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家书(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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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致诸弟(咸丰四年五月初九日)

澄、温、沅、季老弟左右:

初九日芝三到省,接奉父大人手谕及澄、季、芝生各信,具悉一切。余于初八日具折谢恩,并夹片三件,兹一并抄录付回。凡谕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务宜好为藏弆。我兄弟五人,无一人肯整齐收拾者,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以后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温弟在此住旬余,心平气和,论事有识,以后可保家中兄弟无纷争之事,余在外大可放心。

李筱泉之家眷意欲寄居湘乡,一则省城虽防守甚严,而时时有寇至之虑;一则寓公馆比之居乡,其奢俭相去甚远。渠托江采五在中沙等处,又托余在二十三四都等处寻觅住居。澄弟等为之留心,或在离我家二三十里之区择一善地,以省俭为主,渠光景甚窘也。余再三辞之,言我家尚难自保,且迁徙而远避,又焉能庇及他人?渠意总欲居乡,缓急尚可藏匿山穴;至土匪抢劫,渠本无可抢云云。余不能再辞,澄弟可一为照拂之。鲍提军于初八日出省至辰州住,塔智亭初十拟至岳州。余不一一,即请近佳。

兄国藩手草

评点:百年旧档重见天日

曾氏是个极看重文书档案且善于收藏此类物件的人。带勇打仗,千头万绪,然就在从戎之初,他便开始注重文书的保存了。此信说到要家中诸弟好好收藏他从前线付回来的谕旨、奏章等件。就着这个机会,我们来谈一下曾氏私家档案的事。

曾氏从咸丰三年开始办湘军,到同治十一年病逝于江宁,这期间做统帅、疆吏近二十年,除开晚年的几年较为安宁外,其他岁月都在流离与战火中度过。为了不让身边的重要文书散失烧毁,他曾经专门安派两个善走的人,定期将它们背送至湘乡老家。他十分注重文书的完整性。在他的幕府中,有好几个抄手专门做誊抄之事。不仅朝廷下发的谕旨要誊抄,奏章及给官场士林的信件要誊抄,即便家信和日记也都要誊抄一份。这些抄件都让信差从所在地一一运回湘乡,妥为收藏起来。同治十一年,随同灵柩运回湖南的,大部分是保存在衙署里的档案材料和书籍。这些东西,连同先前陆续运回的文书,其后人将它们珍藏于富厚堂里,并遵照曾氏遗嘱,只供子孙浏览,不向外人开放。

一九五○年土改时,曾家的田地分给农民,富厚堂、大夫第、万宜堂等曾氏兄弟住宅被没收归于政府。面对着富厚堂里所收藏的这批档案,有人主张付之一炬,幸而也有人识其价值,主张保存下来。在得到省政府有识负责人士的同意后,湘乡的这批旧物便用船运到省城长沙,堆放在省图书馆一间很不起眼的旧屋子里,然后加上一把锁,再无人过问了。久而久之,这间小屋及屋内的所藏便被省图书馆的人给忘记了。世上的事情,真是奇妙得很。有的事,因记住而得以走运;有的事,因忘记而得以避祸。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省图书馆成了“破四旧”的重点,那时,千万册珍贵的图书瞬间毁于熊熊烈火。倘若当时有人知道这间小屋的秘密,那批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材料,立时便会引起群情激愤,一把火将它们烧得干干净净,连灰尘都不可能保留。幸而被忘记了。于是,这批私家档案得以安全无恙地度过那场劫难。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神州大地重入正道,“整理地方文献”一事为当局所重视,便有湘中耆宿重提富厚堂的材料事。于是,这批历经百年沧桑的曾氏私家档案重见天日。后来由岳麓书社加以整理出版,学术界便有了被洋人称之为不亚于发射一颗导弹或卫星的新版《曾国藩全集》:浩浩三十大册,洋洋一千五百万字。

曾氏在信中将收藏文书与收拾寻常物件一样看待,作为是否勤俭人家气象的一个衡量标准来告诫诸弟,确有它的道理所在。但事实上,这种收藏与什物收拾是两码事。它充分地体现曾氏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老到。当然,也靠着他的虑事周到的性格和办事认真的作风,才有了今日的这套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曾国藩全集》。

信中提到的李筱泉即李瀚章,此人为李鸿章的哥哥。李氏六兄弟: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个个强悍能干,尤以瀚章、鸿章出类拔萃。李瀚章的科名远远比不上李鸿章,他仅止一拔贡而已,因朝考名列一等而分发湖南任知县。曾、李两家关系不比一般,李瀚章因此得到曾氏的信任。时李任善化知县,曾氏调他办理湘军粮台。李也由此而发达,步步高升,十年后便做了湖南巡抚。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正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回安徽原籍,协助皖省团练大臣吕贤基办团练。李鸿章也因此而走上军功之路。近代官场中,李氏家族之富号称冠天下,但此时李家尚未大发。若要写一部研究合肥李氏发家史的书,此信为其早期状况提供了一个证据:“以省俭为主,渠光景甚窘也。”“至土匪抢劫,渠本无可抢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