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对时代的批判也是一个重要内容。看一个人是否健康，要看身心两个方面，生命和精神的状态是否好，看时代也是如此。生命力是强健还是衰弱，有无强大的精神本能，是尼采评判时代的两个主要标准。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的病症，一是生命力衰弱，二是精神本能退化，生命和精神两方面都患病了。他心目中的伟大样板，是希腊悲剧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二者都是有强健生命力和强大精神本能的时代。
1.颓废：生命力的衰弱
在本书中，尼采常用“颓废”（décadence）一词描述现时代的特征，说他“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是“一步步颓废下去”，并把19世纪定性为“一个颓废世纪”。[64]所谓颓废，就是指生命力的普遍衰弱，突出地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同情的道德。同情的道德原是英国哲学家的主张，由亚当·斯密首先提出，认为人性中除了利己即趋乐避苦的本能，还有同情的本能，即对他人所受苦乐的同感，人类社会两种最基本的道德——正义和仁慈——便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之上。叔本华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为同情的道德论证，他的哲学以意志为世界的本体，万物皆是意志的现象，而同情便是在一切生命中认出这同一意志的高尚认识，它是一切真正的即无私的德行的泉源。尼采认为，近代这两种以同情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实质上都是基督教道德的变形。英国人声称同情是人的本能，似乎撇开了基督教谈论道德，其实“这本身也只是受基督教价值判断支配的结果，是这种支配强大和深刻的表现，以至于英国道德的根源被遗忘了”。[65]而“那个试图借叔本华的同情道德赋予自身以科学形态的运动——一个极不成功的尝试！——乃是道德领域的真正颓废运动，作为这样的运动，它与基督教道德深深地一脉相承”。[66]
尼采分析说，同情的道德在近代成为主流，这是“生命力普遍衰弱的结果之一”。因为衰弱，人们必须互相帮助，“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病人，又都是护士”，这被叫作“德行”；可是在生命力充沛的人眼中，这只配被叫作“懦弱”“可怜”“老太婆道德”。在生命力充沛的时代，习俗是严峻而可怕的，人们喜爱冒险、挑战、挥霍，把同情视为可鄙的品质。然而，因为习俗的柔化，“从前是生命的佐料的东西，对于我们却是毒药”。“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要人们警惕它的人，人们不妨称之为道德感伤主义，它是一切颓废者固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总之，这是一个衰弱的时代，“我们的德行是由我们的衰弱所决定、所要求的”。[67]
二、平等的政治学说。由卢梭倡导，权利平等成为18、19世纪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尼采认为，所谓权利平等是一种“事实上的雷同化”，“本质上属于衰落”。他说：“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化，自我实现、自我提高的意志，我称这一切为距离的激情，它们是每个坚强时代所固有的。如今，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日益缩小了——极端本身终于消失而成为雷同……”[68]可以看出，他反对平等学说，重点放在张扬个人的独特和优秀，而认为平等会导致个性的磨灭和人的平庸化。
三、虚假的“自由”。尼采抨击说：“人们得过且过，活得极其仓促——活得极其不负责任：却美其名曰‘自由’。”[69]他强调，真正的自由，不是过舒适的日子，相反是“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为自己的事业而不在意艰难劳苦乃至牺牲生命。“自由人是战士”，这样的人轻蔑地践踏一切平庸之辈“所梦想的可怜的舒适”。因此，“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被不断地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远，紧挨被奴役的危险。”[70]
四、没有生命活力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的生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疲惫的劳作，另一个部分是无所用心的娱乐。尼采讽刺说，被劳作折磨得迟钝的人们，“如今他们也要求享有艺术了，包括书籍尤其报刊——甚至美丽的自然，意大利”，“需要避暑、海水浴、滑冰、拜洛伊特”，用这些东西为自己催眠，让疲惫的身心复原。[71]
2.非精神化：精神本能的退化
时代的病症，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本能退化。尼采写道：“17年来，我不知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的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今日强加于每一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是禀赋更完满、更丰富、更深刻的天性找不到相应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我们的文化之受到损害，莫过于自负的游手好闲者和片断人性的过剩；我们的大学与愿相违地是使精神本能如此退化的地道温室。”[72]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现代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倾向导致了人性片面发展；二、这个情况在教育领域产生了恶果，便是缺乏人性丰满的好教育家，使得大学也成了加剧精神本能退化的场所。
精神本能的退化，最突出地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尼采十分关注教育，在早期著作《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已对德国教育机构的政治化、功利化倾向做了深刻批判，在这部晚期著作中，又回到了这个题目，重点放在批判德国的高等教育。他指出，“整个德国高等教育已经丢失了主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高等教育的目的，本应该是教育和文化本身，即启迪心灵，培养高级文化人才，而现在降低成了职业训练，培养适宜于为国家效劳的工具。在手段上，若以文化本身为目的，“所需要的是教育家，而不是文科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这是“教育的第一前提”。两者的区别何在？尼采说，教育家是自我教育成的，有卓越、高贵的灵魂，能以身教、言教体现真正的文化；相反，现在的教师是教育机构生产出来的，只是一些“博学的粗汉”和“高级保姆”。与此相关，高级文化人才总是少数，“高等教育仅仅属于例外者，一个人必须是特许的，才有权享有如此高级的特权”，而现在的大学却追求过高的入学率，高等教育因为普及而变得平庸。要之，大学的水平决定了一国文化的水平，由于高等教育的目的和性质发生蜕变，导致了德国文化的衰落。[73]
本书中有一则题为“出自一次博士考试”的札记，十分精彩。尼采如此写道：“‘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怎样做到这一点？’——通过义务观念。——‘谁是他在这方面的榜样？’——教人死记硬背的语文学教师。——‘谁是完人？’——国家官员。”[74]我们不妨自问，尼采对他那个时代高等教育的这个辛辣讽刺，是否更像是针对我们今天整个学校教育的？
尼采对德国教育的批判，有一个大的语境，就是当时的德国政治状况。他活动的年代，正值第二帝国成立，德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铁血宰相俾斯麦推行对外扩张、对内强化国家机器的政策。当时，德国掀起了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德国，德国高于一切”便是国歌里的一句歌词。20世纪对尼采的误解，莫过于指责他鼓吹强权政治，其实他对强权政治是持鲜明的反对立场的。在他看来，强权政治是导致德国整体上非精神化的罪魁祸首，也是导致高等教育非精神化的根源之一。在本书“德国人缺少什么”这个篇章里，有两段重要论述值得比较完整地抄录。
其一：“获取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一度被称为思想家民族，如今他们究竟还思索吗？——德国人现在厌倦精神，德国人现在猜疑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严肃态度——‘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末日……‘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在国外有人问我。我感到脸红，但以我即使在失望时也具有的勇气回答：‘有的，俾斯麦！’”
其二：“任何人的花费归根到底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一个人把自己花费在权力、大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一个人向这些方面付出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克制的能量，他就是这能量，那么，他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文化和国家是敌对的……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衰微的时代：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75]
这两段话的表达异常清晰有力，不需要再做解释了。一言以蔽之，强权政治导致了德国在精神文化领域里的衰退。
精神本能的退化，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现代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尼采说：“在我看来，今日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虚伪更为罕见了……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甚至在被迫接受另一种信仰时，也不放弃从前的信仰。今日人们放弃它；或者更常见的是，再添上第二种信仰——在每种场合他们都依然是诚实的。”对信仰抱满不在乎的态度，什么都可以信，什么都不是真信，这恰恰证明了现代人毫无信仰。在这种普遍的满不在乎的氛围里，有真信仰的人反而成了人们的笑柄。“今日一个人怎样才丢丑？在他矢志如一的情况下。在他一条路走到底的情况下。在他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在他秉性纯正的情况下。”[76]信仰的前提是灵魂的认真，有强大的精神本能，丢失了这个前提，信仰就成了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