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很多民族志研究者都曾经强调写作在他们这一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格尔兹（Geertz 1973）提出“深度录写”（inscription）是民族志“深描”的核心，而加斯菲尔德（Gusfield 1976）对科学的修辞基础做出了剖析。之后，克利福德（Clifford）和马库斯（Marcus）共同编写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1986）、范·马南（Van Maanen）所写的《田野的故事》（Tales of the Field 1988）以及阿特金森（Atkinson）所写的《民族志的想象力》（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1990）进一步探讨了民族志写作的问题。
然而，学者们对民族志写作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有的研究都是讨论如何从已经写成的田野笔记出发来撰写最终的民族志，所考察的都是修辞手法这种细节问题或者是整体结构之类更加概括的问题，这样民族志就算完成了。如此一来，他们就忽视了民族志写作的最初场景——做田野笔记，从而忽视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理解观察者/研究者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坐下来，将一段鲜活的生活经历转化为书面文本的。
的确，学者们在分析“民族志的诗学”（Clifford和Marcus 1986）时所选取的对象往往摘自业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是一些对社会生活的经过润色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也是由一些更短小的、不够连贯的零碎文字——即田野笔记——编辑而成的，而许多田野笔记是作者在对民族志形成任何整体看法之前就已经写出来的。此外，最终版本的民族志中所出现的田野笔记都是作者按照某种分析的需要，经过选择和塑造，重新安排和改写而成的。因此，与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所做的原始田野笔记相比，它们的形式和寓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考虑到这些方面，我们认为在民族志撰写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应该是做田野笔记，而不是写精练的民族志。
在实际的方法论层面上，田野研究者们也同样忽视了怎样做田野笔记的问题。指导研究者“怎么开展”田野研究的手册就怎样接近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陌生人，以及怎样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大量建议。但是关于如何做田野笔记以及应该写些什么等方面，只会偶尔针对特定场合提供一些说明。[1]田野研究者通常没有对如何在具体项目中做田野笔记给予密切系统的重视；他们也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训练从事田野工作的新手，使他们能写出更加敏感、有用和激动人心的田野笔记。相反，田野工作手册直接给出的实用性建议是关于如何处理已有的田野笔记，其目的在于组织和撰写最终版本的民族志。例如，斯特劳斯（Strauss 1987）和他的同事（Strauss和Corbin 1990）针对如何对田野笔记进行编码，以及撰写民族志时应该如何处理编码，给出了详细的对策。但是，集中讨论编码过程的前提假设是：人类学家已经写出了一系列田野笔记，现在的工作就是分析、组织这些笔记，并且赋予它们意义。这些工作手册丝毫没有提到人类学家最初怎样写出这些田野笔记，也没有提到他们怎样做或许能写出不同的笔记。同样，三位经验丰富的田野研究者——菲特曼（Fetterman 1989）、理查德森（Richardson 1990）和沃尔科特（Wolcott 1990）——也预先假定研究者已经做好田野笔记，而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展开民族志分析。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人类学家已经着手纠正这个问题，开始认真关注田野笔记的性质和用途了。1990年，桑耶克（Sanjek）编辑了一本题为《田野笔记：人类学的形成》（Fieldnotes: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的论文集，书中收入的论文都响应了同一个主题，即“考察人类学家是如何处理、如何利用田野笔记的，以及研究者处理和使用田野笔记的态度是如何随着他的职业生涯的改变而改变的”（Sanjek 1990b:xii）。这本论文集涵盖了西方人类学进行“田野笔记实践”的一段长期历史（Sanjek 1990d），分析了田野笔记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所具有的研究的、私人的用途和意义（Jackson 1990b;Sanjek 1990c;Ottenberg 1990），探讨了研究者应该如何阅读和使用其他学者的田野笔记（Lutkehaus 1990），学者们在分析过程中把田野笔记作为描写和呈现各种文化的一种方法（Clifford 1990;Lederman 1990）。
同一时期，阿特金森所著的《民族志的想象力》也开始考察经典的以及当代的民族志在文本方面的特点。尽管阿特金森关注的焦点还是在于民族志的修辞结构，但他确实促使人们关注分析田野笔记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他指出当时“田野笔记仍然是研究者本人的私人文档”，因此其他研究者很难获取这些文档进而对其进行分析。于是，他极力主张学者们对“出自某个学者或社会学学派的田野笔记的体裁特点”做深入研究（1990:57），并且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分析了两篇最初发表在《田野工作：社会科学入门》（Junker 1960）中的田野笔记片断，迈出了分析田野笔记的第一步。
即使研究者从现在开始纠正他们对田野笔记的忽视，也有一些既存因素决定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首先，人类学家提到田野笔记的时候会感觉不自在或者尴尬。很多人似乎把田野笔记当成在别人背后潦草写成的东西——有点杂乱，有点不可信，不是一些可以公开拿出来讨论的东西。田野笔记看起来太显示个性、太凌乱、太不经琢磨，因而研究者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它们呈现在任何读者面前。由于这些或那些原因，学者们没有机会看到原始的、未经编辑的田野笔记，而只能阅读已经完稿的民族志，出现在民族志里的田野笔记都是经过作者精挑细选和重新整理的。这样，人类学家如何做田野笔记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起来了，显得有些神秘。
相比之下，民族志撰写这一后续阶段，完全围绕着怎样写出最终版本的民族志专著而展开，这样反而更容易从理论上来驾驭，而且明显不那么私人。在积累了大量田野笔记以后，人类学家就会离开田野，尝试着选用田野笔记中的一部分内容来讲述一个民族志故事；此时的工作与当初做田野笔记的时候不大一样，田野笔记是写给研究者自己看的，而民族志是为其他读者撰写的故事，因此研究者会像处理数据——研究、参考、重新安排的对象——那样更加客观地处理这些田野笔记。这一写作阶段中的程序——编码、提出可供分析的关注点等等——更接近于最终出版的作品，因此也更适合呈现给读者。
此外，田野研究者对于什么形式的写作才属于“田野笔记”、田野笔记应该在什么时候写、怎么写，以及它们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价值这些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研究者在田野笔记的性质和价值上的这些分歧，已经妨碍他们自觉考虑如何做田野笔记这个问题。
首先，当提到“田野笔记”的时候，研究者脑海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写作形式。最近的一项资料（Sanjek 1990c）显示，人类学家谈到的田野笔记形式有：“批注”（headnotes）、“手记”（scratch notes）、“正式的田野笔记”（fieldnotes proper）、“田野笔记备案”（fieldnote records）、“文本”（text）、“日志和日记”（journals and diaries）、“信件、报告、论文”（letters,reports,papers）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人类学家眼中的田野笔记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一些田野研究者认为田野笔记是一种文字写作，这些文字既记录了他们了解和观察到的他人的活动，也包含了他们自己的行为、问题和反思。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记录他人言行的笔记——田野工作的“数据”——肯定不同于那些结合了他们自己想法和反应的笔记。但是持后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内部也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只有对他人的描写才是田野笔记，而有关自己的文字只是私人的“日志”或“日记”；另一些人“通过将田野笔记与数据进行对比，提出田野笔记是对研究者个人反应的记录，是一份汇集了所要关注问题的秘密清单，是对分析的一种初步尝试，等等”（Jackson 1990b：7）。
其次，田野研究者可能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做田野笔记。许多研究者仅仅把田野笔记当作“每一天结束时所写的流水账”（Jackson 1990b：6）。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正式的田野笔记”与“田野笔记备案”不同，后者中的“信息已经经过分门别类的整理，不同于原始连贯的田野工作笔记”（Sanjek 1990c：101）。此外，一些田野研究者试着尽可能一观察到相关事件，随后就马上写出详尽的笔记，常常是每天晚上坐下来将完整、详细的观察结果输入电脑。另一些研究者最初只做一些不太详细的记录，只是用手记在笔记本上，待离开田野之后再添枝加叶，加以完善。还有一些研究者直到他们离开田野，开始着手写一份连贯的民族志时才进行大量的写作。
最后，人类学家在田野笔记到底是能帮助理解的一个资源，还是阻碍了理解的一个障碍的观点上存在分歧。虽然有些学者将田野笔记看作他们研究事业的核心，但是还有学者认为田野笔记的贡献并不大，只不过在研究者试图从外部理解另一个陌生世界的时候，帮助他们缓解工作中的压力和焦虑。事实上，有些人声称田野笔记阻碍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理解。杰克逊（Jackson）引用的一位人类学家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不做田野笔记，就有）更多系统化、概念化的可能性……不受数据中那些琐碎的例外事件和半真半假的真相的干扰。”
总的来说，人类学家未能深入考察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田野笔记是什么”持有不同的观点，还因为他们对人类学观察和写作所需的技巧，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技巧，也持有不同的意见。很多田野研究者持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几乎任何有文化的、爱冒险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田野并开展田野工作；即便需要一些技巧，他们也能本着“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或者“自己去闯”的心态当场学会。另一种极端的观点则主张，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做田野笔记，和上帝赋予的天赋和研究者自己的敏感度有关，而这些都是学不来的。例如有人指出，只有那些像E·戈夫曼（Erving Goffman）那样拥有特殊才干的人才能成为富有洞察力的田野研究者。后天的训练不能培养出那些如此依赖天赋的技能。
尽管其他学者勉强承认研究者的确应该而且能够学会田野研究各方面的技巧，但是却将做田野笔记排除在这些技巧之外。他们把田野笔记看得非常特殊且个人化，以至于无法通过正规指导来进行学习。田野工作者如何对待他们的研究对象，怎样理解和叙述这些事件，都会因人而异。因此研究者由于学科偏好、理论兴趣、个性、心情以及既定风格方面的差异，他们写出来的田野笔记也是截然不同的。人们认为做田野笔记与正规指导格格不入的原因是因为不管人类学家写什么，它们的道理和意义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都是利用“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没有明确写在笔记里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我们既反对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方法训练人类学家，也不认为人类学家没有特殊的技能或者没有超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力范围的技能。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天生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还运用了可以习得并能熟能生巧的技能。人类学家必须磨练这些技能，随着他们越发自觉地关注怎样做田野笔记，民族志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此外，我们认为人类学家通过明确民族志的本质——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研究与写作活动，就可以从为了区分田野笔记的概念而产生的僵局中解脱出来。对民族志本质的认知直接关系到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做田野笔记。比方说，假如某个研究者将民族志看作搜集信息的过程，而这些信息可以由任何研究者用几乎相同的方法“找到”或“发现”，他就有理由区分这些“发现”和得出它们的过程，区分“数据”和“个人反应”。类似的，也有学者认为田野笔记有碍研究者进行直观的理解和更深入的分析，这种认识反映了这样一种理论取向，即要抓住“全局”，要确定一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仅仅记录日复一日的日常事务和过程。反过来讲，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研究者仅仅记录日常事务和过程，可能就会迷失在“太多的事实”或“太多的细节”之中。
因此，虽然就如何做田野笔记提出普遍的指导方针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对田野研究的某种特定的理解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下就如何做田野笔记提出明确的建议。在这本书里，为了专门详细阐述一种做田野笔记的方法和步骤，我们所采取的对田野研究的理解是交互主义的、阐释性的，这种理解由符号互动论和民族方法学的传统衍生而来。显然，我们仅仅提供了做田野笔记的众多可能方法中的一种。那些以科学实证主义信条或其它民族志传统为出发点的田野研究者，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所讨论的诸多问题和步骤。尽管如此，我们希望书中提到的大部分内容对于每一个刚开始做田野研究、写田野笔记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具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在这本书中追求的一个更深层次的目标是：解密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过程，明确关注他们将自己的观察和经历转变为可检查的文本的过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应该着眼于已经出版的、经过润色的田野笔记，而应关注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的田野笔记，以及研究者怎样组织、改写这些笔记，使之成为最终的文本，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大量技术上的、互动的、个人的和理论的问题，我们将集中讨论如何做田野笔记本身。同时我们也将考察研究者在撰写分析性备忘以及最终供更多读者阅读的民族志的过程中对田野笔记进行处理的程序和实际情况。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现实操作性的，我们还希望弥补对人类学文本的反思和撰写民族志的实际过程之间的间隔。通过考查研究者通常做田野笔记的实际情况，我们希望促使学者们关注将谈话、观察和经历转化为书面文本的基本程序，从而进一步理解民族志的本质。有人认为仅仅通过阅读最终的民族志和与之相关的田野笔记就能理解从经历到文本的转化，这样的想法是有误导性的。研究者将自己的观察和亲身经历写成最初的、未经润色的文本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遵循的程序，和那些为了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民族志而对田野笔记进行回顾、挑选、编辑和修订的过程相比，有显著差别。已出版的田野笔记不仅经过润色，还经过了高度筛选，这些被筛选出来的田野笔记必须和特定的主题相联系，正是这些主题使得民族志形成一个整体。相反，未完成的田野笔记，或多或少是在所描写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同步写成的，没有在理论高度将材料集中或者整合起来，没有始终一致的声音或目的，甚至常常没有清楚的或者风格上的限制。
我们对做田野笔记这一问题的关注，源于我们自己教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何进行田野研究的亲身经验。我们中的两位——罗伯特·埃默森（Robert Emerson）和琳达·肖（Linda Shaw）——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关于田野研究方法的本科生课程，这门课程是一个实习科目，内容主要涉及田野笔记和笔记所描述的田野经历。课程坚持要求所有学生都进入田野的场景中，而且立即着手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写成田野笔记。除了加强针对学生的田野笔记所组织的小组讨论以外，他们还拿出课堂时间来讨论两份“每周田野笔记之星”——目的在于阐释田野关系、写作策略或理论焦点方面的关键问题。整个课程期间，学生们对做田野笔记提出了无穷无尽的问题，从类似“我该写什么”的问题开始，到“我怎样将所有的这些笔记写成最后的论文”这样的问题结束。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埃默森和肖不断向在洛杉矶分校任教写作班的同事们请教。他们认识了雷切尔·弗雷茨（Rachel Fretz），一个拥有丰富非洲田野研究经验的民俗学者。通过与弗雷茨的讨论和磋商，他们决定将一门关于田野笔记写作的课程和当时已经存在的田野研究方法课程结合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们小组作为洛杉矶分校浸入式培养计划的成员来教授这些课程的时候，这本书的手稿开始初具雏形。参加这个培养计划的学生，在学习三组课程——田野研究方法、田野笔记写作和一门选修的主题课程（心理疾病、犯罪控制、学校里的性别、人种和族裔）的同时还要进行实际的田野研究。其中，田野研究方法课程和写作课程是紧密结合的，有配套的主题、阅读材料和田野作业。作为教师，我们定期讨论学生们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进步。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和已经解决的问题汇集起来，相互交换想法，这样当学生学着将现实世界的经验拿来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时候，就能帮助他们用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构成手稿核心内容的这些想法就来自于全体人员的早期讨论和共同努力。
荣克（Junker）的著作《田野工作：社会科学入门》（1960）提供了如何汇集和呈现手头资料的范本。《田野工作》中的材料——“田野工作的案例”——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由E·C·休斯（Everett C.Hughes）主持，目的在于“对田野工作进行田野工作”（Hughes 1960:v）。在这个项目中，组织者“汇集了从数百名学生那里获得的（之前已经向那些学生教授了研究方法）关于学习和开展田野工作的经验”（vii）。类似的，为了阐述做田野笔记的实践经验，提供不同的写作选择，我们在各个章节中提供了大量“原始的”田野笔记。
我们选用了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写的田野笔记和民族志片断。这些学生在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马科斯分校和康奈尔大学选修了我们的田野研究课程和民族志写作课程。有人可能因为这些文本不是出自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之手，而反对使用学生的田野笔记。然而，我们对学生笔记的偏好部分地反映了我们开始编写这本书的过程——通过阅读和评论这些笔记，澄清并说明什么是我们认为有效的、激动人心的笔记，并且为教学目的而选择能够说明特定问题的例子。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减少田野笔记的神秘感，最好能通过告诉那些将要阅读和使用这本书的学生“他们能够做些什么”来达到这个的目标。最后，每一季我们都会发现，学生们提交的田野笔记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些报告都具有很高的质量，激动人心而且新颖独特，描述了不同社会背景下或平凡、或罕见的事件。
除了学生的田野笔记，还有的例子来自我们自己没有出版的田野笔记，这些笔记都是我们在许许多多不同的研究项目中积攒下来的。涉及到的项目包括埃默森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所进行的关于诉讼人申请家庭暴力监管条例的研究；[2]弗雷茨关于讲故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这项研究分别于1976、1977、1982、1983年在扎伊尔的乔克维进行，1992—1993年间在赞比亚进行；[3]还包括20世纪80年代早期肖在一个为前精神病患者提供帮助的精神病院里所完成的田野研究。
我们提出的有关做田野笔记的问题主要面向两类读者。一类读者包括那些主要因为学术研究目的而关注民族志和田野研究的人。我们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这些指导将会帮助来自一些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学科一方面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这些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还包括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写作研究、社会福利以及公共卫生等等，田野研究和民族志在这些学科中可以作为次要的研究方法。
这本书还面向另外一些通常意义上与民族志不怎么相关的读者——那些从事实验教学（experiential education）和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的人。为了达到以实践来促进学习的目的，实验教学主张安排学生从事社区服务或者让他们在一些公共机构里实习。学生在这些安排中将面临实际操作的现实挑战；他们的任务则是要将这些经历与传统的学术问题结合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这种结合的关键就在于记录重要突发事件的日志了（Batchelder和Warner 1977）。但是服务性学习中的日志鼓励学生们写出他们的观点和感受，而不是别人的言行。这种日志通常不要求学生将他们的观察真实详细地记录下来。它们倾向于“以突发事件为焦点”，关注戏剧性的、标志性的事件，而不是日常琐事和例行事务。因此这些日志往往是十分概括的记述，或是仅仅将“重要事件”抽离出来的记录，这样就阻碍了研究者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深入理解。
我们认为，做人类学田野笔记，而不是日志记录，肯定可以加强和深化现实经历与课堂知识的融合。做田野笔记能鼓励实验教学的学生观察得更细致、更系统，既考虑日常的情景又关注戏剧性的事件，鼓励他们像被研究者自己那样注意他们的活动和关注点。此外，系统的、同步撰写的田野笔记可以用来了解实习生适应具体环境的不同阶段。这种田野笔记给实习生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文本指南，告诉他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该怎么去做。这类指南为初学者尽快融入任何场景提供了一种主要途径；它既提供了工作的技巧和知识，也对这些技巧和知识在实际场景中的优先顺序、既定假设和规则做出了必要说明。
很明显，田野研究和实验教学之间始终存在矛盾。比方说，实验教学的学生通常会希望为他人提供服务——至少最开始是这样，或评估某种职业的吸引力，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做大量的田野笔记可能就加重了他们的研究任务。然而我们可以举出例子给这些学生证明，民族志可以加深他们对可能会遇到的个人的、工作的以及组织的过程的理解。因此，参与田野工作和田野笔记的写作，通过提供一种将研究者的亲身经历转换为文本形式的途径，在两种长期以来互相分隔的传统之间找到了许多共同点。这些文本可以重新带回到课堂中来，供学生仔细考察它们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学术问题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本书中给自己设定了明确的任务：考察在撰写和使用人类学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不同写作程序。因此我们没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本自成一体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实践指南。我们既没有在书中运用深奥的人类学理论，也没有描述研究者在实际开展田野工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进退两难的局面，而是通过专门考察那些与撰写和使用田野笔记有关的重要实际问题，来对已有的对人类学研究[4]的前提和程序的概述进行了补充。此外，我们认为做田野笔记总是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以及他的理论取向紧密联系在一起。
书中各章节的安排反映了我们的双重考虑，其一，学习如何做田野笔记，其二，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过程对田野研究的意义。从一开始，本书的着眼点就是学生学习做田野笔记的经验和实践，而不是理想化或说明性地描述田野笔记“应该怎样写”。在回顾了田野笔记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本质和地位之后，接下来的章节依次讨论了撰写和处理田野笔记的一步步程序。每一章都以“反思”作为总结，反思的对象就是我们在那一章中讨论的程序对更广泛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意义。
具体来说，第一章将会考察做田野笔记在田野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且澄清我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和准则。第二章将会分析人类学家的独特立场——参与和观察一个自然场景下的实时生活是为了记述观察到的事件；接着将讨论在田野中速记短语或笔记的问题。第三章将探讨撰写田野笔记的程序，不管是根据记忆还是根据现有的速记。第四章将讨论多种写作策略：如何将脑海中的场景呈现在纸面上，如何描述观察到的事件，如何组织扩展性描述以及如何撰写有关这些场景的当场的分析性观点。在第五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做田野笔记和进一步分析田野笔记的方法，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捕捉和传递事件对当事人的意义。第六章则将转向处理大量“已完成的”田野笔记，考虑如何对这些田野笔记进行阅读、分类和编码，以及如何着手分析。第七章将讨论人类学家如何为更多读者组织和编写经过润色的、连贯的民族志。最后，在第八章中我们将反思民族志写作中对互相矛盾的要求和关注点加以平衡和协调的需求——包括对被研究者的忠诚和对未来读者的责任，有意识的反思和写下记录的紧迫性，以及对当地意义世界的关怀和分析的相关性。
我们希望在此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田野研究项目给孕育本书的浸入式培养计划所带来的鼓励和支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要特别感谢Jane Permaul、Rob Shumer和Parvin Kassaie。我们也要感谢下面这些给原稿提出过意见和建议的同事们：Timothy Diamond、Dianne Dugaw、Shelley Feldman、Jan Frodesen、George Gadda、Dwight Giles、Claudia Ingram、Michael O.Jonnes、Jack Katz、Susan Mc Coin、Anita McCormick、Melvin Pollner、Anita Pomerantz、Amanda Powell、Judith Rithlin-Klonsky、Mike Rose、Ruth M.Stone、Carol Warren、Randy Woodland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评审。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文字编辑Richard Allen，他曾许诺会“让我们日子不好过”，而且他的确做到了，从而敦促我们澄清观点、阐述论据。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下面这些来自田野研究课程的学生们，他们慷慨地准许我们使用他们的田野笔记和人类学著作作为实例，他们是：Karin Abell、Teri Anderson、Jim Angell、Erin Artigiani、Ben Beit-Auri、Nancy S.Blim、Paul Brownfield、Jennifer Cheroske、Rebecca Clements、Cabonia Crawford、John Cross、Maria Estrada、Julie Finney、Robert Garot、Mauricio A.Gormaz、Heather W.Guthrie、David Hillyard、Suzanne Hirsch、Ronald X.Kovach、Shawn Lemone、Wendy Lin、Storm Lydon、Francisco "Chunk" Martinez、Martha Moyes、Deanna Nitta、Phil Okamoto、Blair Paley、Kreistin Rains、Lisa Ravitch、Joanna Saporito、Kristin D.Schaefer、Joe Scheuermann、Cliff Spangler、Lakshmi Srinivas、Martha Stokes、Kathryn L.Tater、Laura Miles Vahle、Linda Van Leuven、Karina Walters、David Whelan、Nicholas H.Wolfinger和Terri Young。我们还要特别感谢Lisa Holmes和Martha Millison，不仅因为他们允许我们摘录他们的田野笔记，而且因为他们在读了本书的初稿以后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学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