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狄布
穆罕默德·狄布，1920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西部与摩洛哥接邻的边境城市特莱姆城。他父亲是木匠，由于幼时家境贫寒，没有读完中学就不得不为生活奔波，曾干过很多种工作，当过铁路工人、织地毯工人、会计和小学教师。后来由于投稿的关系，他进入当地一家报馆当记者，并且给法国、瑞士的一些报刊撰写文章，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1952年，阿尔及利亚三部曲的第一部《大房子》问世，1954年，三部曲的第二部《火灾》出版，而第三部《织布机》则是在1957年发表的。三部曲是狄布的力作，也是阿尔及利亚新文学的主要成就。三部曲表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觉醒和他们对于摆脱殖民地枷锁的愿望。
1959年，狄布发表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非洲的夏天》。这是一部描写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斗争的小说，它生动地描绘了阿尔及利亚社会中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阿拉伯家庭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各不相同的反应。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之后，这些互不关联的家庭，都受到了革命战争的冲击，一些资产阶级家庭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依然故我地蜷缩在高雅的住宅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是另一些新人却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作者着重通过描写公务员穆赫达尔·拉依一家的分化，说明旧的思想和制度正在崩溃。他以饱满的笔墨，描绘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觉醒，勃尼·布勃朗村的烈火，已经在全国燃烧，卷起了漫天的火焰，烧尽了殖民统治下的漫漫长夜，再现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斗争史上这一最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狄布由于长期居住法国，在他的创作中曾一度表现出受法国流行的象征主义思潮的影响。如196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记得大海的人》，就是从毕加索的名画《基尼卡》取得灵感写成的。1964年发表的《奔向荒野的岸边》，完全充满了象征主义的色彩，他通过一个名叫拉迪娅的女人的爱情故事，描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关系，这种创作方法自然使主题模糊，导致作品的失败。1968年，狄布放弃了这种创作方法，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就在当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国王的舞蹈》，通过书中人物的回忆，描写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对胜利后出现的一些现象的不满。1971年，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野蛮之国的上帝》，它的主题是歌颂爱国主义。狄布在这部作品中热情地描绘了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后国家出现的新气象，同时，他也提出了独立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狄布除写作长篇小说外。还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他曾先后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在咖啡店里》（1955），《阿尔及利亚故事集》（1959）和诗集《矇胧中的安息》（1961）等。
阿西娅·杰巴尔
阿西娅·杰巴尔，1936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海滨小镇。父亲是一位法文教员。1956年她就学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当时，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民族解放战争已进行得如火如荼。阿西娅参加了学生们举行的反法抗议示威活动。学校停课，她利用时间在短短两个月内写出了长篇小说《渴望》，并很快出版（1957年）。那时她不到22岁。小说表现了青年男女间感情方面面临的问题，其心理分析深刻而细腻，受到广泛好评。她原名法蒂玛·扎赫拉。出版小说时用了阿西娅·杰巴尔的笔名。以后这个名字就代替了她的原名。她丈夫是一位反法民族解放斗争战士。阿西娅在师范学院毕业后，作为流亡者与丈夫一块儿来到突尼斯。一年后，到摩洛哥拉巴特大学任教。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任阿尔及利亚大学教师，1965年回到巴黎定居。
1958年，她出版长篇小说《急不可耐的人们》，1962年出版《新世界的儿女》，这两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
《急不可耐的人们》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阿尔及利亚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少女戴丽莱从小父母双亡，由长兄和继母莱拉监护、抚养。父亲生前富有，但挥霍殆尽，死后仅留下一所大房子。莱拉对戴丽莱监管很严，处处限制她的自由。戴丽莱在家中感到压抑。她决心通过受高等教育走出家庭。她爱上了赛里姆，但自觉这爱是可怕的，因为这超越了传统。继母莱拉正是由于恪守妇道才获得大家一致的尊重。一次，赛里姆无意对戴丽莱讲道，在大学一年级时，班上忽然来了个美丽的农村姑娘，大家都喜欢她。可每当她爱上一个人时，那人的家长就迫使儿子和她断绝关系。她受到刺激，便和许多男生滥交，发生关系，赛里姆也是其中一个。但他又怕爱上她，便和她断绝往来。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刚刚死了妻子的有钱人。不久丈夫就死了。这女人就是莱拉。赛里姆不知道莱拉和戴丽莱的关系。戴丽莱随赛里姆到巴黎求学。临走时，戴丽莱为发泄多年的压抑，对莱拉讲了赛里姆告诉她的一切，指出她一直生活在假面下。赛里姆知道后，回到阿尔及利亚，这时，莱拉已嫁给一个商店老板。赛里姆约莱拉相会，被她丈夫跟踪。丈夫拔出手枪将二人双双打死。
《新世界的儿女》以抗法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农村小镇上人们的生活和斗争。这里的人们生活在传统中，各有各的家庭、个人问题，但当民族解放事业需要他（她）们时，他（她）们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哪怕牺牲生命。小说特别塑造了谢丽发、莱拉、萨莉玛等众多女性形象。她们是解放战士们的坚强后盾，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化身。他（她）们是未来新世界的真正儿女。
1969年，她与沃利德·法尔恩合写了4幕剧《鲜红的早晨》，也是描写反法民族解放战争的，塑造了不同阶层群众与游击战士的群像以及他们互相配合进行战斗的场面。1975年以后，她的兴趣转向了电影，一干就是10年。她对这段经历是这样解释的：我假期到阿尔及利亚山区、农村访问，与农民、村妇接触、交谈，了解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忧虑和面临的问题。我决心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心。她取得了成功。她执导的两部电影分别在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奖。她说，当我重新写作时，我觉得我更加成熟了，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以后她还出版过小说《阿尔及利亚女人》、《影子王后》、《远离医学》、《我的遥远的牢狱》、《斯特拉斯堡之夜》和散文集《常驻我心的声音》等。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到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国内频频出现的恐怖活动和暴力事件，吞噬着阿西娅的心。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用法语写作的作家、诗人遭到暗杀，其中就有她的朋友。她再也不能沉默了。她写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及利亚白种人》（1996）。小说描写了那些被杀害的知识分子生前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创作。但她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在小说中她从知识分子被杀、坐牢、逃亡，追溯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揭示产生悲剧的真正原因。
她1985年出版的《爱情妖魔》曾被列为法国的理想藏书。《理想藏书》的编者指出，该书“也同时揭示了一个成为作家的阿尔及利亚女子（指阿西娅）的悲剧，她与那些谙熟方言的姐妹分割开来。”独立前，阿尔及利亚一些作家用法语写作，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今天，他们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打击和暗杀的对象。在他们眼里，这些与西方文化联系的作家是叛国者。
阿西娅说，她是因为极度沉默才创作的，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的社会现实，还是对它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极度沉默后无法再沉默而写作的。
阿西娅属于在法国居住用法语写作的第二代作家。他们与祖国长期分离，对阿拉伯文化遗产了解甚少，对阿拉伯语不够精通。但是法语并没有割断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正如阿尔及利亚评论家哈·卡塞姆指出：“这表现在他们创作的一切小说、诗歌、戏剧中。我们看到，虽然作品语言常常是法文，但是精神、感情却是阿尔及利亚的，而且多数是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这些作品传播到阿拉伯马格里布各国，传播到法国和其他说法语的国家，而同时，阿拉伯文学范围有限，自然其影响力也有限。”应该说，阿西娅·杰巴尔就属于这样的作家。
2000年，阿西娅·杰巴尔获得德国法兰克福书业“和平奖”，她是获得此奖的第二位非洲作家和第一位阿拉伯作家。
德国书业和平奖授予阿西娅的原因，是“她给欧洲现代文学增加了马格里布的声音。她在健全民主、实现和平和使各种文化互相了解方面给阿尔及利亚以希望。”
阿西娅说：“我不是那种把事情简单化，只为读者提供假期在南部海滨消遣书的作家。”关于得奖，她说：“我不代表非洲人，也不代表阿拉伯人，代表他们太沉重，是要承担巨大责任的。作家的基本任务，不是代表一个人民，或一个民族，而是在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持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