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孔子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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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孔子与赵简子 赵襄子(1)

晋文公成就霸业之后,晋国盛极而衰。从晋文公于公元前628去世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程。在前一个世纪,晋国勉强维持百年的霸主地位。但是,这样的维持是与若干个异姓大家族的崛起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晋国姬姓之外的异姓大家族的强势,才使得晋国在晋文公时代结束后继续占据天下霸主地位近百年。但是,晋国公室也正是在异姓大家族的发展中走向了衰亡。孔子是积极面对历史发展中的必然进程的,所以,对于异姓家族在晋国的得势,以及这种得势对于晋国政治和天下政治的积极作用,孔子并没有表示过异议,而是认真地面对和评价这一历史现象。从孔子儒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大家族能够在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培育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由他们治理晋国,甚至治理天下,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

在孔子时代,晋国所谓“六卿专政”的代表家族是赵氏家族,代表人物是赵简子(赵鞅),以及他的继承人赵襄子(赵无恤)。此父子二人的政治措施,不仅成就了赵氏家族在晋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也是晋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世称“简襄功烈”。孔子虽然未能与赵简子和赵襄子谋面,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孔子既然能够面对现实,并不以为晋国的家族专政有什么可非议之处,而赵简子又是这方面的杰出人才,当然孔子就会给予很大的重视,这从一些历史佚事中能够略睹一二。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因为专制政治体制一向占主导地位,所以,各级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就是一个用人的过程。用人得当,权力运作体系就会比较正常,并且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用人不当,则会走向权力正常运行的反面。就历史事实而言,无论是旧的政治势力要想保持其统治地位,还是新的政治力量想努力获得地位,能否恰当用人,都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晋国赵氏家族的崛起和得势,同样在用人的环节上下足了力气,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在赵简子当政的年代,赵氏家族人才济济,最终成就了赵简子不朽的政治事业。据记载,赵简子曾经有两位重臣,即尹绰和赦厥。这两人的个性和政治风格都截然相反,用赵简子的话举例来说就是:“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意思是说,赦厥非常在意赵简子的面子,不公然在众人面前纠正赵简子的过失,尹绰则刚好相反,越是在人多的场合,越要劝谏赵简子的不当行为。对于这样的不同,赵简子的解释是,赦厥是真心喜欢主人的,而尹绰则达不到这个程度。对于赵简子的这种看法,尹绰坚持了他一贯的作风,针锋相对地指出:“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赦厥看重的是主人的面子,而不在意主人是不是有过失,是不是能够改正错误;尹绰则相反,他更看重主人的过失,而不在意主人的面子。

很显然,赦厥的做法更注重主人的感受和他自己在主人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而尹绰则更看重事情的是非对错,更在意主人的实质性的政治成败,更希望赵简子知错即改,从而有益于他的政治事业。显然,尹绰的做法更符合孔子儒学对君主的要求。对于过失,孔子最著名的观点是:“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而孔子本人对于君主和各国的当政者,也是要求他们直面自己的过失。所以,对于赦厥与尹绰的不同,孔子的评论是直截了当的。孔子说:“君子哉!尹绰,面訾不誉也。”要想有效地批评一个人的过失并希望他改正,最好是当面提出,这是孔子式的尽责大臣起码的政治素质。如果当着君主或主人的面,只会说一些好听的称誉之辞,最终只会毁了对方,而达不到尽职尽责的臣子或下级的基本要求。

在另一项记载中,当孔子弟子子路请教“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孔子的回答是“尊贤而贱不肖”,尊敬贤能之人,鄙视修养太差、没有实际才能的人。对于孔子的这个观点,子路提出了异议。子路举例说,在赵国,范氏和中行氏家族也能做到“尊贤而贱不肖”,最后却被赵简子主政的赵氏家族所消灭。换句话说,子路怀疑孔子的观点并不是普世价值。对此,孔子的解释是,范氏和中行氏虽然能够尊敬贤能,但却止于尊敬,而没有把贤能之人任用在适合于他们的位置上;虽然他们也能够鄙视无才无德之人,但却不能把这种人从不适合他们的位置上赶下去。结果是,贤能者因为得不到任用而抱怨,无才能者却因为受到鄙视而怀恨在心。这样一来,范氏和中行氏家族的臣子,非怨则恨,这两个家族的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上述两则记载来看,身在晋国之外的孔子,颇为关注近邻晋国的政治动向,而对于处在晋国政治中心的赵简子,孔子更是关注有加。特别是对于赵简子的政治指导思想,孔子不仅有比较多的了解,而且认为与他的思想有诸多契合之处。不过,虽然孔子对赵简子之政有欣赏的地方,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赵简子毕竟是现实中强权政治人物,在其现实的政治经营中,出于私利而忽视政治道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对此,孔子既有隐忧,也有直截了当的批判。比如说,对于赵简子收留阳虎的事件,孔子就表达明确的反对意见。

阳虎是鲁国人,在孔子年轻时,阳虎就是掌握鲁国大权的季氏家族的家宰。据记载,有一次季氏大宴士人,年轻的孔子也兴冲冲地赶去参加,却被阳虎挡在门外,理由是孔子没有“士”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没有贵族的出身和头衔,而孔子则认为真正的“士”应该是有修养和学识的人。但是,现实政治毕竟更多的是讲求实利,年轻的孔子当然无法抗衡阳虎的力量。直到公元前501年,50岁的孔子开始踏上鲁国政坛,而阳虎则开始跃跃欲试地打算取季氏而代之,企图掌控鲁国的大权。

到这一年的六月,阳虎的篡权阴谋失败,他本人逃往齐国。齐国和鲁国相邻,双方有一些矛盾,阳虎很想利用这样的矛盾,借用齐国的军队攻伐鲁国,以期实现私利。幸好齐国上下对于阳虎的借刀杀人之计及时识破,并将阳虎囚禁起来。阳虎意识到在齐国的结局不会很好,就设法逃离了齐国,在被宋国拒绝收留之后,投奔了晋国,被赵氏家族接纳。出于对晋国政治和阳虎其人的特殊关注,当孔子得到赵简子收留并任用阳虎的消息后,不禁叹息道:“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有阳虎在,什么地方也不会安宁,包括晋国及赵氏。而事实上,赵氏因阳虎而乱,被孔子不幸而言中。

显然,孔子对于晋国,特别是对于当时执政的赵氏家族政治成败的关注,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孔子与像赵简子这样的有头脑的政治人物的会见,必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另一方面,既然是同时代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孔子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传闻中的了解,也不会满足于通过各国政治间信息交流的了解。《论语》中记载,孔子会见了当时许多有影响和有成就的政治人物,并且这些人物或者由于自己的成就,或者由于与孔子的交往,最终成为历史名人。比如楚国著名政治家叶公、齐国政治家晏婴,还有卫国的蘧伯玉,而鲁国的政治人物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孔子50多岁以后周游列国14年,也热切希望能与各国的当政正面交流,以期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既然孔子对赵简子相当注意,到晋国去看一看,实地了解一下赵简子的政治风采和政治成就,也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在黄河东岸的卫国未能得到政治发展,就打算西行去晋国,与晋国掌握实权的正卿赵简子会见。也许在孔子看来,赵简子的政治思想中,有许多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沟通。但是,由于一直未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孔子并不能确认这一点。所以,如果能够西赴晋国,与赵简子进行一番正面交流,就既能真正了解赵简子的政治作为,还能找机会与赵简子合作,在晋国创造政治业绩。

然而,不幸的是,当孔子与弟子一行人到达黄河岸边时,却听到来自晋国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致使孔子马上就打消了渡河赴晋的想法。那么,究竟是个什么消息呢?原来,一直被孔子所称道的晋国贤臣窦鸣犊和舜华被赵简子杀死了。

按理说,在那个时代,当权者杀死自己的臣下是常有之事,孔子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很显然,赵简子杀死的这两位贤臣,肯定在孔子的心目中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特别是窦鸣犊。

窦鸣犊名犨,字鸣犊,是赵氏家族有名的贤大夫。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换句话说,赵简子之所以能够掌握晋国的大权,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得到了这两贤臣不可或缺的支持。但是,随着赵氏家族的势力不断上升,随着赵简子的权力和地位越来越稳固,赵简子与窦鸣犊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思想分歧。据《国语·晋语》的记载:

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窦犨侍,曰:“臣闻之,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难,而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这段记载说的是赵简子与窦鸣犊的一场对话,二人围绕“化”的意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说。赵简子以自然现象为例,说的是有一些动物,随着环境的不同,就会蜕化为不同的种类。赵简子所举的例子,究竟是不是生物学意义的事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赵简子话中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赵简子真正想说的是,人也应该像他所列举的那些动物学习,外界环境不同了,就要改变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按理说,赵简子的话确有些精彩之处。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或任何人的思想观点,确实是应该面对现实、顺应环境,不能够一成不变。但是,问题的关键是,面对现实和顺应环境,并不等于失去立场、不讲原则。所以,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化”是对是错,而需要看具体的“化”的内容和“化”的取向。动物的“化”多半是本能使然或天然遗传使然,而人的“化”,特别是思想观点、行为动作的“化”,则远比动物之“化”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