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研究是对群体和民族的日常生活所进行的研究，包括两种不同的活动。第一，田野研究者进入某个之前并不熟悉的社会场景，开始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们。研究者参与这个场景中的日常生活，和里面的人们建立持久的关系，并且始终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参与观察”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第二，研究者以规范、系统的方式写下他在他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因此，随着研究的开展，对于观察和经历的书面记录也在不断积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活动构成了田野研究的核心：研究者在一些开始并不熟悉的社会里的直接参与以及基于参与而撰写的书面记录。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详细考察每个活动，然后探讨它们对做田野笔记有何意义。
田野参与
田野研究者必然要走出去接近他人的活动和日常经历。“接近”至少要求研究者从身体上以及社会意义上接近他人生活和活动中的日常行动。为了观察和理解他人，田野研究者必须能够进入他人生活活动的关键场所和场景。但是“接近”还有一层更有意义的含义：研究者尝试着更加深入地沉浸到他人的世界中，以领会他们的经历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通过沉浸，研究者从内部观察人们怎样生活、怎样进行日常活动、什么是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以及他们怎样做。这样，沉浸就使研究者得以了解他人生活的动态过程，提高他对互动和过程的敏感性。
此外，沉浸促使田野工作者必须独自直接体验他人的生活，既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务和通常情况，也包括生活中所面临的约束和压力。戈夫曼（Goffman 1989:125）特别强调：田野研究包括使你自己、你的身体、你的个性、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服从于被研究者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因而你可以在身体上和生态上洞察他们对他们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和族裔环境的一系列反应。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的沉浸既包括与他人待在一起以观察他们对事情的反应，也包括亲自体验这些事件以及产生这些事件的环境。
显然，沉浸要求研究者不能作为一个孤立的、被动的观察者来进行研究；田野工作者只有积极参加人们的日常活动才能接近被研究者的生活。此外，这种参与不可避免地要求研究者经受某种程度的再社会化。通过与一群人共同生活，田野研究者“进入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感受到他们的道德约束”（Wax 1980:272—273）。田野研究者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去，这样就可以了解到要成为那个世界的合格成员需要什么必备条件，并且可以用接近于成员的体验[5]来体验事件和意义。实际上，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会尽可能模仿他们所感兴趣的那些人的行为。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熟练掌握他们试图去理解的某项工作（Diamond 1993;Lynch 1985）或者真诚地加入教会或宗教组织（Jules-Rosette 1975;Rochford 1985），因为只有当他们成为组织成员时才能够对这些群体及其活动有更加全面的洞见和理解。或者，村民们可能会给田野工作者派一个角色，比如一个大家庭中的姐姐或者妈妈，这样的身份就要求研究者参加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且通过再社会化来适应当地人对她的期待（Fretz日期不详）。
当田野工作者为了了解他人而积极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时，不可能也不应该表现为一个不被察觉的观察者[6]。没有一个田野工作者可以是完全中立而孤立的观察者，处于被观察的现象之外，并且不依赖于它（Pollner and Emerson 1988）。相反，当田野工作者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和关注点中的时候，他的观点就会“与现象纠缠在一起，而这些现象不是客观地独立于观察者的观点和方法的”（Mishler 1979:10）。研究者不可能注意到所有的事情。更准确地说，他始终处于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之中，通过参加某些活动，与一部分人产生联系，来提出特定的视角。此外，在田野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常常遵循政治分歧线，使研究者只能选择性地接触到某些观点。因此，田野工作者的任务不是确定“事实”，而是展现他人生活中显然存在的多重事实。[7]
而且，由于田野工作者必须与被研究者发生互动，这些互动会对被研究者产生影响，所以研究者在田野环境中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8]“有影响的存在”常常和反应效果（即研究者的参与对被研究者言行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研究者不应该认为它对观察结果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相反，这些效果恰恰是了解和观察他人生活的资源（Clarke 1975:99）。田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会严重破坏或者急剧改变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模式，反而会显示人们最初建立社会关系的条件和基础。比如，在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里，人们可能会把田野研究者吸纳为家庭成员，给她一个亲属称谓以指明她的权利和义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不会阻碍研究者的发现，而可能为研究者理解更微妙、含蓄的问题提供线索，这些线索往往不能仅仅通过观察或者访谈来获得[9]。因此，人类学家需要对别人看待和对待自己的方式保持敏感，而不应该把被研究者的反应视为需要小心控制并尽量减轻的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者一直认为观察者在田野研究中的理想状态是与被研究者高度分隔的、“不多嘴的”、边缘化的，但是研究者自身的存在一定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很多当代田野工作者提倡高度参与（Adler,Adler和Rochford 1986），这样研究者才能真正参与被研究者生活中的核心活动。从这一点来看，研究者在服务实习经验中真正担任核心职位、履行核心任务就为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让他能够在之前不熟悉的社会中接近、参与和经历其中的生活。实习生真正承担工作责任或者研究者在乡村生活中积极参与到当地事务中去，都是再社会化，都要求研究者对当地的行为方式和感受方式进行移情的理解。
最后，密切、持续地参与他人生活，鼓励研究者将社会生活视为正在进行的动态过程。田野研究者在参与过程中密切观察人们如何应对不确定和混乱，意义如何从言语和集体行为中展现出来，理解和阐释如何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变化。田野研究者通过这些途径密切参与他人的日常生活，这样就提高了他们将社会生活视为过程的敏感性。
记录经历的/观察的现实
田野研究者即使经过深入的再社会化，也决不可能成为跟那些“本来”就在田野中的人们一模一样的成员。[10]研究者在田野中相对短暂地停留之后就会离开田野，所以他对当地生活的经历会因逗留时间短暂而受到影响。因此，“田野研究者的参与既不需要像当地人那样投入，也不会像当地人那样受到种种约束”（Karp和Kendall 1982:257）。此外，在田野工作者眼中，很多当地的事件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自己可能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一些也许会被有选择地记录下来，然后写进田野笔记中的事件。从上述方面来看，开展研究和撰写笔记限制了田野研究者沉浸在田野中的程度，至少使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局外人，更极端地说，他就是一个文化的异类。[11]
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在深入参与他人生活的过程中用来描述自身经历和观察的记录。但是对经历和观察进行描述性记录可能并不像它一开始表现得那样直接和明晰。因为描述不仅仅是尽可能准确地捕捉观察到的事实，也不仅仅是将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和看到的事情写成文字。如果有人简单地认为描述就是撰写准确契合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文本，那他就是假定对任何一件事件来说都存在唯一的“最佳”描述。然而，事实上对某一观察到的现象来说，并没有“自然的”或者“正确的”描述方式。相反，由于描述过程中加入了研究者的感受和阐释，所以很可能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情况和事件的描述也会各不相同。
比如，下面几个片段分别出自三个学生之手，描述人们如何通过三个洛杉矶超市的快速收银通道的情况。这些描述具有一些共同点：都是从顾客和观察者的角度来描写的；都描写了排队的其他主要角色——收银员、其他顾客——的体貌特征，或者至少记录了他们买的一些东西；都在快速通道近距离留意了几分钟内人们的行为细节。但是，每一份田野笔记在描述超市的快速通道时都各有侧重点。每一份笔记都选取并突出特定的特征和行为，而忽略其他特征和行为。此外，这些片断是从不同视角来写的，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在快速通道上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们所观察的人和事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写作的时候进行了不同的选择：
上流社区的超市快速通道
有四个人在排队，每个人买的东西之间都用一根大约18英寸长的矩形黑橡胶棒分隔开来。我把冷冻袋放在滚动带上，然后走到收银员那里拿了一根橡胶棒，把我的东西隔开。收银员大概30来岁，5英尺2英寸高，皮肤挺黑，一头深褐色的卷发。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是能听出一点儿口音。她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一件从肩膀到大腿的褐色围裙，戴着一个松松的栗色领结，比男人的领结更加下垂、更加蓬松。她的姓名牌挂在左胸，上面用红字写着“Candy”。
[描写排在最前面的两位男士。]排在他后面的女人皮肤黑黑的，留着深褐色的齐肩直发，穿着蓝色的V字领毛衣和黑丝袜。她买了果汁、一罐菠萝汁和6包装的V-8番茄汁。排在我前面的那家伙穿着粉色的Polo衬衫和茶色短裤，大概6英尺2英寸高，瘦瘦的，金发，左耳戴着一个18码金耳环（我觉得他是个同性恋）。他买了一包袋装胡萝卜、一加仑全脂牛奶和一包猪排。
Candy花在每个人身上的时间都很少，先打个招呼，然后告诉他们金额，收钱，把找零放在付账的人面前的台子上。在Candy给那个深色头发的女人找零之前，我发现穿粉色衬衣的男人已经走进了那个女人购物的等待区域，可能跟她相隔不到一英尺，站在了别人付款时才站的地方，在写支票的台子前面。（相对于身体之间的距离，人们似乎更注意在他们买的东西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隔，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
当我走到台子（似乎所有事情所发生的地方）时，我说：“你好，”Candy一边对我说：“你好，”一边用扫描器扫描我买的东西……
这个观察者描写个人（尤其是体貌特征和服饰）和他们所买的东西（“他买了……”）来展现队伍中的空间格局。当然，文本也在旁观的角度记录了一组对照，一方面，人们很关心自己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看起来忽视了身体之间距离，这种忽视体现在写支票的台子那里，一个顾客即将离开，下一个顾客走上前。
Ralph的快速通道，复活节的早晨
我朝东边的收银台走去，手里拿着做早午饭要用的大米沙拉配菜莴苣和一瓶Gewurtztraminer，这是我最近很喜欢喝的酒，必须在半小时内冷藏起来。当我走到收银台附近的时候，发现不到10件物品的现金柜台是我的最佳选择。我发现Boland在收银台前——他总是对我很友好——“你好，最近怎么样？”
我排在一个已经在那儿的妇女后面。她已经在她买的东西后面放了一个橡胶棒，这是这样一个高度惯例化的队伍里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友善举动之一。我很感激，原本打算谢谢她（也许对她笑一笑），但是她始终向前看，我想她是很想早点儿结账。我放下了酒和莴苣，这时候我后面又排了个人，我打算也为他们放一个橡胶棒以示礼貌。我等到我面前的食物移动到我可以拿走橡胶棒的位置，也就是放橡胶棒的地方的前面（应该用什么词儿说这个地方呢？棒箱？），这样我不需要在不是我买的东西那里做较大的移动，否则会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我等了一会儿，终于看到了橡胶棒，于是拿起一根，放在我买的东西后面，冲我后面的女士笑了笑。她看起来很高兴，带着一点小小的惊喜。我很高兴可以表示这样一个小小的好意。她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人，买了一瓶香槟（也许也是为了复活节的早午饭？），看起来穿的是条复活节裙子——纯棉质地、漂亮、华丽，她看起来很年轻，大概跟我年纪相仿，个头在女人里面算很高的，也许有5英尺10英寸。
我前面的妇女没有花太多时间。我已经知道怎么排队等候，不要显得太不耐烦。收银员Boland看到我，说：“你好！最近怎么样？”或者类似的话……
这个观察者描述了她经过通道时的经历，按照时间顺序把她接受、理解别人的好意以及对好意的回应整合在一起。这种描述风格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观察者思想和情感的独特路径，比如，作者在讨论空间问题时，不是根据实际距离，而是根据研究者自己和感觉（如：避免“在不是我的东西那里做较大的移动”）来展开讨论的。
在下面的片段中，作者将关注点从自己转移到他人：
Boy的超市快速通道
……我挑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尽管超市里很安静，但是快速通道的队伍却很长，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只买了几件东西。我排在一个只买了一条面包的男人后面。他身边有个手推车，我认为是有人把它弃置在那里的（里面还有几件东西）。一分钟以后一个男人走上来，握住了车。他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他又回到队伍里了——他显然走开了，去拿之前忘记买的东西——但是他也没有排在我后面。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他是不是排在队伍里。他说是，于是我试图移到他后面——我们似乎是肩并肩地站着——他说：“没事儿，我知道你排在哪里。”
我后面排着一位老妇人。她把东西放在手推车里，老年人往往用这种车把东西推回家。她在翻阅一本National Enquirer，还拿着一张优惠券；浏览了几页之后把它放回架子上。我向前看着正在付账的那个人——她在东西通过收银台的时候盯着每一样东西的价钱。
就在这时，我之前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带着惊讶的表情从我身边走过，走到过道尽头一辆被弃置的手推车那里。他饶有兴趣地拿起几件东西，然后又将它们放下。我想他肯定是看到什么想要买但是忘记买的东西。他又回到自己的手推车旁。然而，当一个超市员工经过的时候，他叫住了那个男人，并且走到那个手推车那里，指着说：“经常会有人把东西留下吗？”超市员工迟疑了一下，似乎没有听懂问题，说：“没有。”那个人说：“看到这是什么了吗？这是配方奶[几罐婴儿配方奶]。这是穷人吃的。看见这个[一个铜壶洗刷器]了吗？他们用来吸毒（纯可卡因）。”超市员工看起来很惊讶。那人又说：“我只是比较好奇。这些都反映了这地区的情况。”员工说：“我就住在附近，但是我不知道这些。”那人说：“你昨天没看28频道吗？”员工回答：“没有。”那人说：“他们播了一条关于内城问题的报道。”员工一边走开一边说：“我只看国家地理频道、麦克尼尔—莱勒时段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他越走越远……
此时，买面包的男人已经付过钱了。在他等着找零的时候，我前面的男人说：“为了一条面包等了很久啊。”男人说：“对呀，”然后开玩笑地补充道（一边说一边看着收银员，好像要看看他的反应）：“这些收银员速度很慢。”收银员假装没听到这句话。买面包的男人离开了，我前面的那人开始结账。他对收银员说：“你怎么了？最后一班了？没有幽默感了？”收银员说：“不是，我很累。”那人说：“我听着呢。”他接着对装袋工说：“给我一些纸和塑料袋，Jacob（他强调了装袋工的名字）。”Jacob照做了，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反应。那人站在栏杆边等着打包，和着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的词儿，Peabo Bryson的歌儿。那人的东西打包好了，他向装袋工道谢，装袋工也祝他一天愉快。
收银员对我说：“你好。”……
观察者在这段田野笔记的开头，将自己写成一个排在队伍中的人物，接着在对另一个角色进行集中描述的同时将自己转移到台下。那个人在等待的时候的言行很哗众取宠，最后结账离开了。这个快速通道俨然变成了一个迷你社区，一开始描写排队的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加入了一个路过的超市员工，最终以那个人和收银员、装袋工之间的互动达到高潮。
做田野笔记，很大程度上不是被动地拷贝发生的事实。更准确地说，做田野笔记是研究者积极地阐释和创造意义的过程：一方面，注意到并且描写一些“重要的”事儿，另一方面，即使会错过可能重要的事儿，也要忽略一些“不重要的”事儿。因此，研究者即使面对类似的（甚至“相同的”）事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敏感性和关注点来展开描述，以达到不同的目的。
因此，认识到田野笔记是对社会生活和社会话语的深度录写。这些深度录写不可避免地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可供回顾、学习和反复思考的书面文字。格尔兹（Geertz 1973:19）曾经将人类学的这一核心过程的特征定义为：“人类学家深度录写社会话语，他将它记下来。这样，他就将一个仅仅短暂存在的事件转化为文本，文本存在于记录中，可供重新认识。”
作为深度录写，田野笔记是将所观察到的事件、人物和地点转化为纸面文字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产品，也反映了这一过程中所遵循的惯例。[12]研究者在转化的过程中必然进行了选择，他们描写了某些东西，因而必须略去其他。然而，意义更加重大的是，描述性的田野笔记还不可避免地要求田野研究者在呈现和组织材料的时候只能采用某一种方式，而“错过”其他可能的方式。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反映了研究者通过接近和参与所述事件所收集的感受、意义和理解，并将这些感受、意义和理解纳入材料的呈现之中。
还有其他将社会过程简化为书面形式的途径。比如，问卷调查记录了被访者对预先设计好的问卷的“回应”，有时候将这些答案化约为数字，有时候保留被访者的原话。影音资料看起来捕捉并保存了互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实际上也只是保存了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最初什么内容被录下来取决于录像设备何时、何地、如何被设置和激活，取决于它能机械地获取什么类型的资料，取决于那些被拍摄的人对设备有何反应。当那些体验式的话语片断被记入“实录文本”，并以序列线性的文本样式得以展示时，一个进一步简化（社会话语）的过程也就开始了。由于田野中的谈话是一个“多渠道发生的事件”，而写作“本质上是线性的，在某一时刻只能处理一条线，所以必须对可供呈现的问题进行精挑细选”（Walker 1986:211）。所以，抄本（transcript）选取某些维度和内容，而忽视了其他东西，比如，像眼神注视、手势和姿态这样的带有当地意义的非语言符号。研究口头文化的学者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出一套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可用来记录口头的，以及至少部分非口头的交流；由于转录的民间传说“采用另一种媒介（即书面文字）呈现人们的表现”，因此它的质量会受到学者的质疑（Fine 1984:3）。因为转录是对言谈和行为的“分析性阐释和选择”（Psathas和Anderson 1990:75），所以它从来就不可能将话语逐字还原出来。也就是说，抄本是转写者不断以阐释和分析的方式回答一些棘手问题之后所得到的，这些问题有：怎样将自然发生的言谈转化为具体的词语（面对自然的元音省略）；怎样决定何时添加标点以示一个完整的短语或者句子（日常言谈往往缺少清晰的结尾）；决定是否试着呈现以下内容，如空间和沉默、交叠的言谈和声音、语速和音量，以及听不到或者不可理解的声音或词语。[13]总而言之，即使研究者声称最接近“客观之镜”的方法也必须大体上像做田野笔记那样，对鲜活、复杂的社会生活加以简化。[14]
既然每种记录方法都是简化论，那么研究者对方法的选择就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以及应该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看法。田野研究和田野笔记的基础都是对社会生活的某种特定理解，这种理解认为社会生活是人们不断寻找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视角来看，访谈和影音资料是有用的。如果被研究者愿意并且有能力描述社会生活的这些特征，那么访谈也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类似的，影像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人们实际上说的话和做的手势。但是田野研究主张：研究者要从参与者的视角全面理解人们的行为就必须长期密切并广泛地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像范·马南（Van Maanen 1988:ix）所强调的，民族志就是“通过分析自己在他人生活世界中的经历，来呈现他人的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实践”。田野笔记显然是捕捉和保存研究者在长期亲身经历中所获得的洞见和理解的一种方法。因此，田野笔记有时候会记下一些不成熟的理解和洞见，这些理解和洞见来自于田野研究者对另一个社会世界的近距离沉浸，来自于研究者身处日常事件和偶发危机中所进行的观察，来自于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碰到的突发事件和外在约束。的确，正是这种深度沉浸——以及沉浸所呈现和加强的对地方的感觉——使得田野研究者能够写下被格尔兹（Geertz 1973）称为“深描”的那些详细的、上下文相关的、体现地方知识的田野笔记。
田野笔记的这种经验性特征也体现在笔记的内容和关注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田野笔记将一天的记录累加在前一天记录后面，按照这样的方式不断累积。由于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和假定，而影音资料可以依据标准预先设定好，所以田野笔记和影音资料是不同的。在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研究者并不是依据一些预设的原则通过抽样来选择要写的内容的。相反，它既是直觉的，又是移情地，分别反映了田野研究者对读者和被研究者可能认为有趣或重要的东西的感觉。
对于做田野笔记的启示
我们认为民族志是可供分享的记录，从这一理解中可以得到四点启示：（1）研究者观察到的以及最终分析的数据、发现与实地观察的过程不可分割。（2）研究者在做田野笔记的时候，要特别关注被研究者赋予事件的意义以及他们的关注点。（3）同步性的田野笔记有助于研究者对他人生活和关注点进行更加深入、连贯的记录。（4）田野笔记应当记录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中社会性互动过程的细节。
“方法”和“发现”不可分割
参与并发现他人日常生活的模式是田野研究方法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些“方法”决定了研究者的所见所闻。如果实质内容（数据、发现、事实）是所用方法的产物，那么实质内容就不能独立于方法之外。研究者的发现与他是如何发现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方法不容忽视。更准确地说，它们应该构成田野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田野研究者自己的行为、所处的环境和情感上的反应会影响他观察并记录他人生活的过程，所以他就很有必要记录下这些因素。[15]
从这一点来看，将田野笔记的数据和研究者的反应，将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研究者的日记（Sanjek 1990c）截然分割开来是错误的做法。虽然田野研究者可以将他自己的言行从他所观察到的他人的言行中分离出来，认为后者没有受到前者的影响[16]，但是这样的分割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扭曲了研究过程和田野“数据”的意义。首先，这种分离将数据视为具有确定意义的“客观信息”，与抽取信息的方法和抽取信息的人没有关系。这样，在做田野笔记时，研究者自己的行为，包括他的“个人”感受和反应，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或者无关于事件的，而只有那些出现了其他人的事件才被视为“发现”或者“观察”。第二，这种分离假定研究者“主观的”反应和理解可以并且应该通过与“客观的”、非个人的记录的分离开来而加以控制。最后，这种控制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个人的、情感的体验受到贬低，被视作危及客观数据的“污染物”，而不被认为是有助于洞见重要过程的渠道。
在田野笔记中将方法和实证联系起来有以下好处：促使人们意识到“发现”是研究者在田野环境中随时都可能遇到的，而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此外，阻止或者至少阻碍研究者轻易接受某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对重要性的把握，而把某个人的看法和把握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完整的”和“正确的”看法。更准确地说，“已发生的事情”是某个研究者根据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向特定对象给出的一份文本。从以上几点看来，研究者通过把方法和实证联系起来，增强了自己对被研究者所处的多重的、情境的现实的敏感度。
对本土意义的追求
一些研究只关注他人的行为而没有系统审视这些行为对于被研究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与这些研究不同，我们认为民族志就是致力于揭示、描写本土性意义。参与的最终目的在于接近被研究者，以此来理解他们的经历和行动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所具有的意义。[17]
田野研究者必须尽力在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捕捉和保留本土意义。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必须认识到并且减少他们对他人生活和行为的预设和偏见。他们必须处在被研究者自己的语境中，对他人的关注点做出响应。由于田野笔记是关于他人的，他人的关注点和行为是研究者通过同情的沉浸而获得的，所以田野笔记必须反映和传达作者对这些关注点和行为的理解。因此，田野笔记是经过研究者个人以及他自己的观点过滤后的、关于社会成员的经历和关注点的书面记录；田野笔记为研究者，而不是社会成员，记录了后者的经历、意义和关注点。
学者们一开始认为，一些关注“多声重叠”（Clifford and Marcus 1986:15）的民族志，或者试图让被研究者“说出他们自己的声音”的口述史和女性主义民族志（Stacey 1991）能够有效避免研究者的介入。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仍然在选择观察什么、对什么提问，或者在大的方面确定访谈的性质和目的，通过这些行动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参见Mills 1990）。
同步做田野笔记
有人认为田野笔记充其量是拐杖，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束缚手脚，相反，我们认为田野笔记使得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田野研究者是如何捕捉和阐释他人的行动和关注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笔记展现了研究者对他人生活、惯例和意义的细微而复杂的理解。
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田野研究者为了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就试着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学会像他们那样经历事件并赋予事件意义。因为时间的流逝会冲淡研究者在最初接触某种未知生活方式时所产生的想法，所以他们在学习和再社会化的时候，立即记录下这些微妙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研究者在田野中待了很长时间，那么他最初在适应和发现他人认为有意义的东西时产生的感觉就会慢慢消解；早期对微妙结构和潜在紧张的感觉就会变得迟钝。简要地说，田野研究者不是一下子了解他人的关注点和意义的，相反，研究者不断在先前的洞见和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洞见和理解。研究者应该如实地同步记录这些过程和阶段，而不是根据最终对意义和重要性的阐释来重构这些过程和阶段。田野笔记帮助研究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时的情况，这就让对这些情况的深入反思和理解成为可能。
田野研究者所得到的关于被研究者和他们的日常活动的发现也是同样的道理。研究者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尽可能真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保存它们具体的、即时的特征，要不然等到将来回忆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很多细节，讲不出所以然。当研究者为了编码和分析重读田野笔记时，会从当时写成的笔记中发现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也会抽取出生动的记忆和形象。此外，在最终的分析中运用田野笔记中的精彩描述，可以创造一种立体感和多样性，以防止过度概括所带来的平面化。
描述互动细节的重要性
田野研究者接近他人以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并向读者展现他的接近程度，他就必须详细描述一些有趣的情境和事件。当然，学界从来就没有一套判定田野笔记是否达到“足够细节”的绝对标准。观察和描述的接近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点，而他的兴趣点受到自身个性、理论倾向和所属学科的影响。然而，大部分田野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一种密切的或者“微距”的方式（Geertz 1973:20—23）来观察事件，并在田野笔记中用详细精致的细节重述发生的事情。
除了对“微距”的关注，我们还采用了互动论的视角，因此我们希望研究者能够密切详细地记录互动的过程。首先，互动的细节促使研究者对方法和材料之间的联系变得敏感，并且能够跟踪和分析这种联系。既然田野研究者的发现都来自于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因此观察和详细记录互动的结果和情境就非常重要。第二，记录下活动的细节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和跟踪事件的过程，因此，有助于更好地对田野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过程性的阐释。我们认为田野研究尤其适合用来记录社会生活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意义（Blumer 1969）。如果研究者关注互动的细节，那么他就更可能看到超越固定、静止的实体之外的东西，更可能在动态之中把握社会生活。我们建议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时候详细描述互动的过程，以及社会成员如何在这些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维持特殊的地方性社会事实。
反思：写田野笔记和做田野研究
撰写民族志是一项积极的事业，它的活力来自于双重动力。一方面，田野研究者必须进入新的世界，建立新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必须学会如何以书面形式呈现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理解。
人们很容易把做田野研究和做田野笔记对立起来。毕竟，研究者在田野中必须经常转换角色，一方面“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加入别人的谈话”（Lederman 1990:72），另一方面退出到一些更加私密的环境中记下这些所见所闻。一些研究者认为“真正的田野研究”就是与被研究者交谈并且聆听他人所说的话，这样的理解不仅降低了写田野笔记这个田野工作核心部分的重要性，而且笔记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做”和“写”不应该被看成相互分离的活动，而应该看成辩证相关和相互依赖的活动。田野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记录研究者与他人面对面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如格尔兹所强调的：“田野研究者‘记下’社会过程，他将它写下来。”（1973:19）记录和撰写田野笔记的过程有助于田野研究者理解他在第一时间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可以使他以新的方式参与，以更大的敏锐性倾听，以新的视角观察。
虽然田野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写作是他们的核心本领，但是他们常常在如何定义写作以及写作与田野研究的关系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人类学家批评格尔兹的概念“深度录写”太过机械和简单，也忽视了人类学家不是在写“正在发生的事”而是在写“已经阐明、确定的话语或知识”，因此，深度录写更应该被称作“转录”（Clifford 1990:57）。另一个对“深度录写”的批评认为它太过陷入“抢救民族志”的假设，“抢救民族志”可以追溯到博厄斯（Franz Boas）在语言和习俗消失之前“写下”口述文化的努力（Clifford 1986:113）。的确，田野研究者提出过很多种定义田野写作的方法。人类学家常用“翻译”（或者“文化翻译”）来指称将文本从一个文化转述到另一个文化能够理解的版本的过程。克利福德（Clifford 1986）和马库斯（Marcus 1986）用一个更加抽象的术语“文本化”来指涉民族志将“经历转变成文本”的生成性过程（Clifford 1986:115）。社会学家，特别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 1990）认为田野写作的核心叫做“叙述”。
这些定义一般都将撰写最终版本的民族志和做田野笔记混淆在一起，虽然每个方法都强调研究者要在田野中随时写下所见所闻，但是它们都没有正确地阐明做田野笔记的关键过程和特征。首先，翻译指的是将一系列概念和术语重新引入另一个语言系统，也就是说，田野研究者希望找到可以比较的概念和相似的术语。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时候，即使是在为自己做田野笔记的时候，也常常阐释、翻译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形成文本。当然，在撰写最终的民族志时，作者不仅翻译概念，而且要向可能不太了解情况的读者们介绍被研究者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第二，叙述适合指称研究者把一天的经历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但是，不是所有的生活经历都是连贯的故事：叙述可以将没有明确结果的、杂乱的互动编辑成连贯的、内部勾连的故事。因此，尽管很多田野笔记都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研究者一天的经历，其中的大部分田野笔记缺乏能将一天的事情串联成一整条故事链的整体结构，因此，田野笔记中讲的故事一般都是片断化的。最后，文本化显然不仅是在撰写最终民族志的过程中，而且尤其是在做田野笔记的时候，明确关注从研究者的经历到书面文本的转化，这种转化首先出现在最初的、多样的田野笔记中。此外，这些田野笔记预示着最终的文本！
总而言之，动态的、开放的田野笔记写作过程体现了以上定义所指出的所有特征。田野笔记从来不是简单地记录下社会世界的情况，研究者除了记录观察到的现象之外还有其他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基于研究者所选择的写作方式以及他讲述的故事，田野笔记展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她写的东西向那些不了解当地生活、人们和事情的读者传递了她的理解和洞见。田野研究者在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将发生的事转化成文本。更准确地说，这种写作是阐释的过程：是文本化的最初行动。的确，这份常常“看不见的”工作——做田野笔记——是最原始的文本化，它使一个社会世界跃然纸上，并且最终塑造了发表的民族志文本。
田野研究者由于学科和课题的不同，对田野笔记或者录音录像的相对侧重也会有所不同。比方说，很多研究者常常既为非正式访谈录音，也做很多田野笔记——这是在外语环境下进行研究的基本做法，对使用母语或者在本文化中展开的研究也有借鉴价值。类似地，另外一些研究者系统地录下与他们理论关注点相关的意义重大的场合和重复出现的事件，以此来补充自己的田野笔记。相反，研究言谈、表达方式和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者，如社会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口述史研究者，常常将录音作为基本手段，但是也会做详尽的田野笔记，通过描写细节来补充口头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