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家书(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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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致诸弟(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前信(评点者按:指十一月二十三夜之信)已封,而春二、维五于二十五日到营,接奉父大人手谕及诸弟信件,敬悉一切。

曾祖生以本境练团派费之事,而必求救于百里之外,以图免出费资,其居心不甚良善。刘东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书,此等小事,何难一笑释之,而必辗转辩论,拂大人之意?在寻常人尚不能无介介于中,况大人兼三达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见信,焉能不介怀耶?望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颐天和,庶使游子在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来往信件,谨遵父大人谕,即行寄还。

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年诸事不及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现虽屡获大胜,而愈办愈难,动辄招尤。倘赖圣主如天之福,歼灭此贼,吾实不愿久居官场,自取烦恼。四弟自去冬以来,亦屡遭求全之毁,蜚来之谤,几于身无完肤。想宦途风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而温弟、季弟来书,常以保举一事疑我之有吝于四弟者,是亦不谅兄之苦衷也。

甲三从师一事,吾接九弟信,辞气甚坚,即请研生兄,以书聘之。今尚未接回信,然业令其世兄两次以家信催之,断不可更有变局。学堂以古老坪为妥,研兄居马圫铺乡中,亦山林寒苦之士,决无官场习气,尽可放心。至甲三读书,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

曾兆安、欧阳钰皆已保举教官,日内想可奉旨。余不一一,统候续布。再颂澄、温、沅、季四弟近佳。

国藩再行

评点: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氏在遭受屈辱挫折时,从不对人言及自己心中的苦痛,今日节节胜利的时候,反而向弟弟们大谈先前的委屈。这是为什么?不诉苦,是曾氏反复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一种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悯的强者精神,是一种化悲痛为力量跌倒后爬起来再干的倔强性格。这种血性,后来被代代有志有为的湘人所吸纳,成为一种湖湘品格而得到海内赞许。

此刻对诸弟诉衷肠,实在地说,颇带有几分胜利者扬眉吐气的成分在内,其潜台词显然为:世人看看,到底是谁行,谁不行?笔者的这个分析是有根据的。十多年后,曾氏在江宁城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曾经和一个名叫赵烈文的幕僚有过一段坦诚的对话。这段对话记载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曾氏并不隐讳地对赵烈文说,起兵之初心中的确有一股与人争高下的气蓄在胸臆间。这与之争高下的人主要的还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而是湖南的官场与绿营。湘军的成功,也是被激出来的。并承认自己这种好胜之心在年轻时就有了:早年在京师做翰林时,见人人都称赞梅伯言的文章、何绍基的字,心里总有点不服气,不愿居梅、何之下,便发愤作文练字,要超过他们。文章书法都果然因此而大有长进。

这里记载的无疑是一个真实的曾氏形象。他曾多次对人说过:世上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居其半。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亲身体会。

曾氏决定请罗汝怀(字研生,湘潭人,贡生出身)做子侄辈的塾师。罗学问博洽,著述甚丰,是一个良师,但曾氏却不要其子甲三(即纪泽的乳名)跟他学作八股。八股乃应试的法定文体,曾氏如此安排,岂不存心不让儿子做官有出息?

原来,这里还有个背景。

清制,二品以上的官员,其儿子可以享受到一种待遇,即不须考试便可取得国子监资格,然后再通过朝廷的一次专门测试,便可分发部曹或地方衙门做官。

曾氏认为甲三读书天分不高,八股试帖与他项学业不可同时学好,与其花大力气去学八股试帖取得举人、进士的功名,不如一心一意去读那些于身心性命、邦国经济有实用的好书。八股误人,曾氏深知,世上也有许多人深知,但又都沉溺于其间,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求得一官。既然朝廷有此优待,又何必叫儿子再去将岁月荒废于其中呢?当然,以八股博得一个进士、翰林的头衔,其出身自然光彩,今后在迁升上亦顺畅些。但以丢掉实学来换取,曾氏认为不值得。后来,曾氏在战争中逐渐认识到西学西技的重要,又特为聘请两名英国教师在家教纪泽、纪鸿学英文,读洋书。那时纪泽已经三十出头,纪鸿也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两兄弟遵父命,刻苦学习两三年后便能够识英文、操英语,纪泽后来因此被朝廷选为出使英法大臣,为国家的外交事务作了许多贡献。同时代的大官子弟中,找不出第二个曾纪泽这样的人物。这自然是后话,但可以让我们知道曾氏这种重实学而不重虚名的家教,对儿子成才所起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