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宣布：“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总有一天要被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48]事实上，在此书中，这位法官已经在判案了，尼采已经开始他一生所致力的现代文化批判了。当时批判的矛头指向一种以理性至上、知识万能为基本信念的世界观，他称之为“科学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理论乐观主义”“理论世界观”等，认为这样一种世界观是导致现代文化危机的重要根源，并认定苏格拉底是其始祖和原型。
尼采是通过对悲剧灭亡原因的分析引出这个话题的。据他分析，悲剧在欧里庇得斯手上走向了灭亡，欧里庇得斯用“理性主义方法”从事悲剧创作，用冷静的思考取代酒神的陶醉，所奉行的最高审美原则是“理解然后美”，而这个原则其实只是他的密友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原则在戏剧中的应用。
按照尼采的描述，苏格拉底是“一种在他之前闻所未闻的生活方式即理论家的典型”[49]，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逻辑天性过度发达，用逻辑取代和否定本能。这个新典型的出现开启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尼采给它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我把科学精神理解为最早显现于苏格拉底人格之中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信念。”[50]亦即对理性、逻辑、科学、知识的迷信，相信凭借理性的力量，一方面可以穷究世界的真相和万物的本性，另一方面可以指导和造福人生。自苏格拉底之后，科学主义世界观迅速战胜了由神话、希腊悲剧、前苏格拉底哲学所代表的审美世界观，在欧洲思想中取得了长久的支配地位。
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一种“形而上学妄念”，即坚信“思想循着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至深的深渊”，凭借逻辑可以把握世界的本质。由于这个妄念的支配，在人类能力的评估上，无限夸大理性能力的价值，“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在人类使命的定位上，无限抬高知识的地位，追求真知被视为“人类最高的甚至唯一的真正使命”。尤其从文艺复兴以来，“由于求知欲的泛滥，一张普遍的思想之网笼罩全球”，建立起了“现代高得吓人的知识金字塔”。[51]这种情况在现代达到了顶点：“把具备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我们的一切教育方法究其根源都以这一理想为目的，其余种种生活只能艰难地偶尔露头，仿佛是一些不合本意的生活。”[52]
希腊人的世界观之发生由艺术向科学的转折，大背景是神话的衰亡。尼采十分重视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品质的意义。在他看来，一方面，作为“民族早期生活的无意识形而上学”，神话给民族和个人的生活“打上永恒的印记”，借此而在某种意义上超越时间，显示了“对生命的真正意义即形而上意义的无意识的内在信念”。另一方面，神话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天然土壤和有机纽带，“唯有一种用神话调整的视野，才把全部文化运动规束为统一体”。因此，一个民族一旦毁弃神话的家园，“开始历史地理解自己”，其生存就会出现“一种断然的世俗倾向”，其文化也会“丧失健康的天然创造力”。[53]这正是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的情形。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民族，神话的衰亡都有其必然性。尼采对此并不否认，但是，他认为，在希腊神话衰亡的过程中，悲剧曾是挽救民族形而上学信念的最后努力，这个努力终于失败，责任在苏格拉底所开启的科学主义世界观。随着神话的逐步衰亡，世界和人生在本质上的无意义性暴露在人们眼前了。对于这种无意义性，悲剧是勇于正视的，并为之寻求艺术的拯救。相反，科学却用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回避这个根本难题，其手段一是用抽象逻辑冒充对世界和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二是用枝节问题的解决取代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解决，“把个人引诱到可以解决的任务这个最狭窄的范围内”[54]。前者使人热衷于逻辑，后者使人局限于经验，共同的结果是逃避那个逻辑和经验都不能触及的形而上领域。
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生存状态上，由于回避人生根本问题，“用概念指导人生”，使现代人的生存具有一种“抽象性质”，浮在人生的表面，灵魂空虚，无家可归。[55]灵魂空虚的另一面便是欲望膨胀，到处蔓延一种“可怕的世俗倾向”，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于当下的轻浮崇拜”。[56]人们急切地追求尘世幸福，这“已经使整个社会直至于最低层腐败，社会因沸腾的欲望而惶惶不可终日”。[57]
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必然反映到文化上，其表现是精神上的贫困和知识上的贪婪。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丧失了原创力，于是只好用知识来填充自身。用以填充的知识，首先是过去时代的文化。学术上是如此：“如今，这里站立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贪得无厌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兴趣，对无数其他文化的搜集汇拢，竭泽而渔的求知欲……人们不妨自问，这种文化的如此狂热不安的亢奋，倘若不是饥馑者的急不可待、饥不择食，又是什么？”[58]艺术上也是如此：“现代艺术暴露了这种普遍的贫困：人们徒劳地模仿一切伟大创造的时代和天才，徒劳地搜集全部‘世界文学’放在现代人周围以安慰他，把他置于历代艺术风格和艺术家中间，使他得以像亚当给动物命名一样给他们命名；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永远的饥饿者，一个心力交瘁的‘批评家’，一个亚历山大图书馆式人物，一个骨子里的图书管理员和校对员，可怜被书上的尘埃和印刷错误弄得失明。”[59]
用以填充的知识，其次是当下的信息。尼采相当前瞻性地揭示了大众媒体支配现代文化的趋势，他指出：“‘新闻记者’这种被岁月奴役的纸糊奴隶在一切文化问题上都战胜了高级教师。”[60]“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大学生、中小学生乃至最清白无辜的妇女，已经不知不觉地从教育和报刊养成了对艺术品的同样理解力。”由于媒体的支配，“艺术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结果，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61]
出路何在？尼采寄希望于悲剧世界观的复兴，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我们看到，直到今天，他所描述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仍是基本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