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属于这个城市了。
在平安街道办事处，我填写了人生第一份档案履历表。交上了表格后，我步履轻松地走上回家的路。
邻居听说我要去崇明，纷纷议论开了。我不知该如何答谢，只能报以无奈的微笑。
我何尝不懂这个道理，只是对我来说，这个家庭缺乏温暖的亲情，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我出去闯一闯，至少能够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
为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家”，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无怨无悔地踏上了离乡背井、自食其力的人生路程。
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到来了。我抬起无力的双腿跨出了房门，只是留恋地望着母亲，很深情，也很茫然，心情非常复杂。
她手里紧紧地捏着三块钱，母亲还是把钱塞过来。
我只好说：“那就拿两块钱好了。发了工资我会寄回家里来。”
我努力地克制着悲伤，倔强地走了。我独自乘车来到十六铺大达码头。“呜——”轮船拉响了汽笛，驶过了黄浦江，驶出了吴淞口。
四个小时后，客船停靠崇明南门码头。崇明岛，这是一块没有被开垦过的处女地。宁静，被来自上海的一群年轻人打破了。
来自上海的青年挤上了好几辆装有挡板的大卡车，前往场部。大家迈着疲惫的脚步终于来到新“家”。
第一天出工，干的活儿是岔地。年轻人个个手拿工具，走向被浓雾包裹着的大田，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学习翻垦土地。傍晚收工回到宿舍，大家的整个身体都像散了架一样，每个人都是肩酸背疼，浑身难受。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想在第一天就示弱。
有一天夜里，星光全无，我摸黑进到厕所，走到我熟悉的那个位置，谁知道此刻那里正蹲着队友徐阿宝，全撒在他的头上、身上。徐阿宝大叫起来，我不敢辩解，赶紧挪到旁边的厕位继续撒，只听到另一个人也大叫起来，那人忙不迭地站起来，拎起了裤子就往外跑。我只好对着那人的影子说：“对不起，对不起，太暗了，我一点都看不出。”这么一折腾，里面的人也都无心再厕，一个个摸着黑离开了，有的干脆跑到野地里，无拘无束了起来。
三个多月过去了，年轻人想家的念头在队里慢慢弥散开来。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时间一久，大家深感压抑和焦灼。
有一个人小声发问：“谁敢回上海去？”
当即就有十一个人表示，狠下一条心，非要回一趟上海。我也是其中之一。
十一个人合谋，第二天天不亮就要离队，悄悄地走。
凌晨两点刚过，十一个人脸也不洗，牙也不刷，轻轻提起已经准备好的换洗衣物出发了。
历经三个小时的急行军，终于来到南门港码头。
汽笛拉响了，客船慢慢驶离码头，大家的心终于放下。
回到家里，母亲一下愣住了。
我赶紧解释说，我们是十一个人一起回来的，是冒险回来的，来不及通知家里。母亲一听，反而怪罪我，我明白了，自己还是一个不受家庭欢迎的人。
可是，我实在是不愿回崇明了，我只能像个无赖一样“赖”在家里。
一九六七年一月，“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全国，上海也陷入混乱之中。
两个星期以后，从崇明逃回来的十一个人又联络上了。我们的唯一目的，是要讨回自己的上海户口，要求重新分配工作。我和几个同一街道的队友来到街道办事处，这些领导把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像泥鳅一样的滑溜。面对这样的局面，大家无可奈何，一时也都没了方向。
三个月了，本是为户口返回上海而斗争的，可斗争没有丝毫进展。我感到百无聊赖，心中一片空虚。
那时候，我的二哥自己组装了一只六灯赤膊的电子管收音机，我也喜欢音乐，便向母亲索要钥匙。母亲答应了，但是只允许我上楼一刻钟。
我来到二楼厢房。打开收音机，立刻沉醉在美妙的音乐里。我无意中睁开眼睛，正好看见母亲侧着身子，探出头来窥视我。我愣住了，难道母亲把我当成小偷了？这时我脱口说出一句憋在心中好久的话：“你一直当我外头人！”
这时候，农场给逗留在上海的年轻人寄来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言之凿凿，情理俱在。而讨回户口的“斗争”毫无胜算，家人们也纷纷催促子女迷途知返，早日回到崇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和十位“大逃亡”的队友一起，无奈地又背上背包，拎起旅行袋，回到出逃了四个多月的生产队。
我从工资里节省出几块钱做一件独创的上装。就这么一件“奇装异服”，给领导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最终成了后来对我“开刀”的把柄之一。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也有一个干活的搭子，她叫陆红莲，比我大五六岁。
陆红莲很欣赏我的时髦打扮，还主动提出帮我把裤脚管改小，我俩之间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把她当成了知己。
这天晚饭过后，一伙人聚集在沈加禾的宿舍里谈笑风生，没想到陈大建突然也进来了。大家对他视而不见，连个招呼也不打。陈大建很是尴尬，觉得自己这个大队领导的面子丢了。
于是，大田劳动中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第二天，陈大建就从其他大队叫来一批五大三粗的人跑到生产队挑衅来了。站在人群后面的民兵连长眼见形势不妙，对着他们下了命令，他们不好再发作，只能退走。
一场群殴就这样被阻止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连队里，已经默默地孕育出一种狰狞的不祥之兆，那些居心叵测的幽灵在伺机出动。
在陈大建的脑子里，信奉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那么是谁，和陈大建一起，合谋策划了揭开生产队阶级斗争盖子的运动呢？此人叫吴国华。
医务室的赤脚医生王苔莉，非常随和，年轻人喜欢和她闲聊，这就冷落了另一个赤脚医生周晓。
周晓有个好友，是自己同一宿舍的王莉。王莉这时正跟吴国华谈恋爱，她得知了周晓的委屈后就告诉了男友吴国华。几天以后，王苔莉就被揪了出来，遭到审问、严斥和批斗，那年，她才二十五岁。正是王莉跟吴国华“爱情”的力量，点燃了生产队阶级斗争的导火索。
所有人都绷紧了心。
王苔莉想不明白，她崩溃了。第三天，王苔莉吞下了安眠药。
队里的空气凝固起来，都在互相防范，一下子，平日的欢声笑语被警惕而冷漠的眼神所取代了。
所有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绷紧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