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弄清他们的“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的含义，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极。在我们看来，对等级制赋予正当性，把它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困难的。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建立在对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必须对他们的民族习俗，诸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作一番描述，我们才能了解他们对生活的看法。
正如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
赫尔在备忘录中强调了美国所尊重的最基本的原则，恰如等级制之于日本。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即：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些都是美国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主要点，也是我们认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同样遵循的准则。
平等，对美国人而言，是追求未来更美好世界的最崇髙、最道德的基础美国人信奉的就是平等，除此以外几乎别无可信，甚至对自由，当他们另有所思时，实际上会有所忽视，而平等则是身体力行的。而日本人宣布其信奉“各得其所”的信念时，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既是最容易预计，也是最广泛被接受的。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权威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对他们的习惯有最清晰的观念。
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起就得学习。
不言而喻，孝道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崇高的道德准则。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仍然必须对其大宗族尽忠。在日本，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大集团，而是封建领主。使氏族制度化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社”或“圣所”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
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取决于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静静地眼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被兄弟占有。在日本，由辈分和性别造成的特权是很大的。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并不轻易地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无论那种要求多么苛刻，家族意志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亦即以这种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的。
每个日本人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再将所学到的这种习惯运用到经济生活以及政治等广泛领域。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的经验懂得，作出一种决定，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整个家族确信此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恰巧处于家长地位的专制者随意强加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和精神财产的管理人，这些财产对全体成员都非常重要，要求他们的个人意志从属于它的要求。日本人反对用武力威胁，但并不因此而减弱对家族要求的服从，也不会因此而对有特定身份的人降低敬意。就算家族中的年长者不是强有力的独裁者，家族中的等级制也仍然能维持。
上述关于日本人家族等级制的粗浅介绍，对于在人际关系上有不同标准的美国人来说，远不能使他们理解日本家族中那种公认的强有力的感情纽带。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凝聚性，这种凝聚性如何获得，这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
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级制习惯，在阶级关系上像在家族中一样地强烈。在日本，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在七到八世纪时，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已经着手用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中国髙度文明习俗来充实日本。
不过，日本从一开始起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却绝对想不到中国在这些方面是怎样安排的，也绝对想不到他们作了多大改动。因此，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只不过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即争夺统治权开辟了道路。
在日本的封建领主中，这些大名在其领地上也确实继续享有最高的自治权。但是，德川氏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而且，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的统治，还极力加强这一体制，使之更加巩固。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不管美国人何等惊诧，这却是一个封建社会中的高度现实。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是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来生活的人，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所以，他们的信条是，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和其他三个阶级，即农、工、商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而武士则不是。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庶民与武士阶级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上。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都归大名统率，并直接与他联系。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
关于农民，法律上虽无明文保障他们免受武士欺凌及强加的沉重年贡和各种限制，但仍有某些安全保障。尽管如此，农民仍然得养活整个上层寄生阶级，这个寄生阶级大约有二百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将军的幕府、大名的机构、武士等。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居于等级制的最高地位，对其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在行政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大名。幕府就是如此费尽心机，以确保自己的权势，并加强它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实际上，日本人关于天皇的概念是太平洋诸岛上一再被发现的那种概念。天皇，即使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在等级制中仍然占有一个“恰当地位”。对日本人来说，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非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处处都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地位角色的日本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这种制度之中，日本人并没有像一些生活在强力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那样，变成温良恭顺的民族。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日本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他们的自治团体也是经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所受的限制很大，但又是有秩序和安全的。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具有一种诸如印度等国所没有的某种灵活性。的确，农民的土地是不准转让的，但是，日本的地租非常髙，因此把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对地主又是有利的。另一个变通等级制的传统方法就是过继和收养。
如果说，日本这两个阶级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有利，这是没有问题的。日本人喜好并且信赖他们那一套繁密的行为规范，是有其当然理由的。当时响彻日本的口号是“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有一股风暴横扫日本列岛。日本那落后的、受等级制束缚的民众急速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