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乾隆帝如同活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老人，他们害怕孤独，喜欢往热闹处寻找欢乐。一个不甘寂寞的帝王，不光是这座宫殿里的核心，更是这个王国臣民的核心所在。
这个中国历史上寿命最为久长的帝王除了自命十全武功，还创造了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他是这个星球上创作诗歌最多的人。在他漫长而又荣耀的一生时光里，几近疯狂地创作了4万首诗，其数量超过《全唐诗》，一个伟大的君王居然能够在劳心费神的事务之外，拥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热情，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说，他已经超越了诗歌金字塔塔尖的两大天王李白和杜甫。与他的治国理政相比，他的诗歌也只是在量上取胜，始终没有完成量变到质变的突破，他甚至连一个二流诗人的水平都赶不上。
在他八十九岁的生命长度里，平均每天写诗3首多。对于一个追慕虚荣的君王而言，没有什么比诗歌更能让人抒怀远志。与他的前辈李煜、杨广在诗歌上的造诣相比，乾隆与他们隔着一个国破家亡的现实。
1792年这一年，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诞生，这个吟唱着“西风颂”的伟大诗人同样是一个中国迷。和他大多数的同胞一样，最让他迷恋不已的是中国茶，人类的味觉是共通的。不过诗人的迷恋更加感性和具有想象力，雪莱将他所钟爱的绿茶称为“中国之泪水”，甚至写下《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一诗，诗云：“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
一个要以身殉茶的西方诗人以新生命的姿态驾临这个世界，而在遥远的东方，勤奋的帝王诗人已进入他暮气沉沉的老年时光。此时盛夏已过，秋意渐深，颐和园的荷花已慢慢萎谢，一阵清风掠过，昆明湖上浮萍荡漾。这一天，乾隆接到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是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英吉利、英吉利……”乾隆不辨其音地反复念叨了两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命人搬来《大清一统志》。这是一本调集中外所有博学之士修订的地理总志，书里包含了以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乾隆从这本书里找到了意大利和法兰西，但并没有找到英吉利。
他又命人找来宫中见多识广的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居于何处，距大清国有多远，国土面积有多大。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处于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夷，竟然会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为自己祝寿，这就是德政泽被天下最有力的证明，万国来朝向来是盛世帝王们的心头好，乾隆也不例外。当英国方面通过商人传递出将派使团前来北京的信息时，乾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吩咐使团经停沿线的官员们一定要好生接待，不可失了天朝上国的礼仪与威严。使团三号人物约翰·巴罗在他的《中国之行》这本书中记录，中国官方在接待费用上至少开支51.9万两（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亿多元）。与乾隆帝的出手阔绰相比，英国政府在马戛尔尼使团上的总开支，经决算之后，只有78522英镑，约合23.5万两，不及中国政府接待费的一半。而英国人的费用中，约1/4用于购买礼物。
经过将近一年的海上折腾，马戛尔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获准在热河行宫内觐见中国皇帝。这是一次短暂的会晤，高高在上的乾隆帝谈笑间嗅到了马戛尔尼与以往那些来自安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国使者们迥然不同的气息。这气息令他很不舒服：这帮金发碧眼的家伙居然不愿向他这个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从出发之时，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就有了心理准备，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异于本国文明的古老国度，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思维也有着很大差别。若是陷入僵局，他们也做好了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的准备。沿途一路走来，马戛尔尼真切地感受到清国对他们此行的态度，比如接待他们的中方船只上就悬挂着一面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有人告诉他这一切，他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始终不肯做出让步，那就是在与中国皇帝见面时，必须行跪拜大礼。英国使团的拒绝，让乾隆帝无法接受，随即发布诏书称：“各种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
乾隆的诏书并没有托大的成分，至少在东亚地缘政治圈内，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皇帝向来被视为天下共主，理应受到其他国家使臣乃至国王的膜拜。在乾隆眼里，天下再大，也没有比他的国再大的国；天下有王，也没有比他这个王更大的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
让乾隆没想到的是，他现在所要面对的不是那些必须依附于天朝才能生存下去的蕞尔小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生机勃勃的帝国。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家伙居然不肯向自己三跪九叩，坚持到最后，才算勉勉强强来了个单膝下跪的礼节。
对于马戛尔尼一行在朝见乾隆皇帝时，是否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中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是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了下去。
使团的秘书温德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表现并不满意，他认为这帮英吉利人毫无修养和恭敬之意。在《上谕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皇帝当时就说，他们这样妄自尊大，让朕很不愉快。像这样无知的化外之人，不值得给予优待。
马戛尔尼精心挑选的国礼并未获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对于一个老人而言，新鲜的玩意已无法激起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作为这个古老帝国的皇帝，乾隆已经活了80多岁，在他的继任者和官员们看来，最后能打败他的也只有时间。
马戛尔尼此行的身份不像是个使者，倒像是一个商品推销员。他希望自己带去的货物样品能够赢得清国君臣的欢心，由此换来一笔笔数目庞大的订单。否则，不断扩大的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数据会将他们的国王逼得去跳楼。他们将带来的样品摆放在中国皇帝和官员面前，那些散发着光泽的精巧物件虽然让人眼热，但是在没有弄清楚性能之前，并不具有打动人心的理由，更何况是用真金白银去换。
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女王送给乾隆的很多礼物，登记在册的有19种590件，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和玻璃火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执意要将这些所谓的礼品视为“贡品”。“礼”与“贡”一字之差，却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尊卑秩序，英方虽表达了不满，但也无济于事。
这些礼物并没有引起清国君臣的足够重视，只是被当作房间里一道道摆设陈列于皇家宫苑的一角。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时仍未拆封，更不用说使用和研究它们。
马戛尔尼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这位赫赫有名的清朝大将军不以为然道：“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马戛尔尼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如此写道：“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将军，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他的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言下之意，他们什么都没有，有什么资格说出那番不知轻重的话。
官员们的态度本就让马戛尔尼无法理解，更何况老皇帝也是如此态度。火器，中国人玩剩下的火药，没见过世面的西方人居然玩出了新花样，可终究还是雕虫小技。
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给乾隆皇帝送了一台巨型玻璃枝形吊灯，要装饰在圆明园内。这个吊灯，有数百个部件，相当复杂。英国人原先还想带着技师前来安装，以免没见过洋玩意的中国人出洋相。却没想到，两个中国工匠只用了半小时就将吊灯拆散，又用半小时顺利装上。如此超强的动手能力，令英国人叹为观止。使团成员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也是不无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那是他们做不出的。”核心技术还留在手里，那可不是小聪明和小伎俩能够完成的。
对于中国人灵巧的才思，英国人在惊叹的同时，仍不以为然道：“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而造成这些的原因，在于“朝廷傲慢自大，假装对任何新的或外国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对新的发明创造，不管多么精妙奇巧，他们都普遍缺少鼓励，因而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
幸好有小斯当东的出现，才让这次觐见所笼罩的沉闷晦暗的气氛有了一抹跳脱的明亮色彩。当斯当东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小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他不仅赐给了小家伙一块玉如意，而且还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西方少年献给东方皇帝的却是两支精美的火枪。
如果说玉如意象征着包容与和平，那么火枪则象征着杀伐与征服，两样不同的物件代表了两个国家的文化立场。让我们记住这个只有12岁的孩子，此时的斯当东正怀揣着梦想来到这片古老的帝国，并有幸走进这座瑰丽的王宫，见到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1793年，对于这个古老的王国而言，乾隆帝更像是一座泥塑的偶像，他已经习惯并麻木地享受着臣民的仰视与膜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八十三岁的老人，除了时间，已经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梦想。尽管接待热情，对于英国人提出的通商、建交等要求，乾隆却给予坚定的拒绝。即使在面对大部分男人都会爱不释手的火枪时，乾隆也表现得不以为然。乾隆五十八年（1793）《内阁实录》记载，乾隆帝给英国王的敕谕中写道：“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盛，并不藉助夷货，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不必与西方互通有无，开放广州为贸易之区，只不过是大清帝王施恩异域，不忍对外来试谋生之人过于严厉，断绝他们的生计罢了。”
在乾隆皇帝看来，西洋人要和清国做买卖，不过是从这里买些丝绸、瓷器和茶叶，而清国的经济向来是自给自足，不需要西洋人的商品。西洋人到这里来，自己也只是将他们视同琉球人、高丽人。他们不来，自己从不勉强。他们如果要来，必尊大清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
这种认识对后来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有着直接影响，一向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甚至不惜断绝贸易往来，以迫使洋人“向化”“效顺”“驯服”。给西方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一方所给的是怜悯和施舍，另一方除了感激和服从之外不得他求”。但大清朝还是需要朝贡贸易来显示“四海来朝，八方来仪”的气势，表明各藩夷对我天朝的尊重、景仰、臣服，满足皇帝及臣民的虚荣心。
大清国的态度让马戛尔尼十分苦恼，就在他去留两难之际，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之人是一位在华四十多年的老传教士。这位传教士来自法国，中文名叫钱德明，自1750年来华，已经75岁，现在已是风烛残年，抱病之身。他派人送给马戛尔尼这封劝诫信，6天后他就在北京逝世。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这封信：“对于中国人而言，使节团的任务是在盛大庆典时来互赠礼品而已，它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比庆典的时间更长。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任何一个派往北京的使节团，他们逗留的时间均未获准超过这一期限。……中国人不签署条约。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耐心和时间，故而大可不必着急。”
面对着这样一群花样翻新、血气旺盛的异族人，乾隆皇帝的内心深处是相当排斥的，甚至将他们视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麻烦制造者，不可能给他和他的王国带来任何福音。他希望，这样一群面目奇特、毛发旺盛之人，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新鲜玩意，早点消失于自己的王国，消失于海洋深处。
乾隆甚至有些厌恶这帮金发碧眼的家伙，他们的外交辞令让他感到极度不适。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使臣在他这个皇帝面前表现得如此直接而不够友好，他们一直在炫耀自己带来的那些新鲜玩意，像是一帮做买卖的商人，和他这个皇帝讨价还价。
或许是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临终前的最后一封信，给马戛尔尼带来某种宽慰，他在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说：“我相信，我国的贸易将会受益于使团的访问。我们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北方居民的需求和习俗方面的材料，这将使我们能通过广州向北方出口大量物资，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那时，我们将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个多么明智的做法。我国并没有在那里失去任何发财和通过扩大我国的声望和贸易来加强地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