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人。生于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他从青年时代就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一生倾心血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工作。1949年以前，他先后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开辟了中国的气象事业；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使浙大挺进到全国名校行列；1949年以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开辟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幼年的竺可桢正值中华民族处于内乱外侮互相交织的时代。他自幼便渴求知识，期望国家富强。1911年考取第二期公款留美公费生后，远渡重洋，按照中国以农立国的指导思想，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学。毕业后，又选择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象学作为攻读对象，进入蜚名国际的哈佛大学，先后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在这一期间，不仅选择了地学作为他终身的专业，而且领略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他后来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他终身坚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础。在哈佛大学期间，竺可桢又积极参加由任鸿隽、杨铨等中国留学生发起的中国科学社的各项活动，为该社出版的《科学》杂志撰写了一批文章，成为五四运动以前积极传播科学知识的先驱人物之一。
竺可桢1918年回国后，仍不改献身科教事业的初衷，应聘到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执教，而后又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此校不久发展为东南大学。
在东南大学，竺可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并亲自编写了地学授课讲义《地学通论》。1921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吾国地理家之责任》一文中明确指出：“培养一批中国地学家以调查全国的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已任”。可见，二十年代初的竺可桢已立下了在中国开展调查全国自然资源的宏图大志。竺可桢创建的地学系，含地理、气象、地质和矿物四个专业，注重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训练，强调实验室和野外考察实习相结合，提倡开展科学研究，鼓励学生翻译国外有关论著。由于竺可桢办学思想明确，方法得当，东南大学地学系曾培养出我国最早的地学家，如张其昀、胡焕庸、朱炳海、吕炯、王庸等。南京从此逐渐成为我国南方的地学教学和研究中心。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竺可桢应蔡元培院长之邀，参与筹建观象台，负责气象组工作。翌年2月，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开创我国近代气象事业的艰苦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实现了他10年前归国时期望独立自主开展我国气象研究的夙愿。他亲自选定在北极阁建所，把中国的气象学研究和气象事业建设带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是独立自主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发表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吁请各地政府予以重视。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认为全国设立不同规模的测候所不应少于150个。但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要由政府专门拨款来筹建气象台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从气象研究所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建少数测候所；一是动员凡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如航空、交通部门等）出资，筹建一些测候所；再一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竺可桢的精心推动下，从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气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19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
培养人才。当时在高等学校学习气象专业的学生屈指可数，而众多气象测候站的建立又需要大批专业人才。气象研究所除了接受有关单位派来人员进修、实习，以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外，竺可桢决定兴办气象练习班以满足对人员的急需。这样的练习班，从1929年3月起，到1936年12月止，先后共举办了四期。竺可桢十分重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除由气象研究所人员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执教以外，他自已还亲自编写讲义，参与授课。学员毕业以后，大部分被介绍到气象单位任职，长期以来，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成为我国气象专业的业务骨干。
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坚持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蜚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正由于竺可桢为推动我国气象事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以无可争辩的学术带头人的身份，于1929年12月第五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上当选为该学会理事长。
竺可桢出掌浙江大学以后，对气象研究所各项工作仍关怀备至，许多事情仍需要他过问，中央研究院也要求他在气象研究所兼任所长。直到1946年底，在他坚持之下才卸掉这一职务，由他的学生赵九章接任。
1936年4月，竺可桢调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4月离开学校，渡过了他历时13年充满了艰辛而又成效卓著的校长生涯。
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创立于1897年，是我国最早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到1936年，已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学系，入读学生500余人。和国内同类学校相比，浙江大学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当时并未进入名校行列。在前任校长实施***化而学潮迭起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决定委任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就任此职事，曾犹豫再三，主要是不愿意离开已经做出显著成绩的研究工作岗位，又顾虑办好一个大学，事务繁杂，必须同官场打交道，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但他也意识到，中国社会教育问题众多，办教育者风气不正，如果自己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不利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在蔡元培以及众亲朋好友和学生的支持下，决心暂时离开研究所一段时间，毅然挑起大学校长的重任。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是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3）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4）健全的体格。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竺可桢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对浙江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强调民主办学，废除军事化管理制度。竺可桢赴任后，首先改变了前任校长郭任远执行的“大学军队化”的方针，撤销了由郭任远自兼处长的“军事管理处”，另建立训导委员会，为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创造条件。学校不设副校长，但他并不独揽权力，而是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经费预算、聘任、晋升、招生、课程设置等重大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遴选作风正派、在学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担任。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大学训导长一职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但竺可桢认为应以“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以此先后选派深得学生拥护的费巩和苏步青教授担任训导长。
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竺可桢当校之后一再明确宣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他特别注重做好两方面工作。其一是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办法请来学校执教。他“三顾茅庐”恭聘国学大师马一浮，礼请邵裴子，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华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都委以重任，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对浙江大学的毕业生启用时却相对较严。其二是使大学教授有职有权，从各个方面调动他们搞好教学工作的积极性。苏步青教授先于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职，原来对竺校长能否把浙江大学办好持观望态度。他从竺可桢办校的一系列措施中，特别是有感于竺可桢对他家庭生活体贴入微的照顾，明显地感受到校长对同事的厚爱和对事业的一番苦心，从而迸发出教学和科研工作极大的积极性，一直是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依靠力量。遵从竺可桢倡导的重才求贤的正确方针，当时浙江大学集中了一批知名教授，虽然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能同心同德，真正做到“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调通才教育，对招收新生采取宁缺毋滥原则，对一年级学生，加强数、理、化、中文和外文课程，同时又将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课程也列为必修课；为了达到打好基础的目的，竺可桢动员了苏步青、王淦昌、谭其骧等许多知名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在减少各系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鼓励学生按各人所长选修其他课程；有的系还规定学生要选定辅系。例如物理系学生有的以生物系为辅系；机械系学生有选农学的，等等。其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使学生毕业后能应付多方面工作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
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互相促进。竺可桢以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比喻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在他亲自带动下，全校师生科研活动蔚然成风。当时浙大一批教授的研究成果如王淦昌的核物理研究，钱令希的余能定理及其在悬索桥设计上的应用，蔡邦华的昆虫学研究，贝时璋的细胞学研究等，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很高声誉。在全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高年级学生也积极参加。例如数学系的“数学研究”为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每周举行一次，教师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学术讨论大大拓宽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当时的浙江大学，经常有以各种名义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回首过去，许多人仍留恋这段难得的经历，把它称之为自己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当时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李约瑟，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其根源即出于此。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战争年代渡过的，学校被迫西迁，四易校址。竺可桢上述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措施是在颠沛流离五千里的过程中实施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大学基本上实现了原定的教学计划，图书仪器大体上保存完好。而学校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相反有相当的扩大。浙江大学由战前工、农、文理三个学院，到抗战后期已发展为理、工、农、文、法、师范六个学院。到建国前夕又增加了医学院，共7个学院，30个学系。在竺可桢领导下，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成为全国的几个名牌大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