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哲学家的个性是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历来对于哲学史的阐述，看重的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个体系，哲学史便成为体系更替的历史，结果“势必会埋没那些个性的东西”。在本书的序言中，尼采明确表示，他所使用的方法正与此相反。他把本书称作“阐述远古希腊哲学家史的尝试”，以强调其主角不是体系，而是哲学家。对于每个哲学家，在他们的体系中仅择取“哲学家的个性有着最强烈的显现”的极少数学说，借此来重获和再造那些伟大的人、伟大的天性、伟大的形象。[10]
尼采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哲学的认识，这种认识一经确立，日后便贯穿于他自己一生的哲学活动之中。他认为，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体系，而是哲学家的个性。一切体系都必遭否弃，唯有体系中所包含的伟大个性能够长久地吸引我们，它们是“永远不可驳倒的东西”，“历史理应加以保存的那种不容反驳、不容争辩的东西”，“我们必定永远喜爱和敬重的东西”，“后来的认识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与体系相比，个性不但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更本原的东西。“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方式无论如何是一度实存过的，因而是可能的。‘体系’，或者至少‘体系’的一部分，乃是这片土壤上的植物……”[11]正因为此，衡量一种哲学体系或哲学思想的价值，归根到底也是要看它由之生长的那种个性的价值。
尼采所说的个性究竟是指什么？它肯定不是指一个哲学家的某种纯粹个人特性。在上述引文中，它大致被等同于“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方式”。至于其确切的含义，则唯有在了解了尼采在本书中对希腊哲学家的全部论述之后才可把握，应是指一个哲学家对于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态度，他的理解触及了生活的本质，他的态度体现了人性的伟大，皆足以启迪民族和人类。
2.哲学是生活方式而非知识
要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看一看希腊人的榜样。希腊人是典型的哲学民族。“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崇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孤军奋战。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12]
希腊人的榜样昭示了什么？尼采认为，首要的一点是，希腊人是健康的，而唯有一个民族的健康才赋予哲学以充足权利。健康不是哲学的充分条件，比如说，全盛时期的罗马人是健康的，却无须哲学而生活。但是，健康是哲学的必要条件。对于病人，哲学不但不能使之康复，反而会令其愈益病弱。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尼采的意思，他所说的健康和病弱，显然主要不是指躯体上的，毋宁说是指一种内在的生命状态，一种由生命本能发动的生活态度。作为对世界和人生的解释，一种哲学是积极还是消极，就取决于这种内在生命状态。倘若内在的生命力已经衰败，哲学无论作为慰藉还是解脱都只能加速其衰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庆幸希腊人在生命力旺盛的成年期开始从事哲学，因而得以作为真正的健康人“为哲学做了一劳永逸的辩护”[13]。
然而，如上所述，健康只是哲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健康的民族完全可能把旺盛的精力投向外部世界的活动，比如享乐和政治，如罗马人之所为，或者知识，如文艺复兴后欧洲人之所为。希腊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哲学民族，不仅有赖于生命的健康，而且有赖于对生命意义的强烈关切，因而形成了对于哲学使命的一种正确意识。他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从事哲学，“凭借对生命的关切，凭借一种理想上的生命需要，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从而“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14]他们以行动表明，哲学按其实质不是知识，而是生活方式。区别于后世哲学家，希腊哲学家的特点正在于“敢于身体力行哲学法则”，“怀着一种单纯的男子气的忠诚以哲学方式生活”。[15]因此，我们唯有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去实践，而不是凭借渊博的知识，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理解尼采为何视文化为哲学的前提。他说：“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只有所谓普及教育，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生活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16]在这里，尼采把文化定义为贯穿一个时代的生活的统一风格。一个时代有没有文化，就看有没有这样一种贯穿其生活的统一风格。希腊人是有的，尼采称希腊哲学家为“处在一种按照统一风格形成的现实文化之中的哲学家”，“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17]综观尼采的全部论述，他所说的这种统一风格应是指对生命意义的关切，正是这种关切把希腊人的生活联结成了一个整体。相反，如果没有对生命意义的关切，只是以求知为目的，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多么博学也仍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其生活是没有内在联系的碎片。由此可见，在尼采看来，有没有文化取决于是否为了生活而从事哲学，他据此而指出：“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18]
用这个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所缺少的正是对生命意义的关切，因而也就缺少贯穿其生活的统一风格。质言之，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对于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糟糕的时代。一方面，公开的哲学“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的表面”。这种伪哲学不具备正当的权利，理应遭到一切有点儿勇气和良心的人的抵制。[19]另一方面，稍微像样一点儿的哲学“始终只是孤独的散步者的学术自白，是个别人的侥幸的战利品，是隐居的密室，或者是老态龙钟的学者与稚子之间无害的唠叨”。“在幸运的情形下，即使哲学家作为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他仍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20]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后一句话看作尼采的自况，说出了他在时代中的孤独和悲哀。总之，哲学的整个状况令人沮丧。不过，这不是哲学本身的过错，尼采的辩护发人深省：“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会体会到哲学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21]
3.形而上学是信念和直觉而非科学和逻辑
那么，哲学究竟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前者涉及哲学的使命，后者涉及哲学的方法。
关于哲学的使命，尼采是通过与科学的比较加以阐明的。依据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他发挥道：“哲学通过选择和析出异常、惊人、困难、神圣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科学，就像它通过重视无用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聪明一样。科学……在不惜任何代价求知一切的盲目欲望支配下冲向一切可知之物。相反，哲学思维却永远立足于最值得认识的事物，立足于伟大重要的认识。”因此，“哲学就是从给‘伟大’立法开始的”。[22]
我们看到，尼采始终是在与盲目求知相对立的意义上来把握文化和哲学的实质的。他强调要怀着对生命的关切、为了生活而从事哲学，但是，关切生命不是关心世俗利益，为了生活也并非追求有用。其实，利益和有用正是科学和求知背后的动机。相反，哲学所寻求的是神圣而无用的东西，它的使命是给“伟大”立法，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种使人的生命成其伟大的东西是什么，人怎样生活才算得上是伟大的？很显然，所谓对生命的关切，乃是对生命之意义的关切。
这样一种关切不可避免地把人类引向形而上学。“我们在一切哲学家身上，在他们为了更好地表达它而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中，都可以发现这个信念，它就是‘一切是一’的命题”，而“这个形而上信念的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23]尼采对于这个形而上信念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显然也相信，生命意义问题的答案有赖于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为了找到这个答案，哲学“最常用的办法是，它把最伟大的认识，对事物本质和核心的认识，看作是可以达到的和已经达到的”。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就是这样做的。“当泰勒斯说‘一切是水’的时候，人类就突破了单门科学的蠕虫式的触摸和原地爬行，预感到了事物的最终答案，并借助这种预感克服了较低认识水平的一般限制。”[24]
尼采以泰勒斯为例，生动地描述了哲学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哲学“一心越过经验的樊篱，奔赴那魔术般吸引着它的目标。它利用容易到手的支撑物，希望和预感都加快了它的步伐。从事计算的知性却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寻觅更好的支撑物，也想到达更具灵性的伙伴业已到达的那诱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一种非逻辑的力量——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哲学“乘着想象的翅膀从一种可能性飞向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暂时被用作确定性”，在此之后，知性“才带着尺度和规范来到，试图用相同性取代相似性，用因果性取代并存性”，借此把曾被使用过的可能性宣布为确定性。善用想象的哲学家就好像一个要渡过湍急溪流的旅行者，他踩着河中石块不断跳跃，不在乎石块在他身后突然掉入深渊，终于矫健地越过了溪流。相反，一味依赖知性的哲学家则好似另一个旅行者，他首先要替自己建造足以承受其谨慎沉重步伐的基础，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只好绝望地站在河旁。[25]
在尼采看来，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认识首先是一种直觉，而它达到这种认识的真正手段其实是想象而非逻辑，逻辑至多只能充当事后构筑体系的工具。尼采坚决反对靠逻辑来把握世界本质的路径。康德证明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之不可能，尼采显然深受启发，这个认识成了他对哲学的理解的起点。他一开始就把形而上学看作一种信念、直觉、想象，而非科学和逻辑。
然而，哲学的狼狈之处在于，当它试图传达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时，除了概念，它别无手段。“用辩证法和科学反映来表达任何一种深刻的哲学直觉，这样做一方面虽然是传达所观看到的东西的唯一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可怜的手段，在本质上甚至是向一种不同领域和不同语言的隐喻式的、完全不可靠的转译。泰勒斯就这样观看到了存在物的统一，可是当他想传达这一发现时，他却谈起了水！”即使不谈起水，而是像后来的哲学家那样谈起火、原子、理念、绝对精神，事情并无本质的不同。不过，即使如此，“不可证明的哲学思维也仍然具有一种价值”。例如在泰勒斯的场合，即使“一切是水”的命题不能成立，“在科学建筑崩塌之后，也终归还剩下一点东西。正是在这剩下的东西中，包含着一种动力，甚至包含着将来开花结果的希望”。这剩下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对于“存在物的统一”的直觉，就是使人类能够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形而上信念。如果舍弃这种直觉和信念，哲学就不复是哲学，对于人类也就不再具有其作为哲学的价值。人类终归是不能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试图倾听世界交响乐在自己心中的回响，然后以概念的形式把它投放出来。”[26]也许高明的哲学家的本事就在于，他善于找到那样的概念，能够使聪慧的耳朵借之听到在他心中回响着的世界交响乐。
4.哲学写作的风格
哲学表达的唯一手段是概念亦即语词，但是，哲学使用概念的方式应该是不同于科学的。它使用概念不是要表达经验事物，而是为了投放世界交响乐的回响。怎样的写作风格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尼采异常重视这个问题，他后来成为文体卓越的哲学家绝不是偶然的。
在评论“古代第一个哲学著作家”阿那克西曼德的文风时，尼采指出，每一个尚未失去自然质朴品质的典型的哲学家都应这样写作，其特征是：“以风格宏伟、勒之金石的字体，句句都证明有新的启示，都表现出对崇高沉思的迷恋。每个思想及其形式都是通往最高智慧的路上的里程碑。”[27]这基本上是箴言的风格。我们由此不难揣摩，尼采本人的写作风格与古希腊哲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师承关系。
这种文风的主要特点是简洁而隽永，但绝非晦涩。尼采十分厌恶那些故意写得晦涩的哲学家，暗示说，这种人如果“并没有理由要隐瞒其思想”，便一定是“要用文字来掩盖其思想之贫乏的骗子”。他转述叔本华的话指出，哪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必须尽量把话说得明白，以防止可能的误解，那么，一个哲学家又怎么可以允许自己把本来就难以被人理解的哲学思想故意表达得模糊不清呢？然而，简洁容易被看作晦涩，赫拉克利特的命运就是如此。在尼采眼里，赫拉克利特的风格无比清新明朗，只对于那些一目十行的读者来说才是晦涩的。简洁之所以必要，理由之一也正是要让这样的读者看不懂，防止他们加以歪曲。关于这一点，尼采引述了让·保尔（Jean Paul）的一个精彩见解：“大体而论，如果一切伟大的事物——对于少数心智有许多意义的事物——仅仅被简练地和因而晦涩地表达出来，使得空虚的头脑宁肯把它解释为胡言乱语，而不是翻译为他们自己的浅薄思想，那么这就对了。因为，俗人的头脑有一种可恶的技能，就是在最深刻丰富的格言中，除了他们自己的日常俗见之外，便一无所见。”[28]一个珍爱自己思想的哲学家就应该这样写作：一方面，努力让那些精致的耳朵听懂每一句话；另一方面，绝不为了让那些粗糙的耳朵听懂——它们反正听不懂——而多说一句不必要的话。如此写出的作品，其风格必是简洁的，这是一种有着深刻丰富内涵的简洁。
5.哲学家的骄傲
从语源学角度看，希腊语中“哲人”一词含有“辨味的人”“有敏锐味觉的人”等意思。尼采据此推断：“在这个民族看来，一种敏锐的品尝和辨别的能力，一种杰出的区别能力，构成了哲学家特有的艺术。如果把那种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中善于发现利益的人称为聪明人，那么，哲学家不是聪明人。”[29]哲学家不屑于做这样的聪明人，他有最高的趣味，只关心最值得认识的伟大事物、永恒的事物。这样的一个人必然是骄傲的，在他眼里，世间一切利益皆微不足道，如过眼烟云。
在希腊哲人中，尼采对赫拉克利特情有独钟。他终生热爱这位隐士哲学家，对其思想和人格都钦佩不已，是一切哲学家中唯一的一个他未尝有过半句非议的哲学家。流传下来的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史料极为有限，青年尼采却仿佛从中瞥见了一个最高的哲学家形象。在这部早期著作中，他即已把赫拉克利特视为哲学家的楷模，向他献上了最热烈的赞美。在赫拉克利特身上，哲学家的骄傲可谓达到了极致，尼采喻之为一种“帝王气派的自尊和自信”。以赫拉克利特为范本，他对哲学家的骄傲做了如下评述：“如果一位哲学家感到骄傲，那就确实是一种伟大的骄傲。他的创作从不迎合‘公众’、群众的掌声或同时代人异口同声的欢呼。空谷足音乃是哲学家的命运……蔑视现在和当下，这是伟大哲学天性的本质之所在……这样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太阳系里，我们必须登门拜访他们。”[30]
一般而言，哲学家的骄傲表现在立足于永恒，蔑视现在和当下，包括蔑视公众和同时代人的意见。赫拉克利特也是如此，但不止于此。他不但蔑视当下，而且蔑视历史；不但蔑视公众，而且蔑视人类。“凡是人们关于人类可能探问的一切，他之前的贤哲们已经努力探问过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轻蔑地谈及这些探问着、搜集着的人，简言之，这些‘历史的’人。”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也是无比骄傲的，但灵魂转生和众生一体的信念使他们仍然关心人类。赫拉克利特却不然，他超出人类无限遥远，面对人类也仿佛只是面对着幻象，因而是绝对孤独的，宛如“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辰”。在尼采的描绘中，他仿佛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了与世界本体合一的神，成了不朽和真理的化身。“他不需要人类，即使为了他的认识也不需要。”“世界永远需要真理，因而永远需要赫拉克利特，尽管赫拉克利特并不需要世界。他的声誉与他何干？正如他嘲笑着宣布的，声誉依存于‘不断流逝的易朽之物’。他的声誉和人类有关，而不是和他有关，人类的不朽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赫拉克利特这个人不朽。”[31]这些话是在说赫拉克利特吗？是的，但又好像不完全是了，毋宁说适用于一切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一个一般性论点：哲学家的伟大不取决于人类对他的态度，而人类的伟大却取决于它对哲学家的态度。哲学家的骄傲莫过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