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表达的内容也日益增加了，那几种单调的手势根本就不够用，每当手语不能充分而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时，我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就会气急败坏，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正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挣扎，想挣脱束缚。我极力挣扎，并不是因为挣扎会有什么效果，只是那反抗的烈火在胸中燃烧。每一次，我都和以前一样发疯似的踢打，又哭又闹，以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压抑，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为止。这时，母亲若在旁边，她就会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任凭我痛哭，大哭一场后我就忘了为什么发脾气。随着时光流逝，这种交流的愿望和生理局限的矛盾越来越深，我的痛苦越来越多，经常会心情不好，到了难以控制的时候就大闹一次，以致每天都要发脾气，最严重的时候，每两个小时就要闹一次。
我的状况令父母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当时，我们居住的图斯康比亚小镇附近根本就没有聋哑学校，而且，即便家中为我聘请老师，又有哪位老师愿意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呢？亲戚和朋友们都怀疑，像我这样的孩子还能接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美国札记》一书讲述了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少女——劳拉·布里吉曼，经过探索传授盲聋哑人知识的先驱——郝博士的教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终有所成的故事。然而，刚刚得到的一线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郝博士已经去世多年，郝博士的教育方法也许已经失传，即便郝博士还有传人，可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偏远小镇的小姑娘又怎能接受他们的教育呢？
我六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曾成功地治好过许多人的眼睛，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接受治疗。
那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上面钻出小孔，我摸索着用线把贝壳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兴致勃勃地玩这些贝壳，觉得非常快乐和满足。列车员也很和蔼可亲，他很乐意让我拉着他的衣角跟着他到处跑，来来回回地检票。他还让我玩他检票用的剪子，那实在是一种很好玩的玩具。我专心致志地趴在座位的一角，自得其乐地给一些零碎的硬卡片上打孔，玩几个小时都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个即兴而做的玩具看起来滑稽可笑，而且不成形状，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甚至凭借小孩子的想象力都无法拼凑出娃娃的脸孔。奇怪的是，其他的我还可以容忍，最让我不满的是这个毛巾娃娃没有眼睛。我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指出这个毛病并坚持让他们想办法，可是，最终谁也没能为布娃娃加上一双眼睛。突然，我灵机一动，冒出了一个好主意。我溜下座位开始摸索，找到姑妈缀着大珠子的披肩，从上面扯下两颗珠子，用手势示意姑妈帮我缝到娃娃的脸上。姑妈把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面，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姑妈就为我的娃娃缝上了眼睛。布娃娃有眼睛了，这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就玩腻了，对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吸引着我，我忙得不亦乐乎，一次脾气都没发过。
在巴尔的摩，切斯霍尔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仔细检查了我的眼睛，最后表示无能为力。但他对父亲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且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进行咨询，也许他能给我们一些帮助，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老师的资料。按照切斯霍尔姆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一路上，父亲顾虑重重，满腹愁肠，而我却浑然不觉，只觉得在不同的地方游历可以见到很多新鲜的事，来来往往好玩得很。贝尔博士医术高明，深受人们的敬仰。尽管那时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子，但同他一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善良。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并让它报时，这样我就能感觉到表的震动了。他懂得我的手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然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给我的人生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从此，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从黑暗奔向光明，摆脱了孤独隔绝的状态，进入充满温情的世界，并拥有了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学校的校长——阿纳戈诺斯先生写封信，看看他能否为我物色一位合适的启蒙老师。帕金斯学校正是郝博士创建治疗盲聋哑病人方法的地方，阿纳戈诺斯先生是郝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父亲立刻发了一封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阿纳戈诺斯先生热情的回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的启蒙教师已经找到了。我记得收到回信是在1886年的夏天，但等到莎莉文小姐到我们家时，已是第二年三月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自己像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面前。无数奇景展现在我的眼前，一股神奇的力量触摸着我的灵魂，我似乎听到了那个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是爱的源泉，是光明的源泉，是智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