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忠光
从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向非洲派出第一批医疗援助团队迄今，我国对非援助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援助体系和政策理念。国内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人们对援助非洲的认识，而且很大程度上也驳斥了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等。
一、在当前“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我国人类学学者需要更多地批判性地引介西方人类学在此方面的成果，深入我国对非教育援助项目之中开展田野调查，扮演好和处理好研究与咨询的双重角色，为我国对非援助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中国对非援助都具有自身特色，与西方对外援助实践或学术话语理论体系存在明显区别。
二、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以及中国对非洲农业发展的援助项目，具有浓厚的人类学实证色彩。
具体而言，他们如何看待我国的对非发展援助与西方对非援助的关系？我国政府或者援助项目的实施者是否欢迎人类学家的参与？当政府邀请人类学家参与项目咨询或研究时，他们又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人类学家又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发展理念对于非洲的影响或者移植？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所要反思的是人类学究竟是扮演“实用性的项目参与者”，还是“不带任何偏见的批评者”呢？
我们倡导人类学研究者应该在进行参与式观察研究之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参与到所研究的发展援助项目中去。
三、客观而言，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人类学参入殖民政府管理，对后来应用人类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之所以重提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我国对非援助与早期西方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以及后来西方对非援助在本质上截然不同，我国人类学家在对非援助项目参与和研究中的角色应该是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中介者，而非是某一方的“共谋”。
四、近年来我国的非洲研究特别是我国对非援助项目研究中业已出现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然而作为援助项目参与者的研究者的反思性研究还鲜见。笔者的研究视野限定在项目所实施的两年（2008、2009），所关注对象是包括前线参与者在内的相关行动者，聚焦于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的社会网络。具体而言，该项目涉及两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即中方和埃塞俄比亚方，其中双方所牵涉的都是一些与项目相关的政府组织。
该援助项目包括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建方面的援助，其所有权全部归属埃方。第二个阶段是两国教育合作框架之下的人力资源援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教育援助项目在技术和知识援助之外，也处于一种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实施该教育项目援助过程中没有完全充分地考虑埃塞俄比亚社会的现实，以及埃塞俄比亚对自身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解和规划。
从人类学的外部、整体论视角来看，最为吊诡的是，从一开始人类学家或者其他专家均没有被邀请评估该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效果。
一类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权力体系之中，而常常需要及时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帮助制定特定政策，并确保政策的执行和实施。面对这样一种矛盾困境，人类学家在发展援助项目中如何摆正他们自身的位置呢？因此，从事发展援助项目研究的人类学者需要承担两种角色，一是他们自身需要成为有能力理性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参与者，直接地审视整个项目，以发现如何使得社会文化因素能够确保项目实施，而非成为其羁绊。
五、中国与非洲在诸多方面的利益需求，促使两者在众多领域正在开展深入地援助项目合作。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对援助发展项目的参与调查研究和深入反思还比较欠缺。
众所周知，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一直不断努力维系其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反思立场，他们期待能够有助于构建一种相对平等、多样化和互尊互重的社会，而非充满明显或隐形的不平等和剥削。人类学本身的知识体系有助于人类学研究者成为在两种文化之间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援助项目参与者，推动援助项目顾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立场，并且能够从整体性角度对项目进行评估式研究，从而为今后类似援助项目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