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城乡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会导致领导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发展和恶化产生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解决方式。如果这种思维方法不能加以纠正，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在第一个阶段，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是革命。
在第二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人民和政权之间的“隐性契约”。
在第三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会是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显性契约”。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在人口的绝大多数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社会契约”。在这种契约下，政治人物为人民谋利益，而人民接受政治人物的统治，契约的缔结也就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不能因为新兴阶级有了政治重要性，就来破坏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种契约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被废除。
胡温领导层和人民新签契约已经造就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使人民接受新领导层。对新领导层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履行和人民的契约。在一些政策领域，新领导层已经在向人民利益倾斜。政治改革也是新领导层履行和人民缔结的“契约”的关键。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阶级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
社会主义新潮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
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
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明了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才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和谐社会”及其相关的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
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性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性契约会在中国实现。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在国家转型到显性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性社会契约。没有这个隐性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