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农为业
要想了解本书的主人公曾国藩，必须先从他的家乡说起。
曾国藩的家乡是湖南。从方位上看，湖南处在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富饶，鱼和大米的产量很大，传统上就喜欢把湖南叫作鱼米之乡。因为这个地方在洞庭湖以南，故而名“湖南”，因为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湘”。
湖南历史极其悠久。据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在8000多年前，中国人的祖先便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为主的定居生活。西周时期湖南属地为楚国南部。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长沙郡”。唐朝时，第一次设立“湖南观察使”衙署，这也是中国行政区划上第一次出现湖南这个说法。再往后，宋朝设“湖南路”，明朝设“湖广行省”，到了清朝则出现“湖南省”。
湖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富饶的地方，历史上它是一个蛮荒之地。既然荒芜，自然会陆续有人来开发，久而久之，湖南就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形成的发祥地之一。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但是整个发展繁荣过程相当缓慢，直到唐宋时期，湖南依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那时候朝廷流放犯罪官员，都喜欢将他们发配到此地，足以说明湖南当时有多荒凉。
湖南文化上的发展也是一步步来的。蛮荒之地的人以农耕为主，也没有读书传统，这导致湖南人早年间并没有太多高中科举的人。当然，这跟政治中心多在北方有极大关系。转机发生在宋代，那时候文化重心开始南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长沙设立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的建立，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广泛的文化事件，全国各地的文化人都慕名而来。还有一些知名学者也受到邀请，到岳麓书院讲学。比如福建的张栻、朱熹等，他们都是在这里做研究、带弟子，由此湖湘学派就此开立，一时蔚为大观。永州人周敦颐一直在外做官，他受此影响也回乡讲学，并开理学之先，启发了宋明时代著名学者如朱熹、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等人，他们一起被尊为“理学鼻祖”。
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湖南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里一下子出现了大批名人，其中尤以政治军事人才居多。中国的《辞海》里就写着，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44人，居全国之首。于是出现一种说法，中国近代史有一半是湖南人的历史。
在湖南所有地方中，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又是极其出人才的地方。有一种略微夸张的说法是：湖南近代史有一半和湘乡县有关。这么说也有它的根据，如果以晚清、民国时期的湘乡县城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为200里的圆圈，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他们的家乡都在这个圆圈内。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是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其中，晚清经世致用的学风是重要原因。清朝在入关之初，为了拉拢民心，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拉拢的手法。随着政权逐步稳定，清朝统治者的傲慢越来越大，排斥汉族之意便慢慢显现。汉族知识分子因文字狱被杀者，不计其数。为了自求多福，知识分子只能钻入故纸堆里，做一些与政治毫无瓜葛的考据，这也是清代考据学比较发达的关键原因。
不过，在所谓蛮荒之地的湖南，考据学却几乎未在此地发挥影响。湖湘学子对考据不感兴趣，周敦颐、朱熹等人在湖南埋下的理学种子，在此刻发芽成长。这种理学植入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王夫之的“忧国忧民”，从而在湖南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风潮。
至于为什么是在湘乡出现这么多名人？这背后还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湘乡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秦朝属长沙郡湘南县。西汉高祖五年（前202）置长沙郡。后于哀帝建平四年（前3），封长沙王的儿子刘昌为湘乡侯。自此才有了湘乡这个名字。东汉时改长沙郡，原湘乡侯领地改为湘乡县。及至清代，湘乡县隶属于长沙府。
说到此处，需要交代一下清代的行政配置。清乾隆帝将全国设18个行省，分别由8位总督和15位巡抚管辖。8位总督辖区是：直隶；两江，包括江苏、江西与安徽；两广，广东与广西；湖广，湖北与湖南；四川；闽浙，即福建与浙江；陕甘，包括陕西与甘肃；云贵，即云南省与贵州省。
总督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属地最高行政长官。总督自动拥有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副都御使职衔。总督不仅对该省的最高文官拥有领导权，他还对军队具有特殊的权力。在鸦片战争之前，总督有时会被钦差大臣压过一头。钦差大臣的地位就更加特殊了，他经常是临时指派，虽然在省里没有行政权，但因为是代表皇帝查办一些特殊事项，隐形的权力显然更高。不过，在太平天国期间，总督常常兼任钦差大臣，以此来加强总督的权势。
总督的下一级官员是巡抚。巡抚与总督一样，在地方治理上也手握生杀大权，比如他要过问当地政事，审核刑事案件等。除此之外，监督下级行为也是巡抚的职责。总体来看，清朝的行政规划使得每个省都是一个完整的领地，总督如同藩王一样极具权势。
从实际情况看，每个省完全不依赖其他省份而存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陆军、水师、征税系统及其社会习俗。这导致了省与省之间的方言、生活习惯、文化习俗都不一样。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独立，百姓也坚持自我的文化属性，以此来区别外省人士。只有在涉及盐的贸易和水师的时候，省与省之间的领导者，才会在朝廷某种程度的控制下做出让步。在其他几乎所有的事务中，督抚之间都会彼此推诿。
不过，即使官员们拥有如此大的独立性，他们仍然受到制约：一方面，来自朝廷的官员在各省悄悄监视着高级官吏，主要目的是检查他们的为官履职情况，并时刻注意这些地方大员是否存在谋反的迹象，这也是朝廷最为担心的隐患。与上级的担心一样，这些地方高级官吏同样派人到县城里监视低级官吏。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还要受到另一个不可忽视群体——士绅阶层的制约。士绅的一个突出作用是，他们在乡村地区各种民间组织的协助下，防止官吏们侵犯民众约定俗成的权利。士绅阶层往往有家族传承，因为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官方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制衡的矛盾连接，士绅能够在当地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曾国藩在湖南湘乡出生、成长。曾国藩打从记事起，就知道他的家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早在蜀汉时期，湘乡就曾出现蒋琬这样的名相，清前期和中期更是出现了谢振定、邓文泮、罗国俊等名臣。不过，曾国藩自己绝不会料到的是，真正让湘乡闻名世界，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是他自己。特别是他后来一手创立的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巨大功勋，不仅避免晚清政府过早倒台，更让他自己声名鹊起。
说到曾家，其实也非常有历史典故。曾氏家族是中国的六大家族之一，其源头是中国的大哲学家曾子，他是孔夫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从曾国藩家族历史看，并没有迹象显示会出大人物。曾国藩的祖籍在衡阳，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到了曾竟希（曾国藩的曾祖父）的祖父曾元吉时，突然发达起来。曾家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四十亩薄田，整个家族开始向兴旺的方向发展。等到曾元吉年岁渐老时，他自知余年不多，便提前安排后事，将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等全部家业分给了子孙，仅留下衡阳四十亩地用于养老送终。
乾隆二十九年（1764），曾元吉病故。他的子孙靠分得的家产，平日里依靠收租就能有不错的收入，生活依然衣食无忧。曾元吉有六个儿子，其中次子叫曾辅臣。曾辅臣虽然也分得一份家产，但不改勤俭劳作之风，每日坚持耕作。乾隆四十一年（1776），55岁的曾辅臣留下独子曾竟希撒手而去。
曾竟希继承了父亲的俭朴作风。但他内心里有一个暗暗的念头在浮动：搬家。之前提到，曾家在大界有几处宅院。大界位于湘乡县城西南100多公里之外，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大界有一处叫作白杨坪的村子。曾竟希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风水，于是决定举家搬到这里。清嘉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08年，白杨坪新迁来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曾，全家十几口人，长者就是曾竟希，那年他已66岁。
从各种历史史料中，至今无法判断曾竟希举家迁往白杨坪的具体原因。按照中国传统农人的生活习俗，除非曾竟希一家在原住地发生重大变故，否则不会有此重大迁徙。中国人传统上也不是一个喜欢频繁移居的民族，对频繁迁移居住地并不热衷，反而喜欢守着故土世代耕耘。如此看来，曾家的这一迁移十分不同寻常。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白杨坪成为曾竟希一家新的安身立命之地。白杨坪也成为绵延五世、曾国藩外出做官后一直心系的老家。曾国藩曾经多次在文章里怀念家乡：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莽莽寒山匝四围，眼穿望不到庭闱。絮漂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在白杨坪居住的前几年，曾家生活一如往常。转机发生在第四年冬天。这天晚上，曾竟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先在宅堂里盘旋良久，随后又跃入内庭环绕一周。这条巨蟒究竟意欲何为？他正在梦里思索，忽然一下子被吵醒。原来是家人报喜，他的孙媳妇刚刚生了一个男孩儿。曾竟希还没看到孩子，但回想起之前的梦境，坚持认为：此梦为吉兆，新生的男孩儿必定能光耀门楣。
这个伴随着美梦与吉兆出生的婴儿就是曾国藩，他出生的日期是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的出生，不仅改变了曾家整个家族的命运，更改写了清朝的历史。
二、祖父曾玉屏
曾国藩的出生，成了曾氏全家寄托希望的所在，其中最高兴的长辈莫过于曾国藩的祖父。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在曾家是绝对的大家长，他不光地位最高，他自己的个人品格也极其让人佩服，周围邻里十分尊敬他。在他身上，完美地呈现了中国传统“耕读”持家的学风。
曾星冈，名玉屏，他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太学生。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曾玉屏的子女并不多，他只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旧式大家族里，父亲的权威向来不容挑战，在曾家这种传统儒家家庭里，更是如此。曾玉屏不仅对自己的儿子有极其严格的教育，对待孙辈的曾国藩也是一样严苛。幼年的教育对人的一生都会有影响，因为祖父的教诲，让曾国藩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身上都有可以印证“隔代遗传”的“基因密码”。
说起来，曾玉屏也不是一下子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贤达之人。他年轻时可以称得上顽劣，因家境尚算富裕，他早年沾染了“游惰”习气，不光有书不读，更沉湎于嬉戏游玩，常常骑着马到当时比较繁华的湘潭市肆，与一些“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
湘潭自古就是湘中著名的大都会。自从南宋以来，湘潭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其热闹程度自是一般粗野乡下所不能比的。湘潭地处湘江中游，四季通航，南来北往十分便利。明代时，诗人周圣权就在《题万楼》中赞颂湘潭美景：岸花明媚接芳洲，三月江风送客愁。台阁初成延胜迹，山川有待识名流。野烟窈窕村中树，帆影参差槛外舟。清绝潇湘春唱和，竞将韵事一齐收。清朝人张九镒在《昭山》中也曾写道：西风一片写清秋，两桨飞随贴水鸥。摇到湘头望湘尾，昭山断处白云浮。
从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诗篇中，湘潭的秀美山川已经让人浮想联翩。亲身畅游，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曾国藩的故乡湘乡，距离湘潭只有不足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一两个时辰便可到达。
少年时代的曾玉屏对未知的世界十分好奇，虽然懵懂，但放荡不羁的性格让他无所顾忌。整日里晚睡早起，巡游湘潭，引得邻里乡亲时常讥笑和斥责。曾玉屏当时年纪尚小，无论是周围邻里的嘲笑，还是家里长辈的训斥，他都毫不在乎，玩乐习气一直不改。
直到年岁渐长时，曾玉屏开始察觉自己的行为失当。清朝晚期仍属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那时一个人的名声显得格外紧要。曾玉屏经历的事情多了，也开始慢慢在意自己在外人眼里的印象。从他内心深处，也的确不希望曾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手中。最后一次，当曾玉屏听到他人讥笑他：“言行浮薄”，“将覆其家者”，内心受到极大刺激，自尊心似乎在瞬间崩塌。他开始反躬自责，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年少无知。他把整日驮着他游玩的马卖掉，徒步走回家中。
自此以后，曾玉屏仿佛换了一个人。每天天未亮之时，他便起床到农田做活儿。他的家乡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自然少不了辛苦。曾玉屏不怕这些，突然间有了些“愚公”的精神，一步一步地开始了在山丘造梯田的尝试。
曾玉屏当年的努力，曾国藩后来曾经做过详细回忆，大意为：35岁那年，曾玉屏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整日住在那里。小茅屋周围的梯田坡陡高峻，而且田块的面积很小，简直如同瓦片大小。
曾玉屏并不觉得这里有多苦，他心里只想着劳作这一件事。他开山凿石，拓荒耕地，硬是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景象蔚为壮观。夜晚来临，曾玉屏也不会感觉到孤独，他有很多事情做。比如他会亲自放水，听虫鸣鸟叫以知晓节气。艰苦劳作中，他又把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作为乐趣。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除草，或者在晚上叫佣工帮忙施肥。除此之外，曾玉屏还在屋里喂着猪，屋外又养着鱼，他把自己全部的生活打理得忙碌且充实。
正是在这寻常耕耘及收获中，曾玉屏的人生开始经历一个新的阶段，这和他过去整日寻欢作乐的日子是不同的。他第一次发现，原来靠劳动也能获得如此多的喜悦，人生的满足感也因此得到。后来，他也时常跟家人说起在这期间悟出的人生哲理：只要是自己亲手耕种并且收获的粮食和蔬菜，吃起来味道一定非常鲜美；只要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东西，享用起来也会非常心安理得。
付出自然有回报，这回报不只让曾玉屏内心变得十分丰富，更让他在世俗社会里得到乡人的交口称赞。特别是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相连的田地时，周围的邻里乡亲意识到，原来那个纵情声色、不务正业的少年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玉屏的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看待周围人和事物的眼光也跟过去完全不同。
生活渐渐走上正轨之后，曾玉屏依靠他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使得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慢慢改善，这为他子孙后代的耕读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曾氏几代人以务农为生，包括积聚数千金产业的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内，曾家社会地位直线跃升。直到曾玉屏发迹，曾氏家运开始发生转机，在曾国藩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有清晰的文字描述了曾家在地方的社会地位。
曾家的社会地位完全仰仗曾玉屏的努力获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推动力，便是曾玉屏主导下的筑宗祠、置祀产举动，让他一跃成为曾氏宗族组织中名副其实的领袖。
整个事情的起因如此：本来曾氏宗族没有祠堂，曾氏家族也如一盘散沙一般。前文提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曾元吉去世后，他的四十亩田被六房长孙均分，长孙把这些田地用以收租。后来，这四十亩地又改为曾家的祀产。嘉庆年间，作为曾元吉的曾孙，曾玉屏积极主张和活动，让曾氏族长把所有族人召集起来，共同决定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并且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到了第二年，曾氏宗族又聚在一起商定，将曾元吉留下的青定塘湾的四十亩田也作为祭祀的公产使用。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共五十亩公产，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
在这次祀产确定事件中，虽然召集者是曾氏家族中的耆老、长辈，但起积极推动乃至决定作用的，却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曾玉屏所说“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种种历史记载已经表明，曾玉屏在家族中的言辞已非常自信且有分量，说明他在宗族中的事实领袖地位已经确立。
曾玉屏确立其宗族领袖地位的另一凭借是其经济实力。伴随他在农田耕种上的成功，曾玉屏的个人财富也已积累到新的高度，曾玉屏成为远近闻名的、不但有经济实力而且又有威望的人物。在湘乡县，修桥补路、恤孤济贫这样的公益活动，都少不了曾玉屏的身影。
当有了钱、家族地位得到提升之后，曾玉屏开始考虑整个家族的发展大计。他自己非常清楚，早年就是因为读书不多，才让他耽误了许多光阴。曾玉屏也一直以没有拿个功名作为憾事，因此，当曾家的经济实力提高后，曾玉屏全力鼓励家族中的子孙跟随名师读书。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喜爱与文人墨客交友，三不五时地邀请文人朋友到家中做客，一方面，跟他们喝酒吃茶，聊天叙旧；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依靠这些文人朋友，为子孙的学业提供积极影响。
除此之外，曾玉屏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好。他为人练达，遇事从容，很看重亲缘与地缘关系。每当居住的村子里，有人筹办婚丧嫁娶之事，曾玉屏都要亲自前去。他觉得，礼尚往来非常重要，作为一族之长，必须要表现出对别人家的尊重，如果只是让子孙辈应付，有失礼数。邻里间如果发生争吵乃至到诉讼的地步，他也不像一般明哲保身人士唯恐避之不及，反而会勇于出面居间调停。他对那些品格高尚的人从不怠慢，对普通亲戚朋友也一视同仁。他会特别针对落魄的穷亲戚，拿出好酒好菜，予以隆重款待，生怕对方觉得遭到轻慢。简而言之，无论出钱、出物、出力，他都毫不保留，竭尽所能地给予周围人帮助。
曾玉屏也是极富正义感的人，对于横蛮不讲理、欺负老弱之人，他毫不留情，予以严厉谴责。至于清朝乡间最常见的巫婆神汉、道士和尚，他都不予理睬。那些主动找上门，要求为其看风水、算命之人，他也会严词拒绝。
以上这些，都提高了曾玉屏在地方上的威望，十里乡亲但凡提到他时，都敬佩有加，满怀敬意。
从一个地方不良少年，到有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为人处世之道的人，曾玉屏的人生出现了极富传奇性的转折。一时间，曾氏宗族领袖、地方权威人士，以及湘乡白杨坪的地方精英，这些身份都赋予了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巨大的社会地位，不只影响了曾氏家族的发展，更让刚一出生的曾国藩，有了令人期待的未来。
此时，曾玉屏已经总结出一套非常成体系的治家法则，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曾国藩对这八个字推崇有加，后来专门做过解释：“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曾玉屏治家非常严格，全家上下，从妻子王氏到孙子辈的曾国藩见到他，都是小心谨慎，生怕因为不规矩而遭到训斥。王氏平时“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国藩的父亲麟书、叔父骥云兄弟，也备受管教，“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嗃嗃（音赫，严酷的样子），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曾麟书对父亲丝毫不敢怠慢，必须“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音促急，恭敬的样子，局促不安）徐进，愉色如初”。（《台洲墓表》）
曾玉屏非常看重子孙保持农民俭朴、忠厚的传统习惯，并将这些品质看作立家之本。在曾国藩步入仕途之初，曾玉屏对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谱》的作者写道：“自是以后，公居京城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
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曾玉屏的言传身教都影响到了曾国藩。从政后的曾国藩，尽管时常在各地方任职、治军，公务十分繁忙，但祖父对他的影响之深从各处显现。比如无论在何处，他都在衙署后院开辟一块田地，种花种菜，这不只能陶冶情操，更在于磨炼意志，体验最底层劳动者的苦涩与甘甜。
曾国藩除了自己恪守祖父的家法之外，还积极倡导曾氏家族里的妇女勤于劳动。在曾家，妇女下厨房、纺纱、做衣、做鞋都是最为常见的手工活儿。这些不光是因为曾国藩的要求所致，更是曾家谨守曾玉屏教诲的具体表现。
曾国藩受到祖父影响最大之处在于读书与做人。出于对年少时生活的警醒，曾玉屏时刻不忘提醒后辈，在做人方面一定要洁身自好，时刻按照规矩行事。他尤其经常教导子孙，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耻，人若想在社会得到认可，关键要学会“自立”。若想自立，就“必须有倔强之气”。
某种程度上看，曾国藩一日三省吾身的态度，与祖父的教诲有极大关联。曾国藩资质不算上乘，但他的最大优点是能够自学自励，勇于发现和了解自己，对人生路上的难题从不畏怯，这也是他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不二法门。
有一次，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表露心迹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在待人接物上，曾国藩更是以祖父做榜样：“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以及对“孤嫠衰疾无告者”尽力“随时图之，无不小补”。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之所以会集了当时中国精英人才400人以上，主要是他们仰慕曾国藩谦卑谨慎的做人原则。薛福成在为李鸿章代拟曾国藩生平事迹一文时，明确提到曾国藩在为人方面的过人之处：“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
曾玉屏晚年时，曾国藩的官职也开始越做越大，但他自己时刻保持警醒。道光十八年（1838）底，曾国藩擢升翰林后请假回家。种种迹象表明，曾家极有可能越来越发达。曾家周围的亲戚朋友听闻曾国藩返乡，也纷纷登门道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曾玉屏对亲朋好友的祝福依然感激，家中常备酒宴，对每一位客人都极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每一位访客。等到一众客人散去，曾玉屏特意对儿子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
对于曾国藩来说，即便是在京为官，仍然把祖父的训诫视作重要参考。在他进京离家前，特意跑到祖父面前，聆听指示。曾玉屏只是简单说了一句：“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这句话后来对曾国藩的一生宦海沉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曾玉屏此类人生警句还有很多，比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如“怕临老打扫脚棍”，意在说明做人处事不能求全责备，为人为己都要留有余地。祖父的教训，都慢慢为曾国藩日后的为人处世埋下伏笔，让其从行为到内心都十分赞同以祖父为代表的曾氏家族家法。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时至今日，后人无论以何种角度评论曾国藩的人品，都无法回避这些优点：“道德足以感人”，“才能足以服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总体来看，曾国藩的道德人格和性情的培育，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不可低估。
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玉屏患了偏瘫之病，这让曾国藩十分忧虑，但身处庙堂之上，不可能回乡探望。三年之后，祖父的病情加重，曾国藩因为公务繁忙，仍未得机会回去探望。曾国藩几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得到他的许可，但曾父就是不肯。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曾玉屏因病去世，这让远在京城的曾国藩悲痛异常。曾国藩再次请求父亲允其回乡，父亲的答复依然坚决，让他安心为官，并对曾国藩说：“祖父生前爱尔特甚，望尔报效国家。”父亲还提道：“大抵骨肉之情，隐相感通，家门将有大故，游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预为忧思之兆也。”
曾国藩父亲的这番话正是贯彻了曾玉屏的治家理念。对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来说，他正是用自己一生的传奇经历，教育曾国藩为人做官之道，一直到他人生的尽头方才终止。
三、父子之间
除祖父曾玉屏之外，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便是他的父亲曾麟书。前文提到，曾玉屏育有三子，长子是麟书，次子早夭，幼子名叫曾骥云。三个儿子中，曾麟书最受曾玉屏看重。
曾麟书，字竹亭，常被后人尊称为竹亭公。虽然凭借务农在当地立足，并取得令乡人羡慕的社会财富，但这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并不算什么。在曾玉屏心目中，只有曾氏家族产生一名做官的人，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光宗耀祖。然而从过去的历史看，这种奇迹并不容易出现，因为在曾氏家族往前五六百年间，竟然从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难道是曾家的遗传基因不够好，注定出不了大官？曾玉屏百思不得其解，此事几乎成为其心中不能治愈的隐疾。
无论怎样，自己有三个儿子，曾玉屏还是想努力栽培下一代。他把自己的全部期望都寄托在大儿子曾麟书身上。可是曾麟书也不够争气，不知道是资质不够高，还是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无论他怎么刻苦勤勉，但屡考不中。这让曾玉屏心中更加不快，以致常常迁怒于儿子。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清朝的科举制度，它成就了千万读书人，也害惨了很多当不了官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清代士人要想获得一官半职，必须在求取功名的路上孜孜不倦，而且必须要经过考取生员、举人和进士这三个步骤。
但要过每一关都不容易。比如童生想考取生员，他必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县试通过者方可参加府试。
府试顾名思义，是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每年的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府试录取者还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是最为关键的考试，这次考试通过后，不仅能获取秀才的功名，还可以进入府县学官，享受公家的钱粮补贴，奠定仕途的基础。
在清朝的世俗社会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只有获得秀才功名，才算不负十年寒窗的辛苦。其优点很明显，就是打通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只要稍微具备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底层人士不是注定了一辈子只能干苦力，通过科举他们的子弟也有翻身的机会，只要资质还可以，外加刻苦用功，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可以一跃进入中上层社会。
然而，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对于贫寒子弟来说，读书、考试、做官，几乎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大意义。于是，一个孩童刚刚懂事认字，便开始受到科举的重重压力。年轻人从小就开始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他们往往数十年寒窗苦读，付出毕生精力只为求得一个功名。但客观事实是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终生应试，屡败屡战，却仍不过是个老童生。根据历史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会试中，在参试的举人里有年届90岁1人，80岁到90岁者20人，70岁到80岁者5人，结果这些人没有一人考中。
曾麟书就是屡考不中者之一。从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开始，曾麟书就开始考试。然而考了二三十年，他屡战屡败，直到年过四十，仍未考中。等到曾国藩长大成人后，曾麟书仍在考试。颇为滑稽的一幕是，曾国藩甚至跟随父亲一起考试。道光十二年（1832），在历经十六次失败之后，曾麟书时年43岁，参加第17次考试时，终于成功了，他获得“大界曾氏”几百年来第一个秀才，曾氏家族自此科门大开。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要比父亲好得多，曾国藩资质也算不上非常高，但他比父亲获得功名的时间早多了。在曾麟书荣登秀榜那年，曾国藩考得了一个备取贡生，第二年（道光十三年），曾国藩通过县试，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
当然，曾国藩考试不是纯靠运气，这与父亲的谆谆教导密不可分。说起来这中间也有曾麟书的私心。在曾麟书艰难的求取功名路上，也曾有过心灰意懒的低落时刻，他有时候也会想，自己万一一辈子什么功名都得不到怎么办，这样下去岂不很遗憾？于是，他就很自然地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近不惑的曾麟书在老家湘乡开设了私塾，取《周易·乾卦》“利见大人”之义，命名为“利见斋”，言下之意是希望私塾里的学生将来都有出息。那一年，曾国藩刚满七岁，便在私塾里跟随父亲读书。
清承明制，科举必通过学校才行，也就是说，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办私塾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获得功名的失意文人。这些人开设私塾一般出于两种目的，一是以招收本宗族的子弟为主，这带有某种“公益”性质，学生并不专门缴费，而由宗族内的专项经费划拨；二是招收其他家族的子弟，这种私塾带有“营利”性质，但盈利情况主要取决于教书先生的名望与学识，另外要看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曾麟书开设的私塾属于第一种，以招收曾氏家族的子弟为主。
由于长辈重视，曾国藩很早就开始读书。从五岁起，他开始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此作为学前教育。两年之后，曾麟书开设私塾并打算将曾国藩送入塾中读书。整个曾家专门为此进行商量，足见其对曾国藩的看重。经过祖父曾玉屏的同意，曾麟书为曾国藩取名子城，字伯涵。
从字面意义上看，“城”者，国也。其来源是《诗经·瞻卬》“哲夫成城”的典故，又有“公侯干城”的语义。《左传》有“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干城”，曾麟书之所以为其取此名，是希望曾国藩将来能成为捍卫国家的栋梁。“涵”字，则是对“城”的呼应，具有浸润、包含、包容、广大之义。言外之意在于，如果想做国家栋梁，必须开阔胸襟，学养也要广博。仅从名字就可看出，曾氏家族对曾国藩有极高的期望。
进入父亲的私塾之后，曾国藩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曾麟书对曾国藩兄弟的教育十分在意，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督导儿子们功课，他经常对曾国藩等人说：“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曾麟书对曾国藩的督促力度很大，比如，无论是晚上父子俩睡在床上，还是白天走在路上，有时候曾麟书突然想起来，就要出个题目考考儿子的功课。
曾麟书也不忘端正曾国藩的学习态度，不让他以为读书就是为了将来做官。他反复告诫曾国藩，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第，同时更是为了尽忠报国，也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曾麟书久经科场，明白读书过程中的利害得失。因此，他十分在意要培养曾国藩的自觉阅读兴趣。曾麟书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有恒：“有志进取亦是圣贤；如果能有志，就能读好书，就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悌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他还对曾国藩兄弟说，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这对培养曾国藩读书的好习惯打下了重要基础。为此，他每天都为曾国藩安排固定时间读书，并且一定确认他已经把书背得滚瓜烂熟才满意。
正是因为父亲的悉心教导，曾国藩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进入父亲私塾的第二年，他就读完了儒家经典入门书“五经”。从曾国藩十岁起，父亲就试着让他学习八股文，并且反复练习不同题目，以便让曾国藩早日开始踏上考取功名之路。在父亲的私塾里，曾国藩阅读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包括《周礼》、《仪礼》及《史记》、《昭明文选》等。
曾麟书不只对曾国藩兄弟督导极严，对他们取得的成绩也不吝赞赏，以示鼓励。比如曾国荃在其兄曾国华帮助下，文章写作大幅提升，他便立刻给曾国藩写信，对曾国荃的进步赞扬有加。曾国藩有兄弟五人，虽然曾麟书继承了曾玉屏不少家业，但要负担五子学费，并不十分轻松。但是，曾麟书想得很明白，在读书上面绝对不能省钱。因此，只要觉得这笔钱花了对儿子读书有利，他都会在经济上竭尽所能，全力支持。
曾国藩从小就在父亲的严苛训导下读书，培养了十分深厚的家学根底。曾国藩后来回忆，他从进入父亲私塾读书，直至二十岁离开家乡的十多年间，父亲循循教导的情景，让他无时无刻不记于心间。
然而，在家里私塾学了几年之后，曾国藩还是要离开那里，去异地求学。说起来，曾国藩之所以要离开家乡，与曾国藩父子屡屡考试不中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曾麟书长年失败的阴影，让他十分担心，这会不会给儿子造成心理影响，万一儿子将来重蹈自己的覆辙，考了几十年也考不过怎么办？
想到这些，曾麟书决定，必须让曾国藩到别的地方读书。换个环境说不定对儿子的教育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事儿他自己可做不了主，必须要跟曾玉屏商量。此时，曾麟书虽然在家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曾玉屏毕竟还是一家之长，况且他对孙子的学业也十分看重，所以当曾麟书把想法告诉他之后，曾玉屏立刻表示同意。于是，曾国藩出外求学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
曾家想把曾国藩送到衡阳去读书。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他们最早就是从衡阳迁到湘乡，对衡阳教育状况有所了解。曾麟书听闻衡阳有位名师汪觉庵，极其擅长教授八股试帖，并在唐氏家塾收徒，于是决定把曾国藩送到汪觉庵处念书。
曾麟书觉得，曾国藩换个新鲜环境后，会更加刻苦读书。除此之外，换用不同于父亲的教学方法，可以让曾国藩把读书与作八股文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对未来的考试大有益处。
于是，道光十年（1830），曾国藩在二十岁这一年，离开家乡湘乡奔赴衡阳，开始了异地求学的生活。
曾国藩在衡阳的求学地点在县北的双桂书院。这个书院由金溪人唐翊庭创办，在当地非常有名，许多人也把它叫作桂芳书屋、桂花轩等。双桂书院由于名气太大，所以在请名师方面从不发愁。除了让曾国藩慕名而来的汪觉庵执教，还有许多其他名士教习。曾国藩第一次在外求学，自然对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感觉新鲜。因为这毕竟是他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当接触到许多有名的老师之后，他心中自然产生了不小触动。
那段求学生涯对曾国藩影响至深，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在《金坑唐氏续谱序》里透露无限留恋之情：“往者，衡阳翊庭唐先生延觉庵汪夫子于桂花轩，余从学焉。”书院的教学以儒家经籍为主，偶尔也会让学生作些关于时政的议论文，以锻炼他们的思辨能力。教学方式上，则将个人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等方式综合运用，博采众家之长，因势利导，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以便达成最佳学习效果。
到衡阳求学后不久，曾国藩师从欧阳凝祉。欧阳凝祉非常有学问，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欧阳凝祉1786年出生，湖南衡阳县金溪庙人。因为才气颇高，生性十分孤傲。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投在他的门下，原因在于他与曾麟书十分相熟。有一次，曾麟书请欧阳凝祉对曾国藩进行测试。他以“共登青山梯”为题让曾国藩作一首诗。曾国藩完成后，欧阳凝祉对其赞不绝口，认为：“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欧阳凝祉对曾国藩十分看重，以至于把自己的女儿也许配给了他。
对于恩师的教诲，曾国藩也十分感念。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入仕后，特意为欧阳凝祉谋得衡阳莲湖书院山长一职，并为他在江东岸购置了一处住宅。该住宅为砖木结构，坐东朝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后有小院和杂房。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余平方米。咸丰年间，曾国藩在衡阳操练湘军，也经常在恩师兼岳父家休憩、读书。1869年，听闻恩师去世的消息，曾国藩悲痛不已，题写挽联：“梁案尚齐晖，庆洽孙曾，世泽长垂湘水；莲湖曾侍坐，宦游南北，遥天痛说岳云。”
当年欧阳凝祉居住的宅邸，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衡阳市拨专款对其进行保护性维修，直到2005年2月初完工，耗资60余万元。维修之后，又根据当时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征集一批与之相关的生活、生产用具，按照原先摆设予以复原，用以再现晚清时期衡阳民众的生活风貌及民情民俗。如今，“欧阳故居”已经成为衡阳当地一处著名的人文旅游景点。
回首当年，曾国藩在衡阳读书时，除了老师给他的教导外，衡阳当地的历史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他。衡阳因位于南岳衡山之阳而得名。三国时衡阳就闻名于世，宋代以后，衡阳凭借其文化实力而成为全国重镇。衡阳县西北方有座石船山，在明朝灭亡之后，中国启蒙思想家王夫之曾隐居在此，晚年还在“湘西草堂”著书立说。曾国藩就读的双桂书院距离王夫之的隐居地很近，他应该不会错过亲身感受儒学大家精神熏陶的机会。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在衡阳读书的时候，必熟闻其乡贤王船山之说，国藩讲学治军，亦时以仁礼对举，可见他受了王船山的影响。”
无论是在双桂书院跟随师长学习儒学经典，还是耳濡目染于衡阳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曾国藩这段求学经历为其日后成为名儒，并将经世致用视作人生奋斗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后来，当他跟随父亲的脚步考中秀才后，才知道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读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麟书不仅在曾国藩读书期间充分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当曾国藩的仕途一路看涨时，曾麟书也为曾国藩保持政治清誉扫清障碍。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时，自然有不少人想巴结。曾家门前常年车水马龙，登门拜访、结交附会者络绎不绝。曾国藩早就对一些士绅横行乡里，靠结交官宦权贵为私人牟利的现象深恶痛绝。他每次写信回家，都一再告诫家人，切勿干预地方官员公事。曾麟书深明儿子用意，竟五年居于乡间，没有踏进县城半步。
道光三十年（1850），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他为杜绝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开风气之先，特意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士绅办理。此举获得民众极力拥护，曾麟书也积极响应。在给曾国藩写的家信中，曾麟书为使儿子放心，一再表明，之所以愿意响应新任知县号召，只是因为将他视作清官，并不是想勾结权贵。对于兴利除弊这样的好事，作为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理应助其一臂之力。他还特意告诉曾国藩，自己“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曾麟书与曾国藩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因为儿子官位越来越高而改变，关键时刻，父亲仍毫不留情地对儿子训诫。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为儿子纪泽选择夫人，决定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儿媳。正当两家要定亲之际，曾家忽然收到曾国藩来信，信中有退约悔婚之意。原来曾国藩觉得贺家女儿是庶出，作为京城大员的公子，选择庶出名声上不太好听。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说，背后还有隐情。原来贺长龄在云贵总督任上，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降职。道光二十七年（1847），贺长龄称病回乡休养，然而朝廷不依不饶，再次以回乱之事的罪责将其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对于这样一个没落家庭，曾国藩觉得继续维持双方子女的婚约，心里有些不甘心。
儿子的心理被曾麟书一眼看出。在曾麟书看来，嫌贺家女儿庶出的说法，“此尔饰非之词也”。之后他便以理劝说曾国藩：“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他还提出曾家坚守的诚信原则：“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
这件事既能反映曾麟书待人诚恳的个性，又显示他对曾国藩教诲的孜孜不倦。
曾麟书的人生成就不只体现在对儿子们的教育上，还表现在他对以曾玉屏为首的曾家家法的遵守上。对待父亲开创的辉煌家业，曾麟书不只崇敬有加、力图开拓一个崭新局面，更是极尽一个儿子的孝道。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
曾玉屏晚年患了中风病，长年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依靠家人照料。后来病情持续加重，甚至已经不能开口说话。平时只是躺卧床上，遇到需要时，只能用眼睛向家人示意。因为他早年磨炼的坚强意志，即使因病十分痛苦，他也只是皱皱眉头而已。
所幸曾麟书不辞辛苦，从早到晚服侍父亲。曾玉屏心地善良，夜间不忍心频繁将陪伴他的仆人唤醒，因此曾麟书干脆亲自睡在父亲身旁。有时候，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曾麟书会静静听着父亲的动静，自觉把便器送到跟前。寒冬时节，曾玉屏需要大解时，曾麟书为了给父亲御寒，直接将身躯挡在曾玉屏身前，并亲手给父亲洗净内衣内裤。
既然有了身为一家顶梁柱的曾麟书做表率，曾家上下老幼自然对曾玉屏不敢怠慢，于是加倍照料起他来。为了给曾玉屏解忧，家人特意用竹椅将他抬到庭院中。然后大家在他身边做游戏，给他屈指可数的晚年时光多些欢乐。曾玉屏病卧三年有余，曾麟书很难有完整的一夜睡眠，毕恭毕敬照料父亲，以自己坚守的中国传统孝道，送完了父亲最后一程。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曾麟书身处的时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接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极力遵循旧制，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完成个人步入仕途的宏愿。然而世事很难尽如人意，他没有取得令人羡慕的功名，但却以务实求真、持之以恒的态度，“发愤督教诸子”，为儿子们创造了用功读书的条件，教导他们为人处世、治事做官的诀窍。
他完成了属于他的使命，将“治国、平天下”的更高境界留给了子孙们，并培养出曾国藩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人生夙愿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实现。晚年时，曾麟书曾自撰一联抒发其志：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
四、枝繁叶茂的曾氏家族
曾国藩家族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另一个人是他的母亲——江氏。江氏生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她年长丈夫曾麟书五岁。江氏为湘乡处士江良济之女，乳名“怜妹子”，嫁给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后，因为夫君排行老四，故人称麟四嫂，后称江夫人。
关于江氏家族还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掌故。江家本不在湖南，是从原籍江西迁至湘乡的。康熙十年（1671），江家第十二代男主人江嘉爵病故，卒年五十岁。按照清朝当时的风俗，人去世后都要找风水先生寻一块墓地，后代可以吉利安详。然而当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江嘉爵离世后，家人并没有请风水先生找一个合适的“阴宅”，反而将其安葬于湘乡一个名叫“仙女袒肤”的山上。
但这件事留下了隐患。风水先生后来看了这个地方后，对其家人说：这个地方是仙女的处所，安葬故人于此要遭受“洗女”九代的厄运，也就是九代头胎女孩儿都不能让其存活，否则会贻害无穷，家中的男丁就会遭到波及，无法兴盛。
在清朝那样的封建社会里，迷信依然十分盛行并得到民众认可。风水先生的说法显然让江家触动极深，从江嘉爵至江沛霖共六代，总共繁衍二十八个男孩儿，竟没有一个女孩儿存活下来。这表明江家对“仙女”一说深信不疑，宁可将女婴遗弃也不想冒危害家族繁衍的风险。
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是，尽管江家六代以来生的都是男孩儿，却没有产生一个为官者。等到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出生后，江家又面临是否将其遗弃的选择。按照以往惯例，江沛霖把她偷偷丢到床下，想让她受冻挨饿而死。令人意外的是，江氏的生命力过于顽强，经过一天一夜，竟然还没有死。半夜时，江沛霖发现女儿还活着，不免大惊失色。他一面诧异于这是否是上天安排女儿活下去，内心他非常自责，认为自己不该将女儿置于死地。
面对这样一幕，江沛霖的妻子更加难过。作为母亲，她更不愿意就此抛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她连忙把冻得半死的孩子抱进怀里，女儿很快苏醒。一整夜时间，江家人始终处于又惊又喜的状态里，惊的是女儿竟然能在如此环境下活下来，喜的是这或许是上天的旨意，江家需要一个女孩儿。因为江氏实在太过可怜，故家人给她起了一个“怜妹子”的乳名。
按照最早的迷信说法，江家已“洗女”六代，但没有“洗九代”。曾国藩的母亲存活下来，对江家未来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很难预料。不过，说来奇怪，江氏嫁给曾麟书后，让曾家的运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仅丈夫终于成为秀才，儿子曾国藩也官封一品，可谓万千荣华集于一身。
在成为曾家媳妇之前，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绝对称得上大家闺秀，但又不像一般大户人家那么骄横奢靡。她容貌秀丽，少涂脂粉，从小就跟母亲学会了纺花、绩麻线，并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十几岁时，她做家务已经非常娴熟，烧茶煮饭样样都行。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她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也习得一些字。
嫁入曾家之后，江氏立刻凭借自己受到的良好家教得到长辈们的喜爱。等到她子女满堂时，她又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子女们也十分尊敬她。在《曾国藩家书》中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母亲的尊敬，那就是对母亲的称呼上他毕恭毕敬。家书共收录《与父母书》48通，他在信中称“男国藩跪禀父母大人万福金安”“男国藩跪禀父母大人膝下”等。当然，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他对书信格式是极为讲究的，无论给谁写信，他都保持恭肃、严谨的作风，对于他十分尊敬的母亲来说，更是一丝不苟，称谓上绝对不会出现半点儿差池。
江氏的言传身教给了曾国藩很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出曾国藩坚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江氏身上，可以发现许多中国传统女性具有的品质，比如说孝敬长辈。人说公婆最难伺候，也不容易相处，但是江氏偏偏与曾国藩的祖父相处得很融洽。特别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病重期间，江氏与丈夫日夜守护床边，任劳任怨。曾国藩赞其“来嫔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
与此同时，江氏为曾家生下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她常对丈夫曾麟书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江氏对曾家不断兴旺的家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江氏一生享尽荣耀，唯一的缺憾恐怕是没有太多时间跟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特别是在曾国藩入京做官之后，母子二人自此聚少离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兼署吏部左侍郎，六月被任命为江西正考官，并获准事毕回家探亲。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忽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简直如同晴天霹雳。当晚，曾国藩写下第一百四十一封家书，嘱咐在京城的儿子纪泽，以及在京家眷全部回湖南老家。他还详细嘱咐子女离京时应办好的各项事宜。
曾国藩离家已经太久，自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天，曾国藩送别护送眷属来京的曾麟书，父子也已十二个年头未见。回到家时，看到父亲的满头白发，加上丧母之痛，让曾国藩更觉伤心不已。
曾国藩心里，一直把母亲看作一个具有刚强性格，敢于与困难周旋的中国传统妇女。直到曾国藩晚年时，他对此仍难以忘怀，他曾经写道：“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他还把自己身上的特质归结为遗传于母亲，“兄弟皆禀母德居多”。
有一次，他对九弟曾国荃劝慰道：“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璧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一个人的成功乃至一个家族的兴衰，是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必然。除了曾国藩母亲的勤劳持家，给儿子起了表率作用外，曾国藩的外公对曾氏家族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江氏嫁给曾国藩父亲时，江家的条件要好于曾家。江家不但富有，而且江沛霖的父亲是国学生员，在社会地位上也高出一筹。江沛霖也经历过多次科场失败，但他的性格非常坚毅，“虽然贫困不遏，其志未少损”。江沛霖并没有只看到曾家一时的状况，他更在意女儿未来的前途。在将女儿许配给曾家后，江沛霖对女婿寄予厚望，他说，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发达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不断传承，这也就是“深造之义”。
曾麟书对岳父不仅面子上过得去，内心里也十分敬佩。他经常携妻带子回江家，跟岳父谈天说地，纵论古今。曾国藩十岁时，还到外祖父门下读书，对外祖父的教诲印象深刻。
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考中举人，曾家一时兴高采烈，终于一圆曾玉屏多年来的夙愿。这时候，曾家也不忘给江家报喜。曾麟书再次带着家人拜望已经八十五岁的江沛霖。江沛霖对曾国藩高中也十分高兴，对这个外孙越发喜欢了。曾麟书特意让曾国藩将中举的试文拿给外公看，在仔细读过之后，江沛霖赞扬有加，他说：“吾向者固知汝后力学有大成，足以重为吾道之光，此特其发轫耳。”江沛霖一直坚持这一人生信条，人若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必须勤奋刻苦。只要付出艰辛努力，自然能够获得所期望的。
咸丰四年（1854），江沛霖去世，此时江氏也已病逝。曾麟书在为岳父写碑文时细数了江沛霖的“功德”，并对自己的妻子赞扬有加：“麟书娶公之季女。顺而贤，孝而有礼，与麟书共事高堂四十有四年。攸助于艰难事苦之中，育诸子以成立，筋力亦云瘁矣。夙夜不忘公与夫人之厚爱，因相与谋，伐石立墓，以垂不朽，致无已之情。咸丰二年，工未竣，遽别余而逝。余为此铭，不禁伉俪离别，有亡琴之感焉。”
在曾国藩家族中，不只江氏，其他女性也对家族的兴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曾国藩深受祖父曾玉屏影响，他的祖母比祖父整整大7岁，他的母亲江氏又比父亲大5岁。从夫妻年龄的搭配可见，曾家十分看重女辈在主内、齐家、相夫、理财方面的作用。
受到曾家传统的影响，曾国藩后来对待子女的婚姻选择也十分慎重，他十分在意门当户对。在他的后人中，五个女婿均由他亲自选定。这些亲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其父辈与曾国藩要么是至交，要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似乎只有这样，曾国藩才觉得女婿靠得住。不过，曾国藩没有料到的是，他虽然相中了好的亲家，却没有选到合适的女婿。这几个女婿并没有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有所作为，支撑曾氏家族的还是女性。
曾家最为知名的女性恐怕是曾宝荪。曾宝荪于民国五年（1916）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性。她的祖母正是曾国藩的二子纪鸿的夫人郭筠。后人在谈到曾国藩家族五代均人才辈出，其实所指的后代全部出自纪鸿一房。曾宝荪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关于我的祖母，我要多说明些，因为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对于他们，曾国藩始终铭记兄长之责，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在他眼里，如果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又增加一分；如果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增加十分；如果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
咸丰元年（1851），41岁的曾国藩过得很不省心。他自己牛皮癣发作得厉害，在该年九月初五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道：“癣疾又已微发。”虽然牛皮癣不足以致命，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到曾国藩的日常生活起居。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已经让曾国藩到了辗转难眠的地步。
更让他忧虑的是，在老家湘乡参加乡试的四个弟弟全部落第。他知道这时候给弟弟们鼓励非常重要，于是便写信给弟弟曾国华，对他进行劝慰。曾国华一向作文章不错，曾国藩也曾夸他文章“典丽”。此前，他在京城曾国藩家住了三年，因为曾国藩没给他介绍到好的职业，心高气傲的他赌气回家乡后，写信对哥哥说，自己没脸见爹娘，要买一块猪肚，蒙着脸，然后才好意思回家。这次科场失意，曾国华更开始怨天尤人，甚至埋怨老婆不够凶，没有激励他上进，“内子柔懦，无威可畏”。为了求功名，曾国华认为必须找一个凶一点儿的老婆来督促自己，“今拟增置一妾，秋风桂子，庶其有望乎？”
曾国藩在信里毫不客气地指出曾国华的问题，“牢骚太多，性情太懒”。然后又历数他之前所做的事：“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他进一步指出弟弟这样做的恶劣后果，“牢骚太甚”，结果其命运“必多抑塞”。牢骚发多了，唯一的后果就是给你的运气添堵。
曾国藩最后写下了一番至理名言：“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告诫曾国华，一时不走运，就埋怨老天爷，老天爷也有脾气，也会给你点儿苦头吃。
在消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还给他另一个弟弟曾国荃写了封情真意切的家书。当时曾国荃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有功，被慈禧封为湖北巡抚。不过，他在湖北境内得罪了慈禧的宠臣官文，一个月内几次被慈禧严斥，京城也有不少官员认为他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内忧外患之下，曾国荃精神压力极大，夜夜失眠，甚至萌生解甲归田的念头。
为了开导他，曾国藩在金陵官署给弟弟写了一封信，以自己一生四次重大教训给弟弟启示。第一件事是道光十二年，他考秀才时被主考官当众斥责，说其文理不通，秀才自然没考上。第二年，他再次应县试，只得了一个末名秀才，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不过，这反而激起曾国藩发奋读书的斗志。他从此定下每天作一篇文章、写一首诗，并看书不少于20页的学习计划。因为在他看来，好文章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第二件事是在咸丰元年，身为翰林的曾国藩向咸丰皇帝禀报事项。在上朝之前，曾国藩自作聪明，为了对情况进行详细说明，他画了一幅图。然而在朝上展示时，这图画过于丑陋不堪，引起了满朝大臣的嘲笑。还有一件事是在咸丰四年，曾国藩兵败岳州。当时，他心情抑郁到极点，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非要跳水自杀殉国。幸好，他的幕僚章寿麟及时发现并把他救起，后来搬到城南高峰寺小住。这一经历遭到江西全省官绅的鄙夷和耻笑。
曾国藩在信尾对弟弟说，他平生的长进全在受挫受辱时获得。现在虽侥幸成了名人，也不敢自诩有本领，更不敢自以为是。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坚忍”二字是断然不可能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靠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弟弟们以鼓励。曾家也从曾国藩这一代开始，变得越发强盛起来，这背后当然与曾家的家规与家训有极大关系。
五、家规与家训
曾家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家庭。要是一个家庭说起自己有家规与家训，至少证明这个家族已经很兴旺了。事实上，在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主事以前，曾家的家规与家训并未完全建立。当曾玉屏慢慢改邪归正，在当地树立起较高社会威望开始，曾氏家族逐步兴旺繁盛，整个家族的治家理念也逐渐成形。曾国藩的父母及他自己，将曾玉屏的治家精神发扬光大。及至曾国藩的后人，曾氏家族的家规与家训体系已经非常完整。
从曾氏家规的源头看，其雏形是曾玉屏在勤劳耕作中形成的自我修身之道。曾玉屏内心的传统思维定式根深蒂固，他制定的家规具有较为浓厚的农耕文明思想，比如他认为家庭成员的分工有分明的界限，“男子耕读，女必纺织”。从传统文化角度看，男耕女织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至于读书，则是更高一级的人生目标，如果资质足够，取得功名后不仅可以实现自我，更可光宗耀祖。曾玉屏自己没考取功名，他能够发家完全是依靠劳动。所以在曾玉屏看来，读书不得法也不要紧，退而求其次，可以凭借男耕女织维持日常生计。
曾玉屏还是一个懂得方法论的大家长。他知道光说不练不行，光制定家规不制定遵守家规的方法也不行。对于他来说，不只谨遵先人规范，他更创造性地制定出家人谨行的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祀、敦亲睦邻。这八件事非常具体，子孙后代看了一目了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于是，一代传一代，便逐渐成为曾家家规的思想来源。
曾国藩是深受祖父影响的曾家后人，他的为人处世与祖父的思想传承有着直接关系。后来，他为方便家人体会，曾国藩又把祖父制定的家规归结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几个字虽然简单，但是每个字都有很深刻的内涵。
1.书，也即读书。曾国藩自己喜欢读书，也是读书的受益者。更何况，农业社会的最直接反映就是耕读文化，一个人的一切作为都始于家庭，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就是耕读。在曾家这样一个传统家庭里，曾国藩从小完全接受祖训，坚持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
客观上看，曾国藩的资质算不得上乘，但向来是勤能补拙，曾国藩凭借勤奋而博览群书，而且他读书不光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甚至已经达到了痴迷状态。曾国藩深知每个人都有惰性，必须要靠一些规则来约束自己才行，他认为这也是人生能够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曾国藩给自己定下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这十二条规矩将日常读书习惯严格要求，包括：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作字：饭后写字半时；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等等。
既然定了规矩，曾国藩就很严格地遵守。有据可循，曾国藩无论走到哪里都坚持依照规矩读书。“剿捻”期间，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军务繁多。对于一般人来说，军务必会成为不读书的理由，然而这对曾国藩并不适用。在行军打仗间隙，曾国藩也手不释卷。实在没时间，他就在赶赴军营的途中，坐在轿子里读书。同治元年（1862），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他谢绝一切应酬，独自在住处挑灯夜读。
在长年大量读书过程中，曾国藩总结了一套要领：“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曾国藩也很重视做读书笔记，他认为如果不做笔记，只会限于浮光掠影，无法读得精深，也自难体会书中之义，书读过也等于白读。曾国藩曾说：“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曾国藩喜欢读史，从史中不只可以体味过去，更可给现世镜鉴。他为此写成《历代大事记》数卷，以此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
曾国藩在开创性继承祖父读书训诫时，还努力督促家族中其他成员读书。曾国藩长年做官在外，他与家人联系最紧密的形式便是“家书”。作为家中长子，他曾经给二弟曾国潢写过一封家书：“……家中读书事，弟宜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皆须读书，不失在家子弟风范，不可太疏忽也。”曾国藩对兄弟殷殷之情，字字可见。
读书之于曾国藩，不只是沿袭曾家祖训，更是贯穿曾国藩生命始终、不可分割的精神支柱。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身体愈来愈差。一月十七日，他仍写了几句话：“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即使生命已经走到尾声，他仍不忘鞭策自己。在他看来，“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一定可以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三月五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特意出城迎候。在迎接苏廷魁之前，曾国藩看了《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曾国藩病体已至此，仍不忘读书，他以一生的实践，继承了祖父的家规。
2.蔬，即蔬菜。曾玉屏曾经说过：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在重农抑商的农业社会里，他的这番话不仅出自过往的生活经验，对曾氏家族来说也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曾玉屏之所以如此重视种菜，是有原因的。曾家地处山区，商品贸易并不发达，不能像一般城镇那样，随意到集市上买生活必需品。那时的大部分家庭，耕者有其田，能自己种植蔬菜瓜果，就已实属庆幸。无论季节变换，至少能保证一家供给，不会忍饥挨饿。
曾国藩非常理解并赞同祖父的这个观点。曾国藩从少年时就以求得功名作为毕生奋斗目标，后来如愿以偿，辗转各地做官，但他始终不忘祖父当年的生活境遇，并理解耕种的重要性。因此，他走到哪儿就种到哪儿，可以这么说，种菜或者说农业在曾国藩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经常在家书中告诫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同治五年（1866）九月十七日，他向儿子纪泽、纪鸿强调：“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曾国藩对种菜的重视程度之深，已经深入骨髓里，他甚至常常因为种菜的技术性问题而跟家人争辩，这在后人看来实在难以想象。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他写信给纪泽，提议从省城用重金雇人到家里种菜：“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
他的建议却未遭到家人的采纳。一直在家料理家务的澄弟对此就表示反对，他觉得曾国藩在外做官并不了解家中的实际。可是曾国藩坚持己见，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他又写信致澄弟：“省城雇一种菜之工，此极小之事，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砌一个大拦头坝。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娶几个美妾，起几栋大屋，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坚持自己观点，主要在于，他以为城乡间的蔬菜种植水平存在差异。他告诉弟弟：“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两个月后，曾国藩再次写信询问：“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
曾国藩如此看重种菜虽然绝大部分遗传于祖父，但是，这也跟他深受理学影响有关。曾国藩曾追随唐鉴、倭仁等人讲习理学。唐鉴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他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当曾国藩越深入学习朱子等理学大师，越会对农业加倍重视，故而从内心中越发看重祖上对于种菜的家规。
3.鱼，即养鱼。很难想象，作为一个以种植为生的家庭，曾氏家族为什么会对养鱼感兴趣。其实，养鱼主要是为图个吉利。俗话说，鸢飞入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是兴旺气象。在传统中国人观念里，“山主贵，水主财”，“水即是财”，财散财聚与水有绝对关系。水包括河川、沟渠、马路，当然也包括用来发财聚财的鱼缸、水车、风水轮等。
清朝一般百姓住宅里养鱼，有两种作用，一是聚气，即聚集旺气，如此便能聚财，旺财。二是挡煞（伤人于无形谓之煞），也就是可以利用水的力量将衰败休囚之气挡住，不致伤人于无形，古人认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水具有止衰气、聚旺气的双重作用。
曾氏家族生活在清朝末期，自然深受当时的文化传统影响。养鱼对于他们来说就有让整个家族兴盛的作用，自曾玉屏开始，就把养鱼作为一个家训传了下来。曾国藩也认为：“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旺。
4.猪，即养猪。人类跟猪的渊源非常久远。据文献记载，4000万年前猪科动物就在欧洲出现；大约1500万年前，猪科动物已经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广泛分布。猪类是人类出现和成长的见证者之一。最早人并没有养猪的习惯，不过随着人类狩猎水平不断提高，野猪逐渐被人类豢养和驯化，成为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
中国悠久的养猪历史，给人类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优良的猪种。据达尔文研究，欧洲晚至罗马时代人们才开始饲养家猪，而著名的罗马猪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猪种的血统，达尔文盛赞中国猪种对欧洲养猪业的贡献。约在3000年前，古代文献已有养猪的记载。明、清两代养猪业有较大发展。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牧养》中所总结的养猪法是：“猪多，总设一大圈，细分为小圈，每小圈止容易猪，使不得闹转，则易长也。”
清代养猪经验及技术又有提高，养猪文献也较多，如四川终生务农的张宗法所著《三农纪》，对猪的饲养、选种、医病及相猪等均有论述，内容比前代更加充实。当时还出现了治疗猪病的专著——《猪经大全》。湖南人非常重视养猪，在清前期，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曾玉屏主持的曾家，在每年腊冬之月，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故曾玉屏也将养猪作为一项家规让后人遵循。
5.早，即早起。中国人是有早起传统的，古训里就包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曾家之所以倡导早起，其主要意思是鼓励勤劳，增加生气，以合养生之道。当然，这跟曾玉屏早年的生活经验有很大关系，如若不是早起劳作，曾家显然没有日后的兴旺发达。
曾国藩也将早起视作自己修身养性、锻炼意志的头等大事。他曾写道：“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明确将早起作为每天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之一。
不过，曾国藩最早也不能每天早起，他自己也是慢慢培养出早起习惯的。曾国藩的优点是，只要明确了目标，他就有实现目标的方法。为此曾国藩特意写信让弟弟督促自己：“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劝。”
曾国藩后来坚持每天凌晨4点起床。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有规律的作息时间，还特别阐述自己由“晚起”变“早起”的“勤、谦”之道：“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夺此二字以终身。”他还将早起纳入养生之道，视“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在他的影响下，家中人人早起。他早起的习惯也带到了军中，因为统帅都每日早起，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也无不效法，没有一个睡懒觉者。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将早起列为修身养性的“八本”之一，“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其中的“不晏起”就是不晚起的意思。
6.扫，即打扫。从字面意义理解，曾家之所以重视打扫，是在强调族人要讲究卫生，减少疾病。事实上，重视打扫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农村缺少必要的医疗条件，人类的生存延续，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要想获得健康体魄，将周围环境清扫干净显得尤为必要。
然而，曾氏家族此处强调的扫，更看重“劳其心智”，意在锻炼家人意志品质。曾家人重视打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极大关系的。东汉时就有一则故事，凸显民众对打扫的重视。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其父之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无言以对。
在古人看来，陈蕃欲“扫天下”的胸怀固然不错，但错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扫天下”正是从“扫一屋”开始的。“扫天下”包含了“扫一屋”，而不“扫一屋”是断然不能实现“扫天下”的理想的。曾家之所以重视“扫”，也正因如此。
7.考，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考试，而是指祭祀，是向神灵、祖先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被称为吉礼。在中国原始时代，人们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祭祀便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生物。中国人最初的祭祀活动比较简单，也比较野蛮。人们用竹木或泥土塑造神灵偶像，或在石岩上画出日月星辰野兽等神灵形象，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和其他礼物，并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则对着神灵唱歌、跳舞。
进入文明社会后，物质的丰裕使祭祀礼节日趋复杂，祭品也越来越讲究，并有了一定的规范。祭祀就是按着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人们把这一人间的通则加于神灵和祖先身上，便成为祭祀的心理动因。曾家之所以把祭祀祖先作为家规之一，首先表现了对家族先人的敬畏。另外也在于祈求祖先保佑，以让家族繁荣昌盛。
8.宝，指善待亲人邻里。曾玉屏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在他看来，社会中的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过。假如家族里的人和周围邻里不能和睦相处，家族的长远延续和发展就会遇到阻力。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曾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也延续了祖父这一传统。逢年过节，他都会给长辈、亲戚寄去零用钱。他还告诫自己的弟弟和儿子，要把所有亲戚一视同仁，即便是做乞丐的亲戚也要给予同等尊重。亲戚邻居但凡开口向他借钱，曾国藩一定竭尽所能予以帮助，即便对方无力偿还也没关系，就当接济对方了。因为他始终记得，祖父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自己力量去帮助，“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
曾家的家规主要是曾玉屏留下的训示，除了以上曾玉屏身体力行制定的八项家规外，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留下的训示并不多。曾麟书不属于善于总结归纳的人，他更多是领会父亲传下来的治家之道，而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他的人生感悟。不过，曾麟书有别的优点，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审时度势能力，在曾国藩面临重大的转折关头时，他往往能从大处着眼，帮助曾国藩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晚年时，曾麟书特意让曾国藩书写过一句联语，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治家方面的态度：“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曾氏家族史上，前有父亲曾玉屏后有儿子曾国藩，光芒都盖过了曾麟书。不过，曾麟书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个家族中坚。他不但极大地延续了父亲的遗志，更将其传承给了更具影响力的下一代曾国藩身上。
到了下一代，曾国藩凭借自己在仕途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在修身治家方面的极尽努力，成了不折不扣的曾家家长。曾国藩十分在意对后代的指导，虽然他辗转各地为官，军政事务极其繁杂。不过，只要一有时间，曾国藩就会给子女写信，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给予非常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曾国藩甚至还为子女们批改诗文，就学业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与他们展开探讨。
曾国藩始终谨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无论后来官位做到哪里，他始终对家人要求严格，告诫他们要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经常以自己的例子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曾国藩遇到的人和事，常常提醒他社会的险恶。例如，当他在京城做官时，周围的富家子弟奢侈糜烂成性，骄横无理者比比皆是。在他看来，这是京城繁华放纵的生活环境所致，为了让子女免受“毒害”，他特别禁止自己的子女居住京城。住在老家，子女也必须谨遵父亲指示，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作为清朝末期的重臣，曾国藩的后人算得上绝对的“官二代”。但由于曾国藩要求极严，他的绝大多数子女都凭借自己的能力学有所成。比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他曾参与和沙俄的谈判，后来为中国夺回了伊犁，小儿子曾纪鸿是数学家。有人曾做过统计：曾氏家族从曾国藩的父亲以下到科举制度废除70余年间，共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20多位。新式教育制度之后，其子孙大多大学毕业，留学外国。
曾国藩在教育后代方面绝对有十分值得推广的经验。在对晚辈的教育中，曾国藩对女性的教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路。曾国藩以后，湖南双峰荷叶女性人才辈出，被称为女杰之乡，这与曾国藩及其家族女性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虽然从曾国藩已知的家书和笔记中，并没有完整系统的关于女性的教育思想。但从他跟子女的通信里，完全可以凸显他是曾氏家族女性教育的首创者。众所周知，曾国藩把家教作为行军打仗外的第一等大事来抓，其家教成功与否，最直接的反映便是他对女性教育的实际效果。他曾经说过，“凡世家有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
曾国藩女性教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孝敬、勤俭、贤淑上，围绕这几个中心，他制定了一套女性的行为规范，每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么做，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大到读书明理，小到每天的功课安排，曾国藩都安排得清清楚楚。
曾国藩最看重女性的孝顺。曾家一直有孝敬长辈的传统，曾国藩自己曾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曾国藩父亲曾麟书遵循“以耕养读”、“积苦力学”，教子读书，还亲自践行“孝”：“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除了孝敬长辈外，曾国藩以“勤俭”二字作为女性立家持家的根本和传家宝。在他的家信中，除有少量纯粹是通报战事、教育子女读书学习外，绝大部分都谈到了勤俭持家。如：“凡仕官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宦官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深受“耕读传家”传统思想影响，加之本身又逢乱世，他对曾氏家族的定位不是官宦之家，而是一个以耕读为本的农村大户人家，把勤俭与否作为衡量家庭兴衰成败的关键。“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他在信中反复告诫家人要勤俭，他非常反对丢弃耕读传家的传统。他对女性后辈在勤劳方面的具体要求是：第一是要早起。“勤之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第二是女红。女红是最能体现女性勤劳的地方。曾国藩非常重视。“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主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换茶之类。……纺绩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至嘱至嘱。”
然而，后人对曾国藩的教育观念也必须客观地看待，他的很多理念还是有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便曾家后代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性人才，但从客观来看，曾国藩对家族女性的教育，是建立在传统道德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利弊非常显著。
一方面，由于封建时代的局限，曾国藩还是把女性看成家庭的附属物，主要体现在为女儿的择偶方面。前4个女婿，曾国藩仅仅是早年跟他们的父辈交往甚深，便早早定下姻亲，这为女儿们的不幸婚姻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清楚女性教育对儿孙成长、家风传承上的重要作用。他制定的功课表在近代女性家庭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甚至在晚清湖南地区树立起一面女性家庭教育的旗帜。
总之，曾氏家族开创了一个中国家庭制定家规与家训的范例。虽然后代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权利，但是祖辈们的优良传统绝对是可以滋养后人茁壮成长的精神食粮。这在曾家身上有着最为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