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在新中国人口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它曾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人口死亡，而且也在于它曾掀起了一波2000多万人城乡间的大流转。
这一时期的城乡人口流转在规模和强度上都是空前的。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转不仅改变了这些移民的个人命运，而且也扭转了此后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格局的发展方向。城乡人口大流转是“大跃进”运动灾难性后果的重要构成。
一、大招工：农村人口大举进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问题始终是困扰新政府的一道难题。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在1950年代相继出现严重的工人失业问题。然而，这种局面到了1958年下半年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困扰多年的失业顽疾瞬间烟消云散，各行各业转而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局面，纷纷叫嚷人手不足，要求上级劳动部门增调劳动力。
毫无疑问，劳动力供应形势的急剧转变归因于“大跃进”。
二、危机爆发：精简城市人口政策出台
“大跃进”并未真正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劳动力短缺的繁荣局面难以持久，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1958年冬季已经严重损害了整个国民经济，显露出了危机迹象。这引起了中共高层的警觉，为此，这年的11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反思，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大幅度调低了1959年主要工业产品指标。随着工业产品指标的下调，城镇劳动力过剩问题立刻显现出来。
三、精简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对城市人口的疏散和精简大致可以196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1958至1960年，这一时期对外来农民的疏散本质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一以贯之的控制城市人口政策的延续。后一阶段的精简城市职工的推动力来自中央，而不再仅是上海市政府的地方需要。精简的对象不仅仅是进城的农村人口，而且包括在工厂企业工作多年的老职工、干部及他们的家属，当然首先动员的是1958年1月以后进城的农村职工。在对“大跃进”进行调整之后，精简职工取代了生产高指标，成为政府上下，包括工厂企业在内的首要任务。因此，这一阶段的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就不再是民政和公安部门等少数职能部门的事情了，而是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共同任务。
四、小结
1950年代是中国人口自由迁移阶段，尽管政府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控制逐步加强，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仍可以说是充满活力的。“大跃进”在客观上打破了对人口城乡流动的控制，并将人口流动推向了高潮。但之后人口迁移则进入了长时期的相对凝固状态，户籍制度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平息之后重新启动，承担起了其控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历史使命，人口流动的管制空前加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跃进”是一道分水岭，中国的人口迁移在这前后呈现完全不同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