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战争的影子从未断绝过。人类的文明史，说到底是一部人类战争史。
古老文明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我国历史上战争频繁，我国的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国古代不但战争频繁，军事斗争经验更是十分丰富，甚至将战争升华成了一种战争艺术。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媒介，就是中国古代战争的文化产物——兵法。
在我国古代，论兵之作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气势恢宏豁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兵书”著作对我国军事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兵”字的含义在古代比较宽泛，具有士卒、军队、军事家、战争、军事、兵器、战斗、战法等多种意思。“兵”，就是军事的总称。因此，古人把研究军事方面的书籍称为“兵书”。《辞海》也把兵书定义为“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统称”。
兵书的产生，在商周之前。由于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制度的发展，在西周前，我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例如，约公元前1600年夏商之间的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之战，成汤采取设伏诱敌战术，引夏军就范而歼之。公元前1122年商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周武王运用井亩阵法，正面佯攻，侧翼迂回，大败商军。显然，这些大规模战争已经运用了自觉的编制形式和战略战术。这说明，周代以前已经有了产生兵书的社会需求。同时，甲骨、青铜等文字的出现，为兵法的记录创造了条件。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西周以前一部完整的兵书了，但是有许多证据证明当时确实已经有兵书存在。例如，《武经七书》之一的《六韬》，虽然成书在春秋或战国时代，但所记的方略、兵器和军队编制形式有许多确实是西周时期的。春秋时期的孙武如果没有对前人的借鉴和学习，就能独立总结出从战略决定到战术运用的系统经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现存《孙子兵法》“军争篇”中就引用了春秋以前的《军政》中的一段文字：“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想见，故为旌旗。”又如，《左传》等书多次援引春秋以前的《军志》和《军政》的文字，这些文字，也多是讲兵法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侯争霸，战争十分频繁。社会的发展和思想领域的开放给战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战争规模扩大，方式发生变化。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将领和军事著作，如孙武、吴起、孙膑、卫鞅、尉缭子、司马穰苴等。西汉初年，张良、韩信整理兵法，共得182家。经过删取，选定了38家。宋代官方选定的《武经七书》中，《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和《司马兵法》四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古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特别是被国内外称为“兵学鼻祖”的《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13篇，7000余字，在唯物论战争观基础上强调主观能动性，用辩证法观察和应用战争规律，承认战争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采取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方法。“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论断，成为两千多年间的至理名言。同其他兵法相比，《孙子兵法》视野更广，论述更深，实用性更强。因此，在2500多年后的今天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盛名，对日本、欧洲等军事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的《孙膑兵法》，堪称“《孙子兵法》第二”。《孙膑兵法》亦称《齐孙子》，为战国时齐国孙膑所作。孙膑系孙武裔孙，大约与商鞅、孟轲同时期。《孙膑兵法》在《孙子兵法》和《吴子》等兵书的基础上，对先秦军事思想进一步发展。据载，《孙膑兵法》原书98篇，图4卷，但失传了1000余年。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的《孙膑兵法》，整理后为11000余字，30篇。
西汉末年，两汉之间，战争频起，出现了中国战争史上一系列著名人物，如刘秀、吴汉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中国再次陷入军阀割据局面，战争的次数和激烈程度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因此，曹操、诸葛亮等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和将领应运而生。曹操在政治上雄才大略，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创见。史载他曾著兵书多种，《曹公新书》受到唐太宗、李靖等名人的推崇。宋定《武经七书》时，只用曹操的《孙子注》。诸葛亮既是大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以“用兵如神”著称，在阵图和军事运输工具方面的创造对后世影响很大。陈寿的《蜀书》记载诸葛亮撰书目录，大多数是兵书，可见他的兵法著作也是很多的，可惜现在大多已不见流传了。
隋末的农民战争持续13年之久，隋后唐王朝统一和征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一直不断。这便造就了许多既有丰富实战经验又有理论造诣的军事家。李世民、李靖、李等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李靖任大将军30余年，著有《卫公兵法》等许多兵法书，现在从《通典》上可以看到其中部分内容。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人许逸撰写的，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李靖在战争的攻守、阵法、训练等方面都有一定创见，尤其是对奇正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唐代中期，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具有辩证法的自然观。他将唐以来从谋略、治兵、用将到战阵、战具以至军医、军用文书、军中杂制等方面的内容集为大成，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到了宋代，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文明和富裕程度增强。但赵匡胤抑武重文，杯酒释兵权，平时不用武将，所以战力却比较孱弱。宋代的战争，除镇压农民起义外，主要是抵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下。在这些抵抗战争中，涌现了许多英雄和军事将领，如宗泽、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刘锜等，但可惜留下著作不多。《守城录》虽然作者名不见经传，却为这一时代的战争留下了历史足迹。这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城市防守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守中有攻的积极守御思想和许多措施，这在兵法中亦是少见的。
明代东南沿海抵抗倭寇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抵抗外敌从海上入侵的战争。倭寇不但凶猛残暴，而且颇有点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味道。这给军队的战术思想和作风纪律提出了新的要求。抗倭战争中也涌现了许多著名将领，如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戚继光不但身经百战，而且军事理论造诣极深。他写的《纪效新书》总结了前人治兵的方略，吸收了抗倭作战的经验教训。戚继光的练兵思想在古代军事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练兵实纪》使用士兵的语言，通俗易懂，发给军官人手一册，士兵每队一册。
清代的兵书也很多。顾炎武撰《惧谋录》4卷，胡林翼撰《读史兵略》46卷，还有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等。明清之际还流传着许多无名氏兵书，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如《三十六计》。
总之，兵法的出现和发展，是适应社会发展和战争需要的，同时兵法又反过来指导了古代战争，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的发展。
历代兵书从内容上可分为兵法、兵略、训练、阵法、兵制、兵器、城守、军事地理、名将传等类。
中国古代兵法所包含的内容十分生动丰富。全面介绍这些内容不是本文所能担当得起的任务。这里仅就主要之点概略地谈点儿粗浅看法。
1.朴素的唯物史观和军事辩证思想。许多兵法著作及兵法言论都贯穿着反对天命论的思想，强调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事在人为。孙子、吴子、孙膑、曹操、李靖、李筌等人还进一步指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政治、将领、治兵、法令以及天时地利等主观条件。孙子所谓“以五校之计而索其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战争的胜负是可以计算的，因此战争是可以控御的，胜负是可以争取的。绝大多数有作为的军事家都是坚持这种观点的。
古代兵法的唯物主义思想还表现在反封建迷信的斗争上。军事学上迷信与反迷信的斗争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也是长期的。每当国家相对安宁，战争比较少的时候，阴阳八卦、神鬼怪异、灾变谶纬等唯心主义就猖獗弥漫；但当战争频起，兵学和兵法成为指导客观战争实际需要的时候，唯物主义就成为主流。在这方面，兵法家同唯心主义决裂得越是彻底，思想就越解放，其著作就越是富于创见。例如，《孙子兵法》13篇，自始至终未涉及迷信色彩，《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守城录》等也都与唯心主义做了深刻的决裂，这些书在学术上的价值都是比较大的。当然，有些优秀兵法著作也免不了夹杂着一些诡异成分，其原因或者是由于兵法家的知识所限；或者兵法家故意以此迷惑人，所谓“使贪使愚”；或者是由后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如诸葛亮八阵图中的“天兵天将”等。
许多兵法著作还论述了诸如阴阳、奇正、虚实、强弱、主客、众寡、刚柔、攻守等矛盾的辩证关系。如认为虚实、强弱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奇正应该相辅相成，攻守应该根据敌我情况和客观条件决定，强调攻须善守，守中要攻，等等。这些都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
2.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凡是有作为的封建国君和军事将领，都把部队建设看成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曹操谓：“师贞丈人吉。”几乎所有兵法都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认为军队的胜利要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所谓“兵胜于朝廷”（《尉缭子》），“计于庙堂”（曹操《孙子注》），“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司马兵法》）。许多著名兵法家本人就是出将入相的人才，除了领兵攻战之外，在政治上也有所作为。例如，吴起在楚国为相期间，实行变法，打击旧贵族，使楚国逐渐富强起来。诸葛亮辅政蜀国27年，在政治上实行法治，革除习弊，在经济上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蚕桑，改进生产和交通工具，开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很有成效。曹操本身为一代帝王，在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争的实质问题上，古代兵法也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吴起认为战争的根源是“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和“因饥”五种，尉缭主张“诛暴乱禁不义”，等等。尽管他们由于阶级的局限不可能看到战争的真正根源，但是有的军事家却认识到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孙子兵法》），“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己固”（《吴子兵法》），“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
一般来说，比较有作为的军事家都能看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和灾乱，所以不少人是主张“慎战”的。孙子认为用兵征战“日费千金”，“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吴起认为“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战争胜利在于充分的准备。绝大多数兵书都认为，国家拥有的人力、土地、物产、粮食、辎重等资源，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客观物质基础，政治、天时、地利、人和、将帅的素质、兵员的数量和训练程度、法令的贯彻程度、赏罚的公平与否等因素，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客观条件。物质基础雄厚，客观条件具备，战争就能进行和取胜。
3.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自己转劣为优，趋利而避害，扬长而避短；削减敌人的优势而加重其劣势，扩大敌人的不利而缩小其有利，削弱敌人的长处而暴露其短处。《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计篇》中的“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等，都是关于通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促使战争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之转化的精彩论述。所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像《孙子兵法》这样的精彩论述，在其他兵书中也有很多。
4.灵活多变的用兵艺术。古代兵法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论述和所载战例十分生动丰富。有以少胜多的，以弱胜强的，也有反败为胜的。无论什么情况，兵法在以下几点上几乎都是共同的：“兵无常形”“兵无常势”“诡诈为道”。在“形”的运用上，要求奇正并用，虚实结合，要以正隐奇，以奇隐正；以实隐虚，以虚隐实，使敌人难以预测。孙子有“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李世民和李靖有“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在这方面的战例是不胜枚举的。如孙膑的围魏救赵，曹操的火烧官渡，周瑜的火烧赤壁，李靖奇袭东突厥等，都是奇正相结合运用的典型。
古代兵法还非常讲究“任势”。“任势”就是根据主客观条件，在时机、地形等方面创造一种态势和士气，以达到攻必克、守必固的目的。所谓“势如破竹”就是这个意思。孙子有所谓“发机”之论。春秋鲁庄公和曹刿在著名的齐鲁长勺之战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大败齐军，便是“任势”的一个典型战例。再如，韩信破赵时背水列阵，淝水之战时谢玄要求秦军后退等，都是趁势击敌的生动例子。
用兵的诡诈是以对敌情的判断和了解作为基础的。古代杰出的将帅都非常重视对敌情的侦察和判断，以“知敌之情”作为迅速下定决心的前提。孙子有“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尉缭有“先料敌而后动”，关于料敌取胜的论述几乎篇篇皆有。
古代兵法还十分重视临敌应变，要求将领根据客观条件和敌情变化，审时度势，临机处置。孙子以为“兵家之胜，不可先传”。曹操有“料敌在心，察机在目”。古代战争中，像诸葛亮那样授以“锦囊妙计”的事可能是有的，那是以对敌情的准确判断和对行动的周密计划为前提的。但是诸葛亮也犯过失街亭的错误，而唱“空城计”却是临机应变的典型。刘邦在同项羽作战初期，几乎每战都失利，只是因为在失利之后能够采取正确的处置措施，才至转危为安。
5.重视将领的德才和作用，强调选贤任能。几乎所有兵法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许多都有专卷和专门章节。所论内容不外将德、将才、将威以及将领的智、信、仁、勇、严等品质。孙子有“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吴子有“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在乎一人”。诸葛亮、黄石公等主张将领与士卒同甘共苦，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从思想品质到作风纪律，对将领有全面系统的规定和要求。《六韬》等主张选贤任能，而曹操主张“唯才是举”“不拘品行”，并放手使用。
6.重视军队内部关系的建设，强调严格的纪律和管理。自古治军以严为本，所有军事家都主张严格的纪律，所谓“军中立草为标”。在号令方面，主张令行禁止，即“有节制之师”；在赏罚方面，主张“有信”和“必诚”。有些军事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恩威并用。孙子认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李靖主张“爱设于先，威设于后”。在严格军纪的同时，古代兵法还十分注意军队在平时的作风养成。孙子有“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吴起有“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戚继光的主张和要求更是独特，《练兵实纪·练胆气》篇可以说是古代军队一个完整系统的内务纪律条令。他在“严号令”和“申军纪”的同时，十分注重养成教育。他规定“各歇家之时”也要“蓄养锐气，修治军装，讲明法令”，他对士兵威之以严，疏之以理，使他们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他还把各种号令条例编印成册，让士兵每天习读。兵士犯有小过要挨军棍，可以背五款条约抵一军棍。他废弃动辄杀头的旧习，体恤士卒初犯小过。因此“戚家军”不但纪律严明，而且比较自觉。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北方后，曾将参加过抗倭战争的三千浙兵调到蓟州进行专门训练。部队将要入城时，天下大雨，浙兵在未接到入城命令前从早晨一直站到傍晚，连当时北方的蒙古贵族也被震动。
当然兵法毕竟是产生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和人们认识能力的低下，也由于统治者的阶级偏见，古代兵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例如，古代军事家们对战争实质问题是不可能搞清楚的。兵法中还夹杂着许多国君将帅决定一切的上智下愚思想，甚至公开主张像驱赶羊群那样驱赶士兵。许多兵法中还夹杂着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鼓吹政治上使用诡诈倾轧的方法。宣扬阴阳八卦、神鬼怪异、诡秘谶纬等封建迷信的就更多了。就是有些优秀的兵法著作也不免受到影响，以致鱼目混珠，良莠杂处。此外，在战略战术的论述方面也有各自的偏颇之处。
科学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今天已经是核和电子的时代，现代军队的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思想、作战指挥、作风纪律等方面同古代相比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兵法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兵法的某些思想和原则即使今天也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继承和研究这份珍贵的遗产，为今天的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服务。
为了学习军事历史知识，扩大我们的视野，借鉴古代战争的经验教训，我们编著了这部《中国历代兵法译注评》，供研究古代兵法时使用参考。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们的想法是既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有时代的代表性，又要考虑内容和作者的代表性。例如，北宋以后各朝代定为武学必修课的《武经七书》，春秋战国时期的有5篇之多，各篇内容多数也没有超过《孙子兵法》，因此，只选进3篇，另加进历史上已经失传而现在又重新发现了的《孙膑兵法》。历史上历来对诸葛亮和曹操褒贬不一，所以，尽管诸葛亮的材料有部分是后人托伪的，但我们还是将两人的兵法著作和言论一并收入。唐代的李靖和李筌是两位很不相同但都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兵法家，本书同时收进了两人的言论或著作，以便大家联系对比。兵法多数是讲用兵征战的，但也有讲军队训练和管理的，我们也节选了《练兵实纪》的部分内容作为代表。对文人兵法、地位低下的人写出的兵法、无名氏的流传兵法和立场对立的代表人物的兵法，也分别选进了一些代表作。
所选15部兵法分为上、下两卷：《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曹操兵法著作选编》《诸葛亮兵法著作选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为上卷，《太白阴经》（节选）、《守城录》（节选）、《虎钤经》（节选）、《练兵实纪》（节选）、《百战奇略》、《三十六计》、《曾文正公全集》（节选）为下卷。
每部兵法分为原文、译文、注释和评述四部分。原文均出自《墨海金壶》等典籍。译文以直译为主，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力求通俗、流利；有的地方原文词语过于简明，需加些补充词语的，均加括号以示区别。注释力求简明，凡在译文中已讲明了意义的词和字，一般不再作注，只有译文中说不明白的个别怪僻字词、典故以及需要了解的历史事件才另作注释。评述主要介绍兵法的背景、作者以及主要内容。
本书于1988年出版时得到了多位首长的关怀和支持。聂荣臻元帅题词，原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题签，兰州军区空军原政委杨永斌曾给予多方面的指导。
在对本书进行再整再编的时候，国家开放大学八一学院多位教职员工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他们中有曾建华、卞佳、余兰蕊、董颖等，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在选材、翻译、注释和评述方面肯定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邵学清、孙金城
2016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