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1431）1月12日，郑和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远航。他从福建长乐出发的时候，地方官员和百姓给予他英雄般的欢呼。年过花甲的郑和依然情绪饱满地站在船头，在他的身上仿佛看不到岁月对一个人精神的折损。一次次的横越大洋之旅，见识了庸常之人活十辈子也见不到的人间奇景，穿越了庸常之人活十辈子也无法穿越的生死幻象，他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传奇。
如同前六次一样，这支庞大的船队又一次平安归来，并带回了大量的阿拉伯草药。随船前来的苏门答腊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尔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使臣，他们从北京紫禁城的午门鱼贯而入，在奉天殿，他们向明宣宗朱瞻基进献贡品。这一幕与前六次也并无不同，不同的是在这盛大的典礼上缺少了一个人的身影，郑和的身影。据说郑和于各支分船队在古里集合的时候，病逝于古里。
有人说，是明成祖朱棣成就了郑和的不朽功绩，若不是他打着与世界交流的幌子，做着寻找明惠帝朱允炆的私活，哪里会有这样一段光辉岁月；而我却认为，是郑和赋予了中国航海史和外交史这样一段精彩的篇章。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在争论不休。这支耗资巨大的船队，并不是一支豪华的侦缉队。更何况一个生死不明的朱允炆，又怎能对世界历史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大明朝的航海史诗，随着朱棣和郑和的先后离世，也由此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
黄仁宇先生将明朝称为“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小农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所追求和向往的无非是一个静态社会的超稳定状态。在他的理想国里，人民生活在一个贫富无差别、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要习惯于眼前的稳定生活，一生不离故土，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顺应自然的生灭之道。他传示子孙，宣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
当倭寇将长长的倭刀指向中国海岸的时候，素有铁血君王之称的朱元璋想的却是息事宁人，将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明令臣民一律不许泛海。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解除了海禁，但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一个将皇权牢牢抓在手中的君王，毫无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他所做的也只是以派遣使节的方式来换取和平，或者说是一种妥协。他制定的“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大国外交策略，不过是朱元璋“永不征伐”政策的递延篇，这也给郑和的船队定下了和平的基调。就算大明朝拥有这个世界最完美的坚船利炮，也只能成为展示王朝威严的一道装饰物。
如同朱高炽于继位的当天就下了一道禁海令，明英宗朱祁镇刚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曾经庞大无比的远洋舰队就这样被安置于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罗荣邦先生记录了明朝海上实力的变化数据：郑和刚刚开启他的航洋事业时，明朝的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其中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正统五年（1440），浙江的船只数量下降到不足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而此前两年，姗姗来迟的达·伽马正沉浸于他率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抵达古里的荣耀中；嘉靖四年（1525），明王朝又下了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而此前三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
成化十三年（1477），宦官汪直想要寻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现中国人扬帆海上的昔日荣光。当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不翼而飞。他还不知道，兵部侍郎刘大夏已秘密销毁这批宝贵的文件。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对于航海事业，英国女王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在郑和航海日记惨遭销毁的17年后，大不列颠女王签署一份特许状，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国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权。在此之后，英国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险和扩张，而是寻求建立永久殖民地，为未来的日不落帝国开辟道路。支持海上事业，成为欧洲各国王室一本万利的投资。
公元1792年9月26日，这一年是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几艘船只正准备扬帆远航。高高的船桅上飘扬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而这正是当时海洋上最骄傲的旗号。
这只庞大的船队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整个团队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那个停留在他们美好想象中的国家——中国。他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叩开这个神秘国度的大门，进入那个弥漫着芳香的东方大陆。18世纪末的英国，如同一个青春飞扬的少年，处处流露着旺盛的血气和不知疲倦的探索，他们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来满足飞速成长的商品经济。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英国国王还为即将举行八十三岁寿辰典礼的中国皇帝带去顶级的礼品。或许在他看来，不够顶级的礼品无法显示英国人的诚意，更无法彰显英国的工业文明成果。他此行的目标是中国的市场，是中国人的钱袋子。一万里的海上航程，正摆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这使他们兴奋得近乎晕眩。
在闭关锁国之下，大清国的统治者们并不是乡下的土老帽儿。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街头流行的那些新鲜玩意，用不了多久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送进紫禁城，送进圆明园，摆在皇帝陛下的御案上。
英国皇家养着一帮顶级的钟表师，他们拿着高薪，喝着中国茶，成天就琢磨一件事，中国皇帝到底喜欢什么款式的钟表。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中国皇帝从小就喜欢钟表，尤其喜欢那些可以跳出一个玩偶报时或者蹦出一只小鸟唱歌的西洋钟表。收到这个消息，他们兴奋地在伦敦的街头手舞足蹈。
还有欧洲人漂洋过海，从他们的国度里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钟表工厂，专门为中国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除了钟表外，中国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那些“机器人”和“机器动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兴趣。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还有越精致，杀伤力越大的火枪，他们相信，那个喜欢写诗，喜欢新奇事物的中国皇帝一定会喜欢他们带去的礼物。
只要能够哄得那个最有权力的中国老人开心，他们就会不虚此行，就能不辱身上所肩负的商业使命。在英国的远东战略体系中，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得中国者，得亚洲。在这个野兽丛林般的世界版图中，谁也不甘心成为这条食物链上最弱的那一环。
英国历史学家霍普金斯在他的《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一书中写道：“早在达·伽马与麦哲伦的伟大航行之前，在欧亚大陆和广袤的印度洋上，各主要古老的中心文明已经通过海洋和陆地形成了一个共生圈际，这种经济贸易、文化与政治上的交流，是一种古典版本的全球化。”
而在这“古典版本的全球化”中，中国在其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福建泉州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东西方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国通向南亚、西亚、东非地区航行的起点。在彼时此地，我们能够见到各种肤色的商人，以各自不同的语言，聚集在一起讲述着他们奇幻无比的海上经历和他们东方淘金的梦想。
明代中叶倭寇骚扰华南沿海，朝廷厉行海禁，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明、清之交倭寇的问题虽然已趋于缓和，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却深深地影响了大清国君臣的心理，从而影响了他们最后的决策。虽然此时距离郑和船队抵达西天极地已有两百多年，但随之而来的海禁政策使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处于零认知状态，他们认为的天下不是世界的样子，而是明朝和清朝的天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这位伟大的君王对刚刚从福建、广东两地卸任返京的内阁学士席柱说：“先因海寇……更所何待？”又说：“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自图射利故也。”
清朝学者包世臣说，现今东西两洋皆与中华回市：“西洋来市，东洋往市。”
如果将包世臣所谓的“东洋”限定于日本，那么“西洋”则是印度以西的欧美各国。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南洋互市”，也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曾经派遣过文武官员随商船抵达日本，就日本的国情做过一些必要的了解。而那个隔海相望的岛国当时并没有引起当国者的足够重视，在得到报告之后，大清国的皇帝和他的臣民们“遂不以介意，而开洋之举继此而起”。
虽然解除了海禁，但是康熙帝与这块土地上出现过的其他皇帝一样，并没有一颗从海洋世界出发，去开疆拓土的伟大心脏。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而所有的未知都有可能是危险。中国人向来讲究脚踏实地地活着，离开土地就像是拔了他们的根，随着风浪颠簸更是让他们难以适应，不是暴怒难消，就是昏昏欲睡。
开放海禁以来，不但中国人可以前往日本贸易，原则上日本的商船也可以渡海而来，进行贸易。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中国人前往南洋贸易时，才顺带着禁止东洋船只来华，而当时并没有禁止中国商人赴日贸易。事实上，当时就没有几条日本船只来华贸易，只有中国船只前往日本，所以说“东洋往市”。至于临近日本的琉球（中山国）则向中国进行朝贡贸易，也经常有中国商人前往该国贸易。
至于“西洋来市”，则是中国船只根本没有条件“往市”造成的，因为中国当时的海上交通工具—帆船的装载量不大，而且不适合远航。中国商人一方面只愿近海航行，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也十分有限，不敢轻易冒险，又加上清朝政府也有限制国人定期回航的规定等，因此印度以西及太平洋的航路不得不由欧美各国来支配。
当时间的钟摆指向人类的18世纪，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地平线的远端展现出瑰丽无比的画卷。工业化之前，英国与古老中国一样，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英国史》中这样描述：它告别了内战、流血和专制，传统社会风貌处处可见：静谧的乡村，弯曲泥泞的小路，憨厚朴实的乡民，绿茵茵的公有地和欢叫的牛羊。以后的英国人留恋和赞美农业社会的舒适生活，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国家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环顾当时的世界，法国正处于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大清国就像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汉子，上有老下有小，正在慢慢进入人生的艰难时期。从中国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往西大约8000公里，就是欧亚大陆的西部终端。从这里跨过一道海峡，就可以抵达这个居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小国—英国。
这样一个文明进程多次被外来入侵者所打断的国家，这样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漂浮的弹丸岛国，居然会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占先机，率先抵达了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并将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孟德斯鸠曾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到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
在西方人眼中，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不仅拥有大量的财富，还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秀体制。在他们的各种传说里，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作为指导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总督被认为是一省之父，知州为一州之父，他们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样，用同样的权威、关心和慈爱来主持工作。”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而这一切想象起来是那么美。
莱布尼茨说：“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中国（即使）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莫过于能够乘风破浪去往那个神秘的国度。那里是老子的故乡，那里是《道德经》的故乡。在此前的百余年里，尤其是在欧洲上流社会，像马戛尔尼这样对中国怀有崇拜感的精英分子不在少数。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梦境，一定会有一个场景是关于中国的。
作为船队二号人物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也将随同父亲前往中国。
此时的小斯当东也还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对他来说，这趟旅程犹如梦境一般充满着神秘和离奇的色彩。他将自己即将抵达的这个古老文明的王国视为一个土地上盛开着鲜花，房子全部用黄金建造起来的国度。这个国家即将呈现的一切，都像他们携带的餐具一样干净而明亮。
小斯当东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让他对那个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甚至连他们的国王乔治三世，在为他们饯行的时候，也有过不可思议的描述—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着羡慕的光。
这个已经取得海上霸权的国王，对遥远的东方世界有着超乎想象的神往。乔治三世很想和中国皇帝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关于经济贸易，关于国家治理的一切。能够治理这样一个富足而美好的国家对于执政者来说，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他无比羡慕这个东方国度里的伟大君主，羡慕他开创了一个灿烂无比的盛世。
能够从千万人中挑选出马戛尔尼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马戛尔尼更不是随便挑选出来的庸碌之辈，他是英国精英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他在30岁时，就已经娶了曾任英国首相的伯特勋爵的女儿为妻。此人精通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的学识甚至得到了卢梭和伏尔泰的交口称赞。伏尔泰在第一次见到马戛尔尼时，就发出赞叹：“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小小年纪便了解这么多的学科，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慈祥的老伏尔泰也在给其他哲学家的信中写道：“我杰出的哲学家，这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他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很好笑。”
在踏上这块东方大国的那一刻，马戛尔尼的观念开始慢慢地自我瓦解，而这种自我瓦解是以分秒计。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苍茫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来错了地方。此时距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驶进广州港，已经整整过去103年。而这一次，英国使团船队经过九个月的远洋跋涉，终于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十四日抵达中国，并于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
紫禁城是中国皇帝的庭院，这里的一切，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皇帝，是这个庭院里无可争议的大家长，这里的一切，都必须听从他的旨意。王朝的命运，就这样不断以血缘的方式一代代传递着，一个王朝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家族的历史。
相对于天下之大，紫禁城就显得小得多了。这座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旧宫殿，将自由奔放的满族铁骑创建的王朝牢牢地困在其中。虽然饮血的马刀有一天会慢慢生锈，彪悍的生命力会逐渐腐蚀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但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还是让人茫然无措。
而此时，作为大家长的乾隆帝却有着足够骄傲的资本。一个君王的骄傲往往来自两方面，一是他的文治武功，二是他的无知无畏。我们在这里不妨晒一晒让乾隆骄傲的资本：乾隆元年（1736）到乾隆十九年（1754）的19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1755）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存银大多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1764），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1765）至乾隆六十年（1795），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
有史学家言：“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所以乾隆是不差钱的君王，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如此阔绰，让他的那些继任者羡慕不已。
对于盛世王朝而言，炫耀国力莫过于财富与用兵。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大清国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当英国使团漂洋过海而来的消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百灵的信件传递给了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又转奏乾隆皇帝时，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特别高兴，他将手中的奏折颠来倒去看了两遍，当即御批“即有旨”，意思是对这个问题另外再发一道谕旨。他任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乾隆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军人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这帮没见过世面的番邦夷人开开眼，使其对大清国的强大有所敬畏。得到乾隆皇帝的欢迎旨意，英国使团船只便从澳门出发前往天津大沽港口，也由此展开18世纪末期东西方两大帝国之间的“破冰之旅”。
抵达天津后，这帮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很快就发现迎接他们的，不只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从他们的着装和手持的武器，可以推断其中有弓箭手、火绳枪手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展示着东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当东却发现一个细节：“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清朝军队的分列式表演虽然做得虎虎生威，但并没有使现场的英国人感到敬畏。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已进入火器时代，而清朝军队依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至于他们卖力展示的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完全停留于中世纪。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使团财务总管巴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与富庶和繁荣几乎毫无关系，触目所及，无非就是落后与贫穷的景象。对于这个帝国最中心的部分，使团的成员们甚感诧异，认为作为首都，应当葆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秩序和环境，遗憾的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对此的期望。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天暖，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非常自如地双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们的长官下令起立之前，他们都保持这种姿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清朝军人所展现出来的武备，英国人不以为然：“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充满了滑稽色彩的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就是一个不成体统的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说出的一句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运河而上去京城的日子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就是英国使团对于这个想象中的美好国度最直观的评价。
由于英方使团不得乘坐军舰进入中国内河，马戛尔尼一行只好换乘中方船只经白河抵达北京城。他坚持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访问，而清朝的官员们自始至终虽然礼数周全，但是沿途悬挂着的一面面写着“红夷进贡”的旗帜尤为刺目，毫不掩饰大清国对于外来文明的轻慢。
事实上，早在1787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就已经发出了善意的提醒：“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这个警告显然未曾引起马戛尔尼的注意。事情的进展果然如此。
当使团抵达镇江，在清政府举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上。马戛尔尼发现，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城墙多年失修，士卒衣冠不整，军队的主要装备还是大刀、长矛和弓箭之类的冷兵器。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已经锈迹斑斑。
失望的马戛尔尼由此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