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家书(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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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致诸弟(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澄、温、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二十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报收复武汉之喜。二十七日具折奏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霈)到鄂相会,是日又奏二十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折。其日酉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初九日,前次谢恩折奉朱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刘四等来营,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折奉朱批到鄂。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折辞谢,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

兄国藩手草

猞猁马褂亦宜付来,皮边冬帽亦可付来。泽儿写信太短,以后宜长些。

评点:只做了七天署理湖北巡抚

八月二十七日,湘军水陆两军联合作战,一并收复武昌、汉阳两城。作为省垣,武昌的地位远不是其他省城所可以比拟的。它素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向为华中重镇,其军事地位更是重要。一年多前,正是因为太平军打下了武昌,才使得他们得地利之便,顺流东下,势如破竹。现在武昌、汉阳两城居然同日而下,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有着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对于曾氏本人和湘军来说,更是一个形象和命运彻底改变的转机。一时间,各种赞扬纷至沓来,湘军一洗过去备受歧视的委屈,又加之有岳州之胜作为铺垫,“善战”之名鹊起,各省对它另眼相看,朝廷也开始将重望寄托在它的身上了。这次的赏赐大为超过上次: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赏戴花翎。

相对于京师的官职而言,曾氏的品级并未提高,从侍郎到巡抚,当时的官话叫做改调,用现在的术语叫做平调,但这里有一个权力大小的问题。巡抚乃一方诸侯,在他所管辖的省内,手握民政实权,呼风唤雨,比起京师六部的侍郎来,要神气得多,何况此刻曾氏身为湘军统领,最重要的是军需粮饷的保障。湘军因不是朝廷的经制之师,没有固定的经费开支,一切靠省内各方的支持,筹饷如同化缘,曾氏常有叫花子般的苦恼,官绅亦常有被敲勒之怨恨。曾氏的诸多不舒心,湘军与绿营的诸多冲突,多半出于此。现在做了署理湖北巡抚,这些问题便都好办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鄂抚一职对曾氏都是重要而及时的。但是曾氏不便立马接受,他还有顾虑。这顾虑缘于礼制。

曾氏现在是丧服在身的人。办团带勇乃出于捍卫桑梓,保一境平安,这属于事急从权,自古以来就有的,叫做“墨绖从戎”,官绅各界都可理解。但若正式做朝廷命官,说闲话的人就会多了。有的的确是出于严守礼制,有的则是出于嫉妒,有的是因为有仇隙,但他们都会打着维护礼教的旗帜,令违背者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但如果一辞再辞依然不获允准,不得已而接受的话,则各界指责之声便可大大减少,日后办事所遇到的阻力便会大为消减。于是,曾氏在九月十三日给朝廷的谢恩折中表示自己“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请求免掉署理湖北巡抚的职务。

其实,他根本不必多此一举。就在九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天,咸丰帝便改变了主意,又火速草拟了另一道圣旨:“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不久,十三日的谢恩折奉到朱批返回。朱批为这样几句话:“览。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

前道圣旨是九月五日下发的,距九月十二日仅仅七天。这就意味着咸丰帝只给了曾氏七天的署理湖北巡抚。倘若这道免职的命令是在看到曾氏的请辞书后,尚可以说得过去,曾氏也能保全面子,事实上不是如此。想想看,一百四十七年前的曾氏在武昌鄂抚衙门拜领到这道钦旨时,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滋味!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接下来的“严行申饬”,竟然将他的一番“孝亲苦心”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揭穿,直斥为“好名”,并上升到“违旨”的高度。对于一个刚刚建立殊功的大臣,即便知道他是在玩弄假意推辞的把戏,也不宜这样上纲上线地撕破脸皮予以训斥。笔者读史至此,深感为人之奴的卑贱,并为这种主奴之间的人格不平等而悲叹!再大的官,在皇帝的眼里,你也是他的奴才,你再拼死拼活为他卖命都是应该的,你若稍有疏忽,他就可以翻脸不认人。

读者会问,咸丰皇帝为什么在短短的七天之间便突然改变了主意,这背后有什么内幕吗?正史自然对这种事讳莫如深,野史却不讲客气地抖了出来。

原来,曾氏署理湖北巡抚的消息传出后,大学士祁隽藻悄悄地向咸丰帝进言:曾国藩现为在籍侍郎,在籍侍郎不过一布衣而已。布衣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可不是好事。这几句话使得咸丰帝猛然醒悟过来:曾国藩是一个有着相当号召力和组织力的人,他此时可以招募数万勇丁,帮助朝廷打太平军;打败太平军后,他也可以掉转矛头,直指朝廷,进而黄袍加身,自己做起皇帝来。这一点,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悟得到的。除此之外,清王朝的皇帝还会有另一种警觉,那就是民族之防。自从顺治皇帝入关进京做起整个中国的主宰者以来,满洲皇室便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代代相传,并且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加以防患,比如在全国各军事重镇安置将军、都统,这些将军、都统都是清一色的满洲人和与之有血缘相连的蒙古人。这些军事重镇中还设有满营,满营中的官兵也全是满蒙两族的。他们除镇守地方外,还兼有监视本地区绿营的重任。

曾氏是汉人,湘军是朝廷编制之外的汉人武装团体,加之《讨粤匪檄》出来以后,又有人指责曾氏是“卫道”而不是“勤王”。所有这些,对年轻的满洲皇帝来说,都是应该高度警惕的事。祁隽藻这几句话颇有些“点破英雄”的味道,于是顾不得圣谕的尊严,立即改变主意,并且小题大做,加以严饬,无非是给点颜色给曾氏看看:你只能规规矩矩勤王保朝廷,不许有半点出格犯规的行为;倘若不逊,自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制裁你!

这件事无疑深深刺激了曾氏,所以在日后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恐惧感,并时时都有抽身上岸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