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阿娘走了以后，我在内心深处慢慢地依恋起了母亲。家里红木的五斗橱上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母亲跟曾经见到过的广告画上的女子相比也差不多，是那么清纯高雅，抿嘴微笑中留下了三四十年代女性的风韵。
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他一个人养活全家八口，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男人的责任和担当，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我的成长。
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开始了。因为我已经承担起一部分家务，因此，母亲对我进行计划经济的启蒙教育。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一起去粮店，排队的人很多，前后耗时三个钟头。我心里没有怨言，觉得自己到底对家庭有用了，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
这一年，我读三年级，开始偷偷地翻找姐姐的书。第一本书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个书名引起了我的兴趣，对方志敏挺身而出的英雄举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从此，我便爱上了阅读。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了大事，父亲患病住进了广慈医院，医生诊断说是胃癌晚期。晴天霹雳，家里的大树“轰”地倒下了，一家人忧虑、焦急。
手术后父亲回到了家里。我的心里翻腾起波澜，思想斗争了数个来回。几天后，我对母亲说出了心中的决定，我不上学了。
其实这个提议正合母亲的心意。十一岁的我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全家的认可，父母终于拍板定局。
我办好了退学手续，离开了校园。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快乐只在学校，只在那些同学们身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稍纵即逝的快乐。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在我的悉心照料下，父亲的脸色好多了，变得红润了。
照料父亲有了小小的成就以后，我贪玩的习性又冒了出来。我把足球踢到邻居家的玻璃窗上。邻居找上门了，这让很要面子的父亲气不打一处来。把邻居应付走了以后，拿起拖把柄对着我就打。正在这时，敲门声响起。奇怪，父亲竟然知道这是他老母亲的敲门声。阿娘来了！我赶紧去开了门，一下子扑到阿娘的怀里。
在儿子和孙子的天平上，阿娘偏袒孙子。阿娘刚刚放下行李，就教训起儿子。父亲觉得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挑战，竟然向老母亲顶起嘴来，阿娘一听更加光火。
我们三人在客堂间的这一番吵闹，惊动了我二哥，二哥气呼呼的对着阿娘说：“你再跟我爸吵，我就把你扔出去。”这让一向重礼数的阿娘如何受得了。
阿娘来到了女儿家，把我二哥说的话传给了我姑姑听，而我姑姑竟又把话传给了我二叔听。第二天，我二叔拿了一瓶六十度的高粱酒来到了我家，他关照我父亲，叫我的二哥不要走开，有几句话要问问他。
父亲因为激动和心脏的痉挛，脸色转白，看上去更加苍老了。
这时候，我二哥突然对着二叔跪了下来，父亲看到这一幕，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我竟突然大声哭了起来，我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血从牙缝里淌了出来。
我以羞辱诅咒自己、自我惩罚的极端方法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来获取父亲、二叔和全家的原谅。一场家庭大战就此结束了。
病魔在加紧吞噬父亲的生命，手术后的两年零十一个月，在父亲弥留之际，阿娘赶来了，阿娘用手抚摸他睁着的眼睛，父亲的眼睛终于合上了，呼吸渐渐停止了。这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的上午，五十一岁的父亲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路程。
接尸车开来了，母亲把一只碗摔碎在地上，清脆的响声震动了全家的痛处，一家人在大哭声中送走了灵车。
一九六四年，我因为照顾父亲而无奈辍学，等待着里弄居委会把自己分配到工厂工作。这样的等待漫长而无趣。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两位居委会干部来到我家，他们对我说，你去崇明岛好吗？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要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那一年，我十六岁，是个容易冲动和浮躁的年龄。就这样，我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我离开城市，放逐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