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清朝官员。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湖南双峰）人。号涤生。道光进士。初任京官，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1852年在湖南办团练，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1860年，任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皖南军务，制定三路围攻天京（江苏南京）战略。1864年攻陷天京。后鼓吹推进洋务运动，在上海与李鸿章合办江南制造总局。有《曾国藩全集》。
晚清的曾国藩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当时和后来的读书人，言必称“中堂”、“文正”，有人甚至认为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另一个就是曾国藩了。早年毛泽东对曾国藩也敬仰备至，在给黎锦熙信中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毛泽东是出韶山冲才接触曾国藩著作的。他曾长年精心研读曾国藩的生平、事业和著作如家书、日记以及其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今日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收藏有当年毛泽东所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每卷扉页都见有毛泽东写的“咏芝珍藏”正楷四字。它是曾国藩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到1871年（同治十年）所写的一千多封致家属的书信汇集。青年毛泽东很喜欢这部书，也多以曾国藩言论为自己治学、究理和修养的楷模。1915年6月，他给湘生信中称：“尝见《曾文正公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与他务，以至百无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同上，第7页）毛泽东精读《曾文正公日记》，多有摘录曾国藩言化为自己座右铭，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双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毛泽东读后，思考其人一生之事业，慨叹由之，因此认为世上“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因此，他认为“在近世人物”中，唯有曾国藩“独得本源。”
毛泽东非常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认为它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说“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孕群籍而褒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把曾国藩和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人物作衡量时，得出结论：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
在见存的1913年《讲堂录》里，多见有毛泽东就曾国藩言行和著述所写的很多笔记和批语。如记有曾国藩所说的“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同上，第581页）；还记有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圣哲”，即文（周文王）、周（周公旦）、孔（孔丘）、孟（孟轲）、班（班固）、马（司马迁）、左（左丘明）、庄（庄周）、葛（诸葛亮）、陆（陆贽）、范（范仲淹）、马（司马光）、周（周敦颐）、程（程颢程颐）、朱（朱熹）、张（张载）、韩（韩愈）、柳（柳宗元）、欧（欧阳修）、曾（曾巩）、李（李白）、杜（杜甫）、苏（苏轼）、黄（庭坚）、许（许慎）、郑（郑玄）、杜（杜佑）、马（马端临）、顾（顾亭林）、秦（秦蕙田）、姚（姚鼐）、王（王念孙）等三十二人；还记下了曾国藩所倡导的“八本”，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忧民为本”，（同上，第593页）凡此等等，都被早年毛泽东奉为行动的信条。
对曾国藩的治军，毛泽东也颇为佩服。他后来领导人民军队时，也曾从曾国藩的军事训练和经验里吸取有益的东西。诸如曾国藩很注意治军和重视军民关系，强化严格的军风军纪，曾作了长达五百字的《爱民歌》，令湘军全体将士歌唱，毛泽东也从中借鉴，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时，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大注意”。
总之，曾国藩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强烈印象，以至他后来在延安时，还向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曾国藩镇压农民、压迫农民的武力行为，颇为毛泽东所耻。早在二十年代，他也否定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行径，指出：“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5页）因而曾国藩在四十年代，还一度曾还被戴上了“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三顶帽子，但即使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在1969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