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快得我难以系统地整理那许多本笔记，快得我难得从容地回忆那匆匆而去的往事。
我是属马的，已在湖北电视台奔走了16个年头，其中有13年是在新闻部度过的。我所拍摄的千余条电视新闻片和专题片中，有200多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有40多条在省以上评选中获奖。我所写的论文及文章中有近十万字见诸报端，主要事迹和作品被《中国记者新一代》、《中国当代着名编辑记者》收集和介绍。1993年1月，我被评聘为主任记者，现任湖北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我清醒地知道，这成绩和荣誉中凝聚着教育和培养我的所有老师的心血，尤其是在湖北广播电视学校两年的学习令我终生难忘。
如今四十刚出头的人，大多数都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失学、高考等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却又值得回味的经历，我也不例外。1954年3月，我出生于鄂州市华客区何庄村一个普通家庭。在读完小学、进了中学、参加串联、复课闹“革命”之后，我干过会计、农技员、广播员、通讯报道员，虽然当时对自己的前途有过多种设想，但在那个连进高等学校读书的机会都没有的年份，谁能保证今后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1976年粉碎“四人帮”，第二年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一历史机遇对于我们这些渴望入学读书的青年来说，犹如干旱已久的土地遇上了春雨。然而，我那时在农村基层所受到的重视和所担任的一些职务迫使自己常常宣传并表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可以说，被“左”的思想禁锢并奴化了的灵魂使我难以启齿离开农村，而眼前的机遇又是那样令人向往。我处于这种矛盾之中感到十分痛苦而又无力抉择。
一天晚上，我陪公社老社长和大队老支书吃饭时喝了几杯烧酒。于是，我壮胆敞开心扉，率直地露出了真言：我想读书。老支书似乎了解我的心情，把手一挥说，你明天不要上工地了，去复习考试吧！听了这话，我头脑中那道扎根农村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长期压抑的心胸豁然开朗。第二天，也就是高考前的十天，我开始了复习。是报考大学还是中专？我选择了后者。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解释是：既然不想在农村干一辈子，那么就要走得了，考中专比考大学有把握。就这样，我于1978年初坐进了湖北广播电视学校新闻班的课堂，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
两年的学习是短暂而令人难忘的。十年浩劫，百废待兴。广播电视战线也不例外，特别突出的问题是急需人才。我深知，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这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历史的责任与未来的压力。为此，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追回被耽误的青春，才能获得早就应有的知识。我们的任课老师多数是理论和实践经验十分丰富的编辑记者，他们热情耐心地为我们传递知识，对我们寄予莫大的希望。我所在的新闻班58名同学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深感知识的重要和时光的珍贵，因而在学习中你追我赶，争分夺秒，学习进度超计划进行，学习成绩普遍优良。
我们的学校那时还在远离武汉市区的汉阳县九真山南侧脚下。学习和生活条件之差是不可想象的。学校经常停电、停水；没有图书馆，没有阅览室；没有实习器具，甚至有的课程没有教材……如此种种困难，我们克服了。停电的夜晚，我们班的同学点几支蜡烛集体晚自习，躺在床上睡觉前还要用手电筒照明看几页书；停水的初秋，我们到山沟的小溪中洗澡洗衣服；学校没有图书阅览室，我们就到处借到处买，互相传阅；没有教材，我们就刻钢板，油印出小册子……比我们承受更大困难的是老师和员工，他们既要克服自身的困难，还要为我们解决问题。他们的精神和言行，不仅当时使我感动，而且在多年后我面对困难时还经常想起来。
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校内展开。刚开始，未引起我们这些只注重学习专业理论的同学的重视，仅认为那是学术界的事。随着讨论的深入，我注意到这可不是一般的讨论，所涉及的许多观点和内容都与自己的思想认识有关。比如说，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两个“凡是”？如何评价毛主席？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不弄清楚，很多现实问题就无法解释。于是，我真心地以积极的态度投入讨论之中，除分析探讨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外，还自学了一些哲学着作。通过这场讨论，我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理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清除了思想上长期存积的“左”的障碍，锻炼和提高了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自己的世界观得以成熟，为后来从事电视新闻宣传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收获颇丰，并终生受益。
两年的学习紧张有序而富有情趣，九真山常绿的松树伴着我们成长进步。清晨，我们结伴登山练身体，比意志；傍晚，我们徜徉在林间小道读论文，背考题。虽然夏日的高温使我的汗水多次湿透过铺上的凉席，冬天刺骨的山风夹着雪花令我无法去食堂买饭，但春雨之后漫山遍地的野蘑菇任我们采摘，并多次成为我们的佳肴，清新的空气，长年的宁静，不失为求知读书的好地方。
啊！难忘的九真山！难忘的湖北广播电视学校！1980年1月，我被分配到湖北电视台新闻部，从此步入了电视新闻宣传这个既新奇又陌生的领域。16年来，我做过编辑，做过记者，采访过普通老百姓，报道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活动，宣传过许多的好人好事，在新闻部干过4年副主任，到总编室任职则重点抓全台宣传计划及宣传管理。不论干哪一行，做哪件事，我都尽力尽责，认真地做，决不马虎。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不能有愧于老师或有愧于学校。
如今，九真山下的湖北广播电视学校虽已搬迁到了武汉市区内。但我脑中依然常常显现九真山上的铁塔，山下的校园，校园内的师生员工以及一幅幅学习生活的图景。愿我的母校青春永驻，长足发展！
（199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