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物合一的理念注定会在日本思想中日臻强大，直至精神与物质这两个概念最终实现完全融合。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融合更多是以物质为中心的，象征被视为现实，普通的世俗行为被视为神圣的祝福，现世本身则被视为理想的世界。摩耶幻影终究并不存在。在印度，尽管对于物质和具体存在的感受过程或许成了启发灵性的圣礼，带来了密教和男根崇拜，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它也为我们带来了那些描述家庭和体验的生命力旺盛的诗歌。
以如此心物融合的观点来看，桑耶西的生活就是遁世，因此，当日本真言宗的僧侣在敬拜仪式中试图表达日常生活不是虚幻，而是真实存在这一观念时，所采用的就是“户主”这一象征性的标志。
在这一精神与形式的融合之下，民间迷信被提升至与真实科学同等的地位，一样受到尊崇与重视。所有的活动都受到最高智者的关注。以这种方式，高深的思想和特殊的情感实现了在民众之中的普及，维系起大众，人们积蓄起巨大的潜能，为之后一个时代活力喷涌的爆发做好了准备。
这段历史叫平安时代，其名称来自再度迁都后的新都城——日本于公元794年将都城从奈良迁至平安京，即京都。在此期间佛教发展出密宗，这一宗派能够同时接纳自我折磨的禁欲苦行与肉体欢愉崇拜这两个极端。
密宗进入中国的初期代表人物是南印度的金刚智三藏和不空金刚。公元741年，不空金刚为求真理而返回印度，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是佛教与进一步流入中国的印度教之河相互融合的一个切入点。这个时代因而受印度影响极大，宗教和艺术方面均是如此。
这一宗派在印度的起源并不清晰。很早时期，密宗就有明显的存在迹象，不过直到七八世纪，在出现了婆罗门教与佛教教义融合的需求之时，才完成系统化的构建。这一时期，《罗摩衍那》作为对过度寺院化生活的抗议力量最终定稿。在日本，这一新的哲学思想对法相宗和华严宗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之前，这两个宗派就在以具体的方式传授心物合一以及至高精神的实现。这些思想家们在以实践来展示理念的努力方面，比他们的先行者更进一步，他们声称自己是与至高神明毗卢遮那佛（就连释迦佛陀也不过只是其化身之一）直接接触的产物。他们的目标是从所有宗教和所有教义中找到各自的真理，每一个宗教各自都有其到达最高境界的法门。
通过冥想实现身心言三者合一，被认为必不可少，不过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若能达到最大可能性，则即可产生最高成果。因此他们将语言即念诵经文作为修得正果的最重要手段；他们认为，语言存在于身与心之间的边缘地带。正因如此，这一宗派有时被称为“真言宗”。
艺术和自然在新光辉的照耀下被赋予了新的视角，万物皆同，皆有毗卢遮那佛存在于其中，毗卢遮那佛是超越个人的普遍存在，以最高形式将之实现是信徒们追求的目标。从这一超越物质世界的同一性观点来看，罪孽与自我牺牲一样神圣不可轻视，最低卑的恶魔与最高洁的神明同是万神殿的中心也不足为奇。最细微的细节也必须被小心守护和细致保存，因为细小之物即可照见整个生命，万物都被视为是大佛的具体呈现。神话因而被当作一个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彩虹来看待，其中任何一点、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成为中心，使得其他所有内容都变成了相对从属之物。
这种观念是印度对于“一视同仁”（三迷见）境界的伟大追求所产生的众多可能结果中的一个。同时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佛教的本质使其原本一直秉承着深刻的知性分析，但这个时代的科学观念却表现为法术或是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这也许是因为将世间万物分为五要素的哲学理论过于深奥，未经训练的一般大众无法理解之故；这一理论认为世间万有皆由五大基本要素组成，即地、风、火、水、空（即“心”之意），若没有“空”，则其他四项都不存在，“空”可以消融一切。在这一宗派思想的指导下，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仪式感，这与伐罗诃密希罗在他编写的《布里塔什萨米塔》一书中所提到的规定严格的印度建筑以及马纳萨拉的雕塑如出一辙。举例而言，当兴建寺庙时，阿阇黎，即上师将按照宇宙的指引来规划地基，每一块石头都有它所属的位置，在规划区域之内甚至不能出现垃圾尘埃，否则将代表着上师自身修行不精、有所欠缺。建筑、造像和寺院的整体布局都体现了这一宇宙观。
在这一影响之下，佛教出现了大量原本不属于这一信仰的男女众佛，在新教义的解释之下，这些神佛作为至高原始本尊的化身而被顺理成章地接纳进来。发展至此，我们看到，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而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万神群体，分为四个部分：一曰不动[43]，二曰宝生，三曰阿弥陀，四曰释迦。分别代表一是力量，即知识；二是财富，即创造力；三为慈悲，即降临人间的神性智慧；四是营生，即“业”。换句话说就是在尘世现实生活中前三项的圆满，即释迦牟尼。
以上是这些象征的抽象含义。至于具体形象方面，不动佛是得三摩地[44]的入定之佛，体现为湿婆令人畏怖的模样，从火焰中升腾而出并呈现永恒蓝色的宏大形象。与这一时期的印度思想相呼应，他的第三只眼炯炯有神，手中持有三叉戟和蛇鞭。在以另一个形象——荒神，即摩醯首罗出现时，他头戴骷髅头冠，手缠蛇手环，身披冥想的虎皮。
与他对应的女性神佛形象是爱染，手执强弓，头戴狮子冠，外形威猛，是一位爱神，不过这位爱神的爱炽热强烈，其纯净之火代表死亡，以杀死挚爱的方式助其达到最高境界。毗卢遮那佛化身如意宝珠，与不动和爱染三位一体，这颗宝珠形状玄妙，是一个努力挣脱要成为三角形的圆环，因为据说生命永远无法自我完成，而只能不断突破完整，力争向上进入更高层次的现实轮回。
印度宗教中的柯利，也以柯利帝母，即天母（鬼子母神）的形象出现；石榴是这位女神的专属供品，有说法称，古代供奉柯利原本是用血祭，后来受佛教影响才将供品改为石榴。手持七弦维纳琴能够平息惊涛骇浪的辩才天女；船夫们的守护神鹫头金毘罗；代表幸运和爱的吉祥天女；守护胜利旗帜的战神大元帅（室建陀），在村祭仪式中首先被祭拜；巨大神力因听从十一面观音规劝而有所收敛的开拓之神象头神圣天；劝化圣天，而今为体现印度母性文化思想而呈现女相的十一面观音……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印度教中找到直接原型。
有关神佛的这一新观念与早先佛教中神佛遥不可及的态度大为不同，如今神佛变成了真实具体的存在，有实实在在的形象摆在眼前。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充满了其他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对于神佛的强烈热情和亲近感。我们前文已经提到过，金刚智三藏将密教教义引入了中国，719年他来到中国，翻译了一部《瑜伽经》。继他之后，不空金刚于746年从印度返回中国，带回了更多的知识。密教由空海传入日本的时间与之大致相当，空海曾追随不空金刚的弟子慧果学习佛法。这几位大师皆是备受尊崇的高僧，被认为具有神力。空海是日本最伟大的佛教人物之一，他于833年作为瑜伽行者在高野山入定，人们相信他至今还留在山中入定冥想。空海的作品为数众多，如今他的画作《真言七祖像》与其他许多无价藏品一道存于京都的东寺。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师的雄风与气魄。他的亲传弟子实慧、智证等均曾赴中国研究教义并使之发扬光大。奈良时代初期的教义和寺院基本上也都接纳了这股新潮流，因为其综合广泛的视野与之前的任何教义都不会起冲突。
这一时期最出色的雕塑作品之一是在空海的指令下制作的，现存于京都附近神护寺的大医王佛药师如来像。另外还有近江国[45]渡岸寺在最澄主持下建造的十一面观音像，最澄是同时期可与空海媲美的又一位高僧。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和奈良法华寺优雅的观音像也是这个时期的佳作。
绘画方面，现存奈良西大寺的空海作品《十二天[46]像》，与同在奈良的大和国千寿院的《两界曼陀罗图》代表了这个时代雄劲笔锋的最高水平。
平安时代的艺术因具象之形而成为力度与能量的代名词。它充满确信之力，但同时也失去了自由，艺术中缺乏心性所致的自然发挥和对宗教思想的突破。与此同时，平安时代的艺术还代表了佛教理论应用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这个时代之前，这些理论一直脱离信徒本身而被视为一种抽离的存在，而平安时代的意识发展改变了这一状态，使之略显世俗平易且更有活力，从而不再产生脱离之感。到下一个时代，这些思想渗入百姓生活之中，并以情感的方式在日本国民生活中再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