们的伟大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具有前无古人的独创性，体现了哲学上的一种原型，尼采称之为“纯粹的典型”。相比之下，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只是“他们的不肖子孙”，“缺少了某种本质的东西”，皆是“哲学上的混合性格”。[5]因此，要领略原汁原味的哲学，要一睹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的真面目，就必须回到柏拉图以前。尼采终生坚持这一信念，后来只是排除了苏格拉底，而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形容为最值得我们挖掘的“一切希腊庙宇中埋得最深的庙宇”，并且宣称：“全部哲学的真正尊严在于，它一步步收复古代的土地；重结似乎已经扯碎的联盟，与希腊人——迄今为止发展得最完善的人的类型——的联盟。”[6]
然而，使尼采深感遗憾的是，古希腊文化的晚期腐败形态在历史上发生了极大影响，其早期形态却始终受到错误的评判。[7]长久以来，如同人们误解了希腊悲剧一样，前苏格拉底哲学也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古代哲学大师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只剩下如此可怜的残篇，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失，这是一个真正的不幸。由于作品的散失，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来不乏评论者和抄写者，这样一个纯属偶然的事实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冷落了他们的前人。”尼采对此感慨万分，他说：如果书籍真有自己的命数，“这命数想必是充满恶意的，它竟认为最好从我们手中夺走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的奇妙诗篇，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古人把他和柏拉图并提，他在创造力方面还要高出柏拉图一筹），而作为替代，却把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和西塞罗塞给我们”。[8]文献的不对称导致人们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和西塞罗树为哲学的正宗，并且以此为标准去评判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尼采想做的工作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依靠残篇断简复原前柏拉图哲学家的群像，重现哲学的原型。
这无疑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至少在写作本书时，尼采未能把它完成。他的计划是写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八位哲学家，结果只写了前五人，就半途而废了。他在恩培多克勒那里卡住了，没有阐述这位他十分欣赏的哲学家，也没有阐述他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德谟克利特，也许可以部分地用资料的匮乏来解释。他把苏格拉底也列在了古代哲学大师的整体群像之中，由于是最后一位，结果也没有阐述。我们知道，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是把苏格拉底当作导致希腊悲剧精神灭亡的罪魁祸首进行讨伐的。我们还知道，终其一生，他没有停止过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批判。从他在书中对巴门尼德的处理来看，能够进入群像的倒未必是被他肯定的人物，而应该是哲学上一种原型的始祖。就此而言，苏格拉底当然太够资格了。在当时的一个札记中，他曾表示：“我承认，苏格拉底和我是如此相近，致使我几乎不断地与他抗争。”[9]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当时完成了这部著作，他会怎样阐述这个使他心情极为矛盾的人物呢？或者，人们也许有理由断言，苏格拉底始终是他难以对付的一个难题？
无论如何，本书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近现代哲学家中，尼采也许是与古希腊文化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的一个哲学家，我们在很高的程度上可以把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化看作尼采哲学的诞生地。通过本书中他对柏拉图前哲学家们的独特解读，我们将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形成对哲学是什么和应是什么的看法的，也将辨认出他的某些基本哲学思想的早期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