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道德偏见和理性崇拜
在本书中，尼采批判的重点，一是道德，二是理性，而在他看来，这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一直坚持世界的二分模式，即认为感官所触知的变化不居的世界是“虚假的世界”，理性所把握的永恒不变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尼采指出，这种否定感官和崇拜理性的立场本身就是道德偏见。
世间万物原是变化不居的，但是，哲学家们预设了一个立场，认定变化为不正常，只能是假象，背后必定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存在者。认为变化者没有价值，不变者才有价值，这本身已经是一个道德判断。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感知那个真正的存在者呢？是谁欺骗了我们？尼采形象地描绘说，哲学家们纷纷寻找骗子，终于欣喜地大叫：“我们找到它了，它就是感性！这些感官，它们一向也是如此不道德，正是它们向我们隐瞒了真正的世界。”与这个立场针锋相对，尼采指出：“只要感官显示生成、流逝、变化，它们就没有说谎”，“只是在我们对它们的证据进行加工时，才在其中塞进了谎言，例如统一的谎言，物性、实体、持续的谎言”。所以，“理性是我们篡改感官证据的根源”，是“理性的偏见驱使我们设置统一、同一、持续、实体、始因、物性、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卷入错误，强制我们发生错误”。[49]
概念是抽象的产物，而哲学中那些所谓“最高的概念”是整个抽象过程最后到来的东西。但是，哲学家们混淆始末，把这最后到来的东西，亦即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一开始就作为开端，作为“第一因”。“这又不过是他们那种崇敬的表现：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中生长出来，根本不允许生长而成……道德：一切第一等级的事物必须是自因……一切最高价值都属于第一等级，一切最高概念，存在者，绝对者，善，真，完美——这一切不可能是生成的，所以必须是自因……于是他们有了‘上帝’这个惊人的概念……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为最初的东西，自因，最真实的存在”。[50]
理性范畴具有主观确定性，而经验是不确定的，哲学家们因此断定，这些范畴不可能源自经验。“那么它们源自何处？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希腊，人们做出了相同的错误推论：‘我们必定曾经在一个更高级的世界里居住过……我们必定曾经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有理性！’”[51]由此可见，道德偏见驱使哲学家们否定感性和变化的现象，崇拜理性和不变的范畴，要为后者设置一个神圣的来源，于是虚构了一个神圣的本体世界，印度人称之为梵天，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基督教称之为上帝。
道德偏见导致概念迷信，而概念迷信则导致对丰富多彩的真实事物的扼杀。尼采尖锐地指出：“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有生命的真实的东西出自他们之手。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先生，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是在宰杀，是在剥制标本。——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使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危险。”[52]
2.由虚构“主体”到虚构“实体”
尼采常谈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53]，指对形而上学虚构的心理根源进行分析。在形而上学的虚构中，逻辑尤其同一律和因果律这两个基本的逻辑定律起着关键的作用。逻辑原是理性用以整理经验材料的工具，同一律和因果律本身就是知性的虚构，却成了哲学家们看世界的支配性模式。他们囿于同一律而寻求世界持存不变的本质，囿于因果律而寻求现实世界背后的终极原因，结果都导致“真正的世界”的虚构。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二者又根源于对内心世界的错误解释，由“意识”的虚假统一性造成“同一”观念，由“意志”“自我”“主体”发动行为之错觉造成“因果”观念。在本书中，尼采着重分析后一方面。
尼采认为，“原因”的虚构是“内在经验”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整理内心过程以形成“意识”的关键一着。我们的内心状态，无论是感觉、知觉还是思想，其真正的原因深藏在无意识之中，不被我们所知。我们总是为一定的内心状态另外发明一个原因，它与真正的原因绝对不相符合，但唯有在此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状态。“只是简单地确认我们处于某某状态的事实，这从来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只有当我们给这一事实提供一种动机说明之时，我们才容忍它——即意识到它。”[54]
在“原因”的虚构中，有三个所谓“内心事实”被视为因果关系的保障，这就是：第一，意志是一切行为的发动者；第二，行为的动机在意识（精神）中；第三，自我是思维的主体。三者之中，意志最基本，因为行为由意志发动似乎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相信自己在意志的行为中是原因；我们认为至少在这一场合当场捕获了因果关系。”“在这三个似乎作为因果关系的保障的‘内心事实’中，第一个且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意志即原因；意识（‘精神’）即原因的观念以及更后面的自我（‘主体’）即原因的观念纯粹是派生的，是在意志把因果关系确定为既定事实、为经验之后产生的。”“意志发动行为”奠定了一个基本模式：一切行为必有行为者。“最古老悠久的心理在这里起作用，它别无所为，对它来说，每个事件都是一个行为的结果，每个行为都是一个意志的结果，世界化身为许多行为者，有一个行为者（一个‘主体’）悄悄潜伏在每个事件背后。”在确定“意志”发动行为之后，“意识”为之提供动机，“自我”为之提供承载者。[55]
在如此错误解释了内心世界之后，“人从自身投射出他最坚信不疑的三个‘内心事实’，即意志、精神、自我——他由‘自我’概念才得出‘存在’概念”，以及“物”“原子”“物自体”“上帝”等一切代表“实体”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尼采早已从哲学上看清基本粒子理论的站不住脚，如此讽刺道：“甚至连你们的原子，我的机械论者和物理学家先生们，有多少谬误、多少退化的心理尚残存在你们的原子里！”[56]任何“实体”概念都是“主体”概念的外推，首先是信仰作为存在、作为实体的“自我”，然后把对于“自我——实体”的信仰投射于万物，借此才创造了“物”这个概念，“从‘自我’概念之中方才引申、派生出了‘存在’概念”。[57]在否定了“主体”概念之后，“实体”概念也就不能成立了。正像行为背后并无一个行为者一样，现象界背后并无一个作为第一因的本体界。
3.语言形而上学
由于错误地解释内心现象，产生了意志、精神、自我等代表“主体”的概念，将之外推而产生了物、上帝、存在等代表“本体”的概念，由此形成了形而上学之虚构。若要更进一步问，我们为何会错误地解释内心现象，尼采认为，根源在语言之中。“语言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心理最退化的形式的时期：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直截了当地说便是理性——之时，我们便进入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之中了。”“语言中的‘理性’：一个多么欺诈的老妪啊！我担心我们尚未摆脱上帝，因为我们还信仰语法……”[58]在这里，尼采把理性称作“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因为理性所制定的逻辑定律源自语法，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受语法支配，在语言中潜藏着形而上学虚构的至深根源。
为行为安设一个行为者，实际上就是为谓语安设一个主语，正是语法的主谓结构造就了逻辑的因果范畴。尼采在本书中没有展开这个话题，但在同时期的遗稿中有大量论述。他指出，对因果范畴的信仰，仅是对主谓结构的信仰的个别例子。“在每个判断中，都包含着对主语与谓语或原因与结果（即断定每个作用都是行为，每个行为都有行为者）的十足的、完全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后一信仰甚至只是前一信仰的个别例子，以致只剩下了这个信仰作为基本信仰：存在着主语，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以谓语的方式从属于某个主语。”[59]尼采认为，无论内心世界，还是外部世界，凡发生着的事件都是生成和流变，背后并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可是，语言的主谓结构使我们习惯于把生成和流变表述为谓语，又以主语的方式为这生成和流变添加了一个不变的实体作为其原因，意志、自我和物、上帝等概念皆属此类。因此，形而上学虚构归根到底是对主语的信仰，是被语法这个“欺诈的老妪”蒙蔽的产物。
关于语言导致形而上学虚构，尼采还有一个重要揭示，就是sein一词在此虚构中所起的作用。系词sein（being,是，在）是日常语言中使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视其上下文而有不同的用法，分别表达相同、归属、包含等关系，或表达一个关于存在的判断。脱离上下文，它就毫无意义。当爱利亚学派把sein从一切表达式中抽取出来，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用它说明万有的本质之时，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便初步建立起来了。尼采指出：“存在（das Sein）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东西比‘存在’的错误具有更为朴素的说服力量，一如爱利亚学派所建立的那样，因为我们说的每个词、每句话都在为它辩护！——连爱利亚学派的对手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概念的诱惑：德谟克利特便是其中一例，他发明了他的原子……”[60]尼采始终把“存在”和“生成”（das Werden）视为相对立的范畴。在爱利亚学派那里，“存在”范畴的主要含义正在于排斥生成，而后来的形而上学家们所提出的一切本体论范畴，如柏拉图的“理念”，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在排斥生成这一点上均继承了“存在”范畴的含义。可以说，把系词sein名词化，由于sein的普遍使用而把das Sein视为世界的普遍本质，乃是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开端。这是现代分析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实在是由尼采首先提出来的。
由今日的眼光看来，尼采的语言批判尤其值得注意，可以说是尼采哲学中最富于现代特点的内容之一。他步步深挖形而上学的根源，终于发现已经化作种族心理结构的语法结构是形而上学最重要的一个心理根源，从而把语言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对于语言问题的重视，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
4.不存在“真正的世界”
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二分模式把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判为“假象”的世界，虚构了一个不变的本体世界作为“真正的世界”。尼采从道德偏见和理性崇拜两方面揭示了这一虚构的根源，得出结论：“‘假象’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只是编造出来的。”[61]
尼采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根本性的认识，是向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挑战。他把这个认识归纳成四个命题。第一命题：“将‘此岸’世界说成假象世界的那些理由，毋宁说证明了‘此岸’世界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不可证明的。”第二命题：“被归诸事物之‘真正的存在’的特征，是不存在的特征，虚无的特征——‘真正的世界’是通过同现实世界相对立而构成的。”第三命题：“虚构一个‘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倘若一种诽谤、蔑视、怀疑生命的本能在我们身上还不强烈的话。在相反的场合，我们是用一种‘彼岸的’‘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第四命题：“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表征。”[62]前两个命题强调，虚构“真正的世界”的理由不能成立。后两个命题强调，虚构“真正的世界”的实质是向现实的生命世界复仇。
本书中有一篇题为《“真正的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一个错误的历史》的短文，尼采用诙谐的笔调描述了传统形而上学一步步衰落的历史。在柏拉图，“真正的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德者现在就可以达到的。在基督教，变成了现在不可达到，但许诺给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在康德，进而变成了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作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到了实证主义，不再是安慰和义务，尼采称之为“拂晓”“理性的第一个呵欠”。最后，到了尼采自己，天亮了，“真正的世界”作为一个无用的理念被废除了。但这还没有完，尼采接着问：“我们业已废除真正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假象的世界？……但不！随同真正的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这才是“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久远的错误的终结；人类的顶峰”。[63]废除了“真正的世界”，也就废除了世界的二元对立，只有一个世界，它是现象世界也是实存世界，因此不复是“假象的世界”。我们不禁想起佛的教导：“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尼采确实认为，色（现象界）空（本体界）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最久远的错误”，他为自己终结了这个错误而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