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律劳卑的精心准备之下，中英双方有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地点设在商馆区。坐在正上方的是大清的官员，桌子的左侧是行商们，而右侧是律劳卑和他的随员。这是按照中国人的排序标准，大清国官员居于首席，其次是行商，英国居于末位。
律劳卑觉得席位的安排，刻意贬低了大英商务总监的地位。于是他要求将桌子摆成另外一种形式，自己坐在主位，两国官员围坐一圈。行商们则坐在外围，不能参与两国之间的洽谈。
双方都是站在各自的角度考虑问题，最不满意的是被排除在外的行商。他们与律劳卑发生了争执，而且一吵就是三个小时。广州知府等人也因为座位没有安排妥当，拒绝出现在会场，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治，讲的是秩序。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设计的。然而这一切，也只是在中国才能产生效力。当中国的皇帝和他的官员们一厢情愿地试图以此来覆盖世界，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在想象中，世界是臣服于自己脚下的，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居于世界的中心。所有与之不和谐的做法，都是一种不讲理的胡搅蛮缠，比如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英国老男人律劳卑。
第二天，当总督卢坤了解到会场所发生的一切，立即将广州知府潘尚楫撤职查办。撤职的理由是有失国体，国体比天大，能保住一条命已是不错的结局。其实潘知府是个冤大头，他在三个小时的冲突之后，并没有让律劳卑达成与广州官方平起平坐的愿望。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让洋人屈服，这就是有辱国体。
这是一场双方都没赢下来的谈判，律劳卑更是心有不甘。虽然广州官方同意和他谈判，但是却闹得不欢而散。没人接收他的公文，也没人承认他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的身份。一次不按程序走的叩关事件，将总督卢坤逼入外交绝境的同时，也将自己逼入了绝境。律劳卑很失望，大清政府是一个自大又自狂的政府，和这样的政府进行合作，看来举步维艰。
律劳卑对他的前途充满了忧患，但又别无选择。如果毫无理由地退回澳门，他无法向英国商人交代，也无法向推荐自己的外交大臣巴麦尊交代。他在到达中国三个星期后，就在书信里写道：“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从来没见过比他们更斯文更温和的人民。”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甚至推论，这些勤劳的人民，没准会盼望在他们的身边出现一支军队，将他们从专制压迫中解放出来。他说，中国人十分想和我们做生意，可以肯定的是，把他们抓在我们的手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
其实在大清的历任两广总督当中，卢坤都算不得真正的强硬派。他的愤怒也是源于游戏规则的被破坏，也是为了捍卫体制的尊严。他并不希望两国贸易滑向矛盾不可调和的深渊，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但是像律劳卑这样公然的对抗，他又不能坐视不管，何况这个公告里竟然有这样的两句话：总督大人的做法将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吃苦受累，我将为把商贸活动推广到全中国而努力不懈。
卢坤再也坐不住了，这个英国佬究竟要在他的辖区内做些什么？他这是在鼓励地方的百姓与官府作对，是大张旗鼓地“谋反”。如果自己再退让不前，远在千里之外的道光皇帝不会答应，近在咫尺的地方官民也不会答应。
当时就有一则民众告白中说：“不法番奴无比（律劳卑）示：不知尔外国何等狗夷，胆敢自称监督。既为外蛮监督，身为官长，示颇知的礼法。尔涉万里而来示为谋其生活，到我天朝，既未贸易管理司事，何得不遵国例。擅自胆敢闯关，任意出入，大干例禁，以国法恭请王命，斩袅示众，以儆刁风。”剔除其中以口角取胜的无谓之词，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呼声跃然纸上。
作为一个内陆身份的官员，卢坤此前并没有涉及过外交事务—官方文件中称之为“夷务”。为了对付眼前这个蛮不讲理的“外夷”律劳卑，这个由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两广总督勇敢而又认真地承担起了他应尽的职责。
9月2日，卢坤突然下令停止两国商人之间的全部贸易，并将在商馆里从事翻译和服务工作的中国人员全部撤离出来，拒不离开的视为汉奸，按通国罪斩首示众。
清国军队随即包围了英国商馆，并阻断了商馆与外界的联系，甚至断水断粮。贸易已经停摆，生意肯定是没法再继续进行下去，没人会知道这个事件将会以何种方式了结。甚至有传言，留在商馆里的人将无法见到明天早晨的太阳，他们这时候应该做的，是虔诚地向自己的上帝祈祷，让两广总督卢坤能够展现出人性光明的一面。
与此同时，大量的通事、翻译、仆人、船引，凡是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都被逮捕入狱，特别是那些引渡洋人的船家。行商暗中通知查顿，只要两广总督卢坤能够收到律劳卑的“禀帖”，商贸就可以重开。
有人给他指出一条道，只要律劳卑悄无声息地返回澳门，广州府衙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以后进入广州，不要造那么大声势，官府也不会太为难他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卢坤的做法显然激怒了律劳卑，他命令随其来华的，一直驻扎在澳门海域的“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两艘巡洋舰驶入广州内河。军舰开进内河，就无法保证不发生武装冲突。律劳卑心里清楚，如果他偷偷地返回澳门，今后就不要奢望什么平等外交，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屈辱外交。
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忌惮，那就是被围困在商馆内的数百名英国商人的生死还捏在卢坤的手里。他实在无法摸透两广总督有着怎样的脾性，也不敢拿那么多英国商人的性命开玩笑。
与此同时，他发布了一条公告，公告称：中国总督与洋人之间的会晤，始于明朝，在清朝从雍正十二年到嘉庆十年，双方有九次会晤。在此之前，都有公司大班拜见总督大人的惯例，如今总督大人依例不见，依的是哪朝的惯例？查封我大英帝国的商船，禁绝贸易，不惜挑起战争，难道不怕我们前往北京告御状？卢大人说我大英帝国向来恭顺，但你可知道我大英帝国的战舰横跨四洋，版图辽阔，所辖之地物产丰富，战舰上能安装一百二十门大炮，你们中国人无法抵达之地，也都归我大英帝国。从来没听说过，我大英国王需要向什么人恭顺。
卢坤也毫无示弱地回应道，我大清从没邀请英国人来经商，以往来华的英国官员也都是贡使，前任总督李大人要求英国能够派来一名大班，而你们却派来了一位官员，说是如今商务由商办改为官办。我正要向我大清国皇帝请旨，而你却以战舰犯我内河。我卢某人也能调动几万大军，天兵一到，玉石俱焚。
双方在虎门海域摆开阵势，战争一触即发。消息传至英国国内，有英国人认为，大英帝国的军舰远征是一场极为冒险的军事行动，他们对此抱有极为悲观的态度。而《季度评论》也强调英国用兵的诸多困难：中国人口多，士兵数目也相当可观。虽说他们训练欠佳，纪律欠严，但他们随处都可以像蜂群一样蜂拥而上，叮蜇一番。
布莱克伍德爵士在《爱丁堡杂志》的专栏里写道：“英国军队在大风和海浪里作战更有希望些，因为在一场大海战中经过不停地炮轰，风和海浪会暂时平息下来。至于中国，就像俄国一样，不需要它的战士出力，靠着它广阔无边的土地就已经是易守难攻。它没有致命点，即国家力量集中的地点，因此找不到可给予致命打击的地方。在那里有的是拿破仑不顾一切深入莫斯科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