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多亚路的一条支路，永寿路11号的一幢大理石大楼里，有一户人家彻夜未眠，这一天是1949年2月3日，农历的小年夜。
凌晨2时，一个小小的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父亲不慌不忙地给这个儿子取了名，叫做“冼之威”。
这个“冼之威”，就是我！
我的祖母，我称她“阿娘”，很疼爱我这个早产的孙子，她给我起的小名叫“金龙”。我刚刚出生，母亲就患上了肺病，医生说，这种病很容易传染，最好把母子隔离开来。刹那间，我成了不祥之兆，被扔在摇篮里无人看管。
阿娘闻讯，急切地从女儿家赶到儿子家，来救她的“金龙”孙子了。我错把阿娘当成了母亲，好像有了安全感，竟然停止了哭声，转而粲然一笑——那么可爱，那么有灵气。
阿娘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用自己的一套唠唠叨叨的话语，对我进行了最初的善恶教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撒了做人的种子。
每天晚上，阿娘都会和我在小饭桌前坐一会儿，微弱的灯光照着她带着斑点的褐色脸庞，她枯瘦的前额和憔悴的神态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在和阿娘相依相伴的日子里，我时常听阿娘提起旧事，也听到阿娘和大人们之间的一些谈话。阿娘很健谈，她的闲话很实在，却常常语出惊人，这大概是我得到的最初的语言熏陶吧。
我开始一个人出去玩耍。最让我难忘的，是一种耍苦力的表演。他表演得很卖力，伴随着“扑扑”的声音，一片尘土飞扬起来。表演结束，一拐一拐地向孩子们拱手作揖，一圈转下来，也收不到几个钱。我就冲出人群直奔家里，阿娘给了我两分钱。我奔出家门，把钱交到那汉子手里。汉子感激不已，竟然向我鞠了一躬。我也愣住了，傻傻地没有反应。
和阿娘相处的日子就是这样苦中作乐。祖孙俩住的这间屋子太破陋，四周丝毫都不隔音。就是在这样的住处，我跟阿娘快乐地生活着。
又是一个秋去冬来的年头，我起床后跑到大门口一看，愣住了，下过雪了！我好奇极了，忍不住移动脚步走出大门。
我开始堆雪人，又将雪揉成一团扔得远远的。完全不顾自己已经变成了雪人。“快进来呀！人都湿透了，要生毛病的！”阿娘扯开嗓子叫着，我依依不舍地进了屋。寒冷里也有温暖，贫穷里也有快乐。
不久，我就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六岁那年，阿娘要回宁波老家处理一些家务事，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阿娘整理了一个简单的包裹，拉着我的手，告别了这间围着泥墙的茅草屋子，来到了永寿路上。
当我疑惑地进了自己真正的家，我对他们也感到陌生，同胞手足之间好像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一道无形难言的屏障。
阿娘回宁波的日子到来了。
阿娘拒绝了父亲送她到码头。我执意要去送，她喜出望外，同意由我送她。我的心里感觉是那么空，空得好像被人挖去了一大块。
不知不觉，已经到站。与阿娘相依为命的六年结束了，清贫的生活和快乐的童年也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