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北方已经入秋，而南方依然保留着夏日的气息。小草泛着绿色的光泽，串红花依旧像火把一样绽放得炽烈。海口即使在这夏日的气息即将逝去的季节里，依然亘古不变地沿着自己的生命线滚滚东流，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度与激情。
逝者如斯，海水依旧是海水，但历史却有可能不再是昔日的历史。
9月7日，英国的巡洋舰“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驶入虎门，中英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向英国国旗开火是非常严重的挑衅和侮辱，他们揭开了战争的序幕。河上现在出现两艘帆船，都装载着很多火药，都是为了保护英国贸易。”律劳卑在写给卢坤的信中如此威胁。弦外之音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那就是两艘英国帆船完全可以发动一场英国必胜的战争。
鸦片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斗形势，都是在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展开。岸炮的优势在于，它是建立在牢固的陆地上，可以不受重量和后坐力等因素的影响，庞大的炮体可以让火炮具备充分的杀伤力，射程更远，威力也更大。当战场上硝烟散尽，才发现这完全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场面：英方死三人，轻伤无人，船身、装帆没什么损失。中方损失很大，许多三十二磅重弹击中炮台炮眼，胸墙被击碎，炮台里面的一座小庙被轰成一堆瓦砾。英国学者杰克·比钦对固定在虎门炮台上的大炮做了客观的评价：“那更像是烟花而不是大炮。”
作战失利使两广总督卢坤进退两难，英国人的战斗力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不敢奢望在武器的优越性上能够战胜对手，所能倚仗的也只是主场之利。他居然想到用十二只大船，装载十万斤重的石头。然后行驶至水中央，将其横着沉入内河中间。他从各处调集数千官兵，用来防守广州城和虎门各个炮台。广东水师的六十八艘水师战船，以及临时征调的数百民船，将英军的两艘军舰团团围住，却没有发起攻击。
英国军舰如入无人境地开进广州内河，不但没有解了商馆之围，反而让身处商馆中的律劳卑和众多商人陷入更多不利的境地。外面被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人在苦苦支撑。自从英国军舰驶入黄浦以来，清方就完全切断了里面的人与外界的联系。
由于利益取舍的不同，以查顿为首的商人与律劳卑为首的强硬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商人认为律劳卑的到来破坏了这里原本和谐安宁的通商环境，不仅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让他们的精神与肉体受到了重创。律劳卑也患了疟疾，发高烧拉肚子，忽冷忽热，已经病得不轻。
本来一些意志坚定的商人，随着被困时间的不确定性延长，内心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与动摇。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通过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卢坤表达自己的忏悔与忠心。而强行闯入内河的两艘英国军舰，也让局势产生了更加极端化的走向，让律劳卑忧虑不已。在他来中国之前，外交大臣巴麦尊告诫于他：必须依从中国的法律办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以动用武力，也绝不能挑起战争。
他来到中国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将两国关系迅速推向战争的边缘。驻扎于黄浦的两艘军舰也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他困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内忧外患，生死莫测，还发着高烧。再这么拖下去，他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很快会死在这里。
9月14日，英国商馆被围困十二天后，律劳卑在医生的劝说之下，终于向现实妥协。他不是向两广总督卢坤妥协，而是向全体英国商人妥协，向自己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让步。他在声明中说，我同意撤离广州，这起冲突是我与卢大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与通商事务无关，也与两国政府无关，如果卢大人重开贸易的话，我愿意撤离广州。
律劳卑并没有坐着英国船骄傲而体面地离开澳门，而是在卢坤的要求下，乘坐广州官方提供的船只，在清军的护送下离开广州的。从商馆到码头，一路上的锣鼓声和鞭炮声让律劳卑的离开成为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在离开广州时，他给英国商人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我虽然是驻华商务监督，但是我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尊重。不过我很欣慰，至少在这场冲突之中，你们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请你们相信，英国国王与大清皇帝一样，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得不到的话，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英国国王会惩罚两广总督卢坤，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
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恢复贸易的命令，广州城又恢复了昔日的喧闹与繁华。带着满心遗憾离开广州城的律劳卑，却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广州城。他在返回澳门的第十五天就追随传教士马礼逊而去，上帝这一次是真的站在了他的一边，却没有听见他的忏悔。他的主治医生说，他的病因是过度操劳和忧虑。
这个有着苏格兰贵族血统的英国人就这样死在了中国，他曾经想要征服的这片土地埋葬了他。资料显示，他有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并且在英国拥有一座叫作墨奇斯顿的城堡。商人们为他在澳门建了纪念碑，离他的墓地不远，算是对这位首任驻华官员的纪念。
虽然律劳卑死了，但是卢坤并没有赢得皇帝的褒奖和同僚的认可。道光皇帝甚至驳回了他呈递上去的奏文，并在上面特意加了这样的“批”：……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兵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人轻视也。
卢坤被革职留任，在大清国的政治制度中，革职留任是一种相对较轻的惩罚，很容易就能官复原职。卢坤也没有纠结于此，他传话给英国政府，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派人来监督并约束本国商人，但是他强调，要派一位识得大体的商人来华，要以大班的名义管理这些商人，绝对不允许再派官员来中国了。
英国公众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位外交官而伤心，而是将他因蒙羞死在中国这件事戏称为“律劳卑玩儿完”。或许正像那位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出尽风头的威灵顿公爵所说：律劳卑运用武力胁迫中国广东政府，并且不熟悉与官方的沟通手段，对这些官员的力量和实质也不了解，最终导致了失败。很显然，这样的企图必然会导致失败，而且给自己的国家带来耻辱。
对于律劳卑的死亡，那些在华的英国商人则摆出另一副姿态：查顿和其他85名商人向新国王威廉四世请愿，要求为律劳卑所遭受的耻辱进行报复，并且是狠狠的武力报复。
律劳卑死了，英国政府委派了第二位商务监督，他就是德庇时爵士，此人是著名的汉学家。他是中英交往史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是一位中国通，来华多年，出版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早在英国使团访华时就是随团翻译。
他在中国不仅学会了汉语，还在与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会了偷奸耍滑。他与中国人相处融洽，完全不喜欢那些好战的英国商人，认为那些人不过是希望英国卷入一场浩大的战争罢了。作为前东印度公司任职的雇员，他也不把那些自由的独立商人放在眼里。
他全程参与了律劳卑事件，冲突发展到一半的时候，他预感到不妙，就偷偷地返回澳门。他在澳门看着律劳卑一点点耗尽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英国政府，他说不要奢望大清国承认他们的地位，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政府不特别要求的话，他这个商务总监就什么也不会干。
同时他还发布了一个公告，他说，大英帝国与中国并没有正式的交往，对于此事我很遗憾。可是我们的官员也不能听从总督的谕令，更不能将这些文件送给国王，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我什么也做不了。
而那些在华的英国商人也集体上书英国政府，说德庇时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政府最好重新派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全权大使来中国。商人们还建议，这位全权大使最好能指挥少量的海军，然后将这里的情况上诉到北京，绕过广州，直接上诉到道光皇帝那里。商人们觉得道光皇帝肯定对广州的事情并不知情，或者说如果英国海军向道光皇帝示威，为了避免战争，中国的皇帝肯定会做出一点儿让步，这样的话，既避免了大规模的开战，同时也可以提升英国的地位，不至于让清政府轻视。
英国商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律劳卑的死，对英国政府的触动非常大。他们暂时认可了德庇时的沉默，哪怕是不作为，也不要去招惹是非。
但即使如此，德庇时还是不放心。律劳卑死后一个月，秘书阿斯迭就辞职了，又过了一个月，德庇时也辞职了。这个聪明的中国通，并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
英国只好再派罗治臣去充任驻华商务总监。德庇时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罗治臣，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腿，尽量待在澳门，千万不要跟广州政府打交道，特别是总督大人，还是少去招惹他为好。
而这位罗治臣先生，比德庇时更识时务，他甚至极为夸张地将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都搬到了船上，做好了随时逃走的准备。一年后，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继任者换成了义律。
两广总督卢坤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重新制定和颁布各项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不领红牌不得擅自来广州；严禁在广州以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洋人来华不但要由行商进行担保，担保的行商也要采取轮换制，以防舞弊。与此同时，为防止洋人军舰擅闯内河，广州城外的炮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或许是觉得这些洋人太过野蛮，所以地方官府每年都要颁布一次公告，让行商们去“教化”洋人，约束洋人的行为。公告要求，洋人不准嫖妓，不准买幼童当仆人，或者雇用船只临时在船上安家，等等，如果发现，将对担保的行商以及通事追究责任。
大清国的这些规矩已经执行了上百年，广州政府捍卫它就像捍卫帝王的尊严，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来到这里的西方人也都默认了，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选择默默承受。但是律劳卑的死，却深深地触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最懂中国人的英国人，他的名字叫作义律。
义律，苏格兰人，一个热衷于水彩画的画家，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自愿留在海军服役，后来负责打击阿尔及尔的海盗及非洲西海岸进行的奴隶贸易，他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政府头衔“奴隶保护人”。
与他的前任一样，义律也是一个狂热的卡尔文教徒，非常看不起鸦片贸易，但是他比前任表现得好像更懂得中国式的精明，因为他从不流露出自己的反感。而事实上，他从英国外交部得到的命令是，确保英国的毒品，即中国茶，安全地到达那些在起居室里喝下午茶的英国人手里。对于茶叶是用出售鸦片所获白银来支付的这一事实，他表现得视而不见。
1836年11月，也就是义律到任5个月后，道光皇帝颁布一条诏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鸦片的输入和吸食。
一个月后，新到任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宣告：“鸦片烟有致命毒害。鸦片就是一种流动的毒药，倾家荡产事小，摧毁人的头脑和道德才是最可怕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