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晚年离开敦煌之后才在北京居住。他在文中，提及相伴敦煌四十年的那种融入血肉的关联：
时间在消逝，年龄也随着历史在演变。三十年代，我在法国学习时，发现伟大的敦煌民族艺术宝库，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分别受到资产阶级所谓“学者”们的劫夺和破坏。作为炎黄不肖子孙，怀着败子回头振兴中华的意愿，我到敦煌从事保护研究，匆匆四十年，已到了耄耋之年，承蒙党和国家的关照，我来到了北京，养尊处优地居住在日新月异变化中的首都闹市中。
常书鸿发现敦煌却是一个偶然。留学巴黎期间，1935年，一次塞纳河畔的傍晚散步，从此改变他未来的人生走向。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常书鸿。主意一旦拿定，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他。妻子学业未能完成，他却执意前往敦煌。1936年，留下妻子和女儿，他独自一人，踏上归国之路。
在常书鸿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经破败不堪，附近的农民不仅在洞窟里生火做饭，而且还在莫高窟前的绿洲中放牧。
守护敦煌，漫长四十年！
可以说，敦煌永远在常书鸿心中。八十年代，成为政协委员的他，如果小组发言，必说敦煌。认识不少与常书鸿熟悉的前辈，他们开玩笑说，小组会上，常书鸿讲话总是从巴黎谈到敦煌。
再到敦煌莫高窟，又一次走进常书鸿生活过的院落。自1943年抵达莫高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一家一直住在这里。先后与他相伴的有妻子、儿女，有董希文夫妇、李浴、周绍森、乌密风夫妇、潘絜兹夫妇等同仁。四十年岁月，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依次在此发生。
1947年，常书鸿与李乘仙在敦煌结婚。今年2017年，正好是他们结婚七十年的纪念日。
真正理解常书鸿的是李乘仙。从1946年抵达敦煌，1947年两人结婚，她陪伴常书鸿在敦煌度过整整三十六年的艰难岁月。叶文玲在画传中的这段话写得特别好：“李乘仙对这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辈似的师长，充满了崇拜和尊敬。爱情需要崇拜和尊敬，常书鸿是值得崇拜和尊敬的，常书鸿就是她心中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