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一心平天下: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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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文艺青年闯官场

乡试后七年,王阳明终于中了进士,踏入梦寐以求的承天门,正式成为天子门生。身体的病症似乎可以治疗了,王阳明踌躇满志,开始在官场上争先恐后了。后来,真正的肉体病和精神病却更严重了。

进入承天门,成了天子门生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位列己未科殿试第二甲第七名。这一年,王阳明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条小鲤鱼跃过了龙门,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最重要的是,王阳明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变化,在政治面貌这一栏上不再是“生”了,而要赫然填写上“士”,从普通百姓摇身一变成为“官”。

放榜后的第二天早晨,王阳明和状元老爹早早起床,洗漱完毕,一起奔赴承天门,共同参加传胪之礼,不同的是王状元站在百官的队伍里,王阳明站在新科进士队伍里。王阳明改写了老王家的历史,父子同进承天门,这绝对值得大书特书。如果说上面这些变化,还有些抽象的话,那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衣服的变化。这天早晨,王阳明与几百名新科进士,在鸿胪寺官员的引导下,按照榜上的排名顺序,第二次进入皇宫,参加传胪谢恩之礼。和参加殿试不同的是,这一次所有的人都按照国家要求,统一穿上了“公务员制服”。按照级别待遇,王阳明只能穿一袭深蓝色罗袍,头上戴一顶簪花的乌纱帽,帽翅长五寸左右,再系上皂纱垂带,随风招展,既好看又帅气。

传胪典礼在奉天殿(太和殿前身)举行,古代,上级传语告下级称为胪,传胪即唱名之意。所谓传胪就是按照考试名次宣布新登第进士的典礼。仪式极为隆重,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都盛装参加,在奉天殿前銮仪卫按照法驾卤簿标准举行仪式,举行仪式的同时,皇家乐队演奏乐曲助兴。

这个时候最忙的就是礼部鸿胪寺官,他们在奉天殿内东边摆放一个黄色案子,内阁学士捧黄榜放在黄案之上。这些准备停当后,鸿胪寺官要奏请皇帝到奉天殿升座,升座后,新科进士和王公大臣一起行三叩九拜之礼。

礼仪结束后,鸿胪寺官开始宣读《制》:“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制》宣读完毕,宣读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姓名,鸿胪寺官引领新科状元出班,在御道左跪下;接着宣读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姓名,鸿胪寺官引领榜眼出班,在御道右稍后跪下;再宣读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姓名,鸿胪寺官引领探花出班,就御道左又后跪。按规定,一甲三个人的姓名,都传唱三次。之后宣读第二甲第一名的姓名等若干人,再宣读第三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都只唱一次,而且不需要引领出班下跪。

王阳明的名次非常有意思,第二甲第七名,是皇帝单独面见的最后一个。当鸿胪寺官传胪王阳明的时候,大伙的目光齐刷刷盯住了,谁不知道啊,王状元的大少爷,算是一个名人了。

传胪宣读完毕后,皇家乐队开始演奏《庆平之章》,这个时候,王阳明和所有人一起再次对皇帝行三叩九拜之礼,皇帝直接起驾回宫。之后,礼部官员把皇帝钦点的黄榜恭敬地放到云盘里,黄伞前面开路,出太和门、午门,到东长安门外(今天安门东侧)张挂三天,公示天下。

张贴后,所有新科进士在新科状元的带领下和王公大臣一起出来观榜,其实就是炫耀一下,释放一下多年的心理压力,满足金榜题名的快感,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观榜结束后,进士们将参加皇帝赏赐的琼林宴,吃饱喝足后,还发放一些纪念礼品。

宴会结束后,状元带着所有新科进士去孔庙拜谒祖师爷孔子,礼拜既完,再去国子监立碑,将新科进士的姓名刻于石碑上,到这里殿试的程序才算全部结束。

最为隆重的就是游街,场面极为壮观,也非常讲究。官员打着五彩旗在队伍最前面领路,后面跟着一顶扎着彩棚、点缀着绣球的大花轿,轿上面摆放着皇帝赐予的“进士出身”匾额,再后面就是家人和仆从抬着皇帝恩赐的衣帛、酒以及肉等礼品,鼓乐队吹吹打打紧跟其后,最后隆重出场的是身着新罗袍、骑着高头大马的新科进士,一时风光无限,让人羡慕不已。王华在京经营许多年,门生故旧很多,因而王阳明的场面很是壮观,帮忙帮闲的来了一大批。

王阳明第二甲第七名,顺利参加馆考,就是考翰林,相当于现在考研究生,考上了就是翰林,也称作庶吉士。庶吉士的入选标准是文学才情和书法,王阳明是两样都擅长,最后却没有被点翰林。的确很奇怪,但最奇怪的是,无论是王阳明还是他的众弟子没有人提起这事。没有中翰林绝对沉重地打击了王阳明,在当时,流传“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就无法做宰辅。那时候,内阁宰辅十有八九都是翰林出身,因而被选中的翰林,就获得了“储相”

美誉。

这些年备受打击,进士及第已经很不错了,王阳明内心深处早就把中进士作为最高追求了,至于翰林,早就戒了。王阳明终于可以在父亲面前挺直脊梁了,也不再是一个寄寓北京的外省青年了,而是一个“士”,是天子门生了,是帝国的官员了。

没有进入翰林院,王阳明下一步就是进入官场。在进入官场之前,王华开始给王阳明上课,普及一下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

官场入门课

任何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是靠一帮“泥腿子”浴血奋战取得天下的。这帮人打天下是行家,但靠他们治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所谓“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另一方面,一旦取得天下之后,皇帝也要进行人员调整,对功臣大举屠刀,这个时候都会举行科举。一是人才轮换,二是让真正懂得治天下的读书人来做官,就是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一个王朝稳定后,参加科举的底层人越来越多,于是官场中的平民科举进士越来越多,而一开始打江山的功勋和豪族慢慢衰退。科举进士就成了新贵,利用门生故旧,逐渐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就是所谓的文官群体。无论什么群体,一旦拉帮结派,尤其是政治群体,就会带来严重危害。到明朝中后期,文官群体,上可要挟皇帝,下能控制百姓,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损失。

虽然政坛的主要官员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而科举又分成三六九等。最低级别的是举人,那个时候,举人就可以做官了。不过,举人出身的只能做低级别的官员,而且仕途有限。因而,大多数人中举后,都是坚持进京赶考而不是去做官,当然有些人,由于经济拮据,先做官赚钱,然后再去科考。

王家父子都是两榜进士出身,王华是状元,王阳明是第二甲第七名。官场里的许多事是很奇妙的,尤其是科举出身的这些人是很讲究的,为了让儿子懂得官场的规矩,王华就把自己的认知和经验一一讲给儿子。

王华告诉王阳明:“在官场,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小官给大官行礼,有些时候,大官也要给小官行礼。”

在明朝想做官,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因而官场里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有所不同的是,举人出身的只通过了乡试,只上过一次榜,称作“一榜出身”;进士由于多了一个会试,就叫“两榜出身”。虽然举人和进士之间差着一榜呢,但毕竟都是科举出身,彼此互相看作同类人。

这些科举出身的内部也有一定的规矩,如何见面,如何问好,如何交流,非常讲究。于是,就把自己当年刚进入翰林的一次经历说了出来。

有一天因公和几个同僚在礼部大堂见面了,公干忙完之后,大家就开始聊天。这一点和英国相似,闲聊的时候爱聊天气。所不同的是,在中国说是聊天其实在聊人事,聊世事。在官场不要小瞧聊天这样的小事,小处见大,规矩和等级非常严格,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为了不对号入座,其余几个人用甲、乙、丙、戊,自己算作丁。甲是礼部尚书(正二品),乙是礼部侍郎(正三品),丙是工部员郎中(正五品),丁是翰林院侍读学士(从五品),戊是提刑按察使司副使(正四品)。

五个人中,其中戊是举人,一榜出身。一开始,大家先是根据官位高低排座位,由于不是公干聊天,相对自由一些,大家就开始聊天,都身在官场,自然出身就成了共同的话题。这个时候,戊有自知之明,就站起来,起身告退,为什么呢?虽然你的官位不低,但人家聊的是会试的事儿,你连会试都没参加过,怎么在一起玩啊?像今天的人聚会一样,聊聊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以及上大学的生活经历,你一个连高考都没参加过的人,在那里瞎起什么哄。

一提出身,就把官居第三的踢出局了。游戏继续玩,剩下的都是进士了,虽然都是进士,但也有先后,就看谁中进士早。这就是摆资格,一说,人家甲是天顺七年的,乙是成化八年的,丙是天顺四年的,丁是成化十七年的,这个时候,其他三位要站起向丙行礼问好,而且这个礼必不可少,不管你的官位和年龄比对方大多少,遇到登科比你早的都要敬礼。就好比今天的校友聚会,见面就问:“您是哪一届的?”一听别人比自己高,立即握手:“学兄啊,失敬,失敬!”

说完中进士的时间,之后就是名次了。甲说:“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乙跟着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这个时候,丁淡定地说了一句话:“我是翰林院庶吉士。”这个时候,那几个乖乖站起来,给丁敬礼。

庶吉士了不得,一科进士中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要再次参加考试,从中择优录取。庶吉士工作比较令人羡慕,就是给皇帝上上课,帮皇帝起草诏书,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秘书,炙手可热。

王华不无骄傲地说,当年你老爹就是利用自己的状元身份,搭建了许多关系网,赢得了许多尊重。

一次聚会,于是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关系的远近亲疏,地位的高下,仕途的前景,官场的场由此产生。由于没有被点翰林,王阳明的工作任命很快就下来了:观政工部。

第一份工作

阳明踏入大明朝官场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产生了,所谓“观政工部”就是到工部实习。虽然没有被点翰林,进入工部实习也是不错的结果,再怎么着也是京官,总比到海南做一个知县好很多。

工部是六部之一,直属皇帝领导。工部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管控全国的土木兴建、城市建设以及相关规则和标准,管控全国水利工程,皇家陵寝建设。另外包括机器制造工程(包括军器、军火、军用器物等,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也全部由工部管理),同时还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

明朝的工部下面设置四个司:第一个是营缮清吏司,主要掌管宫室官衙营造修缮;第二个是虞衡清吏司,主要掌管制造、收发各种官用器物,同时主管度量衡及铸钱;第三个是都水清吏司,主要掌管估销工程费用,同时主管制造诏册、官书等事;第四个是屯田清吏司,主要掌管陵寝修缮及核销费用,支领物料及部分税收。

工部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工信部、水利部、城乡建设部,再加上造币公司,可想工部的权力有多大,里面的油水有多少。历朝历代都是工部最富,对想发财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肥缺美差,打破头往里面钻。

王阳明是个例外,他不缺钱,对金钱没啥特别的爱好,他很看不上那些把挣钱作为人生第一追求的人,这样的人兴奋点太低,他要做圣人。

到工部办好入职手续后,王阳明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活。工部的办公地点在东朝房,刚来的新人,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王阳明住在父亲长安西街的家里。这样,王阳明每天要从西城到东朝房上班,来回穿梭。因为是观政,也即是给工部官员当助理,端茶、倒水、长见识,相当于今天的实习生。

观政人员一般都不会安排重要的工作,工作清闲,还有闲钱。每天上班只要给领导端端茶,倒倒水,听职场老油条发表工作感言,没什么事情可做。国家已经到了成熟期,没有永乐时期的大拆大建,现在基本都是修修补补,最大的事也就是给皇帝及百官修建陵墓。

现在的皇帝比较年轻,陵墓的事情还早着呢?工部也就没有国家级项目,从上到下都比较清闲。这样的工作多舒服,对一个混日子的人来说,最好不过。王阳明是有追求的,他有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做圣人,一个要做圣人的人,怎么能随波逐流呢。无所事事,是做不了圣人的,必须要做事,只有事业成功,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一般的见习生,能躲清闲就躲清闲,可王阳明都是主动找事,这也做,那也管。好像整个工部,就是他们家的,真是把单位当成家了。

有一天,工部接到一道诏令:给威宁伯王越修墓。工部老大徐贯一脸不满:“老大又收买人心了,有意思吗,都是给活人看的。现在就流行这个,活着的时候不管不问,死后到处宣传到处纪念,说什么忠君爱国,功勋卓著……还有什么用?不过对老大来说是有用的。总算给王将军盖棺定论了。”

在场有位老官员说道:“是啊!王越的事儿吵吵一年了,这事谁都知道,一个人为了实现爱国理想,居然要靠抱太监的大腿,这是什么世道啊?一生忠君爱国,却落下了德行有亏、谄媚权阉的骂名。再说了,人都死了,墓修得再好给谁看,明显让王将军再次做贡献。”

工部老大徐贯让大家安静,接着说:“现在不许发表不利于和谐的言论,这可是国家级项目,方案按照国家制度执行,看看你们谁愿意去监工?”

此话一出,众人缄默不语。要是以前,领导一说有工程,人人抢着干,现在没人干。嘴上都是说,官员都是朝廷的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嘛。可是,这群人默不吭声。

原因不外乎这几条:第一,给死人修墓本来就不是什么吉祥事。第二,死者的身份。如果是给老皇帝修墓,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新皇帝会补偿的。一般的官员,能混到国家给修墓就是极品了,子孙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权力,没什么回报。而王越就更特殊了,争议极大,既功勋卓著也骂声四起,给他修墓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三,修墓都是国家级项目。事关重大,不管你用心不用心,修建得好不好,一切看朝廷心情。干活得罪人这事情,傻子才愿意。第四,有油水不敢贪。修墓是朝廷门面,偷工减料,哪天东窗事发,墓倒了,自己就得进去。所以,这活儿没人愿意干。

现场氛围有些尴尬,大家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当大领导徐贯抬眼环顾四周时,脑袋齐刷刷低了下去。再一看,居然有一个脑袋还抬着,就是那个见习生,王状元家的少爷。这个时候,王守仁立即毛遂自荐道:“我知道各位领导日理万机,活人的事情都没忙完,根本没有时间忙死人的活。所以,我请求领导破格让我前去督造威宁伯坟墓。”

为什么大家都低头,唯独王阳明抬着头而且主动请缨?绝对不是王阳明比他们聪明,或者敢于担当,唯一的原因就是俩字:“新鲜。”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人生第一份工作时都充满新鲜感,在内心深处都想尽快脱颖而出,在新单位站稳脚跟。因而一旦有工作机会出现,都喜欢站出来,甚至毛遂自荐。

听到这话,诸位官员舒了一口气,纷纷点头说道:“小王是好样的,响应国家号召,年轻有为,锐意进取,前途一片光明。”

领导则说道:“小王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别说什么破格不破格,所谓状元爷家无犬子,你那么优秀,肯定能做好。只是修墓这个事情攸关国家脸面,需要级别高的官员去才行。不过,既然你主动请缨,那你就去。有什么事,我顶着。为了提拔新人,就是丢了我头上这顶官帽,我也在所不惜。”

王守仁随即准备前往。其实,他主动要求做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还跟他梦见威宁伯王越有关。在会试之前,王阳明在梦里梦见威宁伯赠送宝剑给自己。现在,他居然跟王越有关联了。所以,他认为既然是缘分,那就帮偶像一把。

这个钦差有点萌

获得领导批准后,王阳明几乎是跑着回家的,到家见人就说这事。告诉父亲后,王状元对王阳明说,你怎么能接手这件事呢?王越争议太大,我当年也曾骂过他,这事太棘手了,只要接手这件事就得罪一批实权人物。再说了,你刚到工部,那些专业的技能你能处理吗?

王阳明信心百倍地回答,一切都没问题。事后,王阳明很是不理解,自己好不容易才获得这个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怎么这么麻烦。人前显贵,人后就要受罪,王阳明表面上很自信,但私底下要做功课。于是到工部值事房借来了《考工记·匠人篇》《三辅黄图》《营造法式》《梓人遗制》《鲁班经》,开始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请教同事。

工部把王阳明负责监督王越坟墓的报告送给内阁,朝廷的委任状很快下来,年轻的王钦差就出发了。

只不过是一个监工而已,王阳明太过认真了。其实谁在做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不都是这样认真呢?比对待自己的职业还严谨认真,甚至当成事业来对待。作为一个职业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当作事业来做,不能简单当作职业来做。

王阳明也清楚,这份工作和自己的人生第一等事关系不大,但就是要当作事业来做。按照国家规定,作为文官,王阳明前往王越的故乡,是可以乘坐车子轿子的。王阳明既不乘车也不坐轿子,而是选择了骑马。在王钦差看来,既然为王越修墓,就要有王将军的风范,哪能坐车子和轿子。

随从一看,这个钦差是个雏,好对付,就乐得屁颠屁颠的。骑着骑着,就到了山路险要的地方。这时候,人没害怕,马害怕了,一下子蹿了出去,王阳明从马上摔了下来。

马没受伤,王阳明却口吐鲜血。一看王钦差摔伤了,随从吓坏了,王钦差出了意外,回去如何交差啊。随从请求王阳明乘坐车子或轿子,但王钦差根本不理他们,继续骑马前行。虽然摔伤了,王阳明还不忘给他们上政治课,鞑靼和瓦剌之所以能侵扰边关,就是骑术高明,所以我要好好练习骑马技能,将来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在赶往浚县的途中,一天夜里,正在睡觉的王阳明,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呼叫自己:“王先生,王先生。”一听有人喊自己,王阳明立即下床寻找,结果什么都没发现。当他再要入睡时,却又听到那人在他床前说:“我送你一把宝剑,保你一生平安无虞。”当王阳明伸手去接的时候,一下子醒了,原来是场梦。

第二天,继续上路,紧赶慢赶,不久到达王越的老家浚县。

到达浚县后,王阳明宣读了圣旨,大意就是王将军功勋卓著,皇帝不会忘记,国家不会忘记,特拨款给王将军修墓,作为表彰,派王钦差全程监控。再就是见王钦差如同见朕,王钦差办事朕放心。于是,王阳明代表皇帝对王越的家人进行了慰问。之后,到浚县县衙巡察工作,趁机了解一下建筑材料的价位。

程序走完之后,王钦差直奔施工现场。到工地后,王阳明和专管测地的人员丈量了一下墓地大致范围,把主要部位的数据一一记录在案;接着大概估计了一下用料,无非是汉白玉多少、沙石土方多少、白灰多少等。随后,王阳明拿出算盘,噼里啪啦,各项数据就出来了:工期多长,人力多少,物力多少、银钱多少……一一在列。

见这位年轻的钦差这么专业,大家都惊呆了。尤其那些买办,本来打算捞一把的,结果这个钦差比我们还专业。一个进士不好好研究官场之道,却研究工程施工,这不闲的吗?

最让这帮专业人士大跌眼镜的是,王钦差对先前的工期不满,认为太长了,最起码要减少一半。王钦差的这一招一点也不新鲜,缩短工期是所有人的常规做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能力出众,才能引起官场和皇帝关注。

新鲜的地方是他居然缩短一半的工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王钦差是严肃的、认真的,看起来胸有成竹。王钦差的自信,到底从何而来?

书生的科学思维

缩短一半工期,太搞笑了,就是工部老大来了也不敢这样吧,大伙都等着看笑话,看这位年轻钦差如何收场。既然敢这样夸海口,王阳明有自己的秘密武器,那就是柳宗元和丁谓。

本来王阳明对工程也很担心,当天读完柳宗元的《梓人传》和宋史的《丁谓传》后,就有了信心。读《梓人传》的收获是做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只要控制了主要矛盾,细枝末节就可以忽略。丁谓的启发就是做事要有方法,而且要懂得创新。

在柳宗元和丁谓两个人中,丁谓对王阳明的启发更多更大。

这里介绍一下丁谓,丁谓是宋朝的官员,是天才人物,极为聪明,“书过目辄不忘”。和王阳明相似的是,丁谓也曾因为聪明获得了老婆。丁谓小时候,父亲在甘肃做官,他跟父亲在一起生活。父亲的同僚窦偁,看丁谓聪明有才气,夸赞丁谓:“此儿将来必定做大官。”看到丁谓是潜力股,窦偁就把女儿许配给了丁谓。

丁谓除了文章写得好,也十分机警。有一次,皇帝问丁谓:“唐朝的酒价是多少?”这不是纯粹打岔吗,但没办法啊,皇帝问了,作为臣子就只能回答。丁谓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每斗三百。”皇帝问这个问题,就是逗闷子玩,哪里有什么正经答案。回答了,倒惹上麻烦,皇帝就问丁谓怎么知晓的。丁谓回答:“有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尽管丁谓才高八斗,但让丁谓青史留名的却是“会计”二字,这个词就是丁谓发明的。《景德会计录》就是丁谓的著作,这本书第一次对全国的土地、人口进行了统计和丈量。就是在今天,任何一本关于会计学的图书,开篇首页必然会提到丁谓。除了精于会计,最让丁谓出名的就是修建玉清昭应宫了。对一个读书人而言,青史留名却需要靠会计和修缮皇宫,这是多大的尴尬。

北宋祥符年间,皇宫发生了火灾,玉清昭应宫被焚毁。皇帝下诏丁谓主持修缮。此工程规模宏大,光建筑分区就有两千六百一十个,所有房间三千六百余间。意外的是,皇帝修缮皇宫,居然缺钱,除了缺钱外还有三个难题:一是修缮皇宫要很多泥土,但京城中寸土寸金,可取土之地几乎没有多少,到郊外取土,路程远,人力成本也高。二是修缮皇宫需要大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外地运来,而且只能运到汴河。汴河离皇宫很远,从码头运到皇宫还需要动用许多人力装卸搬运。三是大火产生的碎砖破瓦以及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等同样需要清运出京城,也是一件不容易解决的事情。

这个问题没有难住丁谓,经过几番筹划盘算,丁谓制订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方案:第一,直接从施工现场沿着街道向外挖了许多大深沟,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新土,这样就解决了新土问题。第二,把汴河水引入开凿的大沟中,利用木排、竹筏及船只运输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这样就解决了建筑材料运输问题。第三,材料运输完毕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程废弃的瓦砾回填到沟内,这样大沟又成了街道。

丁谓一举三得,一是节约了时间,原先预计十五年的时间,经过丁谓的指挥,只用了七年时间就完成了。二是节约了数以亿计的经费。三是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减少了施工对京城的交通和生活的影响。皇宫建成后,丁谓深得皇帝赞赏。“丁谓造宫”成为工程理论的一个典型实例。

丁谓的这种方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运筹学。虽然运筹学这门科学产生于近代,但人们早就开始运用了。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田忌赛马”,田忌赛马的故事说明在已有的条件下,经过筹划、安排,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案,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丁谓的这种方法放在今天就是:工程科学管理法。

中国人一向聪明,只要发挥能动性,就能创造出各种奇思妙想。据说,欧美军事技术界流传一个段子:一项技术,中国技术人员只要眼睛看到其中的三分之一,自己就能把剩下的三分之二做出来。而印度技术人员呢?就是你把整个技术资料全部拿到他们面前,他们还是不能仿制出来。

作为中国少有的天才人物,王阳明创新模仿能力肯定不低于这些才子。在对丁谓的方法进行研究后,王阳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明一种更有效率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帮助王钦差实现缩短一半工期的梦想吗?

不一样的烟火

前有柳宗元,后有丁谓,有这俩人的案例,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这次工程的主人翁是王越,王阳明就从军事角度入手,经过严密的研究,王钦差决定用军事化管理来施工。

工程总监,在今天就是项目负责人,就是“包工头”,全权负责工程管理工作,并对工程质量承担责任。作为工程总监,王阳明的权力非常大,可以全权处理一切事务,同时对工程的工期和质量负责。权力很大,压力更大,王阳明乐得其所,而且善于变压力为动力。

大凡伟大的人物,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和环境下,他们都有能力满足时代的需求。王阳明就是这样的人,工作面前,别人看到的是压力,他看到的却是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再就是,伟大的人物,都不妄自菲薄,而是当仁不让。

做好一切准备之后,王守仁就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第一件事就是招聘工人,那时候叫征募,人员成分和今天一样,都是农民,区别是:今天称作农民工,那时称作民夫。

第二件事就是对招募来的民工进行军事化管理。王阳明将征集到的民夫按照“什伍法”进行管理,所谓“什伍法”,就是根据军队编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王钦差把征募来的民夫分为六个作业小组,每个作业小组五人。

一般人看来,只有六个工程作业小组同时施工,才能够高效率。可是,人家王钦差却不是这样的,六个工作小组,王钦差只让两个小组工作。就是两个工作小组,也不是一起干,而是一个工程作业小组负责运输材料,另外一个工程作业小组负责施工。

王钦差不是征募了六个作业小组吗?是六个。那其他四个工程作业小组干吗去了呢?不会是他们吃闲饭,睡大觉吧?答案还真让你惊掉下巴,真没猜错,剩下四个作业小组的任务就是另外两个作业小组施工的时候,他们吃饭睡觉。

这个钦差太不像话了吧,要是他的状元老爹知道了,非得参他一本,王状元能骂王越“怯如娇妇”,肯定会骂王钦差“我王状元儿子若豚犬耳”。老王家怎能养出这不忠不孝之人,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搞慈善吗?

当然不是,小小的实习生哪敢轻而易举花钱搞慈善。王阳明之所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王越的级别摆在那儿,墓的规模大小工部早就定好了。一个坟墓的工地没有多大,三十多号人,如果一起到工地施工,站都站不下。人挤人,人挨人,表面上人气很旺,但无法施工,不仅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影响进度。

既然提出缩短一半工期,王钦差自有妙招,他的办法是,轮流上班,相当于今天的三班倒。每天分几个班次,一个班次两个作业小组施工,十个人,五个人运材料,五个人造墓,剩下的人全部休息。

在工人休息期间,王钦差的圣人瘾又上来了。有这么多人,何不演练一下自己的“八阵图”?于是王钦差就当起了演练总指挥。王阳明把工人组织起来,演练“八阵图”,一举多得,一是丰富了工人的业余生活,二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三是满足了自己做将军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次演练的“八阵图”是真实的,远比之前的“聚果核列阵为戏”更有意义,正是这段时期的演练,王阳明第一次把自己的军事思想付诸实践,为后来的平叛提供了直接经验。

每隔四个时辰换一班。如此一来,这六个工程队便可以日夜不停地上班。这样一来,王守仁不仅不用威逼民夫集体加班加点,不用多发工钱,还能够将工程做好。省钱省力,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王守仁这一套方法很有效,颇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不过,按照现在的规定,上夜班要多加工钱,不知道王守仁给了没有。

不管怎么说,王守仁出乎意料地完成了任务。

权力的味道

听说朝廷要给王越修墓,浚县的人民好喜欢,尽管王越的争议很大,但在浚县人民的心里,王越就是大忠臣、大英雄,是浚县的光荣,是浚县的骄傲。让浚县人更为激动的是修墓的总监、朝廷的钦差王守仁,帝师状元郎王华的儿子,新科二甲第七名,若不是牵涉唐伯虎作弊案,有可能就是状元。这样的人来到浚县,能给浚县带来文气,浚县人民希望沾沾文气,自己或者子孙后代也能金榜题名。

王钦差到来,最高兴的就是王越的家人,如此殊荣,感谢皇帝,感谢国家,感谢王钦差。听说钦差也姓王,王越家人更是高兴,就算百年前就不是一家了,但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啊。再就是浚县的官场了,以前这样的穷乡僻壤,皇帝都不知道,要不是王将军,哪能一下子名震全国,又哪会有钦差大臣的到来!钦差来了,就有了和皇帝直接对话的机会。最激动和幸福的就是浚县的读书人和文艺青年了,他们都是王钦差的粉丝,翘首以盼,准备筹办盛大的联谊会。

面对浚县人民的热情,王钦差一一拒绝,对大伙说,本钦差大臣来浚县就做三件事:一是给王将军修墓,二是给王将军修墓,三还是给王将军修墓。王将军的墓没有修好之前,谢绝一切活动。

话虽这么说,但毕竟大家都在江湖混,再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嘛。最热情的两个部门是教育部门和旅游部门,教育部门邀请王钦差给浚县的学子讲课,教教浚县学子如何科考;旅游局盛情邀请王钦差到浚县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大伾山一游,并恭请王钦差写下诗赋,王阳明当仁不让,提笔写下了《登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如今,这两篇著作已成为大伾山的招牌式景点。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大伾山之所以天下闻名,就是因为有弥勒大佛在山上。王阳明登大伾山也是拜大佛,一看弥勒大佛,和自己一对比,王阳明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也正是这次拜弥勒大佛,改变了王阳明对佛教的态度,接受佛教,拓宽了王阳明的视野,也开阔了他的思维空间。正是对佛教的研究,王阳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价值论及佛教的因果论。王阳明后来把佛家的因果论当作学习的方法,因果论的学习方法就是把知识系统化体系化了。好比形成一个公式,只要知道规律,就完全掌握了。这样,知识成了一个有机体,只要掌握了体系,就算忘记一部分,只要形成体系,就很容易回忆起来。这样一来知识就容易记忆、容易掌握,同时更利于运用。这种因果论学习方法直接冲击了儒家的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法,就成为了后来的“知行合一”。

拜完大佛,山下传来一阵歌声:“伾山高黄河长,时光如流莫彷徨,建功立业好儿郎。”王阳明一听,这歌不就是唱给自己的吗?于是感慨说:“夫歌为吾也。”知音啊,这唱歌的是何许人也?王阳明立即起身去寻找的时候,唱歌的那人已随歌声消失在大伾山中了。

和浚县各界互动之后,在一个黄道吉日,王钦差主持了王越的葬礼。

就在他主持完葬礼准备收拾东西回去交差的时候,王越家人来了。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大堆金银财宝,要给王阳明。他们说道:“王大人,修墓很辛苦,这是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一点心意?当地特产?这个,可以收一点。不过,当王阳明看到是金银珠宝的时候,吓了一大跳。敢情金银珠宝是一点小心意,那么要是来个大心意该是什么呢?

收,还是不收?当然不收了,要当圣人,怎么能收呢。再说了,心动也不能收,因为本朝太祖朱元璋规定,贪污60两银子,剥皮处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这种心意接受了,倒霉的就是自己。王阳明拒绝了王家人的礼物,他说,能给这么伟大的人物修坟墓是自己的荣幸,再就是这工作也不白做,国家是发工资的,如果再额外收受你们的钱财,就破坏了国家的廉政建设。王阳明再三推辞,王家人一看王阳明是真诚的,也知道王阳明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于是王越的儿子王春换了一种礼物,双手托出一把宝剑走到王阳明面前说:“家父当年在甘州大营时,做了个梦,梦中有位神仙引导他,到玉沙山寒石洞得了这把宝剑,家父病重时,曾嘱咐:‘等我死后,余姚有位姓王的先生,必来谒墓,到时就把宝剑赠给他,此人日后必有大用。’如今,家父不在了,承蒙您费心劳神,把家父后事料理得非常好,按家父的遗愿,这宝剑,就送给您吧。”

王阳明听了王春所说的故事,忽然想起他来浚县途中做的那个梦,莫非那是威宁伯(王越封号)在梦中赠我宝剑?于是就对王越的家人说:“威宁伯是好样的,其实我也曾经梦见过他,能替他修墓是三生有幸。”他越想越觉得王越太神了,于是更加崇敬王越,也觉得自己坚持走的圣人之路是正确的。

王守仁随即接受了这份礼物。自从得了王越的宝剑,其圣人之心就更加坚定了,这把宝剑也就成了励志信物。后来在南方平乱时,多亏了王越的那把宝剑,使他化险为夷,并立下大功。最后王阳明也和王越一样,官至兵部尚书,受封伯爵。

之后,王阳明拜别王越家人和浚县各界,然后回京交差。

这次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说实话太伤人

实习生王钦差无疑就是北京所欢迎的人。凯旋京都之后,守仁将督造王越墓的事情经过整理成八股文报告呈交上去。领导审阅后,竖起大拇指说道:“小王,你果然年轻有为。文章做得好,事情也做得漂亮……”

这一次外派,王阳明几乎成了明星,难怪人们常说老子英雄儿好汉,看看人家王状元的孩子,观政就取得了这么大成就。

弘治十三年(1500),即王阳明踏入官场的第二年,一颗拉着长长尾巴的流星从北京上空悠然划过,这是多么美的自然界奇迹,要是在今天,得有多少情人偎依着去看流星雨,多浪漫的事儿。但在大明朝就悲催了,一看到流星,言官和皇帝都会抱头痛哭。

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原理,天和人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皇帝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代理人,一旦上天发现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通过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相反,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进行表扬。一旦发生地震、旱灾、水灾和人祸饥荒等,皇帝都要写检讨书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叫“罪己诏”。之所以如此,皇帝认为是自己作为上天的代理人工作没做好,对统治下的吏治进行检讨,采取减免税赋或赦免罪犯等措施以期获得上天对自己的支持。“罪己诏”虽然是形式主义,但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使帝王对天灾人祸有一种敬畏心理,不至于过于荒唐;再就是可以笼络人心,说明皇帝和人民始终在一起。

当这颗流星划过北京上空后,弘治皇帝朱祐樘有没有和言官抱头痛哭,这事不好确定,能确定的是皇帝的心情非常不好。毕竟也不是多大的事,“罪己诏”都下过了,弘治皇帝明白流星来了,多少需要礼仪性地让大臣上书言事,就是让大臣挑挑毛病,找找碴。大抵就是,陛下你肯定做了不正确的事,可能你是无心的,因为你是天子,所以老天就感应到了,于是丢下了一块石头来警告你,赶快反思;或者,国家要有战乱了,所以老天才扔块石头,警示陛下注意国家的安全;再就是皇帝身边有妖孽,国事混乱,要尽快找出妖孽……

这种礼仪性上书言事,官场老油子都知道是形式主义,皇帝说的是客气话,就好比领导人物当众表情严肃地问你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困难一样,能说实话吗?人家就是走过场,没想听实话,你要是说了实话,就会很尴尬。

刚进官场工作的王阳明,一听皇帝这么严肃认真地征求建言书,就拿鸡毛当令箭:领导要我提意见,那是对我信任。于是大喜过望,急匆匆回家,铺纸研墨,真心实意地给皇帝挑毛病提意见,希望大明万世太平。点点唰唰,唰唰点点,王阳明的建言书就完成了,就是流传很广的《陈言边务疏》。

做官,王阳明是菜鸟;写文章,王阳明绝对是老手。在父亲王状元的熏陶和指导下,王阳明文章是相当的老辣到位。这种文章早有模式,开头就是唱赞歌,拍拍皇帝马屁:皇上您能在天空出现流星的时候,立马便显出敬畏之情,做臣子的甚为感动,我现在就说说我的看法:

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话太真实了,但说实话伤人,而且得罪人。尤其是不明就里,瞎说实话。这可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什么李东阳、刘健、谢迁甚至包括自己的老爹,表面上“老成稳重”,实际上贪权争宠;皇帝身边的人,天天忽悠糊弄皇上,报喜不报优,和官员勾肩搭背,争权夺利,贪污受贿。这些人道德败坏,狼狈为奸,危害了国家和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真正的心系国家社稷的,却被这些人称为迂腐之人;进谏良言的人,就被看成浮躁之人。社会风气被带坏,好在这个时候,流星出现,皇上您警戒修省,而蒙古猖獗,来犯边疆,何不趁此来一次彻底的改革,对边务进行整顿。

于是,王阳明提出了八条建议:一、蓄才以备急;二、舍短以用长;三、简师以省费;四、屯田以足食;五、行法以振威;六、敷恩以激怒;七、捐小以全大;八、严守以惩弊。

实话实话,这篇文章写得真不错,要说这些建议有没有水平,只能说是拾人牙慧的级别。整个大明朝只有王阳明有智慧,别人都看不出来?显然不是,官场就是利益博弈,谁都有自己的算盘。作为皇帝,朱祐樘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坏,《明史》评价“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在位期间,还是不错的,被称为“弘治中兴”。

朱祐樘是一个厚道的人,也是一个厚道的皇帝:大臣的奏本中出现错字也不追究;经筵讲官失仪,孝宗还安慰几句,让他别紧张;大臣们上的奏章,哪怕言辞激烈些,他的反应还是“上嘉纳之”;因而太祖朱元璋发明的“廷杖”,在朱祐樘在位期间也一直处于“下岗”状态。

由此可见,孝宗皇帝属于典型的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这样的一个人想要他改变传承八位皇帝的制度,有点难为他。正是厚道,朱祐樘看到了王阳明的《陈言边务疏》,虽言辞激烈拾人牙慧,毕竟是个爱国的好青年,于是批转吏部:这么好的青年,是不是该换一个部门锻炼?

王阳明是个好官员

奏疏递上去了,结果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关于奏疏的消息,却很快接到吏部下达的工作任命,王守仁观政期间工作认真,从不迟到,从不早退,通过了组织的考验。现在正式任命王守仁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一职,请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到刑部报到。

这样,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就起步了。虽然职位是云南清吏司,但并不是到云南任职,所谓云南清吏司,就是刑部下面专门负责云南案件的部门。法官与圣人,相差多远?这要放在近现代还好说,比如学了法律的甘地成了圣人。

真正的圣人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王阳明收拾好心情,到刑部云南清吏司担任主事。这到底是多大的官呢?相当于今天司法部下面的一个处级干部。

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不过,这是一个实权部门,掌管云南的司法案件、刑事审判,手握一些人的生杀大权。这样的差使不好做,要是普通案件还好,一旦牵涉到高官权贵就棘手了,一时间打招呼的、批条子的、说情的、利诱的、威胁的……不秉公执法,对不起自己和法律,秉公处理,又得罪人。不好处理啊,好在王阳明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不惧权贵、不为私情、不枉法,按照自己的本心行事。

清吏司主事,正六品官员,大小是个领导。按照刑部规定,主事每月必须“提牢”一轮,就是每月必须“下乡”,到监狱里了解详情。这年十月,轮到王阳明到提牢厅值班,这让他很是郁闷。因为,王阳明轮值的时间点特殊,十月正是每年的秋决,要王阳明经手处决一堆人,这可是得罪人的差事,就是不得罪,也不吉利啊。

其实,这个规定是好事,能够让官员接地气,然而在官场,这个规定简直就成了走马观花。多数主事要么繁忙脱不开身不去,要么就是敲锣打鼓地去混吃混喝。

不过,阳明却不这么干,他是认真的。一天中午,王阳明前去提牢厅提牢。

一到监狱,下属慌成一团。往日领导视察都是提前打招呼,这个王主事却跟别人不一样。不过,他们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多孝敬点东西不就过去了。于是,他们就陪着王主事巡视监狱。

下属嬉笑逢迎,但是没换来主事大人的笑脸,相反,主事大人脸色越来越严肃。当主事看到监狱的犯人吃着黑乎乎的东西的时候,王主事爆发了:他们吃的是什么?

陪同人员回答:“大人,他们吃的是饭。”

王主事接着问道:“为什么看上去不像?”

陪同人员解释说:“大人,您有所不知。造成这局面有两大原因:一来,虽然外面生意萧条,但是我们这里却日渐繁荣,人口猛增;二来,物价上涨,僧多粥少,没有办法。”

“哦,这样啊!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阳明思索着,可惜他不知道。看着眼前残破不堪的牢房设施与瘦骨嶙峋的犯人,阳明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大明王朝别的不发达,监狱发达,真是可惜。

正当王主事大发脾气的时候,听到一阵猪的叫声,很是诧异:“什么声音?”

下属回答:“大人,是猪叫。”

王主事更诧异了:“这里怎么会有猪?难道猪也饿得咕咕叫?带我去看一看。”

下属只得把主事大人带到了猪圈。

一到猪圈,阳明傻眼了,下属也吓傻了。进入眼前的几十只膘肥体壮的猪在哼着小曲吃着白米饭。

竟敢忽悠我!阳明怒了:“给我解释一下。要么说真话,要么你进去跟猪吃。”

下属慌了:“大人,别介啊。可能你刚来,不太了解实情。一开始,我们也让犯人吃白米饭,让猪吃米糠,后来挨批了。痛定思痛,我们决定反过来做,结果得到表扬了。您想,猪吃进白米饭,长成鲜肉,上官吃了高兴;可是犯人吃了呢,出来的只能是废物。上官一高兴,就有好处,犯人吃了就是浪费。”

王阳明怒不可遏:“再怎么着,他们也是人,他们有人的尊严。犯人吃米糠,猪吃白米饭,纯粹瞎搞。这不是猪吃人吗?”

下属继续说:“大人,在这里,猪比人有用啊。”

王阳明呵斥:“别扯淡了,赶紧把猪宰了,烹煮给犯人吃。”

下属无语,只好照办。

随后,阳明正义之心大发,烧了三把火。他下令说:

“第一,以后猪吃米糠,人吃米;第二,以后前来巡逻监狱的,必须在牢房内墙壁上刻上“某君名某,字某某,某省某地人也。由某科进士,今为刑部四川司主事云”;第三,以后监狱出错,可根据刻字来问责官员。”

对于第一点和第三点,大家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第二点,大家颇有意见。在监狱刻字,这也太高调了,这里又不是万里长城,也不是卢克索神庙。光明正大地破坏公共财物,这不是典型的不文明现象吗。

再说了,好好的纸笔不写,非得刻字,又不是回到春秋战国。不过,阳明才不管呢。他认为,用纸笔写容易作弊,好比今天会计做假账一样,不如刻字来得真实些。

没几天,上官来了,问王阳明:“小王啊,新工作感觉怎么样?”

王阳明回答:“多谢上官关心,还行。犯人都吃上猪肉了。”

“啊,猪肉,犯人?行了,你先工作。”话还没有说完,上官就走了。后来,阳明才知道,这些猪肉都是特供高官的盘中餐。

做对事,做好事,难道也错啦?

判官王阳明

王阳明的提牢厅之行,掀起了一阵风暴,一是改善了犯人的生活状况;二是惩罚了违规违纪的监狱官员;三是把特供领导的猪给杀了。一般都认为,王阳明是青瓜蛋子,不懂官场潜规则,属于愣头青。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太稀松平常了,从刑部尚书到办事人员,谁都知道,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就是还能从中获得好处。王阳明这样做倒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不懂官场规则;相反他这样做,正是对官场进行精心研究后行动的。

王阳明当然知道仕途大不易,曾经发过这样的牢骚:“铢铢而积之,皓首而无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当盛之年,以自奋于崇赫之地者几人?是几人者之中,方起而踬,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官场这条路太难了,要走寻常路,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做官必须要有自我主张。提牢厅养猪,对大家都有好处,捅出来,不仅得不到什么反而会失去更多。王阳明认为这是在刑部,是讲法的地方,是按法律办事的地方,因而依法处置。如果谁有意见,咱们皇帝那儿讲理去。

杀猪这事,上官肯定不爽,一定在背地里指名道姓地大骂王阳明。之后,上官一见阳明就心跳加速,而同事们见了他也是敬而远之。他们都知道阳明犹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这位状元爷的少爷就会干出点啥来。一年后,上官让王阳明离开京都,到外面做事。眼不见,心不烦。

弘治十四年(1501),朝廷派王阳明到南直隶、淮安等地录囚。所谓“录囚”,是指上级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并纠正冤假错案。录囚也是刑部十三司的例行事务,主事们每年都要会同都察院的巡按监察御史到所管的布政司或代管的部门清理案件、平反冤狱。

这次外派录囚,王阳明的主要职责就是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刑犯,尽管官职不高,但毕竟是“中央派来的”,提审犯人时有决定权,因而有机会按照自己的理念行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前往苏皖一代巡查调研,指导工作。当他巡视监狱时,发现有的犯人面黄肌瘦,有的则是容光焕发,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叫陈指挥的人。

此人看上去是坐在死囚牢里,但却丝毫没有忧伤的情绪;相反,吃着肉,喝着酒,睡着暖被子。对此,王阳明非常不解,他找来了下属询问。

经过他一番软硬兼施,下属道出了实情。

原来,此人名叫陈指挥,本地人。他父亲是大明帝国的将领,早年就为国捐躯,而他的儿子非常争气,当了高官,但是也殉国了。为此,他得到了朝廷的照料,成为帝国一名官员,但是做事情不喜欢用官道办事,相反,他喜欢根据性情断案,结果搞死了十八个人。

虽然陈指挥联合当地乡绅贵族一起隐瞒此事,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后来,东窗事发,进了牢房。按照大明帝国的法律,他铁定是斩立决。但是,朝廷考虑到他一家为国效力的分上,对此事不做决断,而当地地方官又是他的哥们儿,因此,本来是死人的他却居然活着,而且还活得挺滋润。

守仁看完案卷后,立即下令将陈指挥处决。一同录囚的巡按御史仍然以陈指挥的父亲殉国对国家有功为由进行阻挠,陈指挥的家属也不断托人求情。为了办成铁案,王阳明要求立即升堂断案。对此,当地官员,拿钱的拿钱,说道理的说道理,请吃饭的请吃饭,找美女的找美女,但是王阳明铁了心要斩这个陈指挥。除非他们立即向朝廷汇报,由朝廷对王阳明进行干预。但这种事情一旦让朝廷知道,不但救不了陈指挥,说情的官员们还要受到牵连。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说了要斩,哪有不斩的道理。所以,眼见阳明大人主意已定,当地官员也不再说什么。他们知道,再求情,恐怕连自己也要跟着倒霉。

陈指挥气得咬牙切齿,临死前,他瞪着阳明说道:“王守仁,你这个王八蛋!我死后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面对陈指挥的骂声,王阳明反而走上前,笑道:“我不杀你,那十八人的冤魂就放不过我。一个和十八个,我更怕那十八个。根据《大明律》,刽子手,行刑!”

关于这一段经历,王阳明这样感慨:“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大意就是执法者的良知直接决定着执法的质量,大概也只有圣人能在执法中做到不顾人情、关系和个人利害,一旦考虑一己之私,法律的公正就不存在了。

现实中的许多事都是悖论,比如礼与法、情和理即是一种悖论,讲礼就不能讲法,讲情就不能讲理。作为普通人来说,问题不大,可以绕一下,但作为法官必须迎着问题上,时刻都要面对这种两难问题,这种两难问题经历多了,思考多了,王阳明也就越来越高明了。这个时候,王阳明又想到了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庸人还是做一个圣人的问题,再次摆到了王阳明面前。

九华山上都是神

中国人非常有意思,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那种神乎其神、玄之又玄的问题,实在没办法解决了,有一个共同的选择:上山。同是上山也分三六九等,宗教人士叫“出家”,文人士大夫叫“悟道”,屌丝叫“造反”。

正因为大家都喜欢上山,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名山。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人多了名人也就多了。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也就是说,一座山怎么样,和本身无关,和旅友的知名度有关,如果旅友是神仙的话,这座山就是名山了,就成了名满天下、誉冠全球的名山了。

九华山就是一座这样的山,九华山原名九子山。后来,超级旅友李白到了之后,发现这座“九子山,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华”。于是,李大旅友兴趣盎然,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写下了《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序》,其中这句“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最为流传。就这样,一个旅友就擅自把一座山的名字改了,既没有上报官府,也没有经官府同意,并且名播四方。

一年来,刑部的经历,王阳明天天与人间地狱打交道,内心早已疲惫。他希望能找到解救人间地狱的妙方,而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于是王阳明就来到了九华山。

九华山是一座世界级的名山。它虽然名气不如五台山,但是它却与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一并称为佛教四大名山,素来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美誉。

九华山坐落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当然,一开始九华山并不叫九华山,而叫九子山。据说,此山有99座山峰,错落夹杂,其中有九座山特别惹人注目,故有此称。该山名气如日中天,成了历代骚客文人指点江山之地。李白、刘禹锡、王安石都留下了笔墨,清朝康熙御书“九华圣境”,中国历史上作诗数量最多的乾隆皇帝,也不甘人后,前来凑凑热闹,而且挥毫写下了“芬陀普教”。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九华山吸引了各路大仙前来,不仅中国人来,外国人也来,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子金乔觉就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修炼,而且得道,获得了“地藏王菩萨化身”的美誉。

一座山,有诗仙,有菩萨,想低调都做不到,因而九华山成为四大佛教圣地中唯一的国际道场。

随着名气的扩大,九华山故事也就多了起来。就像古代的开国皇帝都有许多传奇故事一样,九华山也有许多传奇故事。除了李白和金乔觉的故事广为流传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王阳明的故事。

九华山已经有了一仙李白,一菩萨金乔觉,这又来了一圣人。

李白来九华山是旅游的,金乔觉来九华山是宗教修行的,都是私人身份。王阳明不一样,是大明朝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正六品钦差大臣,而且是因公到此。王阳明的到来,引起了九华山的轰动,各个寺院的住持前来迎接。

负责接待王阳明的是长生庵的住持实庵和尚,实庵和尚是官府在九华山的牵头人,长生庵建设就是实庵和尚负责的,王阳明于是就在长生庵下榻。这个实庵和尚不仅会做和尚,还是个文艺青年,门前挂了这样一副对联:门前青山绿水都成画稿,槛外松声竹韵悉是禅机。从这副对联中,不难发现这和尚的文采,同时也透露出这个和尚很世俗。

一个是官府官员,一个是跳出三界外的宗教人士,按理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没什么共同语言。但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文艺青年。这样双方就交流起来了,谈文学,谈人生,谈宗教……王阳明和实庵和尚漫游九华山。

一天,游山归来,实庵和尚对王阳明说:“兄弟,写写哥吧!简单写一写就行。”和尚大哥开口了,王阳明欣然答应,就根据实庵和尚的长相和性情写了一首流行歌曲形式的诗词:

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那些妙处,丹青莫状!

王阳明写完念给实庵和尚听,听完后,两个人同时大声地说:“三俗!”不得不佩服这个三俗的和尚,既不是什么佛学高僧,也无诗论著述,经王阳明这首小诗一写,后来竟名重禅林,引来无数人的瞻访。

实庵和尚只能算是会做和尚的“得道高僧”,当然,作为佛教名山,如果只有这样的和尚,只能是浪得虚名了。

九华山当然有神了,而且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神。其中一个叫蔡蓬头的怪人,最广为人知。此人久居九华山,吃喝都由九华山当地的和尚供应。按道理,在别人的地盘混吃混喝不感恩戴德,也应该知足了,但是此人偏偏不走寻常路,他每次讨吃的都用眼睛看着和尚,一看和尚脸色不对劲,他便破口大骂,转身要离开。和尚们自觉惹不起,便迅即送上香喷喷的饭菜。

蓬头是外号。因为修道的人把名利已经看得不值钱了,所以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关系。王阳明听了蔡蓬头的故事后,决定前去拜访一下这个怪人。在跋涉数座山头后,终于找到了蔡蓬头。王阳明对蔡蓬头很是恭敬客气,邀请这位大神到山下一聚。

蔡蓬头倒是随和,答应了请求,随王阳明一起到长生庵。到长生庵,蔡蓬头一点儿也不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大吃大喝,逍遥自在,也不管眼前的这位正六品主事大人。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阳明和蔡蓬头谈仙论道。说自己家和道家渊源深厚,自己很是向往,本人对蔡蓬头很是崇拜,希望自己能跟着蔡蓬头修道。

这个时候,蔡蓬头看了一眼王阳明,说出了俩字:“尚未。”

听到蔡蓬头这么说,王阳明以为是天机不可泄露,不足外人道也。于是,他看了左右一眼,左右便迅速离开。他们搞不明白,堂堂一个朝廷官员居然跟一个神经病讨教神仙之术,所以,离开的时候,非常用力地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

之后,王阳明带着蔡蓬头到后面的小亭子,再次施礼下拜,请求蔡蓬头带自己玩。

蔡蓬头依然面无表情,说:“尚未。”

王阳明继续问道:“弟子愚昧。请明示!”

蔡蓬头还是回答俩字:“尚未。”

王阳明一下子着急了,我忙了半天,你就用这俩字对付我,再次追问。

九华山上论道

一看王阳明着急了,蔡蓬头哈哈大笑:“小伙子,我观察了你半天,你对我虽然隆重尊敬,一副出家人样子,但你内心深处还是一副官相啊。小伙子,别扯淡了,回去好好做官去吧。”

说完之后,蔡蓬头哈哈大笑,消失在群山之中。

这个故事一直被王阳明弟子作为宣传材料,广泛流传,后来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便将这个故事写了下来,取名为“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从这个故事看,九华山似乎真的有一个名叫蔡蓬头的高人,阳明似乎真的向这个高人问道。其实,这都是假的,有可能是阳明自己造出来的,就像洪秀全自己说自己是上帝之子一样。

如果从王阳明当官的经历来看,这个故事倒不如说是阳明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虽然阳明当了几年的官,但是他老是觉得被大材小用,施展不开,官场的污浊,现实的残酷,使他陷入了困境。

想要建功立业没有机会,想要当圣人却不知道如何修炼。他走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儒家圣人这条路走不通了,是不是该换换?过点自由逍遥的日子多好,反正可以啃老坑爹,有的是衣食无忧。

但是,真的要做选择的时候,他犹豫了。放弃做官,出世学道,过逍遥日子,他舍不得,所以,在蔡蓬头说官员身份妨碍他学道的时候,他没有递交辞职信而是大笑离开,就表明自己放不下红尘官场。

蔡蓬头走后,王阳明继续在九华山游荡。有一天,王阳明来到了地藏洞。就在他准备参观地藏洞的时候,发现许多人抬头看着山顶,似乎那里有什么奇珍异宝。

中国人喜欢当看客,尤其喜欢扎堆当看客。这点虽然一直被人诟病,甚至是遭到鲁迅先生的批评。当然,这一次,游客围观并非有什么大事,也无助于国家,但是却帮了王阳明一个大忙。正因为游客的围观引起了王阳明的注意,而这注意促使王阳明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经过一番打探,王阳明得知,处于山巅之上的是一个怪人,人们都称他为原始人、神经病。

据说,此人不吃水煮的食物,不吃烧烤的食物,只吃松子野菜。难道是素食主义者?但是跟素食主义者相比,此人是彻底的素食主义者,不仅不碰荤腥,甚至连煮、烤都省了,只生吃。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去,此人绝对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放着好好日子不过,却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这不是神经病?如果所有人都这么过,历史该怎么发展,那些喊着为人民服务的人该如何生存?

退一步讲,活在大明帝国时代,盛世王朝,需要这样吗?难道国家养不起他吗?这事情要是让皇帝知道了,非震怒不可,大明帝国地大物博,物产丰盛,怎么会养不起人。

在大家七嘴八舌谈论的时候,王阳明却欢欣雀跃。因为他知道圣人都不走寻常路,他对这类人抱着敬仰之心。由于老王家一直有道家传统,所以,王阳明对道家之事深信不疑。他决定前去请教。但是,道路不好走,要想见到道人,王阳明必须经过一座独木桥,此桥悬挂在悬崖两岸。

别说,此地海拔高达数百米,就是几十米也是够危险的,何况当时这座独木桥已经有些岁月了。对别人来说,冒险见个神经病显然不值得。但是王阳明却踏上了这座独木桥。

幸运的是,有惊无险,王阳明成功抵达了巅峰,见到了这个高人,高人正躺在岩石上睡午觉。打扰人睡午觉是很不礼貌的,王阳明深知此点,但是一味地循规蹈矩,恐怕没有办法跟道人请教修仙之道。

于是,王阳明坐在道人旁边,然后按着道人的脚掌,盯着道人,一声不吭。经过王阳明的按摩,过了一会儿,道人醒了过来。当道人发现眼前的王阳明时,便大声喝道:“没事你跑上面来干吗?多危险啊!”

王阳明道:“若能得到高人指导,粉身碎骨也愿意。”

听了这话,高人便哈哈大笑道:“小王啊,你是好样的,不枉我等你五百年啊!来,我们谈谈……”

随后,两人天南海北地神聊,上自天文地理,下至美女圣人,无所不谈。谈着谈着,渐渐地进入圣人这个话题上。这也是王阳明急切想要知道的事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王阳明问道:“大仙,您说,眼下知名的大师们怎么样?朱熹可是钦定的国学大师和圣人啊?”

道人说:“周濂溪(即周敦颐),程明道(即程颢)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道人的话,很明白,即使周敦颐和程颢这样的水平,也才是秀才级别的,其他的就不要提了,差得远呢!朱熹是谁啊?朱考亭先生是个好的讲师,可惜未到最上一层。

听到这些,王阳明惊呆了,自己连朱熹还没搞明白呢?还做什么圣人,回去好好做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