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曾任吉林大将军并辅佐过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年轻时曾是清文宗爱新觉罗·珉宁的蓝翎侍卫，因屡建战功被提，二十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清穆宗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因立战功又被晋升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赐一品顶戴；两年后被晋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担当起镇守边疆的大任；清德宗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他又跟随左宗棠平定新疆暴乱、抗击沙皇的侵略。当时，俄国人妄图吞掉属于我国南疆边界一些地区，无耻地否认那些地方不属于中国。为了找到证据，配合谈判桌上的较量，郭布罗·长顺又领任了堪界大臣一职，率领手下深入南疆荒山野岭，一寸一寸的界定边界。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番周折后，果然找到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御笔题写的界碑，有力地回击和驳斥了俄国侵略者的谎言。从而，未让祖国大片领土落入俄国侵略者的魔掌，使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此后，郭布罗·长顺被任命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清德宗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被晋升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内大臣；清德宗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郭布罗·长顺到任后，吉林发生了饥荒。郭布罗·长顺排除各种阻力，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竭尽全力缓解了老百姓的困境。郭布罗·长顺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在他主持吉林时期内，那里的吏治一度清明，老百姓的日子相比以前较为安稳，因此土匪也相应变少了。郭布罗·长顺在文化方面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吉林通志》就是在他亲自主持下编辑的。它上至格矢之通，下迄清德宗光绪中朝，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部上乘的志书。正如郭布罗·长顺所说，是有感于“三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之壮举。《吉林通志》对于吉林省地方志书的编纂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进辽阳。政府下昭命郭布罗·长顺将军率兵救援，他毫不犹豫，带领众兵攻进辽阳与日军浴血奋战，最终将其全部击溃。郭布罗·长顺将军的一生都是在疆场度过的，并为国家和百姓立下了显赫战功。当年吉林的老百姓为郭布罗·长顺修建祠堂，纪念他的功绩。郭布罗·长顺将军于清德宗光绪三十年去世，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恩赐他的后人可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给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婉容的祖父郭布罗·锡林布与曾祖父长顺将军恰好相反，他没有将帅气魄，也未涉入官场，只喜欢读书作诗。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郭布罗·长顺世袭了一品大员的封号。
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荣源便开始学习经商并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
婉容的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位皇族小姐，人称四格格。她美丽端庄，性格温柔平和，平时寡言少语。不幸的是在婉容两岁时，她便去世了。
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爱新觉罗·恒馨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敢作敢为、做事果断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哥哥润良，小他6岁的弟弟润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东城地安门内大街帽儿胡同37号。
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荣源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贵族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无疑都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赋有善心，她是一位集中国传统美德及西方思想教育为一身的女人。
1922年，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在当今的影视剧中，婉容的形象已被扭曲的面貌全非，而正剧和戏说两种艺术争论也日趋白热化。那么，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婉容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让她从历史的尘封中走来。
中国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结束了，从封建走向共和。当时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为此，爱新觉罗·溥仪的婚礼则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民国政府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的后半部，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婉容作为历史人物，多年来被人们俗称末代皇后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位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皇后的身份因此出现双重意义。对后宫而言，有统领六宫的责任；对国家而言，有母仪天下的义务。但是，作为逊帝的皇后，婉容虽有过荣华富贵，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她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即是这样，婉容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内心充满着善良和仁慈，并赋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仅从以下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记载中看看这位末代皇后，在当年国家遭受巨大灾难，百姓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时，她又是如何对待的？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爱新觉罗·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贩灾民。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上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贩灾”为题做了专题报导，原文如下：“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末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服，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1931年11月，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在爱新觉罗·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爱新觉罗·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爱新觉罗·溥仪团聚。但此时的爱新觉罗·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阴谋的陷阱。在长春婉容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个人间地狱。
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与世隔绝及离群索居的宫廷内景，社会动荡带给她的心灵冲击，生活变故带给她的巨大的震动，以及后来一系列不尽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给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陷入了深层的内心痛苦和重围中无法自拔，直至离世。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
爱新觉罗·溥仪的第二位妻子是“淑妃”额尔德特·文绣，额尔德特·文绣（公元1909—公元1953）又名蕙心，自号爱莲，幼时、与爱新觉罗·溥仪离婚后自名“傅玉芳”。满族镶黄旗人。祖父锡珍历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至父辈，家道中衰。1909年文绣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父亲去世后，母亲蒋氏携三女居花市，过平民生活。8岁时，文秀就读于花市私立敦本小学，聪颖好学，颇谙事理。1922年，文绣以照片入选皇妃，早婉容一日迎娶入宫，以便大婚时跪迎皇后。初期，与爱新觉罗·溥仪感情尚好。1924年，被逐出宫之际，文绣袖藏利剪，自尽殉清，未果。文绣反对爱新觉罗·溥仪投靠日本人、以图复辟大业，加之后、妃争宠，与爱新觉罗·溥仪感情疏离、龃龉不断。1931年8月，文绣伺机脱出天津静园，登报公开表示与爱新觉罗·溥仪离婚，“妃革命”一时间成为天字号新闻；10月，文绣正式宣告与爱新觉罗·溥仪离婚。1932年，文绣任教于北平私立四存中小学，后因不堪忍受骚扰辞职，过隐居生活。“七七事变”后，文绣坚辞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大节不亏。抗战胜利后，文绣生活艰辛，以糊纸盒、上街叫卖为生；后于华北日报社做校对工作。1947年夏，文绣与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结婚。一年后，因时局动荡，刘振东退役，靠租平板车生活。解放后，因有立功表现，刘振东被解除管制，成为一名环卫工人。1953年，文绣因病去世，年仅44岁。
爱新觉罗·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他他拉氏，后改姓谭，名玉龄，与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结婚。谭玉龄于1942年去世。
看过有关书籍、影视的朋友都应该对她有印象吧？对了，就是那个年纪很轻、很有朝气的女学生，后来早早被吉冈安直中将害死的那个。
谭玉龄嫁给爱新觉罗·溥仪那年只有17岁，正在北京的中学堂念书。谭玉龄是在婉容精神失常以后爱新觉罗·溥仪娶的妻子。按祖制规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级。谭玉龄被“册封”为“祥贵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
爱新觉罗·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8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爱新觉罗·溥仪爱情之所在。爱新觉罗·溥仪确实很喜欢谭玉龄，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后，还将谭玉龄的照片贴身携带。谭玉龄1，6米左右的个头，体态苗条，在那五官端正的凸形脸上，只见长长睫毛下，有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头发是用火剪子烫出的大卷，双耳都戴着玉坠，穿一身苹果绿颜色的丝绒旗袍，这一些更显出她裸露在外的面部以及手臂皮肤的白嫩与细腻。从杨景竹的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爱新觉罗·溥仪有时受了日本主人的气后，回到寝宫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无缘无故地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丈夫，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爱新觉罗·溥仪没有想到，过了7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4岁的谭玉龄却一命呜呼。关于谭玉龄的死，至今还是个谜。
当时，谭玉龄（初封“祥贵人”，死后封“明贤贵妃”），身患膀胱炎，吉冈进入内廷“辑熙楼”的谭玉龄的寝室内诊治。不料，谭玉龄经注射药物后不到天明即行死去。人们都说谭玉龄之死是吉冈所下的毒手。
爱新觉罗·溥仪的第四位妻子“福贵人”李玉琴，1943年与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结婚，1957年离异。李玉琴于2001年病逝。
1943年2月，正在新京（长春）南岭女子国民优级学校上学的15岁汉族姑娘李玉琴，被末代皇帝、时任伪满洲国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朱笔”一圈，便成了他的老婆。
当时，爱新觉罗·溥仪最怕日本人让他娶日本老婆，因而，自己决定要从满洲人中选。派人四下去找，好看的便拍照片。1928年生于长春市乡下的李玉琴说：我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爱新觉罗·溥仪却在几百张照片中，竟点到我头上了。
后来，李玉琴进了伪满洲国皇宫。再后来，李玉琴被爱新觉罗·溥仪册封为福贵人，成了爱新觉罗·溥仪的第四位“老婆”。这个平民出身的汉族姑娘，是惟一个无贵族血统、却又糊里糊涂地成了“皇娘“的人。
爱新觉罗·溥仪的第五位妻子李淑贤，1924年生，于1962年“五一”同爱新觉罗·溥仪结婚，属平民婚姻。李淑贤于1997年病死。
介绍完了爱新觉罗·溥仪的5位妻子后，回头再说说婉容后期遭遇。
1932年3月，婉容经旅顺辗转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执政夫人”，言行均受到日本人严密监视和限制；期间曾秘密与国民党代表顾维钧联络，拟逃离长春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