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孟子(教育部新编语文教材荐阅阅读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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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公孙丑上

【评述】本篇基本是孟子第二次游齐时的一些言行记录,但上下篇的分工似乎非常明显,上篇都是孟子与学生的对话或直接对学生的宣讲,下篇则有各方面的内容。

本篇上篇凡九章,除了第一、二章是与弟子公孙丑的对话外,其余七章均是孟子的语录,听者的对象似乎是孟子的弟子,具体是谁已不得而知。在这九章中,孟子主要谈了“王霸之辨”“养气”“知言”,以及作为“仁政”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思想基础,即“不忍人之心”和“四端”说。这些内容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1 公孙丑[209]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210]?”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211]?’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212]。’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213]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214]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215],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216],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217]、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疟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218]。’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译文】公孙丑问道:“老师如果在齐国当政,管仲、晏婴的功业能复兴吗?”

孟子答道:“你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婴而已。曾有人问曾西:‘您与子路哪个更贤能?’曾西不安地说:‘子路是我先人所敬畏的人啊。’那人又问:‘那您与管仲哪个又更贤能呢?’曾西怒形于色,说:‘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来相比呢?管仲得到国君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主持国政的时间又是那样的长久,可成就的功业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你怎么竟拿我和他来相比呢?’”孟子又说:“管仲是连曾西都不愿效法的人,你以为我愿学他的样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晏婴辅佐齐景公使他名扬天下。难道管仲、晏婴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以齐国这样的条件来称王天下,就像手掌翻个转一样容易。”

公孙丑说:“您这样说,学生就更不明白了。像周文王那样的德行,又活了近百岁才去世,都还没有做到天下一致;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使王道政治大行。现在您把实行王政说得那么容易,难道文王还不足以效法吗?”

孟子说:“怎么可以与文王相比呢!从商汤到武丁,共有六七个圣贤的君主兴起,天下人归服殷商已经很久了,时间一久,要变就难了。武丁使诸侯来朝见,一统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一样。商纣王与武丁相隔没多久,那些勋旧世家、传统习俗、良好作风、善政德教,当时还存留着;又是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和胶鬲这些贤德君子共同辅佐,所以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那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殷王所有,没有一个民众不是殷王臣下,然而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国土起事,所以是很艰难的。齐国人有句俗话说:‘纵然有聪明,不如趁形势;纵然有锄头,不如待农时。’现今的时机容易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代最盛时,国土都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齐国却有那么广阔的辖地;(三代极盛时)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直到四方边境,处处可闻,而齐国就有那么多的民众。(在齐国目前这样的条件下,)土地不必再开辟了,民众也不必再增多了,如果推行仁以称王天下,那是没有谁能阻挡的。况且,称王天下的贤君不出现,时间没有比现在更久的了;民众被暴政的摧残迫害,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苛求饮料。孔子说过:‘德政的推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出来推行仁政,那民众的高兴,就如一个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下来一样。所以,只要做古人一半的事,必定获得比古人多一倍的功效,这也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做得到。”

3.2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219]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220]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221]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222]。孟施舍[223]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224]。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225]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226];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227]。’”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228],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229]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230],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231]!’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232]。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233];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234]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235]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236]?”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237]。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238],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公孙丑问道:“老师如果官居齐国卿相,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成就霸业和王业,也不足为怪。如果这样,您是否会动心呢?”

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时就做到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如此看来,老师比孟贲强多了。”

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不动心比我还早。”

公孙丑说:“做到不动心有方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刺不转睛,别人动了他一根毫毛,他便看作如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鞭打一样;他既不愿受普通平民的侮辱,也不愿受大国君主的侮辱;他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成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畏惧国君侯王,谁骂他一句,他就一定要回敬一句。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据他自己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样。如果估量对方的力量后才前进,考虑有必胜的把握才交锋,这种人见了数量众多的敌军是会畏惧的。我孟施舍怎能够稳操胜算呢?我只是能够无所畏惧而已。’孟施舍有点像曾子,北宫黝有点像子夏。这两人的勇气,我也说不准到底谁更强,但孟施舍的方法较为简约。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爱好勇敢吗?我曾经在老师孔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论述:自我反省,自己不在理上,哪怕对方是普通平民,我也不能去恐吓人家;自我反省,自己有理,哪怕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所守的是无所畏惧的勇气,这又不如曾子所守的原则来得简约。”

公孙丑说:“我斗胆问一声,老师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能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答道:“告子说:‘对对方言语的意思有弄不清的地方,不要再在心里反复琢磨;对于某事的道理心里没底,不要再去求助于气。’对于某事的道理心里没底,不要再去求助于气,这是可以的;而对对方言语的意思有弄不清的地方,不要再在心里反复琢磨,那是不可以的。志是气的主帅,气是充满人身体的。志到哪里,气也随之到哪里,所以说:‘应该坚定自己的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气。’”

公孙丑说:“您既然说‘志到哪里,气也随之到哪里’;又说‘应该坚定自己的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气’,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因为,志如果专一了就会影响到气,气如果专一了也会影响到志。现在我们看那些摔倒和奔跑的人,这都只是气,可是却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志(使他们心浮了)。”

公孙丑说:“我斗胆地问老师擅长什么?”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我再斗胆问一句,什么叫作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个很难说清楚。它作为一种气,是最大最刚的,用正直去培养而不伤害它的话,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与义和道是紧密配合的,否则,就会软弱无力。这种气是积累了义而产生的,不是靠偶然用义突袭一下就能取得的。只要行为使自己感到问心有愧,这气就会变得疲软了。我之所以说告子从来不懂得什么是义,是因为他把义看成是外在的东西。一定要在平日有所作为时自然合乎义,而不要故意做作,每时每刻都不要忘记此事,但也不要勉强去帮助它成长。不要像宋国人一样:有个宋国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高,而把苗拔高了,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全都枯萎了。世上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那些认为培养工作没好处而放弃的,就是不锄草的人;那些不按照规律硬去帮助生长的,就是拔苗的人。这非但没有好处,而且还害了它。”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作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呢?”

孟子说:“听到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哪里片面了;听到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哪里失误了;听到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哪里背离正道了;听到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哪里理屈词穷了。这四种言辞,如果从内心产生,便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如果体现于政治举措上,便会妨害国家各种事务。即使圣人再出现,也必定会赞同我说的这些话的。”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擅长讲说言辞;冉牛、闵子和颜渊善于阐述道德;孔子兼有他们的长处,但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并不擅长。’那么老师(既知言,又善养浩然之气)已经是圣人了吗?”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以前子贡问孔子道:‘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还不能做到,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不感到满足、教人不知疲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不满足,那是智的表现;教人不知疲倦,那是仁的表现。既仁又智,老师已经称得上是圣人了。’圣人的称号,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公孙丑说:“过去我听说过,子夏、子游和子张都各有孔子一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和颜渊大体接近于孔子,但比不上他博大。请问老师自居于哪一种呢?”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

公孙丑说:“伯夷和伊尹怎么样呢?”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什么君主都可以侍奉,什么民众都可以使唤,世道太平也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这是伊尹的处世态度。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退隐就退隐,应该长久就长久,应该短暂就短暂,这是孔子的处世态度。他们都是过去的圣人,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个人的愿望,则是要学习孔子。”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与孔子,他们能相提并论吗?”

孟子答道:“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又问:“那么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吗?”

孟子说:“有的。如果他们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土而成为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公孙丑再问:“请问他们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孟子说:“宰我、子贡和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孔子,即使夸张一点,也不至对所喜爱的人虚加赞扬。宰我说:‘以我来看老师,比尧、舜高明得多。’子贡说:‘见到一个国家的礼制,就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了解这个国家的道德。哪怕从百世以后来评价百世以来的君主,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如此吗?麒麟相对于走兽,凤凰相对于飞鸟,泰山相对于土堆,河海相对于路上的那些小水潭,都是同类。圣人相对于众民,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他的同类。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哪一个能像孔子那样伟大的。’”

3.3 孟子曰:“以力假[239]仁者霸[240],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241],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242]。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243]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244]之服孔子也。《诗》[245]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孟子说:“凭着自己的实力,假借仁义之名者,可以称霸于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家实力的雄厚强大;依靠道德的力量,推行仁政者,可以称王天下,称王天下不一定要求国家强大,商汤以方圆七十里,周文王以方圆百里(都实行了王道)。倚仗势力来使人服从的,别人并不是从心里服从他,只是因为自己实力不足。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别人就会心悦诚服,就如孔子门下七十个左右的贤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心悦诚服。’说的正是这层意思。”

3.4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246]?’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247],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248]。’《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249]。”

【译文】孟子说:“国君如能施行仁政就会有荣耀,不施行仁政就将遭屈辱。现在这些人既厌恶屈辱,可仍然安于不仁的现状,这好比讨厌潮湿却甘心居住在低下的地方。如果真的厌恶屈辱,不如以德为贵而尊重士人,使贤德的人治理国家,让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国家安定,趁这个时机,修明政教法典,哪怕是大国,也一定会对此感到畏惧了。《诗经·豳风·鸱鸮》中说:‘趁着天还没阴雨,剥取桑根上的皮,把那门窗修理好。那住在下面的人,又有谁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懂得治国的道理啊!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们?’现在国家安定,趁这个时机,追求享乐,怠惰游玩,这简直是自取祸害。祸和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诗经·大雅·文王》中说:‘应该念念不忘与天命配合,自己去多寻求点幸福。’《尚书·太甲》中说:‘天降祸害,还可以躲避;自己作孽,逃也没法逃。’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3.5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250],法而不廛[251],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252]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253],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254]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孟子说:“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让杰出的人为官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愿意到这样的朝廷里来做官;市场上,提供藏货的货栈而不征税,遇上货物滞销按法定价格征购,不让它们长期积压在货栈中,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到这样的市场上;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取道于这样的国家;耕田的人,只须帮着耕种公田而不必另交租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到这样的田里来耕种;居民不必交纳额外的赋税和服额外的徭役,那么天下民众都会高兴,愿意到这样的地方来居住。要是真能做到上面五点,那么邻国的老百姓,便会对这样的国君像对父母般的仰慕了。(邻国之君如想侵犯这样的国家,就好比)率领儿女们去攻打自己的父母,这种事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谁成功过。这样,就是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就叫作‘天吏’。做到这样而不能称王天下,还从来没有过。”

3.6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255]之心。非所以内交[256]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257],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258]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259]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260],泉之始达[261]。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孟子说:“人人都有怜悯他人之心。古代帝王有这种怜悯别人的心,这样才有怜悯百姓的仁政。拿这种怜悯别人之心,去施行怜悯百姓的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一件小东西那样容易。我之所以说人人都有怜悯他人之心,(譬如)现在人们突然看见小孩将要掉入井里去,都会立即产生一种惊惧同情之心。这不是为了想跟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了要在邻里朋友中获得好名声,也不是由于厌恶孩子的啼哭声才这样做的。由此看来,(任何一个人,)没有同情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羞耻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礼让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是非之心,不能算是人。同情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开端;礼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个开端,就如同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个开端却自认不行的人,是自己损害自己;说他的国君不行的人,是损害他的国君。凡是具有这四个开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火刚开始点着,泉水刚开始流出一样。如果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去扩充它们,那就连自己的父母也无法侍奉。”

3.7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262]?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263]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264]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265]。莫之御[266]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267]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译文】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制甲的人更不仁吗?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锋利而不能射伤人,制甲的人却唯恐自己制的甲不坚固而让人受伤。专为人求福的巫人和专为人制棺材的匠人也一样。所以一个人选择职业不可不谨慎。孔子说:‘居住的地方要有仁厚之风才算美好,选择住处而不知选有仁厚风俗的地方,怎能说是明智呢?’仁,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是人们最安逸的住宅。没有什么阻碍却不去行仁,这便是不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这种人只能做别人的仆役。当了仆役又以供人役使为耻,那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要是觉得可耻,就不如去行仁。行仁就好比射箭一样:射箭的人都是先端正自己射箭的姿势然后发箭,如果射不中,不去埋怨胜过自己的同行,只是反回来从自身去找原因罢了。’”

3.8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268],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269],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文】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很高兴;禹听到有益的话就向人拜谢。大舜比他们两个更伟大,他愿与别人一起行善,能舍弃自己的不足,听从别人对的,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他从种田、制陶、打鱼一直到被推举为领袖,没有一项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来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的所作所为没有比与别人一同行善更伟大了。”

3.9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270]。推恶恶[271]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272]去之,若将浼[273]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274]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275]而不怨,阨穷[276]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277]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278]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279]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译文】孟子说:“伯夷,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不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不与恶人讲话;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与恶人讲话,(他认为)就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污泥和炭灰上。把这种憎恶坏人的心思推广开去,他感到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要是那人帽子没戴正,他便会愤然离去,就像自己会被玷污似的。所以,当时各国国君尽管用好言好语来聘他去做官,他却不接受。他之所以不接受,就是由于他(认为那些国君不干净而)不屑于接受。柳下惠却不以侍奉肮脏的君主为耻,也不嫌弃做小官;进到朝廷不隐瞒自己的才干,但一定根据自己的原则办事;不被上面任用也无怨言,困于贫穷也不忧伤。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哪怕你在我旁边赤身露体,你又怎能玷污我呢?’因此他怡然自得地与他人共处而不失常态,别人挽留他叫他留下,他便留下。他之所以被挽留就留下,就是由于他(认为自己能洁净自好而)不屑于离去。”

孟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够恭敬。狭隘和不恭敬,君子是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