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重要的是音乐:充满癫狂、药物与钢琴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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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咏叹调

钢琴:格伦·古尔德

1741年某个有钱的伯爵(原文如此[6])在与疾病和失眠作斗争。就像在那时所有人所做的一样,他雇了个音乐家住在他家,在他晚上醒来与恶魔搏斗的时候为他弹羽管键琴。这相当于巴洛克时期的热线广播节目。

那位音乐家的名字是哥德堡,伯爵带他去巴赫那儿上课。在课程期间,伯爵提到他希望哥德堡能为他弹些新曲子,可以让他在早上3点振奋一些。阿普唑仑[7]还没发明。

为此,巴赫创作了所有键盘音乐中最经久不衰、强有力的作品之一,也就是为我们所知的《哥德堡变奏曲》;一段咏叹调,以及随之而来的30个变奏,最后,作为结束,像一个圆环般的回归,重复了开头的咏叹调。主题和变奏的观念类似于一本由多个短篇故事组成的书,但基于一个单一、统一的主题——开头的故事描述某个特定的主题,而接下来收录的故事都与这个主题相关。

作为钢琴家,它是最令人感到沮丧、困难、难以驾驭、超验、变化莫测、永恒的音乐。作为听众,它对我起到了只有一流药物才能达到的功效。它们是奇境中的大师级作品,其中包含了一切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1955年,一位年轻、杰出、打破旧习的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成为最早在钢琴而非在羽管键琴上弹奏和录制这个作品的钢琴家之一。他选择这个作品录制他的第一张专辑,尽管唱片公司高管很恐慌,更希望他出一张更主流一点的作品。但这张唱片成了古典专辑中最热销的唱片之一,并且直到今日,古尔德的录音依然成为其他钢琴家所期望达到的水准——但他们全都不合格。

我正坐在我位于梅达韦尔的公寓里。穷哈哈的区域,靠近哈罗路的地方,那路上小孩子们大声喊叫,酒精饮品和快克分别是这里的纯果乐[8]和爆米花。我在婚姻终结的时候失去了在上流地段的好房子(伦道夫大道,W9,显而易见)——那是一栋有2000平方英尺(约合185平方米)、全新斯坦威三角钢琴、大花园、四个厕所(你够了)、两层楼和必不可少的SMEG冰箱的房子。

不过,那里地毯上还有血迹,隔墙也听得到愤怒的尖叫声,还有那无法祛除、顽抗着除臭剂的倦怠恶臭。我现在的住处虽小,但是格局完美,只有一个厕所,没有花园,还有一架有点问题的日本立式钢琴,并且有着更令人愉快的充满希望的味道,以及救赎的可能。

在混杂着导演、制作人、工作人员、第四频道电视台执行人和其他一些东西之间,我在此和我的女朋友哈蒂、我妈妈乔治娜、经纪人丹尼和我最好的朋友马修在一起。这四个人从一开始就在这里,我妈妈显然如此,而其他人来来去去,但这几年都陪在我身边。

这些家伙是我生命的支柱。他们是我的全部。由于我儿子显而易见的、令人伤心的缺席,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光明力量,代表着在黑暗时期继续活着(保持活力)的最强有力的可能的动机。

在我的客厅里,比萨盒子散乱在地板上,我们正准备看我第一部在第四频道播出的电视节目《詹姆斯·罗兹:内心的音符》(James Rhodes:Notes from the Inside)。这是我的重大时刻。对大家来说也是如此,我猜。但是对我来说——我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这一时刻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上《我是名人》这类节目所制造的虚荣感。

这时距我从有看守的精神病院里放出来差不多整六年。

我从我去过的最后一个精神病院离开时是2007年,从成堆的药物里抬起头,没有工作,没有经纪人、唱片、音乐会、钱,或是尊严。而现在我正要出现在预计超过百万观众面前,在第四频道黄金时段的纪录片里,我的名字在标题里。所以是的——即便带着理所应当的愤怒、自以为是、被害者的满脸不悦,它仍是件大事。

而对我来说意义更重大的地方在于,它可能轻易成为像第五频道电视台标题为《我为了阻止外星人入侵第二次吃掉了自己的鸡鸡》那样的纪录片。也可能成为出现在某集《绳之以法》的有线电视里的桥段。但它没有。它精彩、诚实、笨拙且不自在。就像某个你太多次分享的初次约会经历,但是你毫不介意,因为她实在太火辣而且可爱了,你只想钻进她的身体,在遇到她的那一刻就死去。

我们制作这个片子背后的假设是音乐能救人。它能给人一剂救赎的强心针。它是极少数(非化学性的)可以钻进你的心智里的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我把一架大大的斯坦威D型钢琴(最好的琴,价值12万英镑,重1300磅[约合589公斤])搬进了紧闭的精神病房,与四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见面,在与他们交谈之后,我分别为他们弹琴。他们感觉好多了,我看起来很留恋,我们都走向一条自我探索的旅途,并找到了更好的寄托。

看到这里,这是如此一部电视意淫片,令人作呕。

但这是一部强有力的片子。随便挑一份每天能读到的报纸,都说它直戳泪点,但不是操纵人的、独立电视台(ITV)的那类形式。媒体最大的重点是认为我并不仅仅在呈现和表演,而是特别“直击要害”(他们的用词),因为我也曾被精神病院收容并在有看守的精神病房里待了好几个月。他们欣然接受这个“受害者转变成功”的狗血剧情。而从我的角度,倒也喜欢这一点。我会参加所有我能获得的宣传活动,尽可能多地接受广播和电视采访,还有尽可能多地接受跨页宣传和杂志拍摄。

当事情慢慢累积起来,我会利用自己的背景经历和最少的才能来卖专辑,帮助慈善团体,巡游各地,做更多的电视节目,并尝试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做点事情——那些人正面对最黑暗、绝望的症状和情形但没人倾听,那些被忽视贬低的人,孤独,迷失,孤立。你能看到他们踯躅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低着头,紧闭眼睛,因旁人未予倾听而跌回糟糕、寂静的角落。

但对我而言,我也利用它来为自己做点什么。我会用赚到的钱买我用不上的废物。升级一切装备。变得受人瞩目,备受关注。我的脑袋告诉我需要这样,我渴望它们。因为某种程度上我相信有一丝微小的可能性:(商业上的)成功,加上关注度,最终会修复我不对劲儿的地方。

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就会去拉斯维加斯,在极其短的时间里花掉一大笔钱,再打爆自己的脑子。

我们都看着这档电视节目。我感到不舒服,被暴露无疑。就像听我自己的声音在答录机上对着满屋子的人播上一个小时。赤身裸体。没有什么事情能与看到和自己名字相关的推特内容蹿升至第一的感受相仿,真的有上千的评论、消息、推文以及脸书的更新都是跟你相关的,让你渴望一个隔绝又安全的软壁病室。这是成为一个希望获得关注的王八蛋的负面效应——我们长久地喊着“看看我啊”,但当真的有人这么做的时候,又感到困惑、受到惊吓,对此心生怨恨。给任何怀有狡黠动机的东西点一盏灯,它通常都会想惭愧地爬走。

节目在我这间凌乱的小客厅里还挺被接受的。要不然呢。我们吃着东西。他们总是都说些好话,不是社交障碍的人都会这么做。我请哈蒂以外的其他人离开后,我便上床了。

我想的是自己在屏幕上看起来多么讨人厌哪,那些一点儿都不合身的牛仔裤,傻透了的头发,颤巍巍的钢琴技巧和逢迎的声音。我本该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还有我明天会不会因为在地铁里被认出来而感到自己变得重要了呢。然后我就对自己感到又厌烦又生气,强迫自己想想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会有六场音乐会的事。我执行着我一贯的夜间计划——在我的脑子里,每首曲子的小节开始逐个走过场。我检查构成音乐会的每个重要组成部分:记忆(我可以在我脑海里看着自己演奏,并弹对每个音符吗?)、结构(每个部分如何与下一个部分发生关系,哪里是重要的转折和变化,整场演奏是怎样统一又关联的)、对话(情节是如何叙述并得到最好的表达的)、声音(在一个乐段里包含着好几个隐藏在音符里的不同旋律,我应该选那个明显的旋律,还是找到一个更内在的声音来表达出新的内容),等等。这就像在我的大脑里有一台神经不正常的唱机,内置一个乐评人喋喋不休地评论着;从每部作品的开头开始,每次犯了错误或者记忆忽闪了一下时,我就不得不从头开始。对于一个时长75分钟的音乐会来说,这过程是要进行一阵子的。但是它起到了作用,并且能让我不再想着其他事情——如果一不小心想了那些事,那只会把我拽向一条只有麻烦的道路。

我设法睡了三个小时。我醒来的那一刻,它又负在我身上了。它通常是我身边形影不离的伙伴。

存在一种癖嗜,比任何药物都更具毁灭性,也更危险,但它尚未被公认,仅仅在被谈论着。它阴险且无处不在,已经达到了蔓延的程度。它是触发应得权利、怠惰和包围着我们的忧愁的文化的主要起因。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身份认同,一种生活方式,具有深不可测、无限容量的伤痛。

它就是受害者情结。

受害者情结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我们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花了过多时间沉溺于此,它也用了锚拽住我,让我在自己亲手建造的地狱——受害者——里越走越远。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加诸我,引导我从我——也仅仅是我——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将责任归咎于我内心里自己厌恶的那些部分。如果我先天已经从细胞级别的程度上败坏了的话,其他人也可以如此对我。而这世上所有的知识、认识和慈悲都永远,且再也不会改变这已然成为我真实情况的这一部分事实。一直都是如此。一直将会是如此。

去问任何一个曾被强奸的人。如果跟我说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撒谎。

受害者只会在伦敦卡姆登区的破败情色按摩室获得美满结局。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我们感到羞耻、愤怒、受到惊吓,应该被怪罪。

我周三晚上坐在自己该死的逼仄的客厅里,看着自己在电视屏幕上变成一个巨大的可憎的王八蛋,然后发现并没什么是真正改变了的。在心底,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在38岁的年纪,我内心有个空空如也的黑洞,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填充。我说“就像大多数人”是因为——好吧,看看你周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商业,我们的社会构成、习惯、历史、癖嗜、消遣都建基于庞大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空虚和不满。我称其为自我憎恨。

我讨厌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并且,正如我们被教育的那样,我因为我的一举一动不断责骂自己。正因为这已然成为全球化级别的偏狭、贪婪、赋权和机能失调,而非局限于一个社会上小范围的受伤群体,因而我们都身在一个处处是痛苦的世界。假使过去曾经存在某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那么到如今也基本可以肯定,它们也已经规范化了。我依然对过去那样的自己感到愤怒。

在所有一切之下奔流着愤怒,它给我的生活添加燃料,给我心里的野兽喂食。无论我多努力,都有种愤怒依旧一直阻碍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受诅咒的脑袋看起来有自己的生活,完全超出我的控制,不能接收说理、同情或是交涉。它把我从深处关闭。孩童的世界里语言没有意义。而作为成年人,它会在我的床的另一边等着我,在我醒来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讲话。当我睁开眼睛,它便进入火力全开的模式,高声地放出那些屁话,比方醒来该是多么高兴,我今天看起来多么失败,今天是如何没有足够时间,我会把一切搞砸,我的朋友们会暗算我,不要相信任何人,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尝试抢救生活中的一切,虽然知道这必然失败。这某种程度上是中毒的我——被侵蚀的,被渗透的,被穿透的,消极的,所有负面的形容词。

我现在能从内心感受到这一点。我之前没意识到我依然是多他妈的愤怒,直到我开始写这本书。一点点的钱、关注和媒体真是绝妙的烟幕弹。贝多芬癫狂时也能做得十分杰出。为什么这么多成功人士毫不停滞,向前进,尝试从他们的恶魔手中逃脱,通过积累更多物质、更多混乱和更多噪声,直到从高处跌落,迎面把自己跌成平面,并自毁?因为你无法逃脱如此强有力的愤怒的起因。

我可以轻松愉快地从外部找到使我内心痛苦的原因。我能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个可悲、愤怒的杂种,因为在我生命中的每个事件、每个场合、每个人、每个地点、每个物件都对我之所以如此负有责任。

我也可以有说服力地从内部,把聚光灯对准自己,开个名为自责、伴随着持续不懈的恐怖的派对。

而这些都是不相干、不重要且无意义的。

我总是太经常怪罪所有人和所有事情。我有些时候会精神变态般的愤怒到无法呼吸。无路可走,也没有什么可以缓和这一点,除了少数昂贵、危险的短期修复疗法能够做到。而这愤怒就是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回报——所有的癖嗜的债总要还清的,而愤怒和怪罪就是让我维持这一天又一天的基本回报。

相信我,这种看似陷落在严重的过度自我厌恶和烦躁的自怨自艾的混合物,并不是我想成为的自己。

我知道这一点。

谁会喜欢变成这样呢?更别提承认了。

我想要全然的谦卑。为音乐和世界服务,帮助那些比我少一些运气的人,证明恐怖可以被忍耐和克服。去帮助,去给予,去栽培,去发展。去感受光明、自由和平衡,然后经常微笑。

但是我更有可能和蕾哈娜打得火热。[9]

从根本上,我如此愤怒的原因是我知道此生没有任何事,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完全克服这一切。没有亲人、妻子、女友、心理医生、iPad或是药物、朋友能起到作用。在孩童时被强奸是创伤中的珠穆朗玛峰。怎么可能不是呢?

从6岁开始,我被利用、被操、被毁坏、被玩弄、被侵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

而以下,就是关于它是如何发生的。