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一心平天下:王阳明
19953900000008

第8章 圣人的自我修养

踏入官场后,王阳明似乎找到了方向,可以治国平天下了,距离自己的圣人目标近了。在官场待了两年后,发现更遥远了,于是上九华山,想在佛教和道教那里找到答案,乘兴而去,却两手空空而回。只得再次抱住儒家这条大腿,王阳明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条路也崎岖不堪,千转百回,所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涵养,当这一切到一定程度,心态就平和了。梦想与道路,道路与梦想,有梦想才会找道路。道路正确,才能实现梦想,这个过程就是修炼。

以文章的名义扯淡

文章,在常人眼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汇,在读书人心中,却是一种信仰。大诗人杜甫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下子文章的撰写被抬高到了极致。

文章不就是写写画画嘛,还能经国治世,还能不朽,找谁说理去。这事还真能找到说理的人,那就是皇帝。治国这事儿是门艺术活,光靠体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文章。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一个时代何尝不是呢?一个官府何尝不是呢?

一个朝代,历经九个皇帝,有好的传承,必然也有坏的积习,这个时候,往往是积弊重重。还是那句狄更斯万金油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当政的皇帝是朱祐樘,和前辈动辄就搞文字狱相比,这是最好的时代;如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里所说,政风大坏、文风大坏、社会风气更坏,这是最坏的时代。

文章千古事,文风决定政风。自从朱棣夺天下,定鼎北京以后,历经几代人努力,出现了“太平盛世”。既然是盛世,就要唱赞歌,始作俑者就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由于这仨人都是翰林出身,后来都官至内阁大臣,于是人们就把他们三个人唱赞歌的文章形式叫作“台阁体”。三人位高权重,文章雍容典雅,颂圣德,歌太平,于是引来粉丝一片。

唱赞歌当然需要,但老是唱赞歌,就粉饰太平了,就虚假了,而且带坏了文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鉴于此,一些底层的公务员开始呐喊,要进行文风改革,带头的就是以李梦阳为首的文艺青年,改革对象就是以李东阳为首的文人内阁。

说文艺青年,其实就是愤青,在当时,李梦阳可以说是偶像级别的。而李东阳在文坛更是响当当的人物,官拜内阁首辅大臣,会写诗文会做官,是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大神。愤青要造大神的反,这热闹有看头,最有看头的是,李东阳曾经也是李梦阳心中的大神。

能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大神,李东阳当然靠的是实力。李东阳小时候就有“神童”的美誉,四岁的时候就能写一尺见方的大楷,进而被推荐给皇帝朱祁钰。皇帝也新鲜,想一睹这个“神童”的风采。

父亲带着李东阳进皇宫,四岁的孩子,个小腿短,迈不过皇宫的门槛,太监就扶着迈了过去。皇帝被这场景逗乐了,顺口出了一个上联:“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道:“天子门高。”

这一下把皇帝拍舒服了,让李东阳听写了“龙”“凤”“龟”“麟”十多个字。完全正确!皇帝很高兴,就抱着李东阳坐在自己的膝盖上,赏赐李东阳一些上等的珍果和宫内的钱币。这个时候,李东阳的父亲已经站起来,到皇宫外台阶下等候命令。

皇帝一看,又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

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嫂嫂落水小叔子去救),权(权宜之计)也。”

恰巧这个时候御膳房送来螃蟹,让皇帝品尝,皇帝就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朱祁钰喜而赞道:“是儿他日做宰相。”

李东阳果然不负朱祁钰的厚望,天顺八年中进士,为国家服务五十年,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内阁首辅,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自从太祖武皇帝建立大明朝那一天起,就对文人一再提防,但朱棣做了皇帝后,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重用文人,形成了勋贵武将、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权三权鼎立的局面。互相协调,互相制衡,但土木堡之变,文官集团趁火打劫,创建巡抚领兵制度,抢夺了属于武官的军事指挥权。这样一来,文官集团一下子做大了,不仅拥有了行政和舆论大权,同时还拥有了军事大权。这个时候,文官集团还怕谁?就是皇帝也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否则照样收拾你,皇帝都挨欺负,这天下,谁还敢与他们争锋?

朱见深深受其害,做皇帝之后,对文官集团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打击,一些文人高官或被贬官或隐退,以此加强皇权,减少文官对朝政的影响。在位二十三年,朱见深只召见了一次文官,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还实行了传奉官制度,就是绕过吏部、不走程序,直接任命,以此对抗文官集团。当朱见深驾鹤西去,儿子朱祐樘上台,又推翻老子的制度,对文人实行宽容政策,于是文官的春天来了。由此,文人和文艺青年都探出了头,到官场上发发言,弄弄权。

李东阳历经天顺、成化和弘治三朝,阅历丰富,因而十分珍惜弘治时期的政治氛围,所以在发言的时候,喜欢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这一点从李东阳给朱见深和朱祐樘写的悼词就能看出差异。在给朱见深写悼词的时候,李东阳无从下手,唱赞歌吧,违背良心;如实写,写我大明皇帝的绝世姐弟恋,又担心小命不保。最后生拼硬凑,堆砌了一篇文章。说“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不说皇帝无所作为,而说大皇帝的功德不在当世,而在子孙后代。而朱祐樘的悼词就不一样了,极尽赞美,说:“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作为内阁大臣,李东阳希望自己成为治世之能臣,能像永乐时期的“三杨”那样营造出新的盛世。内心以“三杨”为榜样,就先从文章上学习,于是李东阳文章手法自然就是假大空的“台阁体”。

文臣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写文章,唱唱赞歌,当然也有人针砭时弊,骂骂街。李东阳有李东阳的写作风格,李梦阳有李梦阳的写作技巧,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结果写着写着就不和谐了,文人相轻的臭毛病上来了,李梦阳开始挑战李东阳。李梦阳当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于是就开始组团,就想起了王阳明。

少年距离少客有多远

从九华山下来后,王阳明内心淡定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跳不出三界,也离不开五行。完成公差后,王阳明起身回京,到京后,先到刑部报到,汇报工作情况,之后等候新的工作。

听说王阳明回来了,他的那帮文友闻风而来,李梦阳、何景明、乔宇、徐祯卿都来了。这些人,今天的人不是太熟悉,但那时候可是政界和文学界双料新星大腕,就相当于今天的韩寒、郭敬明,随便哪一个,都是如雷贯耳,放到今天,都会是超级畅销书作家。

和父亲想着打压文人不同,弘治皇帝朱祐樘善待文人,注重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收入自然也逐渐提高。银子多了,腰包鼓了,饭局就多了,各种文学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作为状元之子,李东阳青眼有加的未来状元,王阳明自然成为这个圈里的一个明星。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中第二甲第七名,观政工部,闲暇之余,就和京城的文官相唱和。王阳明对京城文官感兴趣,京城文官也久闻王阳明大名,于是大家经常找个理由聚聚会,聊聊风云,谈谈风月,花前月下,吟诗作赋。王阳明活跃的文化圈里都是一些官场新人,诸如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和王廷相等。

大家都是有追求的年轻人,都比着上进,比着写诗,王阳明几乎天天忙着写诗,几年来写了一大堆,数量达三万多首,比此后诗作最高产的乾隆皇帝创作得还多。一个要做圣人的人,自然要自己的作品恒久永远流传,要和圈里的朋友一争高低,要想写好作品,自然要努力学习。为了能超越这些朋友,王阳明天天拼命读书写诗,经常一忙就是到第二天凌晨。由于当年格竹子留下了病症,王阳明的体质一直孱弱。看到王阳明这样用功,他的状元老爹很是心疼儿子,就让家里仆人每晚准时给王阳明灭灯。而王阳明在等老爹睡着后,再次点灯,继续读书写诗。

不久,王阳明就在这个圈子里声名鹊起,和李梦阳这帮人打成一片。这次出差刚回,大家就来了。哥几个互相聊聊这段时间的情况,王阳明就把自己的经历说给了大家听,李梦阳也向王阳明说了他们这段时间的活动。王阳明不在这段时间,他们几个搞起了新文化运动,领头人物是李梦阳与何景明。打算通过改变文风来改变社会风气,反对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向以内阁首辅李东阳为中心的“茶陵诗派”叫板。

这件事表面上是文章风格之争,实际上是两派朝臣的较劲。一派是弘治之前入朝做官的元老派,诸如李东阳、刘健、谢迁以及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另一派就是弘治时期进入官场的新贵。

不管承不承认,当权派是元老派,新贵是打下手的。元老派手握大权,掌握着这些新贵的前途和命运,而新贵则意气风发,有自己的优势。看似这帮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其实他们有自己的资本,一是文章写得好,二是文风确实清新。

李梦阳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还是一个纯爷们儿。李梦阳竟然向皇帝叫板,后来上书弹劾皇后弟弟张鹤龄,被张鹤龄抓住疏漏,被捕入狱,差点丢命。好在朱祐樘宽厚,顶住压力释放了李梦阳。出狱后,有一天,李梦阳在街上遇到张鹤龄,就上前痛加斥骂,用马鞭痛打张鹤龄,打掉了他两颗牙齿。

另外一个比较有个性的是何景明,这个人就是在今天也是“怪人”一个。有一次,一个官场的朋友宴请宾朋,何景明也被邀请。赴宴的时候,何景明让仆人带着一便桶跟着。宴席开始之后,何景明并不入座,而是坐在便桶上读书,以此显示自己和那个世界不同。

这帮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官场新人,搞所谓的文章改革,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境遇不满,借此来拔高自己。李梦阳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公开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

至于怎样才能救国,李梦阳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复古。在他看来,只有复古才能革新官场风气,才能革新朝政。

李梦阳知道这几个人成不了气候,于是多次游说王阳明入伙。王阳明也明白,这个活动的主角是李东阳,自己做不了老大,一个要做圣人的人,怎么能跟别人瞎起哄呢?于是感叹道:“假使学如韩(愈)柳(宗元),也不过为文人。辞如李(白)杜(甫),不过为诗人。大丈夫所为,应是盖天盖地的大事业。傍人门户,比量揣拟,都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关于如何拯救这社会,王阳明有自己的方案,他准备从人心入手,彻底解决问题,杀人不如诛心,只有这样才能激起文人士大夫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的理想现在只能寄托在官场了,官场的事还是淡定一些好,一次的《陈言边务疏》,被老爹骂了好多次了。这一次再跟着李梦阳他们去与李大爷和自己的老爹掰扯,不是找骂吗?

正当王阳明找理由拒绝李梦阳的时候,自己的肺病又犯了,而且很严重,于是向朝廷写了一个请假条,请求回老家养病,皇帝能批准吗?

身病与心病

王阳明从小体质就差,后来热衷于格竹,结果病倒了,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现代医学的实践证明,晚产会给胎儿带来诸多危害,比如,体重大、成活率低、寿命短、易患多动症、易患肺部疾病等。王阳明在二十一岁那年就患上了肺病,二十七岁那年复发,这一次病情又加重了,最后恰恰死在了肺病上,这和他晚产四个月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当王阳明的诗歌与文章写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和李梦阳的距离也就渐行渐远。本领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王阳明的诗歌文章写得好,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诗歌文章越写越好,身体状况却是每况愈下。

那个时候没有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类药物,肺病基本就是绝症的代名词,稍微不注意,稍微有些劳累,就会咯血。经过四处寻医问药,后来找到了一个炼丹道士,道士给王阳明开了一个药方,就是每天要口服极少量的砒霜。砒霜是剧毒药品,长期服用自然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这也是王阳明常年脸色铁青的原因。

这种治病的方法非常危险,王阳明当然也知道,但是为了活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诗文写得越来越好,王阳明的身体却越来越差。有一天,他一面咳嗽一面看书,突然把书向桌上一丢,说:“我王某怎么可以用有限的精神做这无用的虚文呢!”

王阳明之所以对书发脾气,一是因为身体有病,而且越来越严重;二是心病也犯了,就是对做圣人越来越迷茫;三是仕途方面不是一帆风顺,对现实很失望。

王阳明便向朝廷上疏,告病请辞,他在《乞养病疏》中这样写道:臣自去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剂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谢去药石,医师不可,以为病根既植,当复萌芽……病痊之日,仍赴前项衙门办事,以图补报。臣不胜迫切愿望之至!

虽然大明帝国弘治中兴,但也不是天下太平,光是造反的就有两起,一是江西的王武造反,二是琼州少数民族造反。这是兵部刘尚书的事,和王阳明这样芝麻绿豆般的六品小官没有干系的,大明帝国不是离开他就玩不转的,所以奏疏递上去,很快获得恩准。

就这样,王阳明的第一次官场之旅画上了句号。

无官一身轻的王阳明回到了老家余姚,开始了悠闲的疗养生活。王阳明的肺病加重主要是因为劳累过度,只要休息好,病情就会好转,到老家一段时间后,身体就慢慢康复起来。

人心不足,好了还想好,这一点,王圣人也不能免俗。身体好转后,王阳明就又不满足了,打算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治好身上的病,永远不再复发,这样就可以安心地做圣人了。经过多方查询探问,找到养生大师,大师告诉王阳明:要想好身体,天天练导引。

“导引术”是何物呢?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气功、瑜伽很相似。导引,即“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之意,“导”和“引”是锻炼的主要内容,技术关键是“气”更平和,“体”更柔软。导引养生健身方法,已经风行数千年,早在610年,太医令巢元方出版《诸病源候论》一书,从此“导引术”正式获得中央官府权威机关认可。

中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还是文人士大夫以及底层的芸芸众生,都热衷于和道士来往。究其原因,他们和道士来往,既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宗教,更不是崇拜道士的人格魅力,而是为了长生不老能成仙。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再到唐太宗,再到雍正皇帝,绵绵不绝。文人中就更多了,诸如号称“诗仙”的李白以及大文豪苏轼,都是如此。最有意思的是朱熹,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对养生和长生不老之术不屑一顾,还批判那些迷信的文人,从孟子一直骂到苏轼。谁承想,到了晚年,朱老夫子也迷信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天持斋茹素,最后导致背上长疽而死。

为了更好地练习导引术,王阳明专门跑到会稽山居住。之所以选择到会稽山来修炼,是有渊源的,这里要说说会稽山的来历和故事。

会稽山也叫茅山,提起茅山,就想起了民间杂技艺人的开场词:

一二三,二二三,跟随师父上茅山。茅山有个毛老道,师父对我把艺传,教会了徒弟整八个,倒有七个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得道,师父一怒将我赶下了山,下得山来无事做,变个戏法儿大家观。

再就是,提起茅山,容易想起赶尸道人,就是说,茅山不仅盛产杂技人员,还盛产赶尸道人。

王阳明在山上的阳明洞修建了房子。所谓阳明洞,先前叫阳明洞天,当地人们叫它阳明洞,传说大禹曾经在这里藏书,死后葬在这里,所以也叫禹穴。到清朝,传得更神乎其神了,说阳明洞是一巨石,在会稽山龙瑞宫旁,《旧经》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也。《龟山白玉经》有云: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皆仙圣人都会之所。

一切安顿完毕,王阳明开始导引术的练习。由于在阳明洞练习导引术,王阳明给自己起了一个号:阳明子。到这个时候,“王阳明”这个名才横空出世。

王阳明练习导引术,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治病健身,练着练着,突然感觉自己能有前知几百年后知几百年的能力。圣人还没有找到一撇,王阳明却要成为神仙了,王圣人成了王大仙。

茅山有个王老道

有一天,正在静坐的王阳明预感到,不久将有四个人来看望自己。在这四人刚出绍兴五云门的时候,阳明突然睁开眼睛,对身边的仆人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谁,王思舆他们几个来看我,他们现在刚出五云门。你去迎接一下,估计在半山腰能碰见他们。”

这个仆人虽然是阳明心腹,但是他不相信王主子所说的。都十六世纪了,还搞迷信那一套。整天说自己是孔子的门徒,却做着道家的行为。他觉得主子所做的太不靠谱,不过,主子命令难违,他便下山去迎接了。

刚到半山腰,出乎他意料的是,半山腰居然真的有四个人,嚷着要找王阳明,连姓名都和王阳明所说的一样。仆人惊呆了,不会吧,主子能预知未来了,岂不是成大仙啦?

于是仆人就把山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王思舆四人,而且还说了王思舆他们几个人一路上发生的故事。这四个人听了仆人一番叙述后,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王阳明预知四个朋友来访,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如此准确,纯属巧合。这一点和我们生活中的“说曹操曹操到”差不多,能说有多神奇吗?

人体到底有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最起码目前没有科学证明没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人体都是一个磁体。每个独立磁体都有自己的磁场,磁场具有波粒的辐射特性,而心脑进行思维的时候,就会产生波粒。当磁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时候,波粒就会传送出去,就会产生感应。磁力强的磁场能够影响甚至破坏磁力弱小的磁场,再就是一些磁力相当的磁场能互相影响或者接收彼此的电子射线,进而产生近似甚至相同的感应,我们常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这个道理。

四人中的王思舆和王阳明的关系最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两个磁体形成的磁场强度大致相当,就是说两人容易“来电”,容易产生心有灵犀的判断。所以当王思舆准备拜访王阳明的时候,王阳明的磁场有所反应,感觉会有人来访。在这期间,知道王阳明在阳明洞的就王思舆这四个人,他们和王阳明之间也是非常熟悉,彼此了解脾气秉性,所以王阳明能判断出他们的行为就不足为怪了。

因而,当这几个人一再称赞王阳明的时候,王阳明十分低调,也是这个道理,纯属蒙的,下一次他自己也没谱。听到朋友的夸赞,王阳明虽然很是受用,但还是连忙婉拒说:“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按理说,这种小事不足挂齿,谁一生不发生几件这样的事情,但因为发生在王阳明身上,就伟大了,就神奇了,成为经典了。这样的事,在大宋朝也发生过,故事的主人翁是伊川先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程颐。

据说有人问程颐:“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经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

其实这样的事真没什么神奇的,古人早就明白了,之所以一再被神化,是因为有人想造神。

预知事件之后,阳明日子不好过了。虽然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但王阳明得道好事也四处散播,这四个好友逢人便说阳明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没多久,整个浙江省都知道了,茅山有个王老道,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于是引来粉丝一片,这些人,有的是官府高官,有的是道家子弟,他们闻风而动,赶来阳明洞拜师。

接下来,阳明每天的工作就是接见拒绝,半月下来,他瘦了一圈,脸色青白。病情加重了!看来,继续住在阳明洞,日后真的要成为阳明的洞穴了。所以,为今之计,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阳明趁着夜黑风高,逃离了阳明洞,前往别地休养。

得道高人不露相

在阳明洞静心修炼一段时间后,王阳明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平和淡定,一切都不再留恋,好像这个世界和他没有丝毫的关系,进而产生了逃离世俗的念头。修炼成仙的念头占领了王阳明的思维空间,就连做圣人也变得无足轻重了,甚至不值得一提了。王阳明越是修炼,逃离世俗的念头就越强烈,自己可以是无所谓了,但年迈的奶奶和父亲王状元怎么办?他们百年之后,谁来顶棺下墓摔老盆,王阳明犹豫了。有意思的是,王阳明这个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老婆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可是大事啊!看来,王圣人早就过情色关了。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天,王阳明再次开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这种思念亲人的情感是自然而然的,是人之本性;而这种离世行为,是灭绝人性的。王阳明顿然明白,也是孔圣人打败了老子和释迦牟尼,人性和亲情把王阳明拉了回来。

这一顿悟,王阳明吓了一跳,乖乖,要不是奶奶和爸爸牵挂,自己就出家了,王阳明就成王道士王真人了。这么多年的儒家教育和苦苦追求做圣人,居然抵挡不住道家魅力,这些年的书白读了,到最后居然靠人性和亲情来打败道教。这个时候,王阳明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大道、人性和亲情,其他的都是扯淡。难怪一些平民百姓对宗教那么顶礼膜拜,一个读了二十多年圣贤书,在做圣人路上坚持了快二十年的人,居然都深陷其中,差一点不能自拔,更何况普通人呢?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趁着此时清醒赶快走,不然一会儿又陷进去,那时候恐怕再也上不了岸啦,自己可就真成了王真人了。

去哪儿呢?显然人少的地方不能去了,在人少的地方待久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会失去社会性。人一旦失去社会性,和动物就没有区别了,距离自己的圣人之路就是南辕北辙。闹市区也不能去,毕竟是养病,那就去稍微清静的地方吧。他最后去了杭州西湖。

王阳明吸取了在阳明洞的教训,不再独自修炼,而是与一些和尚互相交流。经常与南屏、虎跑这些寺庙里的和尚谈佛论道,说经文,比修行,甚至指点江山,日子过得相当逍遥舒坦。王阳明曾经在诗中这样描述这段时光:“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这些寺庙中,王阳明最喜欢去的就是虎跑寺。虎跑寺位居西湖南侧,大慈山定慧禅寺内。该寺庙在唐朝末期由禅宗性空大师建立。据说,当年性空大师居住此地后,天干地燥,没有水源,生活不便,他便准备迁往别地。不过,在搬家前一天,他梦见了神,神告诉他,南岳衡山有童子泉,当遣二虎移来。日间果见两虎跑翠岩做穴,石壁涌出泉水。于是,虎跑寺就此得名。后来,宋朝高僧济公圆寂于此,而被称佛门“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主师”的高僧弘一法师则出身于此。

王阳明对虎跑寺最深刻的是一个和尚,而不是所谓的得道高僧。这个和尚有点特别,用现今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有点萌。一般的和尚修炼,都是该念经念经,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上厕所上厕所,唯独这个和尚不一样。闭关修炼,最神奇的是人家还闭着眼,从来不睁开,也从不和别人交谈。

一听说这个和尚,王阳明就非常感兴趣,暗自窃笑,哈哈,这不就是前些日子的自己吗?只是自己是五十步,这个和尚是一百步,如此而已。于是,就决定前去会会这个和尚。

见到和尚后,一看和尚正在念经,王阳明知道这等事必须有霹雳手段方可。于是突然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正在念经的和尚被这突然一嗓子惊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一下子被震迷糊了,突然睁开了眼,开始和王阳明交流。

王阳明就用自己迷途知返的亲情来与和尚交流:“家里还有什么人在?”

和尚不明就里,迷迷糊糊回答:“家里有一个老母在。”

一听和尚回答,王阳明有把握了,又问道:“想念老人家吗?”

老和尚喟然叹道:“哪能不想啊?”

听到和尚的真心话,王阳明耐心地说:哥当年也有你这样的心态,想出家修行,但一想到奶奶和爸爸,我就放弃了。试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亲情之心都没有了,即使能修炼成仙,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儿童都知道关爱亲情,何况一个成年人呢?这就是儒家的“爱亲本性”。

听王阳明这一说,和尚痛哭流涕:“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经。兄弟服你了。”

第二天,王阳明又去虎跑寺,准备与那个和尚再论论道。到庙里一看,和尚不在了,一问,原来和尚回家看老娘了。在寺庙受了三年佛教教育,王阳明一句话,彻底崩溃。僧性全无,回家找母亲去了。这个时候,王阳明的牛刀小试,第一次出手,就能把一个修炼三年的和尚撵回家。诛心太厉害了,杀人不如诛心啊!

这次经历,王阳明彻底抛弃了神仙佛老之术,看明白了佛老的不足之处,也大大鼓励了王阳明。王阳明也第一次发现了儒家的威力和魅力,再重新回到了儒家的道路上。想想从前的科举之道、习武射箭骑马、文章辞赋以及神仙之道,去你丫的吧,我还是要做圣人,这一次,生死不改。

正在王阳明重新找到自己的时候,北京那边又开始呼唤他了。

主考山东

王阳明回家的这段日子,状元王华的仕途可谓顺风顺水,由于主修了《大明会典》和编撰了《通鉴纂要》,因此深受朱祐樘的喜爱,于是擢礼部右侍郎,仍兼日讲官。官至侍郎,依然天天给皇帝上课,位高权重,谁不给三分面子。

当王阳明在西湖虎跑寺与老和尚逗乐子的时候,他的身体也逐步恢复了。这个时候,刑部想起了王阳明,状元王侍郎的孩子情况怎么样了,就有人向王侍郎了解情况。一听王阳明身体康复了,刑部就打个报告,说工作太需要王主事了,没有王主事许多工作都没法开展,请求内阁尽快通知王主事回来上班。

正当王阳明在西湖之畔漫步的时候,仆人风尘仆仆赶来,说朝廷要求他回京复职。一听这话,王阳明长长地出了口气,去你的西湖,去你的虎跑寺,我还是回北京做官去了,这才是正事。

到北京后,王阳明到刑部销假,开始了正常的官场生活。

弘治十七年(1504)秋天,乡试即将在全国举办。每当举行乡试的时候,全国都很关注,绝对超过今天对高考的关注,因为乡试三年才有一次,而高考年年都有。乡试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主考官,明朝开国之初,乡试主考官不限职务级别。三四十年以后,国家专门设置专职主考官,但效果既不好又不方便,于是有大臣建议恢复先前的制度。皇帝批准后,就恢复了先前的制度,主考官不限制级别,由地方聘用。

这年有点意外,山东省给礼部打报告,要求礼部选派刑部主事王阳明去山东担任主考官。礼部主要领导研究了一下,就给内阁打个报告,内阁很快批了下来。其实没啥好研究的,这样的好事,侍郎的儿子,尚书能说什么,都是哥们儿,再说了王侍郎天天给皇帝讲课呢,万一多一句话,自己就不知道该去哪儿待着了。应该感谢皇帝取消了主考官的级别限制,否则小小六品绿豆芝麻官的王阳明哪能有机会主持山东乡试。

山东打报告聘请王阳明的官员是陆偁,官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这个陆偁看起来和王阳明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可他的岳父是杨守陈,而杨守陈和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官场上的好搭档、好伙伴。再就是这个时候,杨守陈已经不在世了。有这样的机会,陆偁当然会借机抱一下王华的大腿,把这样的好机会给王阳明,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王阳明的诗文在京城文人圈子里颇有名气。此外,王阳明本人有乡试方面的经验。就在王阳明中进士的前一年,父亲王华主考顺天府(北京)乡试时,就让儿子王阳明全程参与了阅卷。王阳明对考卷的评判相当准确到位,主考官老爹非常满意。

王阳明知道自己被派往山东主考乡试时,十分激动,十分向往。在王阳明看来,这个机会太好了,一是可以名正言顺到自己心中的圣地圣人的故乡游玩了;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命题了;三是可以读遍山东秀才的文章,同时手握对这些文章的评判大权!高兴之余,也感到肩上的责任之重:乡试是为国求才。求才如果不尽心力,这是不忠;如果尽心尽力,但没有得到真才实学的人,这是失职;如果失职,他如何对得起朋友、国家?

山东,齐鲁大地,圣人之乡,孔子和孟子的故乡都在这里,一个要做圣人的人,能对山东无动于衷?再就是自己的工作是到圣人之乡选拔人才,多少有点激动,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对,鲁班也是山东人,因而必须当回事。最后可以展示自己的最新思想,不能光在老和尚身上尝试,对和尚有效,对读书人呢?还要在读书人身上看看效果。

乡试是地方官府主办的最高级别考试,因而十分重视,热烈隆重地迎接王阳明,进行高规格接待。乡试主考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命题,虽然主考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必须在大纲范围之内。大明朝的国考大纲是钦定的四书五经和《朱子集注》,要一般人直接从题库里挑几个,得了。这显然是敷衍了事,显然不是想做圣人的阳明所作所为。那么出一道学术类型题讨论朱熹?那也不行,自古以来,文人都是纸上谈兵的高手。

思来想去,阳明决定,出几道经世致用题,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于是,他遍翻四书五经,终于找出了好题目。

当山东省的秀才们拿到考卷时,整个贡院炸开了锅,有人兴奋得笑个不停;有人气愤得直摔毛笔;有人把卷子翻来覆去地检查,生怕自己看错了;有人干脆当场交卷:对不起,我不陪你们玩了!

王阳明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这个主考很例外

我们都知道明朝的科举考试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且不说竞争有多激烈了,单单八股文格式就够喝一壶的。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几个部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是文章精华部分,十分讲究,不允许随便写,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八股文写作十分古板,少一个字不行,多一个字也不行,有时候表达什么倒不重要了,凑字数成了重中之重,多数人先思考要表达什么,然后思考如何凑字数。文章完成后,表面上对仗工整,对偶上口,如果仔细一看,没有几个有用的,大部分都是废话。

不要以为八股考试让学生很痛苦,其实出题的老师也很痛苦。四书五经就那么一点内容,县试考题从里面出、乡试考题从里面出、会试考题也从里面出、殿试考题还是从里面出,而且凡是考过的题不允许再考。可想而知,这题目有多难出。但有政策就有“邪策”,无奈中主考官怪招百出,就在句读方面出歪招。比如把四书五经的句子进行割裂,拿出来当考题,就是一句话掐头去尾,把中间的几个字做题目,这种狗屁不通的句子,主考都不一定明白,却拿来考学生,因而学生骂街是正常的。

这样一来,主考官被骂也属正常,若是一般不负责任的主考被骂是活该,但王阳明是认真出题的,怎么也被骂了呢?问题就出在考题上。

山东秀才们拿到考卷,打开一看,第一道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题目难吗?不难,而且很简单,这不是《论语》里的一句话嘛!是孔老先生告诉弟子如何做臣子,意思就是做臣子嘛,用道义辅佐君主,如果君主不按道义行事,那就该干吗干吗去!考生骂街的原因不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而是太明白了。考生想对王主考说:“主考大人,难道你忘记本朝太祖的那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你想试试吗?这不太扯了吗?”

第二道题目是“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这句话也在考纲范围之内,是《中庸》中的一句话。这道考题的重点是修身,大意就是做人要着装整齐更要非礼不动,这样才能修身。简单说,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能表面上西装革履,一肚子男盗女娼。按理说,这道题目可以发挥了,但大明国策规定,凡是答题只能仿照朱熹的解释去立意答题,但王主考这样的题目无法从朱熹那里找啊!

第三道题目是“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道题是考秀才的仁爱和治国方面的认知和水平。题目的大致意思是:大禹想到天下还有人被水淹,就感觉自己正被水淹一样;稷想到天下还有人饿着,就感觉自己正被饿着一样。这正是儒家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不是皇帝的或者某一群体的,而皇帝和大臣只能是“公仆”。这令秀才们如何答题啊?孟子因一句“君为轻”就被太祖收拾了好几回。

第四道题目是“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惟吉士”。这道题目出自《尚书》,大意就是:从今天开始,任用官员一定不可任用奸佞之人,只能任用善良之士。就是说治国要亲贤臣,远小人。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同样不好入手,当朝有小人吗?有,是谁呢?没有,这样的考题不就是扯淡嘛!

第五道题目是“诗不遑启居猃狁(少数民族)之故”。此题出自《诗经》,意在考查秀才对国家兵备和兵役认知和解决方案。这道题目的现实意义太强了,直指国家的国防和军事,“猃狁”显然是鞑靼和瓦剌。国家这些年的情况,就是不出门的秀才也知道,国家一再被欺凌,什么都知道,可是乡试能说实话吗?王主考,考纲不是规定了吗?只能仿古人立言,皇帝不是一再要求我们莫谈国事吗。

第六道题目是“礼记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这道题出自《礼记》,主要是考考秀才们的为人处世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情商”。官场是一个大染缸,如何能独善其身,既是一门修身学问,也是做官之道。

第七道题目是“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这道题也是出自《礼记》,主要是考查秀才们懂不懂得君臣之间的交往之道。大意就是:如果心里喜欢,那么身体必然很享受;如果君主爱好某件事,下面的人必然也爱好。就是说,有时候,心里喜欢的未必是好的、正确的,君主的爱好同样也是如此,这个时候怎么办,尤其作为臣子,怎么办?

第八道题目是“论人君之心惟在所养”。这道题出自《朱子集注》,也在考纲范围之内。这样的题目,秀才除了挠头,很难有什么进展,皇帝之心岂是这些秀才可以瞎猜的。别说秀才了,就是大臣也不允许猜皇帝的心思。都不知道皇帝的心里想什么,那养不养和秀才们有关系吗?有啊!这道题用意深远,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实现目标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当皇帝和太子的老师,这个时候如果不读皇帝的心,如何当老师,如何治国平天下?

……

王主考的确过了把圣人瘾,利用出题的机会,把自己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治国之道、用人之道、修身之道、边防之道一一糅进了乡试的题目之中。王阳明可谓用心良苦,但在一个皇帝世袭的时代,哪个皇帝会真正把一个读书人当根葱!

京城布道者

官场规则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做什么事都要政治正确。尤其是文人官员,耍笔杆子不能太随意,否则吃不了兜着走,甚至掉脑袋,本朝太祖就多次因文字杀人。这事,王主考应该不陌生,但这次主考山东的考题,怎么这样不靠谱,太前卫了吧,政治风险太大了。这样的题目太刺激了,这不是和太祖叫板吗?

如果是在太祖时代,王阳明在山东这样玩,下场就是:砍头。好在王阳明是幸运的,他这个时代的皇帝是朱祐樘。不得不说,朱祐樘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尽管童年时期受尽折磨,但做了皇帝之后并没有进行复仇,甚至连应当的刑罚都没有追究。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朱祐樘却能做到与仇人以及那个时代进行和解,这一点就令人尊敬。

也许正是看到朱祐樘的宽容,社会氛围和环境相对宽松,王阳明才敢出这样的考题。虽然进官场不是多久,但也不是生瓜蛋子,就是愤世嫉俗,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王阳明这样做,绝对不是下赌注,而是一种展示,向朝廷和皇帝秀一下自己的能力和水平,目的当然就是进一步高升。

乡试连考三场,每场三天,九天结束。之后就是阅卷工作,乡试的阅卷工作有一套完整合理的程序,极为严格。阅卷第一件事是“糊名”,监考官收完考生试卷后,然后把试卷交给弥封官。弥封官就对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就是将姓名、籍贯等信息折叠掩盖起来,再用空白纸弥封,最后加盖骑缝章,这个程序叫“糊名”。之后进入第二个程序:易书。所谓“易书”,就是找人把弥封后的试卷客观地重新誊写一遍。为了防止誊录出错,对誊录手工作量有一定的规定,因而每次乡试官府都会聘请一批誊录手。人数的多少根据当届考生的人数确定,多的时候要上千人,少的时候也要几百人。

对考生和阅卷人不放心,当然也会防止誊录手利用工作之便作弊,故而官府规定,本省学宫(指教育机构)的人员要回避。誊录工作的人员都是临时抽调,主要是从各府、州、县的书吏(相当于今天秘书一类的公务员)中间抽调。还有一项重要规定,严禁誊录手携带墨笔入场。誊录试卷,统一使用朱砂红笔,所用的纸张数、墨水颜色均要一致。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状元卷子怎么通篇都是红色笔迹,就是这个原因。考生答卷时要用黑墨书写,故称为“墨卷”;而誊录后的卷子,是用朱砂红笔誊写的,故称为“朱卷”。

誊录之后,还要进行“对读”,其实就是复核,以免有错。这些程序走完之后,才进入“阅卷”程序。

总体来说,王阳明主考山东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既没有引起政治风险,也没引起官场的弹劾。就连保守的陆偁也没对王阳明的考题进行干涉和提出批评,相反还赞赏有加。当王状元知道儿子出这样的考题时,估计也只能暗暗地自求平安,儿大不由爹啊,不能动辄就拿书砸人啊。

乡试结束后,王阳明假公济私,决定到济南周边风景名胜转转,大明湖是一定要去的,孔庙也是一定要去的,泰山也是要去的。尤其在游泰山的时候,王阳明诗兴大发,一口气写了五首,就是《登泰山五首》,其中第五首写道: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孤坐万峰巅,嗒然遗下块,

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

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

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

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

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一看就是臭酸的文人诗,也就是发发牢骚,埋怨自己怀才不遇,但这对仕途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官场有官场的规则,要想在官场有所作为,必须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行事,否则天天骂街也没用。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王阳明在山东的付出获得了认可,当把山东乡试相关材料上交给礼部后,获得赞美声一片,都说王阳明是经世治国之才。

回到北京没有几天,王阳明接到吏部的调遣令,到兵部武选清吏司工作,职务还是主事,办公地点在承天门的东边。准备妥当之后,王阳明兴匆匆到兵部报到。

武选清吏司其实就是兵部的人力资源部,主要负责武官的选拔和升迁。这工作看起来权力很大,手握武官的前途,多威风啊,可以培养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就是负责资料的记录和登记,真正的权力在领导的手里。王阳明的这个角色也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差使,但他还是相当兴奋,毕竟这和自己的圣人之路方向一致。

武选清吏司好像和自己的理想方向一致,进去之后才发现,不仅提拔官员和自己无关,就连提建议、带兵、制定军事方案都和自己的工作无关。理想和工作成了两条平行线,看起来很美很漂亮,但永远都不会有交集。

大凡伟大的人,都能在绝境中找到向理想迈进的路。王阳明就有这样的能力,当兵部和自己的理想之路越来越远之际,他想起了自己主考山东的辉煌,想起了圣人孔子,看来自己挺适合做一个布道者。对,王阳明自己何不做一个老师呢?

当年孔圣人不就是靠做私塾老师来实现理想的吗?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自己可以广收门生,收他个三万,三十万……来个贤者七百二,七千二……这样,自己的理想通过学生来实现,同样能实现做圣人的理想。

这的确是一条路,还是一条捷径。圣人岂是一般人能做的,奋斗了二十多年,王阳明发现越来越渺茫了;那就退一步,做圣人的父亲,但他结婚十七八年来,至今没有子嗣;那就再退一步,做圣人的老师吧,而且只有这条路了。

那时候对民办教育还是支持的,影响还很大,并形成了规模,许多学者都在自己家乡开堂讲学。诸如吴与弼在江西崇仁、罗伦在江西永丰、章懋在浙江慈溪,陈献章在广东新会……王阳明曾经上门拜师的娄谅就是吴与弼的学生,所以王阳明做老师这事不算是开先河,只是顺潮流而动,但王主事在北京开堂讲学,还是“雷”到了一些人!

北京,是帝都,天子脚下,大师云集,精英荟萃。首都作为政治中心,自然也是全国文化的圣地,这里有帝国中枢翰林院,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有顺天学府以及下面的县学。在这里办学,能力就不说了,有这个勇气,就值得称赞一下。

明朝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就是为了科举,学生读书就是为了考取功名。有钱人的孩子自然是送到那些官办学校去了,那里师资雄厚,而且可以结交到很多官家和贵族弟子。私人办学,跟你学什么啊?诗做得好,还是八股文章做得好,或者是翰林,总不能说你人品好,大家就去拜师吧?

一番准备后,王阳明开坛讲学,一开讲,他就高举屠刀砍向科举八股文,说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这样不行,要讲授身心之学,就是今天所讲的素质教育。虽然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但基本没什么人感兴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应试教育在作祟。也就是说,只要应试教育存在,素质教育就永无出头之日。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考试,而在官员的选拔体制,只要官员的选拔体制与教育挂钩,教育就不可能有活力。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一切和官员相关的事情都是大事,都会被打上政治的烙印。在大明朝,八股文章(即王阳明所说的辞章之学)与身心之学,好像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区别,实际上是政治路线的问题。八股文章是太祖定下的制度,是把朱熹当作官方的精神导师,一切工作都要以朱熹的思想为指导;而身心之学的导师则是陆九渊,由于没有获得官方的认可,只能活跃在读书人的心里。

正如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在大方向上并不矛盾,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也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在如何做圣人的方法上有所不同,朱老夫子的观点是,只要你坚持学,天天学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功德圆满了;陆九渊则认为做圣人,关键在人心,如果人心出了问题,知识积累得越多能力越强,危害就越严重,不仅成不了圣贤,还会成为危害社会的坏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王阳明竟然大张旗鼓,要搞陆九渊的心学,不是能不能招到学生的问题,可能还会因此犯政治错误。这事放在今天,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多元化教育就好比今天的补习班,人家都是宣传如何提高分数,保证考上名校;王阳明的补习班呢,则宣称,我能教你们家的孩子如何玩。其实王主事也有自己的法宝,那就是自己做过主考官。这个牌子还是有吸引力的,但他没有举出这张牌子,却高举身心之学,大谈素质教育。本身就没什么优势,还来一个这样的宣传,会有人上门拜师吗?

同道者湛若水

在京城开堂讲学,王阳明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也不是最成功的。最成功的是他的好友李梦阳,这是因为李梦阳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李梦阳的特长是诗和文章写得好,名气比王阳明大得多,优势是李梦阳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两相对比,王阳明算是文章做得还行的官府官员,而李梦阳则是文章做得非常好,还是内阁与皇帝的秘书。作为家长,肯定把孩子送到李梦阳那里,一是诗词文章写得好,二是出身好,将来可以登阁拜相,孩子自然跟着沾光。

王阳明的学堂刚开张,就引起了非议,一些官场和文坛的老人又开始骂街了。又是王状元家那个孩子,能不能消停一下?刚在山东折腾一番,这回又在京城开讲啦,这孩子太想出名了,但总得有底线吧。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五十步笑百步,骂王阳明没有底线,这些人估计连“底裤”都没有,一帮连“底裤”都没有的人,居然还骂别人没有底线。

王阳明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敢于为了自己理想而坚持的人,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帝拉下马。他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骂。他就是要开堂讲学,哪怕一个孩子都招不到。王阳明何尝不知道,所谓的开堂讲学,都是为了拉关系、搞团体、建圈子……以此形成自己的人脉。谁会为了所谓的师友之道去拜师,什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太扯了,都是为了名利。

王阳明开堂讲学的这一年,正值乙丑科,登榜的新进士之中,有一个叫湛若水的人。正是这个人出现,王阳明对现实社会又增加了信心和勇气,他又开始相信师友之道了。湛若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打动了王阳明呢?

湛若水,广东增城人,广东大儒陈白沙的衣钵传人。这个人也在中国大儒常无父的传统之列,父亲英年早逝,由母亲一手养大。由于家庭屡遭变故,看上去“凝然若愚”,家人认为他不是读书的料,因而就没让他上私塾,等到了十四岁才开始入学。放到今天,九年义务教育都快结束了,湛若水才入学,但他天赋极高,两年后就会写文章,因而被特招到广州府学学习,十七岁就中秀才。二十七岁那年考中举人。之后,湛若水并不着急赴京赶考,而是在二十九岁那年去拜广东大儒陈白沙(即陈献章,和娄谅的老师吴与弼算是同门师兄弟)为师学习理学。

那个时候,读书都是为了考取功名,谁有工夫搭理什么身心之学,湛若水居然喜欢上了,而且很着迷。更令人惊讶的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湛若水毅然决然当众焚烧了自己的“路引”(相当于赴考通行证和准考证),这在科举时代,绝对是令人仰慕的行为。之后,湛若水潜心求学,几年后,学业大进,就连老师陈白沙都在信中盛赞:“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三十二岁时,他就提出了著名的“随处体认天理”说。

第二年,陈白沙就将“江门钓台”作为衣钵传与若水执掌,并且作《赠江门钓台诗》跋:“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病夫之衣钵也!今与民泽收管,将有无穷之祝。珍重!珍重!”读书人的确讲究,一个交接,搞得这样严肃。之后,陈白沙先生去世,湛若水则为陈先生服丧三年,期满后,湛若水对科举还是没有兴趣。

这个时候,官府官员都跟着着急了,广东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个人才,他不参加科举,政绩从哪里来?广州府佥事徐弦联合湛若水的母亲一起动员,母命难违,弘治十七年(1504),湛若水北上赶考。到南京的时候,国子监祭酒章懋非常赏识他,就留其在南京国子监读了一段时间的会试考前培训班。弘治十八年(1505),湛若水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主考官是张元桢、杨廷和,其中杨廷和后来做了内阁首辅。

后来阅卷的时候,杨廷和看到一份试卷,读完后就说:这是陈白沙弟子所作。阅卷结束后,打开糊名,一看果然是湛若水。湛若水不是唐伯虎,杨廷和也不是程敏政,所以湛若水顺利中进士,然后被点为翰林,选为庶吉士。

王阳明是京城文化圈的名人,而湛若水也算是南方文化圈里的大角儿,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在共同朋友的引荐下,两个人就认识了。彼此早就听说过,一见面,就被彼此的才华学识所吸引,俩人惺惺相惜。王阳明评价湛若水说:“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而湛若水则评价王阳明说:“若水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湛若水比王阳明大六岁,王阳明在弘治十五年中进士,湛若水在弘治十八年中进士,比王阳明晚三年,按照官场的规则,私人见面时,湛若水应当给王阳明敬礼。见面一交流,两人就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批判八股和朱子理学,认为这样的制度问题严重,如果不改革,国家迟早要葬送在这个制度上。

知己啊,两人相见恨晚,天天为拯救大明教育而努力。经常往来,大有孔子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两人不仅共同研究学问,还一起指导王阳明学堂里寥寥无几的学生。一边探讨理论,一边把理论运用到教学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两人信心爆棚,认为自己的理想、国家的命运,都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一年后,皇帝朱祐樘驾崩了,一个新皇帝上台了,大明朝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这不仅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王阳明的人生,王阳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